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四十年中国七大经济学流派

黄剑辉 原创 | 2018-06-06 01:25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经济学 

 

  一、国内外著名学者关于改革开放进程的经济学原理解释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为“中国人民坚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注重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摸着石头过河’又加强顶层设计,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的来说,中国过去40年成功发展的关键,是始终坚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进取,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中国改革的独特历程,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变革,而这场制度变革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及传播过程相重合,这也使新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影响最大的一门经济学科。

  一是科斯教授提出的产权理论。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初始产权的界定非常重要,不同的产权界定将导致不同的经济效率,因此产权制度的初始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而从中国改革的实践可以看到,农村中农民承包农地期限的延长、农民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城市中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抓大放小”等,无不有着产权理论的深深印记,我国的改革正是向着明晰产权、保护产权的方向推进的。周其仁教授认为,通过重新界定产权,制度成本显著下降,经济活动的绩效明显提高。

  二是威廉姆斯教授等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的效率就是经济运行的效率,交易费用越低则经济活动的效率就越高,因此,交易费用最小的制度就是最有效的制度。我国的一系列改革又有着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微观层面,企业内部逐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机制,就是为了降低内部组织成本和外部监督成本等。宏观层面,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的改革,包括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推出负面清单等,也都以节约交易成本为目的。

  三是诺斯教授等提出制度变迁理论。诺斯教授根据主体不同将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一种自下而上引发的变革,后者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科斯教授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两种不同路径的改革: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动的改革(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诱发的边缘革命(底层创新),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国,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从而形成了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四是张五常教授等提出的县际竞争理论。张五常教授认为,县际竞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经济困境中出现奇迹的主要原因,是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各个县好像是一个个企业,县际之间的竞争就像公司间的激烈竞争,县际竞争使得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著、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受到压力加速,同时也协助了减少贪污,正是这样的竞争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县际竞争也可扩展到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刘鹤副总理指出,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做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五是刘鹤副总理等主张的文化因素论。刘鹤副总理认为,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朱天教授也认为,高储蓄和较高的公民教育水平的确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而这主要来自于重视储蓄和教育的中国文化。

  (二)发展经济学的解释

  一是钱纳里教授提出的对外开放理论。根据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型,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于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起飞有重要作用。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来看,开放的作用丝毫不亚于改革。刘鹤副总理指出,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对外开放也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通过采取外向型经济政策、设立经济特区、人民币大幅贬值、加入世贸等一系列日益深化的改革措施,中国得以建立起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并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红利,进而将整个经济体系嵌入到全球分工链条,依托低劳动成本等综合比较优势,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并改进经济流程,催生了庞大的工业化浪潮。

  二是格申克龙教授等提出的后发优势论。从这一理论来看,中国在1978年之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发明新产业新技术,也可以从高收入国家借鉴比自己现在用的技术好的成熟技术,进入比自己现在的产业附加值高的成熟产业。这种技术和产业借鉴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可以获得更快发展。不过,杨小凯教授认为还应关注后发劣势,后发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但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后发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快速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三是刘易斯教授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特殊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一方面,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迅速,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转移,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经济活动人口比例高且就业率较高,使得社会储蓄总量大,经济活动中的剩余总量也大。这帮助中国在这一期间达到了很高的储蓄率。人口优势蕴涵的高储蓄率的实现,还有赖于市场化改革为储蓄和投资创造的逐渐改善的环境和机制。

  四是波特和施瓦布教授提出的经济发展三阶段论。根据波特教授和施瓦布先生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在3000-9000美元之间)和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大于17000美元)。改革开放之初,通过改革,内外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充分流动起来,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顺利由要素驱动阶段过渡到效率驱动阶段。不过,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重政府轻市场”的现象仍然突出,效率驱动仍有上升空间。一些大城市和富裕省份目前已经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企业成熟度和技术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三)转轨/过渡经济学的解释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存在着樊纲教授等提出的“改革成本”问题。相对激进改革,渐进改革实施成本偏大,但摩擦成本较小,因此总成本相对更小,在权衡改革收益和改革成本之后,我国选择了渐进改革的路径,这使得改革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主线。

  一是由易到难推进。先选择阻力最小和风险最低的领域作为改革的起步环节,积累改革经验,取得改革成就。我国改革首先从成本最低、阻力最小、容易形成激励机制的农村部门启动,在农村见效之后,再启动城市改革。这也是科斯教授所言的“边缘革命”。

  二是通过利益补偿化解改革阻力。中国改革之初选择的是一条“帕累托改进”的路线,即在放开非计划系统束缚的同时,对计划系统给予适当的“利益补偿”。例如,对农产品提价,相应给城市居民增加副食品补贴,允许与农产品相关的工业品相应提价等。后来又采取了“利益替代”策略,在旧体制外围培育效率较高的新体制(非国有经济),从而有效缓解了旧体制内部的利益冲突。

  三是通过“价格双轨制”来演绎市场关系。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特色之一。通过双轨制,在体制之外创造出市场关系,为市场替代计划打下了坚实基础。除了价格双轨制之外,还包括汇率双轨制、工资双轨制、房价双轨制以及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等,进而还成功运用了双轨制思路,通过“一国两制”解决了政治及主权问题。

  四是通过分权来转移改革成本。改革之前,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政府自主权有限。为有效推进改革,中央政府采取给地方政府适当分权的办法,承认地方利益,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在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使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的有利推动者。

  五是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与渐进式改革模式相适应,改革一开始就采取了先推试点、以点带面的做法。最典型的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这种做法有利于积累经验,降低改革风险,同时,局部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又可带动制度创新扩张,从而大大降低了改革的实施成本。

  (四)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

  许小年教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认为改革开放实际上走了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可称为“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可称为“凯恩斯模式”。

  他认为,改革开放前半段长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资拉动,而是市场机制和民间的活力,不靠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而靠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模式”。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在长期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而且养成了对刺激的依赖。由于政府资源投入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无止境地借债,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发钞票,同时加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因此依靠政策性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在克鲁格曼教授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在于政府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新古典的“药方”,并采取了渐进的实施方式。以汇率制度为例。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币被严重高估,成为中国“外汇饥渴症”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开始采取双轨制汇率,官方汇率仍然高估人民币,主要用于控制进口、节省进口资本品的费用;市场汇率基本随行就市,用于鼓励出口。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的灵活应用。1994年之后,两种汇率实现并轨,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被固定在8.25元上,直到2005年;之后,人民币进入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代,但仍然以保持汇率的稳定为基本目标。固定汇率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代价是牺牲了工人工资的上涨。其他例子包括价格双轨制、国企改制、产业政策,等等。这种选择性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东亚成功经济体的共性。

  (五)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

  林毅夫教授等认为,发展战略的转变是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经济表现的钥匙。他们区分了两类发展战略,即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前者指的是政府发展超越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后者指的是政府发展与本国比较优势相符的产业。进而,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中国采取了赶超战略,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战略。

  由于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因而,林毅夫等所指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后续著述中,林毅夫教授进一步强调产业随一国的资本-劳动要素禀赋的提高而实现升级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符合动态比较优势。同时,他也强调政府在选择产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六)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政治经济学从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在三个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姚洋教授等提出的中性中央政府论。中性的中央政府可制定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改革启动之初,中央政府摈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转而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一系列中央会议和五年计划,制定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策。刘鹤副总理指出,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最大经验之一。

  二是张维迎教授等提出的分权理论。给予地方政府收入权是中国财政分权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财政分权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张维迎教授认为,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成为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李稻葵教授认为,通过行政分权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地方政府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积极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整体上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巴里·诺顿教授等提出的官员选拔体制。诺顿教授指出,“领导们竞相将自己的拥护者提拔到关键的位子上,以便在重要的时候获得关键一票。一个领导提拔手下的能力,以及阻碍对手提拔手下的能力,对于建立和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至关重要”。这种双向负责制度引发了激烈的升迁竞争,官员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展开了包括GDP在内的一系列竞赛,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增长潜能。

  二、新供给经济学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解释及政策主张

  近几年来,新供给经济学应运而生,不断深化。以洪崎、贾康、徐林、王庆、姚余栋、黄剑辉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经济学人,坚持“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基本理念,以战略性、法制性、国际性、实践性思维,对中国改革开放予以理论阐释并提出积极建言,并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一书中,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八双五并重”的政策主张。

  (一)新供给经济学对改革开放进程的解释

  中国经济近40年的辉煌成就不仅来自于全面开放、利用人口红利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更重要的是依靠改革调动了相关经济资源的积极潜力。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应把供给端的重要主体——公权体系和供给形式中的重要内容——制度供给,更充分地纳入理论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探讨“顶层设计”和“系统改革”,主张把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融为一炉,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经济学。

  1.立论基础

  新供给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将邓小平理论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动态需求的紧密结合;三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文明先进认识成果的紧密结合;四是将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经济学势在必行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

  2.分析框架新供给经济学初步形成了“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世界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如下图所示:

  3.核心观点

  新供给经济学基于“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基本理念,从19个方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辉煌成就进行了解释。

  一是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迄今约5000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不仅经济总量在多数年份居全球首位,且在其间的1000多年中占全球的30%以上,最高时甚至超过了50%。在明朝中期之前,中国在政府治理、经济发展以及科技教育等方面都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因此,我国当前和未来发展均能够“以史为鉴”。

  二是丰富的文化优势。中华文明是世界诸多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也因此产生了丰富、多元、深邃的思想,例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儒家倡导的“入世”、务实理念,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情怀等。此外,中华文明历来倡导勤俭,重视储蓄和教育,同时具有“强政府”传统。这些思想和文化不仅在海内外产生过深远影响,对我国改革开放也产生了强大的助推作用。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及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发起了思想解放运动,志在破除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束缚,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此过程中,我国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结合自身国情特征和具体实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正确的指导。随着我国政局的稳定、人民生活的改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整体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政治现象。

  四是有利的地理位置。中国大部分面积位于北纬20-60度的温带,气候适宜,且位于亚洲东部与太平洋西岸相结合的亚太核心区域,形成了C型的地理环境,海陆兼具,成为亚太各地区间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纽带。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依托地理位置优势,中国接受了来自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产业转移,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五是“一五”计划奠定了基础。1955至1957年实行的“一五”计划是1953-1980年我国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它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为后续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六是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提供新制度供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大力推进农村、政府、投资、物价、国企、财税等全方位改革,由“政府配置资源”过渡到“市场决定”,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新制度供给大大提升了要素供给效率和组合效率。

  七是以开放市场提供新要素供给。1980年代初期,我国将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19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汇率并轨和扩大开放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2001年以后,我国利用加入世贸组织(WTO)契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步伐不断加快。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重要对外投资国,充分利用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八是明确的战略规划。我国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了明确且具有感召力的发展战略目标,既包括长期的“三步走”战略,也包括短期的五年规划,有效地凝聚了人心、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力量,确保了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

  九是营造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1979年,我国与美国建交,同时获得最惠国待遇;1980年代,与苏联关系逐步缓和,并向正常化过渡。在此过程中,我国从欧美、日本、港台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家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获得了宝贵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派出大批留学生,进一步增进了交流合作。

  十是营造有利的国内发展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环境一方面人心思定,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争论,不折腾,为改革开放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以及解放思想、畅通言路,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活力的空间和土壤。

  十一是建设强有力的各级政府。改革开放后,我国中央政府在“放权”的同时,也推动形成了有利于激发地方活力和积极性的财税管理体制。同时,由职业“政治家”及专业化公务员组成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治理能力较强,而且构建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竞争,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

  十二是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要想富,先修路”这一理念深入人心,不仅形成了有利于生产要素流动、商品贸易便利化的高质量铁路、公路、机场、供电、电信等基础设施,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工业化”、服务业发展所必须的人流、物流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十三是人口总量和基础教育带来人口红利。19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我国人口的高出生率使得人口结构中青壮年总量大、占总人口比率高。同时,良好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劳动力素质提供了保证,不仅能够满足工业化的需求,而且形成了高储蓄率,进而为城市化所需的高投资提供了支持。

  十四是农村改革及城镇化、工业化。一方面,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及乡镇企业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深化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不仅有效带动了就业,而且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十五是形成混合所有制格局。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不断鼓励个体、民营和外企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现了所有制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使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改观,经济活力明显提升。

  十六是具备超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作为国土面积大、人口高达13亿的大国,我国每个省的规模都类似国际上一个“中小国家”,整个国家的供给和需求端均具备超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一体化的交通、物流和信息网络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进而形成了规模优势。

  十七是初步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及金融市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1980年代以来,经过持续改革,我国以“一行三会”为代表的监管体系不断完善,并形成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等机构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了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等世界级的金融市场。现代金融体系为改革开放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八是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19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全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随即得到跨跃式发展。1995年,国务院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科技发展和人才储备成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

  十九是形成了数量可观的企业家团队。198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一批乡镇企业以及“个体户”,为当今我国社会生产和发展奠定了企业家团队的文化和基础。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出现的“下海潮”中,又催生了一批具有创新开拓精神和现代经营管理能力的企业家,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二)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主张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消除抑制中长期发展的深层矛盾,并打破抑制供给的制度瓶颈。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从中短期来说,应从供给端入手推进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从长期来看,可概括为“五个并重”。

  1.促进今后5-10年经济改革发展的“八双”政策主张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支持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人的城镇化或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需要服务业大发展来创造就业机会)。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并适度扩大国内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尽快向放开“一胎化”的政策转变,并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两者之间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推进金融配套改革创新。

  2.推动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五个并重”政策主张

  一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二是“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

  三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四是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

  五是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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