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初学者(19):诺贝尔经济学奖

赵峰 原创 | 2019-10-18 11:49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经济学 诺贝经济学奖 

  

写给初学者(19):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9-10-17

上前天,十月十四日,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获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芙洛和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他们的贡献是“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试验性做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全球经济学的最高奖,体现着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是未来经济学研究的方向标。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属于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属于实验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领域,它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到二十世纪那就是年代之后就衰落了,最近些年有复兴的迹象。这次颁奖给发展经济学,可以理解为是对发展经济学复兴的一种承认吧。对发展经济学的肯定,可以认为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很长时间以来太多关注某些脱离现实的领域,越来越失去对实现的解释力。发展经济学毕竟是关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的,是“接地气”的。今年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所用的方法是田野调查实验的方法,是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更是“接地气”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学家们总是呆在黑屋子找跑数据,弄模型,然后自说自话,自我欣赏,这种貌似高端的研究,既脱离实践,也脱离理论的发展,应该是不能持续的。相反,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能更有实践价值。我一直以为,经济学早就应该向社会学学习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诺贝尔设立的奖项,而是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于1968年设立的,其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第一届颁奖是1969年,获奖者是来自北欧的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创立,应该跟凯恩斯主义有关。二战之后的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历了其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增长。这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政策的实施有关,因此被叫做“凯恩斯繁荣”。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进入政府部门,不仅进行经济研究,也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说,二战后资本主义长期持续的增长,有凯恩斯主义的功劳,也有经济学家们的功劳。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经济学家的贡献的肯定,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凯恩斯主义的致敬。最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相当一部分就是凯恩斯主义者。

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却不是真正的诺贝尔奖。据说,2001年的时候,诺贝尔家族曾经提出意见,反对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来因为颁发经济学奖不是诺贝尔的遗愿,二来因为“经济学”奖降低了诺贝尔奖的“品味”。说来有趣的是,当初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1898-1987)是重要的推动者。缪尔达尔的研究属于制度学派的范畴,他也关注贫困问题,他的重要著作之一叫做《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缪尔达尔是国家干预的支持者,属于比较“左”的经济学家。按照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制定的规则,瑞典人在头五年不能得奖,于是1974年才颁奖给他。因为缪尔达尔太“左”,为了缓和这种政治色调,给他配了个极“右”的经济学家,那就是哈耶克。他们的共同贡献被总结为对货币和波动理论的先行研究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但他们在政策倾向上是对立的。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反对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是最初推动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家,后来后悔了。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并颁奖之后他发现,它错误了引导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将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引向形式化。哈耶克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对其实是他一贯思想的表现。哈耶克一直对人类的自负深表忧虑,在他看来经济现象高度复杂,人类不可能像理解自然现象那样理解经济现象,因此建立科学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两位经济学立场相反的经济学家都不情愿地站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台上,不仅是不情愿跟对方站在一起,而是压根儿就不想站在这个颁奖台上。不过,哈耶克从思想上来讲反对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经济上来说却不一定反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金。那时候哈耶克的生活比较困顿,为挣钱不得不到处上课,演讲,几十万美元的意外之财对他来讲是很能解决一些问题的。事实上,获得诺奖对哈耶克意义重大,不仅是解决了财务困境,还拓展了新的事业,甚至进入事业高峰。正是借助于诺奖,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让他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的重要领军人物。

还有个有趣的事情。1974年缪尔达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的妻子阿尔娃·缪尔达尔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今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人巴纳吉和法国人迪芙洛,也是一对夫妻。妻子迪芙洛还曾经是丈夫巴纳吉的博士生。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总额是九十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六百万左右,三人分的话每人二百多万人民币。罗伯特·卢卡斯因为对理性预期理论的贡献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这一贡献深刻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比卢卡斯更有理性预期能力的似乎是他的妻子丽塔,他们在1989年离婚时,丽塔坚决要求在离婚协议上写上一条,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话,奖金要分给她一半。所以可以想见,卢卡斯接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通知他获奖的电话时,惊喜之后也许会有一点点失落——他的九十多万美元奖金到手之后就要失去四十多万。丽塔真是厉害啊,她靠前夫比迪芙洛靠自己还要挣得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开始颁发,到今年正好五十岁。五十年来,有八十四位经济学家获奖。获奖者绝大多数是白人,欧美人士。加上今年的印度人阿比吉特·巴纳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只有三位有色人种,其中还有两位是印度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色人种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黑人阿瑟·刘易斯(1915-1991),他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刘易斯的研究领域在发展经济学,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954年的《劳动力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所谓二元经济,指的是一个经济由存在明显差距的两个部分构成,传统经济-现代经济,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两部分之间在技术、组织、市场化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落后的经济大都呈现“二元”的特点,而且越落后“二元”之间的差距越大。在二元经济的落后一端也就是农村或农业中,因为技术落后,劳动生产力低下,总是人多地少,存在过剩劳动力。如果存在完善的市场,农村或者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会流出,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因为这部分劳动力要求的工资水平很低,其进入工业就降低其工资成本,降低其价格,提高其竞争力。因为工厂提供的工资长期内会高于务农收入,因此农村过剩劳动力会源源不断流出,进入城市。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流出之后,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剩余会增加,积累会增加,这样农村自身就得到发展。其结果,如果农村发展更快的话,“二元”之间的差距就缩小甚至消失了。刘易斯由于其“二元经济”理论,由于其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研究的贡献,获得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刘易斯很重要,你们在以后的学习中会遇到他的。

历史上第二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色人种是阿玛蒂亚·森(1933—),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当代世界的经济学家中,很少几位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阿玛蒂亚·森是其中之一,他被人们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现代世界的亚当·斯密”。1998年,阿玛蒂亚·森因为对福利经济学及贫困问题的研究而获得诺贝经济学奖。森的研究领域很广,涉及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而且,在他所涉及的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很大的影响。森一直保持印度国籍,一直关心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他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印度及其他南亚国家为对象。在森的经典著作《贫困与饥荒》中,森以历史上若干次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所发生的严重饥荒为案例,研究了饥荒的产生,扩展及其影响,讨论了环境,政策与制度对饥荒形成的影响。在森看来,饥荒的发生并非因为粮食供给小于需求;饥荒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而是政策和制度的问题。饥荒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食物所有权的问题,其实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对于陷入饥荒困境的人群来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没有收入,没有食物所有权。饥荒的发生,很多情况下还与政治制度有关。森发现,在民主国家饥荒发生概率相对较低,因为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要受到民众的影响;而在专制和独裁国家,因为政府很少受到民众的制约,对于防范和治理饥荒往往掉以轻心,于是饥荒发生概率就提高。这就是关于饥荒问题的“森定理”。森的很多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像《理性与自由》,《以自由看待发展》,《身份认同与暴力》,《经济发展与自由》,《伦理学与经济学》,《论经济上的不平等》等等。森的著作体现着一个思想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体现着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作为经济学的学习者,应该读一点森。

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色人种就是这一次的阿比吉特·巴纳吉(1961—),曾经就读于印度和美国的几所大学,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据说是以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贫困问题并取得成效的权威经济学家。

十月十四日晚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三位获奖者的姓名都很陌生。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不论对其理论是否熟悉,人名还是知道的。有些经济学家的名字,可能是念叨好些年了的,比如前些年的哈特,威廉姆森,罗默,克鲁格曼,等等。这些人的获奖,给人实至名归的感觉。今年这三位,确实不知道。看介绍,知道巴纳吉和迪芙洛的著作有《贫穷的本质》,才想起我在当当上浏览过这本书。当时之所以没买,是因为对作者完全不了解,而且,很难相信阿玛蒂亚·森之后印度还会出什么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看着诺奖新闻,顺手就在当当下单买书,第二天中午就拿到书了。从中午看到晚上,大致了解这本书的内容。跟我从网络上得到认识差不多,本书介绍的是如何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了解贫困,如何通过对比试验的方法检验干预贫困的措施的效果,寻找干预贫困的有效方法。想来想去还是纳闷。就本书的内容而言,更倾向于对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路径的讨论,其中确实很难说建立起什么明确的指导性的理论体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是颁发给对经济学作出重要影响的理论贡献的,而此书实在很难看出有什么明确的“理论”。

又浏览了一番网络,慢慢看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比较大的一个声音是说,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而三位获奖者对此视而不见,却去鼓捣什么“对比试验”,他们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这种说法有点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奖励经济学的理论创造的,不是奖励实践贡献的。中国的扶贫工作确实非常伟大,但不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励范围之内。不过——这三位获奖者不是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贡献吗?话又说回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显然是体现西方的某些价值观或者偏见的,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的伟大成就。也有人从方法论上对三位获奖者的获奖理由加以质疑,据说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研究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迪顿就对他们的对比试验的方法持怀疑态度。

人大出版社的王编辑组织了一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宣讲会,请社科院专门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二十多年的李教授做演讲。我听了一个多小时,印象深刻的是李老师的口头禅“来讲”,“就讲”,“来讲就讲”,以及一大堆有关诺奖的闲言碎语,对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理论贡献却基本上没有提到。于是就放下手机去看书了。可能是这三位的获奖大大出乎李教授的预料,他事先完全不了解这三位的研究工作,颁奖之后也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资料(我相信李老师可能连这本书都没看过)。于是李教授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找不到主题。

这一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会让很多中国人失望。一是失望于获奖者的权威性不够,理论贡献不明确;二是失望于中国人再次与诺奖无缘。其实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整体而言与西方差别很大,或许他们的评价体系是不适合中国经济学的。但是,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世界上最权威的经济学奖,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就特别期待能够在这个大舞台上看到自己的身影。我猜测今年这三位的获奖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水”的一次,他们的贡献确实不如我们的张五常,或者林毅夫,甚至都不如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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