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昭示出制度沿革过程中遵循的基本意涵，有生命力的制度并非完全是强制力取得的，也并非完全由于符合国家、民众的社会心理取得的，历史的顽固让我们更加需要去探查其中的缘由。文物昌明如大宋却两次亡于异族，军事帝国如大唐却亡于藩镇，宗教化的理学产生于商业繁荣的两宋而风行之中也碰上明末的市民社会时代。西周封建却不能演化为联邦制而灭于征伐，稳定强盛的专制却得自于社会的开放，君主不能完全释放权力却丢掉权力。
也许我们发现予人们释放经济利益的制度也并非完全是先进的，但是它却存在下来，看上去符合历史进程的制度却消失不见。但是不管是用怎样的心态、怎样的眼光去把脉历史，基于事实的辨析才会使得看法更加真实。
1. 政治：向社会开放
中国社会摆脱贵族政治、门阀政治，逐步实现庶民政治是一条主要的线索。吕思勉说过两罗马拥有的，两汉均有，但选举却为两汉所独有。中国的选举经历了察举到科举的变迁，不管怎样，从那时起社会就向庶民开放，这被称之为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一大特征。
但伴随之的其实是专制程度的加深，从斯密的见解来看，这两者相辅相成，唯有通过有条件的选举机制才能保障皇权的稳固，没有前者，皇权将在诸多家族中轮换或者极为容易更迭，中国春秋时期即是如此，所以联邦制成立是存在选举这一基础的。
这样的体系要运转有序则需要位居中枢的专制者在才能、品质、魄力等方面足堪大任，否则即使基于社会开放选贤用能的机制保持畅通，也不能维持政治的稳定，但专制体制却无法持续的、完全的满足这一要求。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专制体系运转自如则在于良好的体制存在诸多制衡，它的存在保持了体制的稳定，使得二千年专制能够绵延久远，制衡机制有效则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制衡机制无效则引发动荡不安。制衡机制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基础，没有制衡则无责可负。
制衡基于社会开放，没有社会开放便不会有制衡，没有制衡机制的时候都是社会开放原则得不到有效贯彻的时候，也是社会问题集聚爆发的时候。这一机制首先得力于中央因分权而确立起来的制衡，再则地方上皆属于派出机构，比如宋之各路，元之各行省，再往下至则为县，通悬，他们不能据地自立，但与中央机构存在叠床架屋的效果。
中央和地方的竞争使得社会开放得以保持，这需要在两者之外存在第三方维持公平的原则，皇帝需要维持制衡的局面，但除去皇帝之外还有谏官体系，他们位卑言重，即使皇帝失德失政都需要弹劾，官僚体制内各色人等都需要受到监督，而体制也由此展开。
中国历史上没有政治革命，只有政治改革，它保持的开放性，使得人们相信自己的命运能够在这种体制下得到改变，虽然它名义上得自于皇帝的恩赐，而王朝的后期往往扼杀这种开放性，迫使人们推翻一家一姓的统治，然而之后将继续维持这样的体制，再次确定开放性原则。
中西对比之后，我们会有更大的发现，秦汉之三公九卿，乃是人的安排，隋唐之三省六部，乃是制度的建设。由人的安排到制度的建设是政治改革的基线，也是各种社会活动必然之义。明代设内阁，清代有军机处，均被看作是现代君主立宪制内阁的滥觞，但是内阁经由科举的贤能组成，而又不能为内阁的组成划定清晰的产生路径，所以这是人的安排，因为没有制度的后续建设，明清的内阁终不能成为议会的产物，没有制度建设则社会开放性就会受到阻碍，不能进一步得以顺利实施和拓展。
清朝末年的立宪改革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也是历史趋势发展的必然，是迟早要发生的改革。立宪则是二千年专制史的一次跨越，是再次的制度建设，按照明朝末年的政治动向是存在这一可能性的。再则谏官体系始终得不到地位的提升，不能由人的安排到制度的建设进行进一步的跨越，这成为中国社会法制意识得不到加强的所在。
西方的制度并非完全源于他们的民族性，而是我们的体制是沿袭缓慢变革的路径，因为我们的传统就蕴含着向社会开放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所在。
2. 社会：基层自治
中国古代社会底层是自治的，所谓皇权不下乡，帝国的触角仅仅延伸到县一级。乡民的管理由地方士绅、儒家教化、宗族等完成，它的管理功能完备而得体，因普通的乡约使之确立下来。经济发展并不能简单唯一的以效率为准绳，社会的道德规范同样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发挥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完全以经济激励的方式来发展反而适得其反，它必须尊重一地一方的社会实际情况，不能破坏人们赖以维系社会运转的力量。
这一理念生命力非常强大，人民公社时代也承载着类似的职能，在道德宣传、组织生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均沿袭历史上基层自治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有所弱化，让人们感受到不公平。21世纪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对基层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市场机制使得“中心”和“外围”的关系确立起来，这强化了基层的建设。
信息时代使得世界再无偏远之处，偏远之处也在打破各种隔阂，社会上的各类新鲜事物、先进理念不再拥有垄断阶层、传播也大为便捷，这使得基层自治的基础更为坚实。
在社会沿革的各项进程中，悖论无处不在。中央到基层的信息传达更为顺畅和快捷，其管理技术和能力上都会获得质的提升，但因为此不仅仅使得中央更加能够管理基层，而且基层也更加拥有了可以自治的社会条件。
根据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人类社会的本质，遵循普遍受益的原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石。基层自治是其坚强的支柱，这是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和获得经济发展的平台，在县域经济的框架内实现自我内在的革新，这是中国发达地区的根本的、一致的特征。
3. 语言：普罗大众表达利益的工具
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意见的工具，适于什么群体的语言被应用起来，则意味着什么群体的声音得到表达和传播。语言的力量可以缓解思想的禁锢，只要这种语言能够带动大众的响应。
唐诗不如宋词灵活，元曲则更加畅快表达情感，明清的小说贴近普罗大众的生活，人们借助这样的文学能够交流意见，形成群体意识。语言的解放是社会和历史的进步，那么贵族的语言和文字，则限定在贵族群体里传播观念，大众成为被动接受者，白话文的选择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它适应时代的变革，也因应专制的结束、民权的兴起。
当然，扩而广之，语言的灵活和解放也使得思想挣脱牢笼，让人们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进行思想。明清的时代是理学禁锢思想的时代，但是民间语言的进步却并不与之相关，这稀释了理学的影响力，即使大众的意识就是理学的，但是民间的思潮却不断涌现与之相反的动向，源于生活且超越生活的戏剧小说就是这种动向的生动体现。
当下网络时代的语言，大多浅薄而感性，伴随意识而流出，但却冲击着旧有的禁锢。当然任何变革也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语言的大众化并不能丧失美学的意涵，失去启迪智慧的功能，惟其如此才是真正的表达利益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