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员低薪制也是一种均衡

宋圭武 原创 | 2019-10-07 11:13 | 收藏 | 投票

 中国古代官员低薪制也是一种均衡

宋圭武

从历史看,中国古代官员在个别一些朝代,享受过高薪制,但总体和平均看,是低薪制,或者是中高级官员高薪,一般基层官员低薪,呈两级分化状态,甚至在历史的一些时期,还实行过无薪制,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为什么会是这样,从经济角度看,也是一种均衡,是皇权利益最大化下的一种均衡。

    首先,由于经济落后,小农经济提供的剩余有限,这是高薪制不可能普遍推广的经济约束。小农经济既不能体现分工效率,也不能体现规模效率,小农经济本质是追求低风险,而不是高收益。

    其次,由于经济剩余有限,除了对官员普遍实行低薪制外,对最基层的管理者,还往往采取不付报酬的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如中国古代有所谓皇权不下县,但皇权不下县,并不意味国家政权不下县。皇权不下县,只是意味皇帝对官的任命只到县这一级,但县以下,国家往往通过保甲制或类似保甲制的东西,通过连坐治罪等形式,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严密控制。除非在动乱时期,国家没有力量对乡村管制,乡村社会才可能处于自发管理状态。一般在国家政权稳定后,统治者往往都是要加强乡村管理的。但对县以下的基层管理者,国家往往是不付工资报酬的,但减免其家庭或个人税收。通过这种管理形式,国家一方面实现了管理投入的最小化,另一方面实现了管理产出的最大化,从而为庞大的官僚社会实现正常运转提供了稳定基础。所以,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存在的管理形式,实际也是一种在生产力水平落后尤其是在小农经济所提供的农业剩余十分有限情况下的一种制度均衡,也是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博弈的一种均衡。

    再次,由于经济剩余有限,即使个别朝代实行高薪制,也最终会变为实际的低薪制。如清朝雍正的养廉银改革,最终由于物价上涨,让官员的报酬变为实际的低薪制。

    第四,针对低薪制的不足,为了维持官场的稳定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皇帝又不得不默许一定程度的腐败。从历史事实看,对于官场的腐败,有些皇帝并不是不清楚,而是很清楚的,如清朝的康熙,但迫于多方面的考虑,他们又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第五,一方面,为了维持官场稳定,皇帝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怕激起民变,皇帝又不能让腐败太厉害太严重,于是,中国社会的反腐败,往往是严厉和放纵并存,并往往和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成为权力斗争的一种武器。

    最终,在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格局中,皇帝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均衡,而各级官员,也按照各自的权力大小,进行了利益分配,实现了利益均衡,最终受害最大的,是最基层的管理者和最底层的老百姓。但这种均衡终究是一种短期均衡,而不是一种长期均衡。因为随着皇朝人口的增加,在土地提供的剩余有限的情况下,这种财富的分配方式最终必然导致社会财富两级分化,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最终不断催生农民起义,让中国历史陷入循环的怪圈。而且在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格局中,由于最基层的老百姓受害最深,所以,他们对社会的反抗也最为激烈,最终这种激烈的情绪往往会以十分残暴的形式出现,尤其对富人和官员的报复,会显得更为残酷残暴

从我国古代低薪制困局看,如何推进我国公务员工资改革,提出如下建议,供参考。第一,要真正提高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真正要提高公务员的收入很难,即使实行高薪制,也不能持久。第二,公务员工资水平应和社会平均水平大体一致。公务员工资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如下三项措施: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或社会平均水平;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这些措施,能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另外,根据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区分,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工资水平应是全社会最高的。第三,公务员职业应体现稳定性特点。不提倡公务员打破铁饭碗,但要提倡打破铁帽子。对一般工作人员,需要保证工作的稳定性,不能轻易辞退,但对于领导岗位则应具有高变动性。对不称职的领导,应及时更换或撤职,不能搞终身制。打破铁饭碗的弊端是多方面的。一是没有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发展理念;二是容易导致单位内部人际关系恶化;三是在竞争秩序不规范的情况下,让弱势群体变得更为弱势;四是不利于单位内部民主建设。最终,这种打破铁饭碗的行为,并没有真正提高工作效率,反而导致了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如维稳成本的增加等。第四,公务员工资应体现阳光特点。包括各种享受的福利待遇,都应公开化。第五,对公务员队伍实行业绩重奖制度。对公务员普遍实行高工资既不现实,也不合理,但对于真正有贡献的公务员,国家也不能亏待,建议实行业绩重奖制度。比如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某干部确实成绩突出,不妨给予其个人几千万或几百万的重奖。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对个人而言,可以让真正为社会干事的不寒心,名利双收,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其腐败的积极性;对社会而言,让有本事的人积极发挥正能量,对社会也是一种大福利。另外,实行业绩重奖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业绩识别制度,能对突出业绩进行有效识别,否则,业绩重奖制度意义不大。,以法治手段规范公务员队伍的各种收入。为了防止公务员队伍收入的不规范化,应充分运用好法律这个武器。重奖与严惩并重,胡萝卜与大棒应同时使用。对于公务员队伍收入中存在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应严惩不贷,决不能姑息迁就和放任自由。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25日生,中共党员,甘肃靖远人;曾先后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现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甘肃农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发展、经济理论和三农问题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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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宋圭武,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智库工作站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先后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获理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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