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共享发展

姜奇平 原创 | 2018-03-09 11:5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改革 

  共享发展是十九大核心理念之一。全面准确地理解,共享发展应是天下为公所有与天下为公所用的统一。这既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也是共产党的初心。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享发展理念一脉相承,构成了一个初心体系,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血脉基础。共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核心价值上的结论,具有普世价值。认识到改革开放与共产党血脉在初心上同源,对于新时代指导与推进改革开放,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看点01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共享发展理念

  共享是指共同占有。占有的对象是产,即共产的产。产又是什么?不是客体对象,而是主体权利。产是两种权利的复合,即拥有权与使用权的复合,因此包含有与用两义,是有与用的统一。只有“有”,不是完全的产;只有“用”,也不是完全的产。共享的对象,是有与用结合的产。如果说《圣经》有一个核心教旨“上帝”的话,共产主义也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共享。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共产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偏重于有(天下为公所有),而忽略了用(天下为公所用)。这导致了实践上的严重后果。这种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义,或者说,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初心。改革开放的初心,就是要回到共享的本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占有一词的德文原文是des Besitzes(所有、占有、财产),英译本作property( 财产,所有权)。占有与所有权对应,这是可以的。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论占有》(Das Recht des Besitzes)中的占有,对应的,就是马克思说的des Besitzes。萨维尼认为,占有包含有与用两义,前者称市民法占有,后者是自然占有。前者对应人与人的关系,后者对应人与物的关系。前者是对价值的占有,后者是对使用价值的占有。大陆法系中占有偏有,海洋法系中占有偏用。

  中国人理解的所有权,对应的往往是ownership。这导致对共享发展的错误理解。Ownership在字典里虽然也有所有权一义,但与property相比,却只有占有中的有(拥有)这一义,没有占有中用(使用)这一义。因此对于理解“共同占有”来说,就会出现歧义。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理解《共产党宣言》的共同占有时,实际就理解成了共同拥有,而漏了共同使用,从而有违马克思的初心,与改革开放立场相左。

  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写《共产党宣言》时,其占有的含义,还带有浓厚的大陆法系(偏重拥有)的意味。但到1882年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时,已开始注意到占有的另一义,即用的含义。证据是下面一段话:“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俄国公社的原始公共占有,实际是天下为公所用,而非天下为公所有。因为当时拥有权还没有在所有权中进化出来。

  如果把《共产党宣言》与其后几十年所作序言当作一个整体,完整准确理解共产的含义,其中有五层逻辑:第一层,人类最初只有自然占有时,没有排他性拥有带来的剥削;第二层,工业革命后,法律占有(拥有)成为主导,使劳动者无法自然占有(使用)生产资料,造成不公正;第三层,为了恢复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自然占有(用)的权利,所以要创造法律占有上的条件,即消灭排他性的拥有(如私有制)。第四层(不是马克思原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推论),如果天下为公所有后在过渡期由国家代为拥有(如某种公有制),但仍不能让劳动者充分自然占有,仍要不断改革,以实现天下为公所用这种共享发展;第五层,在共享发展的最高阶段,法律占有的排他性被共享发展的生产关系取代,那时,将只有人人自然占有(人人占有常被曲解为人人拥有),拥有还是不拥有已没有区别(因为法律随国家一起消亡,法律占有终结),公有转化为公用。

  如果我们承认这反映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初心的话,那么这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可能产生一个重要的血脉上的关联。当我们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享发展,要包含天下为公所用这一层意思的时候,现今的中国的共享发展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而改革开放将成为其必由之路。我们下面来分析其中的逻辑联系。

  看点02毛泽东思想中的共享发展理念

  正如对基督教原教旨的理解不同,形成了宗教改革和新教,从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对共享的理解不同,产生了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使共享发展成为普世价值。

  许多人把改革开放与毛泽东思想人为对立起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改革开放,恰恰是从毛泽东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胡耀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中的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

  此前,马克思主义的俄国传统,受大陆法系影响,片面强调共产中有的一面,排斥了用的一面。导致天下为公所用无法实现,造成共有资源的普遍浪费,大大破坏了生产力,成为前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之一。

  毛泽东、胡耀邦首先在对大跃进的反思中,洞察到共享发展不象俄国人说的,只有单打一调整拥有权一个方面。而是包含有、用的区分。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立思考的开始。当年,他们不象萨维尼那样从法律专业上定义占有的两义,而是用一种朴素的感觉来区分有与用。其中,自上而下占有对应法律占有(拥有,ownership),自下而上占有为自然占有(使用)。这一思考开始于1959年,成形于1969年。

  首先是毛泽东1959年提出,“全民所有,谁共谁的产”。挑开了问题。开始怀疑共产的苏式定义。因为大跃进的教训最主要是在拥有权上刮共产风出了问题。毛泽东指出,不是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引申起来说,不是国家共公社、地区的产,而是公社、地区共国家的产。还可以引伸为,不是生产队共社员的产,而是社员共生产队的产。

  如果从马克思的占有(des Besitzes)即所有这个源头校准概念。毛泽东这个话相当在问,共产到底是萨维尼说的法律占有(上共下的产,即有),还是自然占有(下共上的产,即用)。毛泽东断然得出了一个与俄国人完全相反的结论,是下共上的产。从今天看来,这一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传,从前苏联,转到了中国。

  当时其他人都很少理解毛泽东此话何意。但胡耀邦为这句话思考了十年,终于在1969年九大前夕,得出了明确结论。在这个核心教旨上,把毛泽东的思想,转化成了毛泽东思想。胡耀邦将共产概括为“共享分用”(或“共有分用”),即“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天下为公所有+天下为公所用”)。胡耀邦向毛泽东尖锐指出:“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这里说的“全民皆无”,就是指全民皆无全民所有资源的使用权。比如,国有土地、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只是“部分”民,而非“全”民可以使用它来致富、解困;而且国有企业在1983年后长达20年不给国家交利润,可以说,有、用皆无。

  毛泽东去世前,已意识到《共产党宣言》等原著在概念翻译上可能有误,1975年让成仿吾重新组织翻译。懂得德文的朱德曾对此专门表示支持。因毛泽东去世而放下。胡耀邦为了搞清马克思的初心,再次委托成仿吾重新翻译,却又因一位担心引起“混乱”的理论权威的反对而下马。据成仿吾秘书张景安回忆,成仿吾为此对那位权威摔了电话机。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继续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立思考与探索。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功,从理论上说,正是将共享发展区分为有与用,坚持全民所有不变,放开全民所用(具体是让农民使用公有土地)的结果。可以说,农村改革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神髓,就是共有分用。胡耀邦在思考城市改革与企业改革时,仍然想着共享发展这条思路。

  想着如何把农村改革的经验推广到城市与企业。他提出不动拥有权,而在经营(也就是企业的用)上做文章的思路。1979年10月9日,他在《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中,针对企业改革,借一位日本教授的口,“建议我国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原则下”,“多搞些承包加工的专业厂”。这是共有分用思想在企业的运用。他特别提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谈的租让制”。买对应于有,租就是用。租让制允许政府将其部分土地、资源或权利,按照一定条件下定期交付给国内外团体或个人开发使用。也就是在市民法占有之外,解决财产的自然占有的问题。

  1982年9月1日,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胡耀邦明确指出,“为了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无论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都必须认真实行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想法成形,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明确支持“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在工商业”“搞各种形式的企业经营责任制的试点”。

  他沿着共有分用的思路指出,“经济缺乏活力的弊端,不能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谁如果在这方面有怀疑,就要犯极大的错误。问题主要还是在于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在于在财产使用的方面,“权责利不统一”。他第一次提出“以多种形式的承包为中心”这样一种对用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做法”。

  许多人把改革混同于私有化,这于理不通。虽然所有制成分的多样化也并不是什么问题,可改革开放的初心,确实与私有化是没有关系的。私有,还是在有上做文章;而改革开放,是在用上做文章。海尔并没有改变所有制的公有性质,但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做文章,同样实现了质的飞跃。

  同样,私有了,也不一定能避免使用上的浪费,否则今天也不需要各国通过分享经济来重新做使用的文章了。在占有问题上,固执拥有,不问使用,有一个可笑的表现。就是主张产权神圣。神圣的意思是,拥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言下之意,使用是其次的。这样的产权主张,有一个共同点,只在姓社姓资这一个问题上打转转,而不问使用。

  主张全民所有的,不问全民所用;主张私人所有的,不问私人所用。一旦有变得神圣,什么就不神圣了呢?只能是用。例如,按照大陆法系观念,一个人拥有粮田,这个权利是神圣的,如果他撂荒不种,并不犯法。神圣出格的那部分就在于保护他撂荒不用的权利。因此历史上才把拥有权(ownership)称为随意支配权(《拿破仑法典》)和滥用权(《罗马法》)。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的问题出在,片面强调公有神圣,结果财产放在那里,宁可不使用,也不让全民分用,造成了资源使用和利益分配的不合理。私有神圣也好不到哪里去,共享单车把使用权开发出来之前,一辆车由于“神圣不可侵犯”,自己不用也不给别人用,自己一天只用2小时,有22个小时都在闲置、浪费。

  把改革开放的初心重点放在有还是用,一个大的区别在于,对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影响不同。毛泽东与胡耀邦在共享发展的初心上,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强调自下而上参与。这也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中国特色。有不能解决参与的问题,而用可以解决参与的问题。

  对共享经济来说,使用这个词(access)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参与,主要指底层、草根参与。毛泽东主张让下共上的产,含有让劳动者参与这个初心。胡耀邦谈改革不谈有只谈用,也是因为着眼于参与。例如他说,“我国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比较好”,应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式的经营管理体系”。

  不知从何时起,受西化影响,人们普遍贬低用而褒扬有,贬低承包制而倚赖调整拥有权,企业产权改革的重心,开始失去中国特色。这是企业改革失去农村改革那样势头的根本原因。

  当年中苏经济因偏离马克思主义初心而陷入困境。中国人想明白了,通过在用上做文章,搞改革开放走出来了;前苏联人没想明白,先共有贫困,后私有休克,都没把文章做在用上,因此无法做到“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解决财产问题。

  区分有与用,让天下为公所用,这一思想在新时代仍有生命力。当前火遍美国、英国、中国的共享经济理念——不求拥有但求使用,说明毛泽东思想中共享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仍然是有时代价值的。我们接下来就分析新时代的用与信息革命的内在联系。

  看点03新时代共享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

  在新时代,要通过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初心,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1、新时代要把握成果与机会公平,推进共享发展

  理解习近平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对共享发展这个核心理念,有更贯通性的理解。

  共享发展一个重要方面是共享成果。但认为共享发展只是强调共享成果,是不全面的,还要加上共享机会。通过二次分配,转移支付共享发展成果,虽然有助于结果公平,但并不能解决与机会公平对应的劳动者主人翁精神和实现中国梦。

  共享发展内在要求做到共建和共享的辩证统一。要把参与发展机会,分享发展成果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

  习近平主席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都在强调分享成果的同时,强调了机会公平。

  我们可以看出,这与毛泽东时代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相通的初心。都在于强调参与,强调在参与中体现的人民主体地位,而不仅限于分成果。

  这里的关键还是在用。参与,就是新时代的使用。参与发展机会,具有与分享发展成果同等重要的意义,可以有助于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是单纯调整拥有权做不到的,要通过天下为公所用,让人民群众真真正正通过使用资源,参与到建设中去。

  “两参一改三结合”在信息生产方式背景下,正演化为知本家、合伙制等新形式,即资本参与劳动,劳动参与资本,形成人力资本这种复合形式。这有助于达到共享发展最终要达到的人的发展的目标。

  发展分享经济有助于双创和中国梦的实现。把天下为公所有,与天下为公所用结合起来。

  第一,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通过生产资料(知识工具或闲置资产)分享,使更多的人获得分享重资产,从而参与轻资产运作的机会,大大提高创业和创新的节奏和频律。

  第二,有利于经济包容。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有利于增加经济的包容性。促进机会公平、社会流动。特别是分享机会有利于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大大减轻国家二次分配的负担。

  第三,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一方面,分享经济中,拥有者与使用者是分成关系,劳动者通过分成,改变了劳动力单纯获取工资的地位,加入到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分配中;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使用者,分成靠的是创造性劳动而不是转移支付、二次分配,更有利于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的树立,有助于创造条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中国梦。

  2、新时代需要新思想,沿着共享发展方向指导新生产力条件下的改革开放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共享发展应在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实现。其中提到一个条件是物质极大丰富。我们显然不能把产能过剩理解为物质极大丰富,那么,物质极大丰富,又应该是指什么呢?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前,决定让生产关系向共享方向发展的生产力,是信息生产力。当财富实现数字化后,财产将从技术上排他性使用,变为技术上非排他性使用,从而引致制度上非排他性使用的创新,推动共享发展。

  举例来说,王健林的商业地产,是技术上非排他使用的,一个商人租用了一个店铺,别人就不能重复租用。但马云通过数字化,把实体的商业地产,转变为具有同样功能的虚拟的商业“地产”(虚拟店铺),共享发展就从空想变成了现实。实际上,马云将商业交易所需的产,共享了1000万遍,供1000万网商使用。对商业生产资料来说,“物质极大丰富”在功能上就实现了。

  马克思说消灭私有制,前提是私有制霸着生产资料,不让别人分享使用。如果生产资料由于数字化这种生产力大解放的原因,变得霸不住了,不仅私有,连公有都会出问题。比如,腾讯在技术上可以实现IP电话,打电话不花钱,那联通怎么办,联通的电话线路是公有的,没人用,市值照样跌成腾讯的零头。这时,共享发展就会出现马克思预言的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变化,不管是美国、英国、中国,财产躲在有这个神圣光环里,再也靠不住了,要接受用的来自实践的检验。这时,以用为核心的共享发展就自然成了新时代的选择。

  信息革命带来的数字化趋势,必然将人类产权制度占有的重点,从有再次移向用。美国现在的分享经济,只是在分享闲置的有形物质资源(如自行车、汽车、房屋),一旦共享发展的浪潮涌向非闲置资源,如知识、数字化的大型价值网络,包括用来替代工厂的虚拟生产服务平台。人类生产方式,将发生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急剧的变化。

  今天强调用,不是主张回到传统承包制,而是希望在数字化条件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通过充分市场化地分享使用,把公共资源使用的潜力发挥出来,把劳动者实现梦想的潜力发挥出来。举例来说,互联网“平台+增值应用”的分成制、合伙制,已创造出新的参与与使用财产的形式,发展为共享经济这种既代表先进生产力,又富有活力的改革开放新实践。

  新时代呼唤新思想,习近平主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必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完善。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主席思想,在共享发展这个核心上是血脉相联的。当前,共享经济又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国正在互联网时代把用从中国特色变为世界潮流。如果把这一切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不忘初心,共享发展,就一定能实现。

个人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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