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后中国经济赶上美国

鞠建东 原创 | 2018-04-16 21:47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中国经济 

  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从3月23日到今天已经有两周时间,所以是仓促发生的一个事情,虽然有很清楚的一个历史连贯性。

  我把3月23日开始的事件定义为第一阶段,即特朗普发难阶段,是个突然袭击事件;之后会是一个讨价还价谈判的阶段。既然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应对的时候难免准备不足。需要说明的是,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分析起来难免有个人判断,比如有主站派、主和派,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也有利于看清楚这个问题。

  我想把这个问题分成五个方面来论述:

  一、“一个中心”,即以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为中心

  一说到以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为中心,我们学贸易的学者立即就觉得这种研究我不会做了,为什么?绝大部分研究贸易争端的文献,比如说最优关税问题等,都是静态的,但是这次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增长问题,是高科技行业发展问题。因此现有的文献必须做很大的突破,框架上的突破。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去说。这次中美贸易争端实际上有三个大的背景。第一个背景是全球化的变化;第二个是中美关系的不同阶段;第三个背景是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三个背景下面我们去分析中美贸易的争端,它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既有短期目标,比如说特朗普中期选举;但是同时也有长期目标和战略性目标,比如说实际上美中关系的调整从2000年就开始,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后就开始考虑。小布什总统上台就提出,中美之间不是战略合作者,而是战略竞争者。但是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后很快就发生了“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的态度又转向认为中美是战略合作者。

  美国政府从2010年左右的时候,有过很严肃的讨论,比如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位,通过建立TPP来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通过主导贸易规则和制定制度,与中国竞争。最近特朗普总统上台,又提到中美贸易关系问题。可以看出,美国对中美贸易的认识本身有很清晰的意识引领。之所以我说这次是突发事件,只是因为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方式问题和这次事件发生的时间。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调整在美国社会是有长期的民意基础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贸易争端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加深刻。

  (1)全球化的结构性变化

  从全球贸易格局来看,2012年前是“旧常态”,即“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全球贸易格局依然是以美国为核心,但是以中国为驱动力,中国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涌入世界市场,从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每年平均7.6%的贸易增速,甚至高于GDP增长的速度,从八十年代持续了近30多年的增长。但是2012年之后,进入了新时代,整个全球贸易增速减缓,并且全球贸易也不再是美国主导,已经形成美国、中国和欧盟三足鼎立的局面,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已经初步形成,二次大战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发生变化。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变化。

  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建立起来,中美贸易战也就打完了。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从3月23日开始,我们进入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过渡到什么时候?有可能过渡一段时间又回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也有可能到一个新的全球治理结构的框架。

  (2)中国关系的五个阶段

  我把中美的关系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2年(1979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在这个阶段,政治上中美是敌对关系,而且不仅仅政治上敌对关系,经济上中国没有进入美国的体系。第二个阶段是从1979年-2010年,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以中国作为小国(中国GDP小于美国GDP的1/2),试图融入美国(大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为特征。即使到1995年,中国占全球贸易只有百分之零点五和美国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到2010年中国已经不是这个状态了。第三个阶段是从2010年-2023年,中国GDP从美国的1/2,增长到大约相当规模(2023年左右),第四阶段从2030-2040年,中国GDP从与美国相当增长到美国GDP的大约两倍。在第三、四阶段,进入大国合作与竞争阶段。GDP规模相当,从生产结构上以前互补的结构逐渐走向了竞争性的产业结构,如大家都生产大飞机,大家都要生产人工智能产品,所以有相当竞争性。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体量大概是美国经济1.5倍左右。过了这个阶段,就进入第四个阶段,大致是2030-2040年,还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但是中美之间的位置反过来了,是中国主导。然后进入第五个阶段,中美关系就稳定了,也就是2040年之后,以中国为大国的大国/大国合作阶段。

  关于大国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用博弈论方法去做。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挑战的地方,例如,大国关系研究最早是关于美苏关系的,是有摧毁性的恐怖均衡,诞生一些博弈论的模型,这次跟之前不一样,这次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既有世界大饼的分配问题,也有打贸易战的时候成本的问题,同时又是动态的博弈模型,所以我觉得对于中美两国关系动态模型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3)技术方面的因素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和中国都试图去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高地。美国对中发起贸易战有长期性、战略性,其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霸权,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维持领先,从而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的领导与主导地位。这是我说的三个方面背景。所以,中国对美贸易争端,必须抓住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个核心利益。

  美国301条款里面很多地方讲,中国的贸易是不公平贸易。但什么叫公平?这是个问题,公平一定是在某种规则下面的公平。美国讲中国地方政府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它认为这不公平,那什么叫公平?如果政府支持企业,使得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好,服务于人民,那这种道路我们能不能走?所以最后衡量公平不公平的,只能去衡量它是不是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福利,是不是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福利,是不是推动了全球的发展。美国和中国都同样面对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候规则调整的问题,美国现在也在搞产业政策,也在搞再工业化,也在主动调整。

  所以到底什么叫公平,什么叫不公平,我觉得只能用最后一句话,不管白猫黑猫,只能用生产力衡量,你的政策、你的制度是不是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美的贸易争端必须坚持以高科技产业发展为核心,也只能以高科技产业发展为衡量方法。我之前提到过,美国对制药方面存在过度保护,如癌症药,专利保护权,这损害了癌症患者的利益。

  二、“两个基本点”

  对于中美贸易问题,中国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是不同的,战略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坚持中美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中国的中间产品大量卖到美国,美国的大量中间产品卖到中国,所以中美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广泛的利益基础,贸易战之后还是要推动全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这个是不能忽略的。在战略上中美有合作、共赢的基础,所以中美贸易战是可以不打,可以谈,因为有共同利益,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战术上,这是我个人看法,战术上坚持“竞争对抗、以战止战”。为什么说以战止战,我们提到就是说贸易战里面无论从政策上还是学术上,有一个最优策略的问题,你怎么去做它才能使得你的收益是最大的,过去的学术研究通常的做法就是最优关税理论。我觉得这一次中国打贸易战的目的不是这个,或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的目的是止战,以战止战。

  什么叫以战止战?中美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贸易战是由利益集团影响的,从政治经济学模型上说是利益集团推动。例如,从法律程序上如果要对钢铁进口加征税,需要钢铁行业提出申请,然后进行调查,之后落实。但这时候得到的好处是钢铁行业,其他行业可能就得到坏处了,所以本来就是利益集团之争。中国用什么样的方法使得贸易战不打?假设中国的贸易政策就是中央政府决定,而不是利益集团决定,中国是一盘棋。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举个例子,假设密西根州既生产钢铁也生产大豆,它对中国贸易战的时候针对我们出口的钢铁征税,但是它同时把大豆出口到我们这儿。那么中国的做法应当是,你既然要打我的钢铁,那我就要对你的大豆征税;而且我征不征你大豆的税,完全和你对我的钢铁的征税挂钩。钢铁税是一个利益集团,大豆税是另外一个利益集团,这两个利益集团都到国会那儿去。那么大豆利益集团就会说不行,打贸易战我就受损。通过这种镜像策略,可以让他们两个利益集团先争起来,然后达到他不打贸易战的目的。不是说他打完之后然后我们政府说我来报复。不是的,需要事前明确只要你打我、我一定打你,从而使得他打不下去。这是我讲的坚持在战术上竞争对抗,以战止战。

  我们得仔细去算,到底打不打大豆,打了大豆,利益集团有什么变化。光说是不行的,因为最后落实到企业,企业要算细账,打了之后利润变化多少,被你打了之后又会损失多少。只有发动贸易战所得小于所损,就打不起来,这个对我们贸易研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挑战。我们有强大的政府可以精准打击,从贸易战武器的有效性来讲美国是打不过我们的,他是好多利益集团左右所以我觉得以战止战是有可能的。

  三、“三个防止”

  一是防止在战术上轻视退让。贸易战本身不是为了报复美国,而是为了以战止战。二是防止在战略上情绪化的过度反应,看不到中美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它把富士康打一下,那它苹果手机成本就上升,所以有共同利益所在。三是防止偏离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局。我们许多改革措施是由开放所促成,但是如果因为中美的贸易之争使得我们原来已经既定的开放进行不下去了,就得不偿失了。比如说我们金融行业的开放。另外比如说汽车行业,凭什么进口车那么高的税,为什么在中国买车就要付那么高的税,而且我们汽车行业为什么每个省都有汽车制造厂,全球都不是这样,美国大概三大汽车公司,我们每个省都有汽车厂。为什么这个行业不能开放改革,不能因为说美国让你开放汽车市场,让我开放我就不开放,或者不敢开放,我们该开放还是要开放。不能因为贸易争端就不敢发展。贸易战本身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贸易战本身来学习,尤其对外开放的方面,使得我们的效率更高。

  四、“四个主要任务”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哪四个主要任务?

  第一个推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例,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在2015年之后三年左右时间,中国的人工智能行业发展非常快,有些很好的企业比如是华为,比如说BAT,都是一些特别好的企业。这些企业真正在全球成为领先企业也就是最近三到四年的时间。这个对我们学者来讲是一个很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从总的技术发展水平上,中国还是落后的,为什么中国在人工智能行业里面有这么大的发展。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规模优势,我们一般认为,产业结构的条件是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是国际贸易的看法,但是很有可能创新不是一个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很有可能创新是由绝对优势形成的,中国超大的规模形成了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发展里面的绝对优势,绝对的规模优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人脸识别,新加坡人就搞不起来,因为识别需要有大量的样本,新加坡样本太少了,但是中国样本很大,动不动就是一个多亿的样本,那你不就快了嘛。所以就是说规模本身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构成了优势。第二个是相对灵活和自由的市场。第三个在计算机行业的技术积累,比如说华为应用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有这样三个优势本身使得我们的这个科技行业迅速发展是有实力的,也是有底气的。

  第二个主要任务是需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要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合作方式或者合作体,比如说亚投行就是很成功的尝试。

  第三个主要任务是要推动中国开放的新战略。这个更加紧迫,中国的开放新战略和过去开放战略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开放新战略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我们过去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这个我觉得主要是通过一带一路来实现,我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第二个是在技术上的产业升级,这是直接和美欧发达国家相对抗,所以必然遭受到发达国家的打压。你想实现你的产业升级,同时又受到发达国家打压,怎么办呢?有一种办法就是构建超大的市场规模,中国大概十三四个亿人口,亚洲规模更大,这个市场规模足够大了,所以在亚洲地区建立起深度的开放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第二个我想说的。第三个想说的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美国和我们打贸易战是不是中国没法开放了?当然不是,因为你从数据上来看,最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亚洲地区,所以维持亚洲地区差不多就够了。另外是贸易替代效应,自从中国宣布对美国的农产品征收税以后,很多国家心里很高兴,俄罗斯很高兴,巴西很高兴,其他一些国家很高兴,尤其是大豆,如果对美国大豆进行征税,南美很多国家会很高兴,所以实际上是贸易替代的策略。所以对美国进行贸易战,并不代表中国就推不动进一步的开放了。

  第四个主要任务是推动国际货币新体系的重构。从这次贸易战的两大问题来看,第一个是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第二个是国际贸易不平衡。这些问题有很多讨论,有很多学者指出来,有国际贸易体系的原因。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货币体系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的汇率体系有很大的问题。对于中国的货币体系、中国的国际金融体系应该怎么改,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这儿是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从现在来看,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越来越强烈,在竞争关系如此强烈之下,你还绑定美元这个有点说不通。人民币和美元绑定什么意思?这两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就绑定了,美元的国际地位有相当程度是由中国来支持的,全球货币为什么对美元有信心?因为美元是绑定人民币的,对中美两国经济有信心当然就对美元有信心。那你跟我打贸易战,我干吗还要支持你的国际地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一旦打贸易战之后,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维护中国国际金融体系不发生危机,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底线。怎么去维护中国国际金融体系不出现危机,大家想想811汇改,半年用了八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如果是固定汇率就要守着它,就要维护超高的外汇储备。第三,我们需要很谨慎的推行资本市场开放。我个人认为资本市场不宜过快开放。如果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很快,一两个星期,你的资产贬值就可能超过25%,这个我们必须去防范。我认为银行业、FDI都可以开放,但是短期金融资本市场开放是需要非常的谨慎。同时,需要推动国际货币新体系的重构。

  五、“五项措施”

  第一,我们需要很认真的纠正特朗普行政当局对舆论的错误导向,比如说强制技术转让、中美贸易不平衡是混淆视听。这是企业的商业行为,我们已经做了讨论,我们需要很认真进行讨论,不仅在中国讨论,还要在美国讨论。需要争取民意。

  第二,用镜像策略以战止战,制定对美贸易报复清单,用博弈论的说法是变成可信的承诺。

  第三,我们还是要去支持WTO的框架。虽然是中美之间贸易战,但是我们还是要在WTO的框架下团结美国的大多数人民,这个是有基础的,中美之间有非常多的利益,我们要友好相处,大家一起去研究贸易问题,共同反对贸易战,对世界大部分国家而言,反对贸易战才是目的。

  第四,对于受到贸易战影响的中国企业需要进行政策性保护,需要减少企业损失。比如说一些高科技行业,比如说钢铁生产厂商,这个我们都需要通过一些产业政策进行保护,这是避免减少企业损失。

  第五,我认为可以适度退让,尤其是在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原则下,做适度退让。我们本来就准备开放汽车市场,本来就准备开放金融市场。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不是什么面子问题,如果本来就是我们要开放的,有些方面可以做适度的退让。但是在根本问题上,比如什么叫公平的竞争,比如怎么样促进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发展,这个我们没有让步的余地,只能去面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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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获南京大学数学系学士学位,1987年获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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