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不是“城下之盟”

姚洋 原创 | 2018-07-25 11:04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金融开放 

 

  近期,关于中国开放金融服务业的话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此轮金融开放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最近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我国已取消对中资银行的外资单一持股比例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或子行,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和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上限放宽至51%,到2021年全部取消股比限制。

  基于此,有人认为这是在中美贸易战中我国和美国签下的“城下之盟”;也有人惊呼“狼来了”。但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均站不住脚。

  开放能提升经济效率

  把金融开放看作“城下之盟”的人,其背后的一个逻辑是:承诺金融开放就像过去签订不平等条约一样,我们给外国巨大利益,却没有得到它们相应的回报。这个逻辑错误之处在于,没有看到金融开放实现了我国对维护世界自由贸易格局的承诺,也没有看到金融开放将提升我国经济运行的效率。

  首先,过去三十多年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让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储蓄,这些储蓄留在国内就变成了货币,提高了国内的杠杆率。金融开放有利于我国把储蓄导流到国外去,在国外金融市场和直接投资市场上获取较高的回报,实现保值增值。

  其次,我国经济处在转型升级的关口,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是实现技术升级的捷径。国外金融机构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之后,可以为我国企业起到资金和信息方面的桥梁作用。

  再次,国外金融机构管理规范、效率高,它们进入我国之后,会通过竞争和人才流动提升我国本土金融机构的效率。

  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国也出现了一次“狼是否要来了”的大讨论,结果证明,对于“狼来了”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以汽车行业为例,当时一些人认为,汽车关税降低之后国内汽车厂家将无法生存。然而,过去二十年的历史证明,国内企业厂家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国产汽车的份额从几乎零增长到30%以上。究其原因,是因为关税下降之后,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中产阶级家庭的必需品,汽车市场大发展,从而为国产汽车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金融开放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国外金融机构产品线长,可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国内金融机构起而效之,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就会大幅度提高。

  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利率)长期高于美国,为什么大量资金还是流向美国?原因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非常深厚,综合回报率高于我国。长期来看,我国具备成为一个世界经济中心的实力,而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是实现这个目标不可或缺的拼图之一。

  “外国和尚”难构成冲击

  金融开放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事情,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推进。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基础不牢靠,家底薄,无法经受国际风波的考验,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加以管制。另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的规模小、业务能力不足,外资金融机构一旦进入,就可能完全抑制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也是必要的。

  我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金融业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根据全球权威杂志《银行家》的最新排名,中国四大行排名世界商业银行前四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网上支付更是一枝独秀。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开放不会对我国的金融业形成冲击。

  金融是具有高度“本地属性”的行业,即高度依赖本地的法律、文化和网络。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金融监管也有自己的特色,而我国的消费和市场文化也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市场之后不太可能取代我国自己的金融机构。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国内建立了强大的网络,从商业网点到电子银行、从代发工资到企业贷款,无所不包,外资金融机构很难全面渗透。得益于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我国的金融机构资金雄厚,利润巨大,足以应对外资的竞争。

  放眼世界,除极少数地区(如香港、新加坡)以外,本国金融机构基本上主导一国的金融体系。无论是就人口、疆域,还是就经济规模而言,我国都是一个巨型国家,更具有消化外国金融机构的能力。事实上,过去十年间,制造业外资公司在我国的竞争力持续下降,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取消了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本土企业的创新和制造能力大幅度提升,形成对外资企业的挤压。相较之下,我国的金融机构比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因而更没有必要担心被外资金融机构挤垮。

  当然,金融开放不是无节制的开放,我国并没有放弃对资本项下资金流动的管制。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管制短期资本流动,是发展中国家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不能轻易放弃。但是,资本管制是有成本的,会降低跨境资本流动的效率,因此,我国的资本管制是部分的,非紧急时刻不会收得太紧。与这种中间状态的资本管制相适应,我国也不能放弃对汇率的管理。

  四十年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采取一些不那么纯粹、但却适应现实需求的中间制度,是我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当前的金融开放,仍然是沿着这个思路走的,因而在很大概率上是会成功的。

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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