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最大的风险是效率持续下降,考验我们的定力

黄益平 原创 | 2018-08-17 09:3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去杠杆 互联网金融 

  自去年去杠杆以来,宏观形势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宏观杠杆率已总体趋稳,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7%,较一季度的6.8%有所放缓。宏观政策也出现了一些微调,比如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等。

  在此之际,去杠杆还要不要推进,如何推进?

  7月上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黄益平也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并于2015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表示,中国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将有可能像日本一样把增长率和效率拖没了。

  纵观其他后发国家的经验来看,日本最大的失败在于,在需求侧没有采取最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而且在支持供给侧方面也没有鼓励结构措施,耗时于不良贷款的处置、对僵尸银行和公司的“市场出清”迟疑不决,最终导致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金融危机的爆发。

  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推进改革开放,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黄益平称,现在是对定力的考验,尽管现在看起来里头外头都有问题,但最后的出路只有一条——改革开放。

  澎湃新闻:当前金融风险初步得到控制,要如何平衡去杠杆与稳增长的关系

  黄益平:我们现在风险的程度比较高,但并不是说现在就要爆发危机了。乱象很多,但并不一定是导致崩盘的乱象。比如说地方政府现在的问题也很大,地方政府会崩盘吗?国企杠杆率很高,你觉得国企会崩盘吗?它是有风险,但是没有紧迫到控制不住,马上就崩了。

  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是很大,风险如果爆发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像日本的这种类型,把增长率拖垮了,而不是所谓的“明斯基时刻”,投资者的信心一下降,整个市场就崩了。

  原因在于,第一,我们有一些资本项目管制;第二,我们的外汇储备还能抵挡一阵子;第三,凡是风险比较集中的地方,基本跟国家有点关系。像互联网金融出了问题,它不是系统的问题。出问题的是高杠杆率的国企和地方政府,这些都是容易出问题的,但不是出问题就崩盘了。政府可以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钱都是从哪来的,不就是那些银行,银行短期内也不会崩,现在都还挺赚钱的,加上还有存款保险制度。所以看起来它是会有问题,但更多的是把效率拖没了。

  澎湃新闻:你认为我们跟日本情况类似?

  黄益平:对,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我们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第二,我们的金融市场的开放度相对还比较低,因为当时日本的问题是叫“主银行制”,银行和企业之间有很重要的关联。我们也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同时也要考虑,如果是有问题,还是要通过适当的稳定措施,但是目前来看,我觉得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现在对我们的定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总是出一点问题就叫得厉害,叫得厉害大家一惊慌就开始放水,短期稳定下来了,长期问题越来越大。

  尽管听起来里头外头都有问题,但最后的出路只有一条——改革开放。

  澎湃新闻:今年公布的开放措施是否有助于全行业的效率提升?

  黄益平:像低准入、开放市场、改善营商环境,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而且对中国经济也有好处。这些举措今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还不太好说。不过起码这些举措继续推进,对于缓解外部经济冲突会有帮助。

  我们过去的改革其实可以更快一些,现在是需要显示行动的时候。宣布后得落地,这样才有信誉。

  澎湃新闻: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债转股”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黄益平:我对债转股还是保持比较谨慎的立场。债转股的思路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政策的普遍意义有限。换句话说,能做的很多都已经做了,不需要政府去推动它。能做债转股的首先必须是个好公司,否则债转股就成了背包袱。要实现法治化、市场化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

  债权人真的觉得有意义,他自己就会去做,不需要政府推动。如果政府推动,我担心一些地方把债转股变成了为地方企业脱困的手段,那就很糟糕了。

  但就我了解的情况,近来云南和河南一些国企成功实现了市场化出清,国企做不下去了,被民营企业收购。我看到的这些地方企业改制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很多地方政府财务很紧张,他们没有资源继续支持“僵尸企业”,这样的话这些企业退出就会快一些。

  澎湃新闻:关于“去杠杆”,当前有研究认为,民营企业“降杠杆”的速度明显快于国企。

  黄益平:这个问题应该是存在的。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研究,研究2008年以后,国企和民企的杠杆率分化,民企的杠杆率一直在下降,国企的杠杆率一直在上升。

  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时候,民企就不会再去扩张了,但是国企第一是“软预算”约束,第二它可能也被政府要求支持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内外部都有很多不确定时,民企进一步去杠杆似乎也并不奇怪。

  当然最终讨论的是能不能做到公平竞争。民营企业相比较而言,没有人给它兜底,所以风险大一些,国有企业毕竟是国家的,总体优势可以在价格上体现出来。

  澎湃新闻:你主张应该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是市场化定价,小微企业的高风险,必然导致融资贵。

  黄益平:现在来看,贷款难的问题比贷款贵的问题更突出。你给我15%的利率虽然很高,但我拿到这个钱我就干事情去了,但是给我6%的利率贷款,我想拿却拿不到。

  这就需要在两者间作取舍。是可以想办法降低融资成本的,但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要通过市场手段,通过竞争,通过更好地了解企业的信息,比如可以利用大数据,把平衡信息不对称的成本降低下来。我们现在很多的做法都是行政性质的,政策的效果也很有限。

  澎湃新闻:互联网金融可以说是一种市场化的融资工具,但也暴露出了风险,如非法集资等。要如何平衡市场化定价和金融风险的关系?

  黄益平:我们互联网金融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市场化的问题。当然,也有市场化的因素在这里,但它变成了一种变相的市场化,虽然在市场化定价上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受到合适的监管,就有很多乱来的做法。

  所以下一步,应该做到牌照全覆盖、监管全覆盖。我一直支持互联网金融必须要持牌经营。不能说我在创新,我在提供金融服务,所以你不要管我。这是不可以的,它会传导风险,一定要持牌经营。

  但这也意味着互联网金融行业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转折,很可能行业会分化:擅长做金融的做金融,擅长做技术的做技术。看全世界的金融科技公司排名,在前十名里头,中国有四家,这个比例很高。但在前100名里头,我们不超过十家,美国公司却有近二十家。美国的这些公司都是在提供各种技术解决方案,支付、投资、理财,或者是保险等等,都是为金融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懂技术的就做技术,让懂金融的去做金融。

  过去是不管你是什么路子,冲进来就是提供金融产品,有的甚至做得很大。未来这个行业会出现新的重组。比如,马云说要做“Techfin”,不做“Fintech”。“Techfin”就是说以后做技术,做平台,不直接提供金融服务,但为金融机构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互联网金融的下一个时代。

  (实习生苏琦、吴淑斌对此文亦有贡献)

个人简介
1994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商学院General Mills国际客座教授。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北京大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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