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

再论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

——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题记:尽管近年在“三去”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暂时搁置不提,但是,这都不是搁置“一降”——全方位升单位效能,促降能耗成本这一创举的理由。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认为,经济是一个基于价值评估核算体系的动(生)態开放生態系统。简述GDE价值评估核算体系前,必然联系中国政府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经过2016、2017及2018开局的努力,“去产能”、“去库存”的任务基本完成,“去杠杆”的任务主要涉及宏观金融政策,目前正在进行中,属于整治范畴。接下来主要是“一降”和“一补”,先说说“一降”什么,怎么“降”?

共生经济学认为,这个“降”,就涉及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问题。现行“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采用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参量体系。那么,让我们简要梳理一下GDP成为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历史。

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简史

大家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采用联合国认可的约翰·理查德·斯通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1968)作为计算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基础。尽管GDP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首要核心指标(在1991年之前,美国以国民生产总值指标Gross National Product即GNP作为首要指标),从其提出到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的近80年时间里显示出许多缺陷,例如缺乏对资源环境成本、非市场性经济活动的价值、收入分配状况等要素的合理衡量,但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接受并实施的国民经济基本核算指标。苏联式的物质产品平衡核算体系曾与之比较过。近几十年,国际上也有不少的补充完善性或替代性的经济社会总体状况核算体系构思提出。

然而,任何指标体系的提出和发展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改变现实存在的不合理性,首先要理解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与宏观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政策选择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的GDP体系而言。

国民账户的估算最初是由英格兰的托马斯·配第于1665年作出的,其目的在于估计该国的征税能力。亚当·斯密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国民的财富”并非仅仅植根于农业、金银,而是植根于“国民的生产过程”,因而也把制造业等部门包括进来。尽管观念上取得进步,斯密也未就怎样衡量一国的财富(或生产)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洞见。而且,斯密并未考虑到今天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一般被称为“服务业”的产业部门,例如律师、娱乐、金融和政府,作为国民生产的组成部分。斯密称那些职能,无论有用与否,最终是“对任何价值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并未产生有形的产品。

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经济福利之于人的普遍化。福利经济学试图将对生产的衡量与人的福利联系起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20世纪初发现,生产过程如不考虑个体的消费者对被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评价,不能被有效地衡量。马歇尔还严格地将效用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思想。这导致生产的市场价值(即价格)这一概念成为最好的衡量尺度。这一概念的蕴含意义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价格的商业上可交易的一切增加到GDP。这惟有凭借这仅有的事实,即它被生产和购买,才会发生。借助此依据,至少在其中货币“不易手”的两个巨大的领域被留在“可记录的福利”之外:家庭/社区,以及环境。

就国民生产衡量的突破而言,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工作所引导。柯布(Cobb)等(1995) 将此情况描述如下:

“1931年,一群政府和私人机构的专家被邀集到一次国会听证会,回答关于经济的基本问题。结果他们不能回答:最近的数据是关于1929年的,它们对回答而言是基本的。1932年,美国参议院要求商务部准备对国民收入的综合估计。不久以后,该部安排一位名叫西蒙·库兹涅茨的青年经济学者以开发一套统一的国民账户的任务。这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GDP这一核算体系的原型。”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它倡导政府在需求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等等。由于凯恩斯派的管理通过货币流而非官僚机构的规划发挥作用,这套新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工具对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按罗伯特·索罗的话来说,提出GDP的库兹涅茨为凯恩斯的“生理学”提供了“解剖学”。此外,GDP在二战期间发挥了作为战争规划的工具的关键作用。这些核算账户使美国和英国(设置上稍有不同)能确定经济上未被利用的能力,能大大超出常规的生产水平。

确立国民账户核算工具及其对福利的贡献的真正的突破,于二战后出现。战前,就公共政策而言,经济学者们极少受到援引或咨询。凯恩斯的学生斯通与詹姆士·米德一起研究了如何使理论上的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与实践相一致的问题,并于1941年编制出英国国民收入和支出核算的估计数据。凯恩斯认为,他们的估算完全可以并入当年英国政府的预算报告。1944年,斯通和米德合写了《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这本书不仅为斯通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一问世就成了国民收入核算的标准教科书。1952年英国中央统计局根据这本书提出的原理和方法,开始发表年度国民收支“蓝皮书”,如今它已成为英国宏观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这本著作后来由斯通与夫人G.斯通进行了修订,至1977年已出到第10版,在西方经济界广为流传,影响极大。50年代初,斯通与西蒙·库兹涅茨等人曾被邀请作为印度国民收入委员会的顾问,接着,被联合国召往纽约,旨在建立一个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辅助表(1953年)》(SNA)出版,最终成功地推出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68年)》(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新SNA)。柯布等人注意到,战后,他们成为“政策的最终权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凯恩斯派的学者把消费提升到其经济管理的首要角色位置时,决策者们不再视“人民”为工人、农夫和商人等等,而只是视为消费者。

然而,正是国民账户体系的创始者们,首先出来批评GDP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西蒙·库兹涅茨于1934年在倡导GDP核算体系的使用时,就已经警告道:“一国福利几乎不能从以上定义的国民收入的衡量标准中推断出来。”他于1962年写道,“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成本和回报之间,以及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别必须切记。实现更多的增长应详细阐明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要更多增长。”

如今,从“生態文明,共生发展”的新时代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当作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方式本体(组织)的人、人民、公民,被简化为“消费者”时,“人民”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必然被慢性抽空,所谓“自主创新”也必然被追求资本或法权两大特权所取代;而所谓的“经济增长”,也就被简化为各地政府与企业合谋“投资、消费(内需)、出口(外需)”这样一种兴高采烈的“GDP锦标赛”的冷冰冰过程。

“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过是追求超平均利润率的工具理性的工具性载体,亦即自己成为自己谋求特殊“权、钱、性”的奴隶,进而成为统治性的利益体系的意识形態化的奴隶:要么按照丛林法则的选择而成为僭越公共话语的主人,要么是依附于主人的奴仆。于是乎,陷入一种钟摆式世纪困境:在经济体制机制上,要么市场自由,要么政府管制。

在政治体制机制上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资本垄断一切,要么法权操纵一切;在意识形態上也必然相应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所谓“右”,要么所谓“左”,且互不相融,明争暗斗,内耗不止。虽然各领自以为是的“风骚”三五年,但无论是“左”是“右”,结果都会留下一大堆“烂根之事”给大自然、给社会、给家庭、给后人去消受。

所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谈到选人用人问题时说,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態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GDE生態价值参量是质量、效能法则的综合体现

因此,从生产的角度看,必须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特别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Symbionomics认为,这里讲的“一降”,清楚地告诉我们,“一降”包括提升资源单位能效,也就是说,“降中还有升”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单位资源效能上去了,能耗下来了,成本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这“一降”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也可以表述为从微观入手,通过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共生经济学认为,生活的美好就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并非对物质文化无限需求,而是“现实的人”(马恩,1845)付出成本最低而幸福度尊严感最高的生活。

特别是全方位提升单位效能,促降能耗成本,可谓一大创举。这里远不只是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这么简单,而且,这实际上蕴含着提升能量能源的单位能效问题,即以升(效能)促降(成本)”的问题。

我相信,这将成为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论者制订一套不同于以资本增值/减值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方法,即以能源能效/能耗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效能(GDE)统计方法。

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将从“投资、内需、进出口”经济模式,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活”经济模式,也就是从重量、数量法则,向质量、效能法则的转变——“让生产回归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共生经济学,也可以称之为“分工、交换和生態(动態平衡)通论”。于是,经济学也将在能量转换的失衡、均衡循环中重生。

我们知道,物理学已经从牛顿定律演化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玻尔量子力学和和耗散结构思维,事实上,经济学也已经从重量、数量法则演化到了质量、效能法则。经济学的重量、数量法则,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总量进行衡量的原则。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增长,如今,到了生態文明新时代,必须重视质量、效能法则,即从资本的增值、减值价值参量,转变为以能量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也就是对经济潜能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即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换。具体说,今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就,不是看GDP增长率,而是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给出的每单位资源生产贡献率,即看不以加重生態背负、地球背负、社会背负、身心灵背负为基础的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动(生)態平衡率,所体现的边际成本与国民生活幸福度和尊严感。

共生经济学给出的这个GDE生態价值参量,正是质量、效能法则的综合体现——GDE价值参量既综合了:

1、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首创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方法;2、后续的“综合国力方程”(Klaus Knorr,1956);3、“国家实力指数方程”(Clifford German,1960);4、“非线性国力评价方程”(Wilhem Fucks,1965);5、不丹国王的“国民幸福指数”(GNH,1972);6、“国力评价方程”(Ray Cline,1975);7、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HDI,1990);8、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2005);9、“生活质量(QL)测量指标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Riane Eisler,2007);10、中国人大财经委的“民生指数”(福祉指数,2010);11、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形色色的“绿色GDP”(GeGDP=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的诸般努力。

同时,基于质量效能法则的共生经济学GDE价值参量,又回答了生態文明形態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生態文明的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

这就是说,传统的指标和方法无法反映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条件下的国家和地区实力与国民生活与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率,所以,摈弃重量、数量法则,使用质量、效能法则评价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势所必然,人类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通信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善政良治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看那里的人民、国民、公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是否与其获得的幸福度和尊严感之间所呈现的反比例关系状况(H=G/T)。这也是衡量“一降一补”成效的价值尺度。

国人把GDP嘲讽为“鸡的屁”,看上去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出现“民怨”与“官腐”两大危机的集中反映。须知中华文化意象中的“凤凰”原形,就是“鸡”(雉鸡),当全民经商只关注“鸡的屁”成为世风时,中华之凤凰还能飞得起来吗?还有灵魂吗?生態文明的GDE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正好从中文谐音表达了一个时代诉求:从关注“鸡的屁”,到关注“鸡的翼”——凤之翼的认知飞跃。

建立在乘法思维和共生法则基础上的GDE,是生態文明共生经济体发展的全新价值评估参量体系。

因而,GDE要求的不只是解决GDP遗漏的家庭、社区、以及环境等非记录的庞大福利领域,也不只是关照质量与数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区别,而首先是,还原生产与消费、开源与节流、休养生息与环境气候之间失衡/均衡动態循环关系,尤其是鉴于工商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遭遇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操控的极限三大极限,以及步其后尘参与其中的当代中国遭遇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三大陷阱,而变相对狭隘的生产价值估算,为更宽泛的能量转换价值评估。

GDE生態价值估算参量的特点是:1、除了将GDP遗漏的领域很自然地纳入其中,还将所谓“绿色GDP”、“GEP”、“GNH”进行有机整合;2、GDE将区别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环境与气候、法治与道德参量,用乘法思维进行正负评级估算;3、尤其重视人的精神能量(如创意、管理、规划、领导力、思想力、文化力等)转换价值估算。

GDE生態价值参量的理论框架

共生经济学认为,无论从稀缺性的结构主义意义上,还是差异性的自由主义意义上,人们经济社会活动中宏微相济的能量释放与效能平衡,都是根本性的。

1958年,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主席伦纳德·里德写了一篇《铅笔传奇》,弗里德曼评论说: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像这篇文章那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

《铅笔传奇》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个体能够拥有制造某件产品或提供某项服务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人的理性是相对有限的。然而,我们的社会却在无时无刻地提供无数的产品与服务,而这并非真是基于“上帝造树”的结果,而是源自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基础协调。哈耶克也深入阐述了理性经济计划的诸多问题——那实际上无法维持理性,因为没有任何权威拥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作出最佳、最优的经济决策,而后强制执行——无论此岸设计路线是多么的优美,理论上多么正确,道义上多么有力,前景多么美好。彼岸亦不一定即映照出基于此岸设计路线的美好现实图景。也许,一个伟大的结果往往并非设计即成,亦非来自强权主宰,而是形成与成千上万基于本能利益驱动的普通个体的自由博弈过程。

只要让人们自由地尝试,总会有富有精神体能和生命自组织力的人,能够更有效率、价格更低廉地提供更好的物品和服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组织和管理者,没有设计师,没有预先画好的完美蓝图,全球无数单一的、互不相干的个体及其组织,从光导纤维,到PC、IT、卫星通讯……自发组成了一个丰富、强大、有序的新世界——合作生成了互联网这一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时代最伟大的创造。

因此,让我们记住伦纳德·里德告诫:“让所有创造性能量无拘无束”,并“允许创造性知识自由流动”——生物以至人类是演化的,经济以至社会形態也是演化的。演化即所谓物竞天择,个体自由竞争,环境做出选择,适者生存。凡能持续发展的系统,均是所谓负反馈系统或具有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吸能/放能的系统,即能够按照实际上无法预测而又不断变化的环境自我调整演化路线与之适应的系统。与此相反的正反馈系统,即排斥异己,不见、不顾环境变迁,一根筋、自我中心、人定胜天地坚持走既定路线的系统,无有不走进演化死胡同而最后灭绝或崩溃的。

那么,既然“创造能量”“就象太阳、雨、雪松和美好的地球一样实在”,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妨就此提出一种新的参量构想。

共生经济学基于Energy一词,具有能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能效等多种涵盖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为介质来完成的,因而,可以把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观照参详。所以,也许用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总值来做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发展价值参量将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与合目的性。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生態文明的英文Ecological civilization,也是“E”打头,所以,GDE,已经包含了“生態”和“动態”“动力学”(dynamics)之含义。更为奇妙的是,中文生態一词中的“態”,本身就包括了“Energy”的全部含义,同时,生態文明指的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状况、规则构成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恊和(Synergetics)方式。迄今为止,我们对文明形態的定义都是以“業”为参照物,如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而从生態文明开始,人类将进入以“態”为参照物的文明共时性历史新时代。生態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转型从单一、多样的“業”(产業、行業、事業、企業、百業),到立体、整体的“態”(业態、生態、心態、生活即生产、服务、休养生息状態)的历史性飞跃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GDE生態价值标准,最后还要找到计算或计量单位16。从GDE上来看,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价格肯定反映了人的行为(劳动生产)一定的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但价值远远超越了价格的内涵,而且:

1,价值有正(+)有负(-),被GDP计入的产值,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降低生活品质和福利的东西,例如污染造成水、空气和环境破坏,需要付出代价才能恢复,但要折算成价格扣除也非常困难;

2,价值的显现方式和表现程度还有时间限制(引入时间概念,长、中、短期,过去、当下、未来等);

第3、价值仅有相对性(如不同的人有智愚、强弱、高尚卑劣之分,比如对于没有价格但是同样也增进了人民福利的东西GDP无法反映,违法和犯罪的行为也不能计入) ,而为了追求GDP增长率,政府官员想方设法把那些钱买不到的东西,变成钱能买得到的东西,有的达到荒唐程度(有地方官员或人民代表提出设“红灯区”);

4、价格不反映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如果A、B两国的“市场价格的和与最终产品价格的和”相同,但是A国的生活有如苦役,B国的生活轻松闲适,这是劳动生产的终极价值标准;

5、“市场价格的和与最终产品价格的和”不反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A、B两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很可能相差极大,但是这个差别是不反映在GDP里面,还有,即便两国或一国不同地区的GDP相同,但所付出的代价也不一样;

6、由于政府生产指向导致的计入GDP的产能过剩和“挖坑填坑”行为,能耗很大损失很大,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高价确实可以推高“市场价格的和与最终产品价格的和”,但不少基础设施建设是很大程度的浪费,人为推高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更是如此。

所以,价格不反映价值是显然的。那么,GDE如果采用能效与能耗“价值”作为基本计量单位,具体应当如何计算?这需要集中多学科、多领域智慧。这里只是提出GDE的框架性思路,这里的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可以同时依据3个值的综合评价来加以计算,即:

能产1: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生产、消费、物流过程消耗原材料量及对环境生態(包括奢侈浪费率、社会公平损害率、游戏规则混乱带来社会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增长、国民身心健康受损、非法经济、简约美学)破坏量等;能产1=1-转换效能,即表示转换必需成本+负面消耗因素总和,能产1越低,效能越高。

能产2:能量转换的产生量(+值),生产产出价值及环境(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如所谓“人口红利”>、家庭乡村社区公益经济、政府投资产值、市场投资产值、进出口本外币对冲、estate结构优化率、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贡献率、社会公益建设贡献率、幸福指数、亲情间的服务、非亲情间的善行)优化价值等;按能量守恒法则,能产2=总转换能量×转换效能,此为乘法。

能产3:创意生产量(+值),非可比价格的精神能量(思想、文化、爱心活力及自主知识产权、参与自然修复循环,科技创新、金融创新、时尚流行潮流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性服务消费贡献率,简约乐活物质性循环消费贡献率、社会政治共生体自组织力);能产3是消耗能量最小(只需保证个人生存及心灵自由),因而产生效能最高的部分。

这种“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是一种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既把现行GDP或GNP的方法考虑在内,又把所谓Green GDP或Green GNP的方法考虑在内,还把“创意产业”(所谓GDC和GNC的方法)考虑在内了,同时全方位涵盖了人自身的生产、家庭生产、社区乡村生产、自然资源贡献、社会公益贡献、社会政治组织贡献、政府与市场投资、国民消费、进出口贸易的正负能产值。

能产3值统计中,第1值显然是负值,为了强化环境、气候、生態意识,人类首先应当了解自己“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其次才是正值,即第2值和第3值,相当于现在GDP或GNP的统计方法,但较之涵盖面宽阔得多。尤其是第3值,远不是目前所说的“文化创意产业”所能概括的,它将是从“知识经济”(后工业经济)到生態文明时代“共生经济”的主要评价指标和基本参量指标。由于新的“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更趋公正、公平、公道,如被世界各国采用,那么不但类似《京都议定书》中有关碳排放量的硬指标(奖励机制及由此衍生的“碳排放权交易”将被取消)要进入统计,像机会成本、社会交易成本的软指标,也要进入统计。具体可以再细化,并作出若干理论模型与方法规则。

GDE参量的模型化必然涉及大量调节和权重参数的确定,数学模型确定之后,GDE体系就是这些参数全体的体系。那么,这些参数从哪里来?不是从思想家、政治家和经济专家的头脑中来,而是从古今中外既有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对其效能的大数据科学评估中来。它们不仅要符合既有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还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告未来的社会经济活动。

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或许可以提出三个与生態文明及其生態经济(自然创意经济)这一新发展模式相应的参量:

一是:国内能产转换总值,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二是:国民能产转换总值,即GNE=Gross Nationa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最后:全球公民能产转换总值,即GWE= Gross world-Civi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只有完成了生产业绩评价体系及发展参量的改变,才能改变发展方式、增长模式和政府职能。新的参量,及其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和生产、生活、生態格局。

一个国家用于“衣、食、住、行、信、生、老、医、保、安、居、乐、业”13大生活要素产能越高,剩余的商品货币化劳动越高,其对“阳光、空气、水、地矿、生物、自遗、天体运行”7大“外部性”环境的破坏就越大。或许,这一判断结合“过度供给与过度需求”矛盾,可以得出一个生態文明系数(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efficient)。

根据GDE“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以13大生活要素”中的“衣”为例,看GDE的现实意义(其他12大生活要素由此类推):设80%成年中国人5年内除内衣、鞋袜外很少添加新衣,甚至基本不添加新衣,会不会出现“衣不裹体”或“衣着不体面”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就不难发现中国服装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和劳动过度重复,以及为了“保GDP增长率”而刺激服装“内需”的严重能耗和过度消费(包括奢侈浪费)。那么,在生態文明建设的意义上,过剩的产能如何转化?过度的能耗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用“衣”为例论证和细化(如上文讲产能过剩时所述),一以贯之(关连项),即把你要求的“绝对性”(各项指标都具有绝对性)和“整体性”(指标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形成整体)结合“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

老话说“一通百达”,做通了这个“衣”的绝对性、整体性与能产分值123综合评价体系”关联,真正的模型就出来了,其他就是个应用操作(当然也要根据不同要素的特点及与其他要素关系性质在应用、推理过程中变化),最后形成一个Energy Conversion(自然、人文、社会、经济、政治、生態能量转换)价值平衡表,操作性就出来了。

这就自然引出了GDE参量的生活导向问题——GDE评价体系的根本价值导向和极致诉求是:人类象自然母亲一样善于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并自行调节循环,没有所谓“垃圾”或“负能量”这一说——及其综合效应,即生態文明的生活方式,亦即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这一生活方式,同时也是生产方式(恊调好阳光、空气、水、土地、生物、自遗、天体运行的时空关系),因为,“生態统领,共生为魂”意义上的共生,必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自己三大关系上的终极-现实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亦即“全体共生”、“全息共生”、“全球共生”。

所以,“一降”的现实逻辑涵义,就是在全社会“提效能,降成本”——提出一整套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国民账户核算体系。

最后,我们将组建一个多学科创造团队来完成“GDE生態价值参量”的可应用性研究希望得到必要的支持。

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

我们提出“GDE生態价值参量”的可应用性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有关机构业已提出的“生態文明评价体系指标”及其试点工作。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要真正建立生態文明建设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

最近,我一口气读完《生態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评析、比较、与改进(上中下)》,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周宏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宋智慧,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刘云飞、张晓磊四位先生。

文章从“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评价,以保障后续生态文明建设的稳健性和持续性,还要有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供相关研究者运用并进行国别对比研究”目的出发,对目前业已出现的多种“生態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细致的评析、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改进完善办法。

特别是作者在提出针对性的“八个规范性要求”(目标导向性、数据可得性、权威性、可重现性、一致性、可比性、非相关性、完整性)的同时,通过对经济体行为(如排放、投入和绩效)合并同类项和拆分筛选后,基于获得的主成分分析(线性不相关变量)和综合评价指标筛选,提出了一个比几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现行评价体系,更简练的“两维度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这是作者的贡献!

但是,现行生態文明建设评价指标的问题,远不只是繁复性、描述性,而是逻辑上存在追求“完备性”与“自洽性”的矛盾。比如作者评析“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所得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省际、区际和地方建设水平”的结果,不只是“不均衡、差异大”,甚至与人的直觉判断(常情、常理、常识)相违背。

任何经济体行为的绩效评价方法得出的结果,都不应当与当时当地人的直觉判断发生离谱的偏差,如果偏差过大,这种排位的“评价结果”上的矛盾自身,就否定了其评价的学理意义。

比如,北京的绿色发展指数绿色生活指数,全国排名第一,而西藏、新疆倒数第一、第二,与人的直觉判断相违太大。这样的研究结论,简直是浪费公共资源。

记得2009年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哥本哈根)期间,有人为中国、美国排碳量世界第一、第二辩解,搞出一个“人均排碳量指标”,说中国是排碳世界第一,但是人均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别碳排放说的是一个国家的排碳总量,而且碳排放首先是污染了自己国家,其次才影响世界,并不因为你换一种统计口径而改变一个国家碳排放“积累值”(钱宏:《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出路:改变思维方式,把气候政治纳入生态政治的框架》,刊《上海证券报》2010年3月24日)。

所以,新的统计方法是必要的,但不能违背人的直觉判断。同时,对新方法的采用目的,也不可立场优先,否则再好的方法,也会在实践用变味了。这意味着,方法对现实经济结构起改变规范作用,而不是维护某些不合理的结构性问题。与现代服务业(如金融衍生品)一样,不用建设,只需统计口径或方法的变现。

有朋友说,“按钱宏‘GDE价值评估体系’的六张资产负债表,改变统计口径可以很好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不是维护历史遗留问题。将六张资产负债表变成利益集团扩大辗转腾挪空间的工具。当然,GDE价值评估体系,估计许多人一时半会看不懂。看不懂就不是‘忽悠’问题,而是‘智慧’问题。”

其实,也没有这位朋友说的那么玄乎。我要表达的仅仅是这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既是讲生態文明,而非讲工商文明,那么,就要有与之相应的全新经济学思维(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omics,即对经济体行为的性质及其绩效都要有全新的认知和发现,而任何生態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的提出,都是建立在这种新的发现和认知基础上。

如果人类只是把自然、社会、家庭、“有生命的个人”当作资源,并且只会展开争夺资源的存量速率博弈,而不是把自然、社会、家庭、“有生命的个人”当作老师,并开展师法自然之德的增量创新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那么,终会从自相残杀,走向同归于尽——这才是自然最大的报复!

 

陽子哥2019年8月25日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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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是活体自组织力及活体间连接能力的存在方式 Symbiosism i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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