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哲学思考

姚洋 原创 | 2019-01-17 11:0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改革开放 

  2018年12月1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县域经济论坛暨《顺德40年》的新书发布会。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的发言整理。

  借着总结顺德40年发展经验得失的契机,我也想从哲学层面探讨一下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所在,其中最主要的哲理我归结为有三点。

  务实主义

  第一点是务实主义,这一点也是我最想说的。在我看来,邓小平所开创的务实主义道路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也很认同渐进式改革、双轨制等类似的改革经验总结,但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邓小平开创的务实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中学课本里就提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一句虚话或句口号,是实实在在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是经由俄国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党。

  在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进入到邓小平时代。他没有继续革命,转而用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把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也随着这个工作重点的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甚至还要再加一句,从西方意义上的革命党转变为中国意义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始回归中国的现实和传统。也许100或2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再回顾这段历史,并评定邓小平的贡献或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转变时,可能会比我们今天看得更清楚。

  大家都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样的溢美之词充分表达了尊重和感恩,但邓小平本人却可能对此一笑置之,因为他一开始也并不清楚地知道中国这条道路到底该怎么设计,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那就是如果中国再不集中精力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再一步步拉大的话,中国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为此,我们就得敢于去尝试,就得通过改革开放打破观念上的禁锢,包括对制度和意识形态局限性的突破和延展。

  1979年,广东省委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他就突发奇想说你们应该搞特区,但特区能不能真正搞起来,搞起来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他心里也没有十分清楚的蓝图和把握。五年以后的1984年,他一定要去特区看一看。但从他的回忆录来看,即便是1984年到特区之后也没看到特别大的成就,但他没有说什么,这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先不急于定论。只要方向大体正确,不妨再留出一点时间观察和试验,改革慢不得,但也急不得,只要方向对,好方法早晚会摸索出来。基本上也就是从1984年开始,深圳开始起飞,深圳蛇口从出口加工区开始一步步走出一条强劲的工业化道路。深圳的特区经验也给后续的特区建设带来很好的示范效果,以点连线,以线带面,快速铺开。所以,邓小平的智慧就是方向大致正确,方法上“摸着石头过河”,用一种务实主义的态度处理改革和开放问题。

  地方试验

  第二是给地方政府自主权,让地方政府有试验的空间。在这方面,顺德给中国的改革带了一个很好的头。邓小平南巡到美的跟何享健说你要胆子再大一点,后者就受到了鼓舞。美的一开始到1992年都是一家集体企业。何享健后来就动手改制,变成员工持股,然后香港上市。但5年以后又发现效果不理想,人人持股等于人人不持股,大家热乎劲一过又回归平均主义的低效,于是1997年他再启改革,把公司从香港转回A股上市,并彻底改制,成为一家民营控股企业,这从根本上造就了今天的美的。美的是中国企业改制成功的一个典范,也是企业传承的典范,何享健没有把经理管理权传给自家人,而是传给方洪波这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因此,在改革和传承上,美的都很有很高的案例价值。中国另一个国企改革的样板是山东诸城,诸城的改制走了另外一条路。

  顺德和诸城为什么要进行国企改革?为什么敢于进行国企改革?1999年我到顺德调研时询问当时的经委主任,你们这样改制国有企业,有没有批评你们国有资产流失的压力?你们怕不怕?他说不怕,也没有压力,因为给国有企业改制不是资产流失,而是帮国有资产止血。当时的很多国企表面光鲜,实际上是一个空壳,不少厂长经理都在私底下掏空企业,有些企业开工之日就是亏损之时。顺德人就认为无论国有资产、民营资产都是咱们国家自己的资产,都应该成为能造血的资产,这样产业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因此需要改制的就要改制。

  同时,顺德、诸城等不同的地方政府当时为什么敢改革,除了作为基层干部对国有企业的现实有真切的认识之外,还要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形成的共识:允许地方实验。如果没有高层鼓励地方实验和容错创新的大环境,改革也不容易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以公开讨论凝聚改革共识

  第三是高质量的公开讨论凝聚改革共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和1980年代比较开放的讨论环境高度相关的。中国当时要尝试不同的方向,而开放的讨论非常有利于探寻和论证方向的正确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通过将近10天的公开讨论,帮助政府确定了价格改革的方向。

  北大国发院过去20年间参与了很多公开讨论。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公开讨论对于凝聚共识、推动改革的重要性。

  第一个例子是周其仁老师在中国“入世”之前参与了关于电信改革的讨论,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叫做“数网竞争”,把中国电信分拆成几家企业同台竞争。这在当时是个石破天惊的想法,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资源浪费、重复建设。而周老师认为竞争的好处超过重复建设的成本。他当时几乎完全是凭一己之力参与讨论,而且处于工信部的对立面,至少完全不是工信最初预期的方案,但讨论到最后,工信部把他请去,并最终高度采纳了他的分拆方案。如果当时没有公开讨论,仅仅是周老师向工信部领导递交一个方案,恐怕很难被采纳,因为没有足够的讨论,工信部即便理解并有心选择周老师的方案,也还面临公众质疑的巨大压力。更何况,真理越辩越明,只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正确的方案才能从各种杂乱的方向中剥离出来。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2018年参与的民营企业讨论。2018上半年,民营企业遇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在股市上,很多民营企业的股价跌去百分之六七十,对于一些股权质押率较高的企业来说,面临着被强行平仓、甚至失去控制权的危险。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开始讲什么民营企业“退场论”,重新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搞得民营企业雪上加霜,人心惶惶。9月20日,北大国发院专门举行了一场公开讨论,把各位参与者的发言稿都通过自媒体传播出去,带动公众讨论。后来多位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直到最高领导人11月1日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不仅彻底扭转了民营企业“退场论”等错误观点的蔓延,而且对民营经济的地位和改革方向都有里程碑意义。

  从这两个例子里我们得出的经验是:为政府写报告、做内参固然重要,但公开的讨论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公开的讨论既有利于去伪存真,也有利于凝聚共识。去伪存真才有利于形成正确的改革方案,凝聚共识才有利于提高改革方案的社会公信力和执行力。

  以上就是我所总结的三点哲学思考,这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应该是我们未来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参考。

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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