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不少人被蒙在鼓里

江濡山 原创 | 2018-05-03 17:1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中国经济 逻辑 

   国内外有不少大牌牛人,每每在关键时刻,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及重大事件做出分析和预判,但频频“看走眼”,不是他们的学识和分析方法有问题,而是因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与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一样;即便是你拥有了大量经济数据,很多时候也无法从这些数据中获知真相。就像那首流行歌: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那么,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逻辑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竟搞得西方很多屡屡看衰中国的人很没有面子,甚至中国有些官员和经济学家也被蒙在鼓里。仔细琢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中国经济运行有个大前提:中国不是一个准市场经济循环体,完全市场化的分析逻辑,面对中国市场必然大打折扣。

  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运行,不容忽视的大前提是:中国并非一个准市场经济循环体,行政权力优先主导核心经济资源的配置,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发挥着有限的作用,而且很多情况下,市场只能跟在政府后头,对资源进行二次配置。中国这个独一无二的经济体,对纯市场规律的很多元素有“抗氧化”功能,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中生成的经济学规律及很多规则,在中国会失效很多。

  尽管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市场化配置资源最公平最有效,但这个原理的有效性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成熟的民主化的国家治理机制,而这两点对于改革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尚属于“畅想阶段”的奢侈品,因此,中国经济体运行的首要特征是:行政权力主导的半市场化的经济体,优先保护保障国有经济体系,并协同其他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此推动国家财富快速增长。

  有人可能会这样想:索性去掉对国有经济的政策及资本保护,让国有非国有经济一视同仁地展开竞争,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或许会更快更好。十多年前我也曾这样想过,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的确太过幼稚,尝试的代价和机会成本会很大。试想想,在缺乏公正透明的法律制度体系和半生锈的行政体制环境中,实施完全的自由竞争制度,其结果必然是一场大混乱——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厮杀。

  从根本上讲,中国改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早已经不是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而是如何优化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而且是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制的创新发展问题,这个问题破解到位了,经济运行问题就顺利成章;这个问题若是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及运行轨迹也是畸形的。然而,畸形不代表不发展,甚至发展不会太慢,生产力被压抑几百年之久所积蓄的能量,总是要释放的——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最大的动能。

  正是上述原因,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增速才创造了世界奇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举结束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短缺经济;但经济增长的品质和经济结构确实有问题。也正因如此,中央才调整了经济发展的风向:由追求增长速度转向追求增长品质。

  2、中国经济运行,存在“相生相克”的两种循环。

  若要准确把脉中国经济运行的当下与未来,就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运行存在两种循环:一种是民间资本及民营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经济循环”,主要靠严酷的竞争生存发展;另一种则是以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为主导力量的“非市场经济循环”,主要靠体制保护生存发展。这两种经济循环的体量都很强大,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二者之间共生共克、缺一不可。不妨打个比方:假如明天早上,国家发一道命令,把所有民营及私营经济成分全部关闭,只保留国有经济成分,那结果会是怎样呢?肯定会天下大乱,因为民营经济体主要承载着十几亿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庞大的就业和大规模的出口创汇;相反,假若明天早上让所有国有经济成分休克,而民营经济体依然循环,结果又会怎样呢?国家治理层面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但还不至于乱到“崩溃”的境况,不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停止运转,与民众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各个行业会依然运行顺畅,只不过体制内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人群的利益大大受损。

  我要阐述的核心观点是:这两种循环既相生又相克,会浪费很多经济资源和拖累经济增长品质,我们要探讨的一个命题是:既然我们无法、也不可能消灭任何一个经济循环,那么如何通过体制及制度改革,划清二者的“地盘”,按照各自的规则和轨迹去有效运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显然很难行通,因为这两种肌体的基因和血脉具有天然的不可融合性。

  现在,十多亿民众的消费需求主要拉动着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化经济循环;而航空航天、交通、城乡公共服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及建设等领域,主要支撑着国有经济循环。这两者在有些领域的发展有明显的重合,特别是地产、高科技、大消费、大旅游、大健康领域的重合度较高。二者如何真正协同发展,互为依存,需要从国家战略及政策层面审慎对待。

  3、中国市场有两股力量在“暗里较劲”,搞不好有一天会撕裂国家经济体,应及早应对。

  自古至今,只要有商品交易,市场内在的动能就会发挥作用,最基本的供求规律必然“引导并左右着”资源要素的配置;但是,在非完全自由市场制度下的国家,政府随时可以任性地超越市场直接配置资源。即亚当斯密所谓的“有形之手”随时可以戏谑“无形之手”。但值得特别关注和思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由于行政配置资源和管控市场的力量在不断强化,主导并把控着国民经济的运行,因此导致市场内在的能量被严重压抑。尽管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品质很差,但行政力量对市场的管控能量依然很强大。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能够看到的是,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各种行政手段及政策对经济运行状况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人们看不到的则是:被压制的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而变弱,反而积蓄的能量越来越大,反弹力也在不断坐大,只是被更强大的行政力量所压制而已。这也是国家治理成本不断加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状况的可怕之处在于:行政主导的力量的边际效益不断减弱,要维持干预力量所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失去把控力,而市场能量的边际效益不断增加,当积蓄到一定程度会快速迸发,很有可能一下子撕裂中国经济体。到那时,不用特朗普捣乱,就可能导致经济及社会乱局。

  因此,无论行政力量多么强大,也不能无视于基于市场规律自身产生的市场能量。这股力量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产生反弹,整个国有经济体系可能会瞬间崩溃。

  然而,防患于未然的策略决然不是简单的“混合所有制”,更不能是资源配置的过度倾斜,而是建立公平合理的资产交易机制,且资产价格由市场决定,实现不同所有制属性的资产公平交易。

  4、体制壁垒导致城乡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整个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深陷泥潭。

  很显然,十九大后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表明:国家改革发展之重心,明显由城市向农村转移,振兴乡村战略被推置到最前沿。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家庭联产承包政策框架下的小农经济业态。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全国很多欠发达的地域,乡村被垃圾污水包围、农田被农药化肥侵蚀、假冒伪劣产品无所不在、癌症发病率明显提升、公共配套及服务基本缺失。可以说,多数农村的发展已经深陷无知无奈无所适从的泥潭,曾经古朴素雅的田园村落,早已消失,生硬杂乱的砖混建筑被臭气和垃圾包围。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而治的体制壁垒,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扭曲畸形。很多地域农村的建设发展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落空”:城市反哺农村构想基本落空、一系列农村改革及助农惠农政策兑现基本落空、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诸多举措基本落空。不少乡镇一级政府,把村级行政印鉴收存于乡镇,然后以村里名义申报项目,但争取到的项目款,基本由镇上自由支配。

  尽管农村人均经济收入与上世纪比已有大幅提升,但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及人居环境的严重恶化,已经威胁到农民的健康生活。当下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特征可以归结为六点:

  一是有效劳动力普遍外出打工,很多优秀劳动力离开穷困的乡村到城镇生活居住,农村建设发展缺乏主力军;

  二是驻守农村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偏高、生产力水平低下,道德滑坡,而剩余劳动时间增多,打麻将、赌博、村霸横行乡里的现象比比皆是;

  三是乡镇一级政权的工作重心“高高在上”,乡镇机关干部的工作状态:不是坐在机关应付上级的派活,就是到包片村溜达一圈,心神及重心很难下移到农村,基本没有形成健康的村民自治机制;

  四是农村经济发展仍然具有浓重的“小农经济”特色,而且小型机械化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更充裕,农村的“懒惰”之风越来越严重;

  五是贫困“有理”、贫困“光荣”的不良习气仍然严重,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懒惰和愚昧;目前的政策及市场环境下,只要身体健康、勤劳持家,是不大容易陷入贫困的,少数身残、智障家庭,政府可以直接统一兜底,而一些地方政府未来争取大量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故意夸大事实;

  六是城市产业力量及产业资本,缺乏投资农村的合适路径和基本保障,名曰限制城里人抢走稳定农民的土地,实际上限制了城市资本、技术及人才的流入。没有城市产业资本及产业力量的进入,单靠农民自身及政府扶持,短时期内很难振兴农村经济。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十九大后中央的重大决策开始侧重于农村发展,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振兴乡村战略。但对于早已经习惯于体制内传统游戏规则的地方市县区镇党政领导而言,多数人却困惑于不知道如何让中央的决策落地生根,缺乏具体可行的落地模式,有些地方政府未来尽快出政绩,却被不法商人欺骗,损失惨重。

  5、“全球化”动了美国的奶酪,特朗普为何把账记在中国头上。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强大的核心逻辑是:在三百余年的闭关锁国和对生产力长期束缚的背景下,一旦实施尺度渐大的改革开放,必然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能。进入21世纪后,适逢全球化加速,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形成的全球利益格局,受到全球化的无情冲击,以中国为首的“欠发达”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大规模输出日用生活产品。因此,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

  在这样的全球利益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有力推动了全球各大经济体进入新的发展周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美之间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是一种必然趋势。若从单位劳动力价值贡献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实力会更强大,根本不用怕任何强国。假如中美同等技能水平的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等劳动时间内,中国生产出的日用品卖给美国,可以卖出120美元,而美国同等条件下生产出的芯片等科技类产品卖给中国,售价高达3600美元,价格高出中几十倍,其巨大的“价值”落差,主要得益于知识产权保护下的科技含量。这种“极不对等”的贸易,意味着美国用少量的科技产品就可以换得大规模的中国日用消费品,可以说美国占尽了便宜。尽管如此,中美贸易逆差还那么大,可见美国日用品市场消纳了中国多少产品,可以说,整个美国的中低端消费人口,对中国制造产品已经产生严重依赖。

  由此可见,真正伤害美国利益的是“全球化”潮流。特朗普之所以跟中国过意不去,根本原因还在于太过逞能,以显示他比其他美国总统牛逼,也暗含一种冷战思维:“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及制度体系相冲突的中国,一旦崛起,令人后怕,不得不防”,我特朗普担任总统,就敢于跟中国玩真的。但是,特朗普政府选择对中国大打贸易战的做法,却犯了一个与全球化趋势为敌的方向性的错误,注定最终会自己把自己玩的没趣。

  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中美贸易战打的时间越久,美国越是输不起,而中国却输得起。因为:中国国内经济的生产——交易——物流——消费,有十几亿消费人口支撑,已经形成独立自主的闭环,中美贸易战不会对广大民众切身生活造成多大影响,也不会影响绝大多数内向型企业,受影响的主要是与美国有贸易往来的少数企业,以及那些本来可以挣1000万,结果只挣了100万的少数群体。

  因此,对于特朗普的自说自话和时不时来几句恭维示好,没有必要搭理。中国只要心理上扛得住、不怯阵、不认怂,特朗普自然会撤退。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要不要重新思考一下面向未来的更清晰可鉴的改革方向、终极目标及发展轨迹?合适才能结束“改革总是在路上”,转入常态化的发展运营呢?中国改革如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命题,更是严肃的政治命题。

个人简介
江濡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GEDA)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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