金融危机十周年:我们都在经历历史

徐瑾 原创 | 2017-09-08 21:25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金融危机 

  本文为徐瑾《印钞者》一书后记。

  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Carr,1892-1982)

  2008年3月,2008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夜,上海已是早春。

  彼时美国次贷危机已现端倪,但多数人还是认为这只是美国的事,甚至与实体经济无关。当美国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收购美国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消息传出时,一群上海主流财经记者正因为另一则摩根大通的新闻聚在一起。对于贝尔斯登的消息,大家普遍反应冷淡,多数人认为就是美国市场的新闻,简单聊了聊两个公司整合之类,大家显然对于摩根大通在国内合资期货公司更感兴趣,对于贝尔斯登的兴趣也更多在于是否与影响与中信证券合作。几乎所有人都未意识到这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开端,从华尔街弥漫到全球。

  当年,我也在这场聚会中,作为年轻的财经记者,谈不上有先见之明,但这一收购价格之低也让我琢磨思量,这家曾经挺过大萧条的公司最高价172.69美元——事后披露的资料来看,这成交背后凝聚了美国财经界以及华尔街巨头好几个不眠周末加班以及殚精竭力的斡旋努力,又有谁知道,随后还有雷曼兄弟、AIG、花旗樱花等巨头坍塌。

  但是,和我的同行一样,市场并没有意识到华尔街即将血流成河,全球市场谁也不能置身之外。就在半年前,我和当时担任德意志银行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诺贝特•沃尔特博士(Prof.Norbert Walter)聊起次贷危机及其影响,他还是认为这次危机的一个局部性事件,对亚洲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还没有受到直接冲击。

  即使置身其中,也未必清晰。贝尔斯登陷入偿付危机时,公司应对比起事态来说难言积极,其董事长吉米•凯恩(Jimmy Cayne)依旧离开纽约参加一场桥牌联赛,等他回来,破产结局已经注定,而首席执行官艾伦•施瓦茨(AlanSchwartz)在3月14日接到了当时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的电话,“你们现在得靠政府了。”

  即使汉克•保尔森本人,在高盛CEO任上、2006接受美国财政部长任命之前,他也曾经拒绝过,身边不少华尔街朋友也不赞同,倒是他的中国老朋友之一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鼓励他接受这一职位。

  除了成交价,贝尔斯登的案例仍旧有可以玩味之处,摩根大通背后是美联储,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而当时参与促成摩根大通与贝尔斯登交易的盖特纳,他当时美联储纽约主席,后来担任美国财政,如此分析“贝尔斯登的一幕是联储的一个转折点,很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处于安全区内的行业银行和安全区外的其他公司之间有一条界线,这条界线现在被打破了。”

  跨过这条界线,犹如凯撒跨过卢比孔河,没有回头路。金融危机不仅使得美联储越界,其他央行也在尾随,其后的欧洲、日本、中国等地,央行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玩家。我逐步意识到,在危机动荡之中,作为“印钞者”的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要,大央行时代的来临,也使得梳理中央银行历史与行为尤其重要,这也写作《印钞者》以及《白银帝国》等著作初心。

  大家都在经历历史,无论是否完全意识。等到2008年之后雷曼兄弟倒闭、美林银行易主、花旗银行转型再到中国的四万亿大手笔,大家开始回神过来,世界已经不同。一年之后,银行家开始不再受到追捧,不少金融业人士开始反思,甚至我问及的金融高管,多数表示他们的薪酬确实过高。

  一位国际银行的中国掌门人就曾对我说,一方面觉得自己薪水很高,另一方面也觉得放在市场中是平均水平,“这个市场是很疯狂的,很多人赚上千万美元,什么人值上千万美元呢?连参与航天项目的科学家也没这么多钱。这是非常贪婪的文化,导致很多人前几年赚够钱了,现在看情况不好,转身走人,用他们以前赚的钱能够在海滩上享受生活,所以现在投资银行还是缺人。而且咱们中国人常说‘解铃还须系铃人’,那系铃人走了系统不就完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再后来,国际形势继续低迷,中国则一片大好,四万亿大手笔出台,《货币战争》开始风行一时。中国央行进入资产负债表大扩张时代,广义货币(M2)存量与GDP之比占据世界前列,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中资券商在全球排名中也集体提升。

  同时,不少华尔街精英集体回国了,即使上文提到的国际银行高管,不少也也转换门厅,甚至转战中资银行,这对应着中国银行业排名集体飙升,中国经济先是超越日本,再是追赶美国。

  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大家随后逐渐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一次可和大萧条比拟的事件,不仅在经济层面冲击社会,更是在理念层面冲击社会。

  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影响几何,这是一个大题目。金融危机之前,国内投资者基本不关注国际市场,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脱钩论不断,但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国内投资者也逐步开始同步关注国际市场。

  至于我本人,金融危机期间做了很多报道,后来则离开记者岗位,成为一名财经评论员,更多以观察者身份审视这场变化,从侧身其间到抽离观察,反而对全貌更为清晰。2008年金融危机为何诞生?保尔森的急救方案留下什么?金融危机之中,中央银行等监管方应该如何做才是最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失败么?如果历史总是在重复,那么我们能从历史中汲取什么教训,我们还能一如既往相信中央银行家么?

  这些问题仍旧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理念变化已经开始。整理《印钞者》书稿中,我回忆起不少小细节。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如火如荼,美国多家银行倒闭,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仍处于困境。我和当时纽约银行梅隆公司亚太区主席克里斯•斯托蒂(Chris Sturdy)聊起金融危机,他说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这并不意外,多家机构倒闭,存活的也命悬一线,当时美国就推出了7000亿美元援救方案,向包括纽约银行梅隆公司在内的九家银行注资1250亿美元,委任支持政府的不良资产清理计划。

  对于现实,这位金融高管的方式之一是回归历史,他重新开始阅读《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而他自称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金融危机中,美国前财政盖特纳也在阅读历史,他读了《金融之王》,历史与现实的比照,让他大呼“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力量,或者说观念的力量,隐秘又强大。我笃信理念的力量,读书时候就和朋友一起编撰出版《读品2006》、《读品2007》系列,在金融危机中出版了一本访谈集《危机与转型》,主要是对于世界经济困境以及中国改革路径的追问。金融危机后,面对中国经济诸多问题之际,我出版了财经评论集《中国经济怎么了》,随后开始写作《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是解析新闻背后的经济原理,《凯恩斯的中国聚会》则是系统介绍各家经济思想。不过,仅仅从经济理念去解读金融市场,远远不够,甚至就金融市场谈金融市场也是有缺失的,因此我开始计划一本系统阐释金融的书籍,这也就是《印钞者》的诞生,写作得到很多师友的帮助。

  我的所有写作,首要目的是解答本人疑惑,其次目的在于普及我认为正确的常识。因此诚意并不缺乏,专业也努力提升,但其中谬误难免,这是个人责任,我甘愿承受。在梳理过程之中,辛苦与快乐并存自不待言,不时感受到政治力量对于金融实践的潜在影响,同时也感受到金融之手对于世界大势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真实而复杂世界,各种力量交汇而成,我尽量不做道德评价,而是从理性维度给予“同情的理解”。

  中国何时会爆发金融危机?经济铁律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猜测,社会科学往往是理念与实践的互动结果,经济规律可以作用于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也在改造经济现实。如果中国不幸以剧烈方式爆发金融危机,其力度或将是进入历史记录,如果中国选择日本式的软着陆方式,那么未来可能是挣扎的二十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金融危机已经被置换为后金融时代,银行家也重返达沃斯论坛,中国第一的势头看似锐不可当,但世界已经和昨日不同。

  金融危机是信用经济的固然产物,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一样难以回避,我们不是在面临一场危机,就是在走在一场危机的路上。也正因此,了解你的对手是谁,它如何形成,如何作用于现实经济,在当下也无比重要。

  各位,欢迎来到一个动荡而刺激的美丽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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