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高校工作的朋友，节前发问讨论：关于普世价值，困惑是没有普世界意识形态还是没有普世价值？尊重父母，尊重他人，可否算普世价值？
沉浸在国庆前后的节日气氛，直到现在才参与讨论这个问题。
我记得最早接触到“普世”的说法，是在2002年前后。那时有“普世”、“普世民主”、“普世伦理”诸多名词，2007年后又有了“普世文明”、“普世文化”、“普世思想”、 “普世情怀”、“普世认知”、“普世主义”、“普世真理”充斥，也有叫“普适” 的。
不用说，虽然冠以“普世（适）”很诱人，但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来自国外——西方的概念；警惕地判断的话—一个半世纪以来承受西方欺负灾难之重、痛苦之深的遭遇不由得你不审视，这是一种西方“普世话语”的扩张。
2014年我在中宣部的一份内刊上看过一篇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证明了我的感觉。
从政治上说，“普世话语”不怀好意，西方意识形态洗脑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在这点的共识是肯定的。
然而，不论西方“普世话语”的初衷如何，人类有没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有没有普世意识形态，特别是人类有没有道德领域跨文化的共性，也的确足以吸引中国学人孜孜以求。
从人性上说， “学而不思则罔”，“人是会思考的芦苇”，人是能够思考的动物；
从民族性上说，中国人从《易经》《礼记》那个时代延续的思考基因从未断过，天生。爱思考。所不同的的西方人是逻辑思考、黑格尔式表达，中国人是直觉思考、《论语》式表达；、
从党性上说，光有“破”不行，还必须有“立”，面对西方发达而强势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从思想、理论上把问题讲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的角度回答了这个“有没有”的问题，即人类有“共同价值”的思想。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发表讲话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从党校“以学术讲政治”的角度上说，我要表达的是，⽐起“普世价值”，“世界更更需要良知”。
首先，学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比如，即使是一个普通人读了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也会接受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是一种虚构想象的建构，人类从来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很少有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和工具来书评，结果是多少人都被尤瓦尔·赫拉利的学术框架牵着走，读了《人类简史》，视野放宽，脑洞大开，这当然是收益，但却对人类的发展终究不明就理，还平添不少烦恼。
这反映了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大众化，还很不够。
其次，讲学术，实质是讲政治；
没有脱离政治的学术。这一点，马克思早就示范了：“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 这在观念上的表述就是说：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一个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恩选集》第1卷，p180）
西方搞普世价值的人，是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来评价、否定我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学术，需要讲清楚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自己的利益”、“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对“普世价值”“破”之后的 “立”——良知、致良知等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判断和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学术重要重⼤大的使命，事关中国话语权。
如果抛开“政治”、“利益”，问人类有没有共同的东西——比如“尊重父母、尊重他人”——也就是人类共同、共通的东西，我宁愿说比起普世价值，世界更需要良知。
我们并不拒绝西方文化而封闭自守。中国共产党人都知道毛泽东还是青年的时候，就读过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这部10万字的著作上写下了1.2万字笔记。 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在这部书用功？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大本大源”的问题上探求。
问人类有没有共同的东西，伦理算是一个。应当不止一个，趋吉避害、知道美色是美的、狗屎是臭的，等等都算，这些在人类认识中都是共通的。 这些共同、共通的东西，老祖宗早就给它命名了，叫“良知”。
《孟子》中将“良知”解释为“不虑⽽而知者”。
王阳明在《⼤学问》中表示“是⾮之心，⼈人皆有之”，即良知。
我用毛泽东说的“五种人”来诠释人性的“良知”：“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特别要说的，“尊重父母、尊重他人”，正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良知”。 王阳明曾论述，人的内心达到至善（最好的善），自然而然就会在冬天、夏天奉养父母。良知，打个比方，人饿了吃饭，困了觉是良知；吃饭偏要吃山珍海味、睡觉偏要美女三陪是恶性。
将良知推广到人类社会。
一百多年前，法国艺术家罗丹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技师和工厂主的时代，而绝不是艺术家的时代。在现代生活中，追求的是功利。”他说：“心灵、思想、美梦， 再也没人提了。艺术是死了。”
在这里，罗丹关心的显然是社会许许多多人的心灵、思想和美梦，就是中国人说的良知。 今天，在西方“普世价值”主导的这个世界，并不比罗丹的时代更好。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罗丹所说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全球加剧了。现在不仅是罗丹说的“技师和工厂主”的时代，还是金融家和财团的时代。科技的大规模的开发力量，使全球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
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则与疯狂地攫取财富有关。印度的甘地曾说：“严格说来， 凡是积聚财富或囤积财富超出自身合法需要的行为，都是盗窃行为。”
在谈到甘地的时候，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这样说：“甘地并不否认人的躯体需要是首要的。他说过，对一个空肚子的人来说，食品就是上帝。但是他给这样的现象打上了一个大问号，这现象就是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和财产，把这当作文明的生活目的，而在颜色和化妆品的伪装下，人的野蛮本性却依然如故。”
满足人的生命的存在，这是良知；而疯狂地追求金钱和财产，则是野性。
现在，唯一可以阻止这个“资本”世界坏下去的，只能是良知。
一九八八年一月，就在巴黎，世界各国的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开了一个会议， 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宣言：
“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去吸收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孔子的智慧。” 那些令我们尊敬的人士的呼吁，值得我们持久重视！我以为，当今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不是经济，也不是科技，而是人类的良知。良知、致良知，可以为呼唤和塑造人性，发挥应有的作用。 所以，比起“普世价值”，我认为这个世界更需要良知。中国文化中的良知、致良知，才堪称人类“大本大源”。仗着假期的闲东拉西扯，耽误各位时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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