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壳”思维方式该改改了!

“做壳”的思维方式该改改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

 

自五四以来,中国人还是一次次地啄破了“蛋壳”,钻穿了“铁匣子”,实现了目己的“第二次诞生”……

 

       一个雪白的、纯洁的梦,

 那么圆.那么美,那么浅薄。

       生机就在里面久久地挣扎,

 居然——并不容易啄破!

 

       有了!有了一个绿豆般大的窗户,

       可是不够,不够把世界探索

       于是新生便在分裂中出现——

        啊,春天!绿的大地,白的云朵

 

    ——钱超英:《别了,我的蛋壳》

 

我不喜欢从道德或政治品格上评论政治当事人,因为这样的评论或然性太大,政治人物很容易被捧杀或棒杀,不大公平,也于国于民无益。较靠谱的,还是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入手,尤其是经济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入手,容易发现问题。

在展开正文之前,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标题“做壳”中使用的“壳”概念。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百年前,中国人的热情和智慧,都用在如何“啄壳”脱颖而出,包括如何打破“铁屋子”、“铁匣子”上,而一百年后的今日,许多中国人正相反,把所有的聪明才智和热情都用在“做壳”上面,居然每每取得不小的“成功”,以至形成了“做壳”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和价值取向的利益羁绊,而不自知自觉陷入自误自害。本文使用的“做壳”“壳思维”和“市场壳”中的“壳”,既借用计算机科学中区别于“核”(Nucleus)的“壳”(Shell),即为使用者提供操作平台命令解析器”的软件;也指证券市场“借壳上市”行为中,那种没有或有名义上的资产或资产唯一地由现金等价物组成的壳公司”之“壳”。

这前一个意思,表示“壳”具有意识形态叙事功能,后一个意思,表示“壳”具有现实操作的资格属性。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壳”,还具有某些经济、政治、文化特权或特殊性之意,比如“经济特区”“行政特区”“文化特区”形态。

当我们使用“权控市场经济壳”时,是指在权力控制、规定、规划(设计)的特定时空范围内,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并由此区分“壳内”与“壳外”,包括一国内的壳内、壳外,也包括国际“外部性”的壳内、壳外。人为规定、规划或制造“市场壳”的行为,称之为“壳思维方式”和“壳价值取向”。

我在《中国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国务院发研中心《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中,从反思“改革的目的”入手,指出:改革的目的,是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正常国家,改革的本质,是完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

因此,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权控市场经济),不是改革的目的,只能算是一个阶段,其动力来自人为制造各种“有效需求的市场壳”,结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大量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生态背负,以及“三个两极分化”(信用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向松祚2015),非但迷失了改革的目的,造成“改革中期断裂”,让中国离正常国家越来越远,社会转型变得愈发艰难,落入“转型中期陷阱”。

过去三四十年间,中国政经人士专注资源禀赋生产力的有效供给市场、专注政治优势生产关系的有效需求市场、专注资本增值的挖掘或创造新需求市场单纯经济学思维,眼睛都是框定在“投资、内需、出口”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由于改革开放是从“做特区”开始,所以,在各省市区市县乡镇5万多个地方政府(相当于5万台GDP发动机)形成的“权控市场经济”推动下,无论是做特区、新区和大大小小的开发区,包括创意产业园区,还是股市、楼市、债市,都实际成为人为制造的一个个美妙故事包装的“市场壳”“市场包”

作为中国5万台GDP发动机”构件的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于这种“壳思维”“包思维”,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沉迷程度而遍地开花,中国国内各个“壳外有效需求市场”很快饱和承载不起“壳内”生产过剩资本过剩供给时,寻求现成的国际“外部性有效需求市场”,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幸运的是,在1990年代赢得美国“最惠国待遇”,继而2001年又以“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和“15年保护期”的低门槛,加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WTO)的条件下,中国这种“权控市场经济”包、壳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尽管极大限度地加重了中国的自然背负、社会背负、生态背负、国民身心灵健康背负,也确实取得了诸如GDP世界第二、政府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家购买力评价世界第一等巨大成功!

但是,有一个绕不过去现实问题,又摆在了中国政府面前,这就是:当国际“外部性有效需求市场”(比如WTO成员国)相关方(比如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由于社会就业萎缩、政府税收丢失、制造产业空壳化、城市空心化以及巨额贸易逆差等多重压力,也承载不了中国“壳内”“包内”的过剩产能、特别是过剩资本时,中国可另行人为制造一个国际“外部性有效需求市场壳”“市场包”呢?

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把中国内部“权控市场经济”成功实施的需求市场壳、市场包,“壳思维”“包思维”亦即“权控市场经济”模式,直接搬到国外呢?

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如果我们继续囿闭于“壳思维”“包思维”的路径依赖和利益羁绊,一味痴迷“市场壳”的往日成功,而作茧自缚,必然要以继续绑架中国社会和国民休养生息使之“空洞化”为代价(比如多数国家或地区免费提供的教育、医疗、养老被当作中国“拉动内需的新三驾马车”,而激化多重社会矛盾,比如强制结汇导致人民币大水漫灌致使国民腰包缩水,比如城市土地已不足以满足“土地财政金融”超级需求而搞“新土改”)那么,在“官生列支有增无减,民生欠债不能不还”出现“政府赤胀”(赤字+通胀)条件下,必然导致中国政府-市场-道德三重失灵”,从而落入“桑弘羊-利玛窦-塔西佗三重陷阱,并最后引发“两极分化-黄炎培-批孔尊孔三个周期率”的叠加效应,进入两千年来的又一次“治乱循环”

所以,接下来,中国政府亟需全力处理好内部事务,改变“权控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做市场壳”的思维方式,比如由于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三去”中的杠杆、产能、库存皆为壳思维的产物,又必然遭遇“蒙代尔不三能三角”,所以,改变“市场壳”思维方式,应当把“三去一降一补”的重心,放在“降成本”和“补短板”上,做好做实做细,只要换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就不难发现,提资源单位效率是更积极更根本的降成本,而所谓“补短板”,重在民生教医养三大块,细在“民生官生协和生”的机制(幸运的是,今日世界可用的技术手段非常多),这样才能完成“从高增长到高质量”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反之,内部事务没有处理好而大行“走出去”战略,弄不好“过犹不及”而“前功尽弃”就是大概率的事。这个内外顺序非同小可,可谓“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

其次,尽管可以说“权控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各种大型、超大型“市场壳”、“市场包”,但是,过去十至五年间,这种走出去”设计规划制造“外部性需求市场壳”的经济学“做壳思维”“打包思维”,不管冠以什么样的修辞表达式,或进行了怎样的市场论证,都不能抹去其已经在加拿大、墨西哥、美国局部(华盛顿州)、南美(特别是委内瑞拉)、非洲(如津巴布韦、南非)、斯里兰卡、俄罗斯、巴基斯坦……失败的事实失败的显性标准有三:一是颗粒无收的赔本投资,二是产能输出引发当地人民抵制(如遭毁约),三是基础建设利用率低下(如瓜达尔港)这也说明,在为了面子或里子,硬着头皮被动跟进开打中美贸易战时,倒是应当认真算算经济账,而不是政治账。特别要算清醒的一笔账是:彼此完全认同市场经济的美日欧,一旦真的形成“零关税”市场,从而可能失去美日欧正常市场条件下,地球上并没有与之可匹配的可替代的外部市场,即使是被说成“纲举目张卓越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或倡议能够顺利全面实施,真的形成了一个特定国际“外部性需求市场”,其成本代价不说,也未必是一个可同日而语的可替代美日欧的市场。我相信这一点不言而喻。

再次,正如1990代初“日美贸易战”时期一样,由于“制度外部性”的缘故,加入WTO“15年保护期”后必然爆发的中美贸易战,对特朗普而言只是引领美国走出“利玛窦陷阱”,在“共克时艰”的意义上,中国官民上下何不转换一下思维:如果这次输了,通过调整处理好内部事务,完成经济、政治、社会转型,实行社会再平衡,那可能以后还有机会赢;如果这次赢了,势必继续发挥庞大政府聚财优越性,掉进“桑弘羊+塔西佗陷阱”,那可真是彻彻底底地永远输了。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历史判断,也是中国可能走出“转型中期陷阱”的外部性张力。因为,当我们考虑“贸易战”的输赢时,只要稍稍从中国民众的角度作出观察和分析,就不难明白我朋友陈申申所说,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应该有与贸易战利益相关的还有一方,那就是中国的国民和中国社会。”所以,所谓“中美贸易战”,与“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关系,我赞成这样的判断:“不管是崛起也好,复兴也好,关键在于游戏的方式。如果是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那修昔底德陷阱成立;如果是正和博弈,那修昔底德陷阱不成立”(历史之瞳)。日本没有所谓“失去二十年”,而是经过三十年代(建东亚共荣圈征服西方)和八十年(房地产大泡沫下要买下美国)两次自我膨胀之后,稳扎稳实地成为了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正常的现代国家!

最后,由于中国内部“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已达临界状态,现在25个省市区地方政府公务员发工资已经成为问题据说全国2862个县级政府中,只有不欠公务员工资,全国各种循环债450万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口号下关停同行民企的情况下,国企2017年利润达到近2万亿,可并不能掩盖他们平均每投资4元获利0.9-1.3元人民币(GDP4.9元)的事实,谁能这样干企业?再说消费,不是疲软得不行怎会瞄准医疗、教育、社保养老作什么“新拉动内需三驾马车”?政府手上真正过硬的钱,就是强制结汇所剩不到3万亿美元——这是中国在国际上说话行事真正有底气的本钱

这样,哪怕是以马克思主义常识观之,谁也包不住、背不动、还不起“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负资产啊!即使是“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也应当是这样算:朝廷可以更迭,政府可以换届,国家和人民的休养生息才是永恒的政治主题!这和美国或哪个国家比,中国是不是世界第一,没有毛关系!别说我暴粗口,这些年流行的老大”“老二”,以“鸡的屁”论英雄各种“修辞大于逻辑,立场代替事实”的说法,本身就是“裤裆里拉二胡——扯蛋”!

总之,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到“有效需求决定生产供给”,再到“供给侧挖掘新市场、创造新需求”的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及新政治经济学理论,都不能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对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而共襄生长有所助益,必须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基础理论上,加以系统性革故鼎新。于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哲学-经济学理论——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应运而生,并将帮助中国走出“转型中期陷阱”。

 

2018年9月5日于辽东湾北海小城童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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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多年前,我们被散播在风中, 到世界各地去繁衍; 重逢和解后, 我们秉承不同的文化惯习, 灵动地走向英特网, 在各个场域自在共生…… ——天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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