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近年来，经济学理论研究正在转向，之前所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是用数学模型化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这种理论范式的先天缺陷是简单化、模式化，将现实问题简化成一个数学逻辑演绎或运算过程，结果是与现实情况差距太远，解释和预测能力都非常不理想。如今主流经济学界也在反思，一方面是回归古典传统，站在人的行为研究基础上，重新审视所有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是借鉴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的成果，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经济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马修·杰克逊的新书《人类网络》属于后者。作者是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的权威，这本书结合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的成果，讨论了传染病、不平等、社会固化、贸易摩擦、金融危机、战争等许多重大社会问题，揭示了人类网络复杂性面具下的基本规律，很有启发性和知识趣味性。
人与人构成“网络”，是一个古老的现象，虽然在互联网兴起之前，可能大家还没习惯使用“网络”这个词。我们用网络术语来说明人际关系，一个人就是一个“节点”，两个认识的人就构成了一个“连结”，三个以上有联系的个人就已经是一个简单的“网络”了。如此看来，不难发现“网络”其实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结构。人类信息交流和商品交换，以致情感表达，甚至疾病传播，都离不开“网络”这种社会结构。
人们一直生活在网络之中，也形成了很多朴素的网络生存哲学，比如中国历史悠久的“关系”学，在此基础上，现在发展出了各种扩大人脉、打入圈子的技巧。但是，如果没有对人类网络基本规律的理解，这些所谓的“通天神技”可能并不会带来理想的结果。
人类网络“弱连接”
我们审视一下社会网络，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巨型网络，但它不是一个均匀分布的网络，而是由很多“群聚”的分支相互联结起来。不同网络群体之间的联系通道非常少，更像是一个个的“孤岛”。
我们假设社交网络上的一个人会和200人有偶尔交流，而这个人的每个朋友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那么通过两步连接，信息就能达到4万人，只需要四步连接就可以遍及16亿人。而实际上，人际网络的联结并没有这么稠密，以用户数量庞大的FACEBOOK为例，任何两个活跃用户之间的平均距离是4.7个连接。实验结果是，大多数情况是在最后几步完成的，换言之，社交网络是非常稀疏的。更接近实际情况的是，尽管很多人之间有联结，比如QQ好友，微信圈的朋友，APP上的粉丝，但他们之间并没有频繁的沟通交流。这种关系只是在偶然情况下发生像电弧一样的连接。大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比如网上“熟人”，“点赞”之交，或者路上碰面时的“点头之交”。我们可以把这类数量巨大的陌生的“熟人”关系称作“弱连接”。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要全力维护与200人的日常联系，需要非常高的维护成本。但是只有这样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才能使每个节点都能顺畅接通。实际情况是，每个人联系最密切的人大约只有2-3人（6-7人已经是比较少见的了），还有一、二十人可能每年偶有联络。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尽可能结识“最有用的人”。
如何确定哪些人应该放在这个关系“短名单”里？人类网络的作者总结了度量几个重要的概念（指标）。每个人都有人气，作者给出的指标是“中心度”，中心度高的人可以把信息发送给超出一般数量的人。他（她）不一定要维护那么多个节点的关系，类似“网红”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网红与一众粉丝之间，有一根强有力的传播链条，上面的节点也都具有高“中心度”。这就是作者提出的“联系（你认识谁）”这个概念，其测量指标是“特征向量中心度”，其他概念包括“传播中心度”、“中介中心度”，这些无不强调了节点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
疾病和谣言传播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和谣言传播可以比拼的是疾病传染速度和范围。为什么人类网络的弱连接没有在这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呢？鉴于这个问题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本书做了深入探讨。
1347-1352年，黑死病曾在欧洲蔓延，但是速度相当缓慢，每天平均2公里。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出黑死病是从中国沿着丝绸之路（在中国和印度夺去了约2500万人的生命）先传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进入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此后是法国和西班牙，最后蔓延到北欧一些国家。这反映了当时的人际网络松散，而且移动范围有限。而在今天的人际网络环境和移动空间下，埃博拉病毒可以当天就从非洲塞拉利昂传播到几千公里之外的某国。很多疾病不需要人际之间有强连接关系，通过空气和皮肤接触就能传染。这是人类网络表现出的一个负外部性。谣言的传播与此类似，即便是弱连接，由于各节点对谣言的辨别能力可能非常低，也会出现短期大范围传播的结果。
不平等与技术进步
人类网络的分群和群间的弱连接特征，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在整体“弱连接”的表象下，网络群聚现象更加强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同质化，同时也使得社会结构更加固化。种族隔离是一个极端例子，经济学实证研究发现国家GDP和种族隔离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其中一个解释是：严重的族群隔离会削弱国民之间的信任，产生大量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各种政党，导致政府更加低效，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能力更弱。
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不同阶层的人群，住在不同小区的人，不同行业的人，不同教育背景的人等等，这些构成了一个个相互隔离的小网络群体。不仅同一群体有固定的行为模式和习惯，而且这种不断加强的群体内部反馈还会放大群体之间的分歧，增强和加深彼此之间的分歧。弱势群体的人很难突破这种无形的群体之间的边界，而且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存在信息、资源、机会、收入等各种不平等。不平等部分源于不同群体在机遇和流动性方面的差异。如果仅仅依靠人类网络自身的调节，只能不断强化社会固化程度，阻塞向上流动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弱势群体创造条件，鼓励一切突破自身环境限制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
从社会网络角度对不平等现象的分析，与皮凯蒂对贫富分化的观点大相径庭。富者越富，贫者愈贫，不仅仅与资本有关。本书作者提出了技术进步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很有启发。不平等和国家经济增速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快速增长的经济体的贫富分化也较成熟经济体更严重，这与经济学上一直争论的“效率与公平”有关。而作者更是提供了实证证据，对美国过去40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显示，目前只需要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40%的劳动力，就能完成同样的工作。有研究表明，美国在1999-2011年制造业岗位的减少，仅有不到而成归因于中国进口增加，而主要原因是技术变革。
技术变革居然产生加剧贫富分化的负外部效应，也不难解释。经济学家发现美国的生产函数并没有体现出技术进步的显著影响，很可能是与劳动力分层结构有关。技术进步确实提高了位居产业链上层人士的收入水平，同时减少了这个层次的劳动力需求。一部分被淘汰的劳动力向下流动，难免导致产业链下部人士的薪酬下降，从而把两个群体的收入差距拉得更大了。新技术需要具有更高技能和知识的劳动者，如果社会不能提供相应的培训教育机会，则短期来看，社会的人均产出并不一定会提高。这个问题仍然需要依靠市场之外的力量来推动解决。
真正有益的人脉关系
除了宏大的叙事和论述，我们从这本书里，还可以得到关于建立和维护人脉关系的启示。很多人追求的是浅层次的人际网络关系，这确实是人类网络弱连接属性决定的，但确实对个人的帮助不大。如果你的人际交往对象还不是圈子内真正重要的人，那么你的交往效果会打个折扣，与你自身的期望值相差更远。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或者亲身经历的人脉圈子内发生的事情。
你需要结识的人脉必须是“超级枢纽”的一个节点。对方是众多核心人物中的一员，他或她就是超级（人脉）枢纽的一个节点。在他们这个层面上，这些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个体和整体对系统产生的影响。圈子非常重要，圈子是分层次的。圈子也是同质的。只有达到一定的条件，你才能真正被想要交往的对方重视，成为其人脉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除此之外，你以为是认识了一位重要人物，其实对方几乎完全会将你当作“陌生人”、“圈外人”，这对你其实并不会有多大助益。
所以说，你认识谁，其实没有谁认识你更重要，尤其是那些中心度高的人，他们认可你，接纳你，才是人际网络成功的关键。这就要求想融入圈子的你，必须具备这样的素质，能够与对方建立信任关系，能够与对方分享信息和知识，而且你必须先对别人有用，才有可能融入其中。这是一个大众最容易忽视的误区，总以为自己可以一步登天，不在自身上用功夫，培养和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结果花费大量时间钻营所谓的人脉关系，貌似抄了近道，其实是走了弯路，始终无法成为圈子中的一员，更难以靠近核心成员，无法获得圈子最具价值的资源—资金、信息和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