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取决于新一轮改革开放

蔡浩 原创 | 2018-12-07 12:05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 

  始于今年3月的中美贸易摩擦,历经波折,近期两国虽于G20会议期间达成初步协议,但整体前景仍不明朗。12月6日,媒体传出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CFO)被加拿大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押(美、加是盟国)。这也映证了笔者今年4月在《首席经济学家》杂志上发文的观点,贸易赤字只是中美产生摩擦的表象,抛开意识形态问题不谈,美国真正要瞄准的是中国科技的崛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近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采访时也提出,中国的技术过多依赖于西方转移,目前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是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过往四十年给中国带来的以技术模仿、技术转移的路径不可能长期有效,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永葆发展源动力。而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则表明,要转向自主创新的道路,必须用新一轮改革开放引领的制度创新做保障。

  何为创新?

  从广义上来看,创新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不断拓展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并进行创造革新的实践活动。其本质是突破,突破常规的技术、事物、制度和思维定势,发现或创造有价值的新技术、新事物、新制度、新思想。中文“创新”一词,最早见于《魏书》(卷六十二,成书于公元六世纪),“革弊创新者也,先皇之志也。”不过,当时的词意较为狭义,主要指国家制度的改革创新。而英文中的创新(Innovation),起源于拉丁语,其原意有三层含义,即更新、创造新的东西和改变。

  在经济学领域,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哈耶克的老师)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创新者将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改进和创造新的事物(包含但不限于技术、制度、方法等等),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他界定了创新的五种形式,即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与广义定义相比,更加强调的是要有经济价值,换句话说,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始终处于象牙塔中,没有体现出其经济社会的价值,那么就不能被称为是创新。

  改革开放:一场伟大的创新

  从创新的定义来看,一切能提高生产力、产生经济价值的技术和制度改革,都应算作创新。笔者近期在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制度的革新总是滞后于技术革新的。石器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创新掌握了生产工具的制造方法,进入了氏族社会;铁器时代,人类创造了金属冶炼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和战斗力,氏族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演化;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知识和思想得以广为传播,文艺开始复兴,欧洲社会从中古黑暗时期迈入近代启蒙时期;蒸汽机的创新发明,提升了生产力的数量级,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由此诞生;随着电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不均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得以在国家层面体现,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局面。

  然而,如果单独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史来看,后发(落后)国家若想分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积极拥抱人类社会大家庭,制度的革新可能更加重要。只有破除旧的制度弊端,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树立能与先发国家进行和平发展的理念,随之而来的商业、技术、文化的开放交流才能为后发国家带来先进技术的转移,进而解放、提升生产力,获得经济社会全方位的高速发展。这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后发优势,当然是有瓶颈的(比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优势可能会变成后发劣势,过于依赖技术转移)。日本、亚洲四小龙甚至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全部或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而言,亦不例外,邓小平先生于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伟大的制度创新。它解放了思想,秉承事实求是的发展逻辑,积极加入人类社会大家庭,使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越。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从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79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17年的82.7万亿元,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至如今的16%。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1元人民币,属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17年,人均GDP已经上升至59660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40年后,中国累计有7.4亿人口实现脱贫,贫困率降至3.1%,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成就。

  生产力的飞越,离不开技术的进步。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非常客观而睿智的认识。经济学领域对此也做了很多研究,从索洛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到阿罗的干中学理论,再到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都证明了这一观点,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近期也发文表示,如果没有技术创新,过去两个世纪不断上升的繁荣将是不可能的。

  而改革开放就是为中国带来思想解放、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制度保障。很多学者认为(国外的以达格拉斯•诺斯为代表,国内以郑永年为代表),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制度创新某种意义上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因为相对后者而言,前者是基础,是土壤,是保障。正如前文所述,放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放在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下,这个观点至少拥有大量史实证据。明朝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实施海禁,边关贸易也以朝贡贸易为主,导致边乱、海乱长期存在(少数民族和倭人要靠抢劫获取生活用品),频繁的战乱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到明末时,内有频繁爆发的农民起义,外有满清铁骑,自身武器水平与世界脱节,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终遭灭亡。清朝时期,闭关锁国更加严重,科技实力不进反退,在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屡战屡败,还滋生出太平天国、北方捻军和同治回乱等内患,虽苟延残喘多年,终究是气数已尽。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出现的一些运动、灾害、浩劫,都成为制度妨碍创新、妨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明证,也凸显了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制度改革、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质疑改革开放的声音,有些人片面地认为,改革和开放打破了原有社会的均衡态势,对社会形成了冲击。对此,熊彼特早在100多年前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给出了答案,他将创新对社会均衡的破坏,定义为“创造性破坏”。他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而旧有均衡的打破,往往意味着固有经济社会结构受到冲击。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均经历过这种冲击,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英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圈地运动”。正确的做法,不是否定创新,而是根据创新带来的生产结构(关系)变化对经济社会加以引导,加强制度革新,摸索并汲取他国经验,妥善处理创新对市场和民生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和冲击。倘若一国政府缺乏创新的眼界和意识,缺乏改革的勇气,对新事物畏之如虎,不鼓励甚至阻挠技术、制度的创新发展,则很快就会被历史所抛弃,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因此,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创新,它解放了思想,积极拥抱技术进步,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学习和研究能力,通过吸取大量先进经验,实践了诺奖得主阿罗的“干中学”理论,并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和技术转移,释放并提升了生产力,改进了生产关系,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实力,也让中国迈入了科技大国之列。

  加强自主创新要依赖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然而,科技大国毕竟不是科技强国,中国要从以技术模仿、技术转移为主的科技大国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科技强国迈进,历史告诉我们,单靠技术创新是不够的,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引领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做保障。

  历史已经证明,技术进步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技术创新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必须要有开放的制度做保障,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相反,还要扩大开放,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培养创新人才,提升本土创新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

  在制度环境上,要深化改革,健全保护创新的法治环境,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要保护本国知识产权,也要保护他国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引导本国企业创新并运用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健全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机制,促进有效创新向知识产权的转化,从根源上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引导企业将资源向研发上倾斜,逐步加强企业的自主研发实力。

  在资源配置上,要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继承邓小平先生关于改革开放的理念,真正做到政企分离,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因子,让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自主选择创新方向,一切以提升国民幸福感为主要目标;要让高校和科研机构摆脱行政桎梏,结合市场需求和国家需要,让研究成果更多地从象牙塔向生产应用中转化,让产学研无缝连接,让创新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更广泛、更高效地体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亚洲博鳌论坛进行主旨演讲时所指出的,“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化,能否继续伟大,取决于思想能否进一步解放,取决于能否一以贯之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破除意识和制度上的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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