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经济加速增长将给中国带来冲击风险

王杰 原创 | 2019-11-23 22:34 | 收藏 | 投票

  2020年美国经济加速增长将给中国带来冲击风险 

  文/王杰

  引文:

  ——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引致全球资本再次回流美国,全球风险资本再次涌动,部分新兴市场资本出逃将引发政经危机。

  ——全球资本再次回流美国,将引发新一轮人民币贬值浪潮。 在2020年,中国国内资产将进入资产时钟共振时刻。

  ——在对农产品价格逻辑异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冷物链的研究让笔者感到吃惊,先是一些冷物链储存库被一些资金富裕地区江浙的游资资金收购或控股了,之后就有了更多地方的游资介入了冷物链行业,这是一个并不起眼但能够金融化套利的产业:在民间借贷的助力下,每一次利用冷物链炒作农产品都将获得超级收益。

  ——在当前反腐压力下,国家要专注并预防“双面人”或利用制定政策的权力人为制造危机,或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人为触发系统性危机风险的行为,为此,建议组建国家经济安全委员会。

  ——在清除“双面人”的过程中,要深挖查究“双面人”在体制外的利益同盟人。这些人表面上以企业组织方式存在,本质上却非企业体,依傍权力牟利不只是仅仅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是通过收买行为向国家上层输送被收买者,进而间接实现非法控制政权之目的。

  ——在本世纪初的20年里,有两种商业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一个是线上电商。但是这两种商业模式也为中国经济在非和平、非稳定时期的发展埋下了危险隐患。

  正文:

  一、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

  2019年,美联储的降息让全球经济深感寒意,全球降息声此起彼伏,世界经济摇摇欲坠。 美国经济真的陷入衰退了吗。

  从2009年12月开始计算美国本轮经济周期,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尚未完成一个完整的上升周期,现在的经济增速下滑并非进入衰退周期,而是上升周期过程中的一次温和调整,其调整时间起始于2018年9月,本轮调整时间预计到2020年2季度结束。 预计2020年后期美国重返加息进程。 这个时间表安排表明,大约在2020年一季度末美国将与主要经济国家达成扭转贸易逆差的“对美国有利”的初步双边协议。当前看来,从已完成美墨加协议,美日早期协议,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到正在进行的美韩FTA升级和美印协议,从对欧盟关税打压来看,特朗普政府正在加速完成其第一届任期的初步双边协议。一旦美国与以上主要济体之间的双边协议达成,美国经济将重回高增长。美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其他经济体而言,并不是福音,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美国经济将凸显出其外部性:1、 美国与其它主要经济体所达成的协议并不是基于公平对等的协议,而是基于扭转贸易逆差而设定的协议和有利于扩大美国出口的协议,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对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并无积极意义;2、美国扩大出口的部分将对其他经济体对应产业产生压迫性竞争,造成其他经济体失业与产业过剩损害;3、美国经济增长以牺牲他国经济增长为基础,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引致全球资本再次回流美国,全球风险资本再次涌动,部分新兴市场资本出逃将引发政经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风险正在上升:因为,已加关税已经损害了中国经济增长,增加了中国企业对美交易成本,抑制了对美出口依赖型企业的境内投资,增加了中国境内企业对非美国家出口的竞争压力,同时还触动中国境内产业资本流出。在美国经济重回高增长后,美国将以达不成后续协议为由,撕毁与中国所有达成的协议,并在下届总统任期内联盟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开始全面围剿中国经济。中美之间的实质性冲突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的零和博弈性质。

  二、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恶性通胀风险与资产时钟共振时刻

  2019年三季度高企的CPI 和低迷的PPI剪刀口继续扩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经济货币政策已经失灵。一方面,三季度GDP增长仅为6.0%,经济增速继续放缓,说明2019年以来的宽松货币政策并不能阻止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CPI的持续上行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正在恶化消费结构,催生货币贬值危机爆发的恶性通胀加速到来。

  主流界当前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贸易战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非洲猪瘟推动猪肉价格上涨。事实是这样的吗。

  事实是,2017年3季度,中国CPI和ppI走势就开始形成走向背离,CPI上行而PPI下行,自那时起,2009年以来中国利用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为零:1、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拉动已无积极意义;2、公共部门融资需求逐步抬高私人部门融资成本到了利润侵蚀殆尽的地步,私人部门投资扩张期结束。2017年,中国经济在政府投资下走出自2009年以来的最后一轮向上反弹,在2018年初开始了掉头向下运行态势,2019年跌破2009年四万亿救市平台,打开了经济下行空间,这是一个近乎长周期的经济运行态势,直到市场出清。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CPI和ppI的背离走势以及GDP的下行态势并非形成于贸易战和非洲猪瘟,而是内生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周期。贸易战和非洲猪瘟只是加剧了经济周期的运行态势。更准确地说,中国CPI加速上行是一种货币供应过度与市场投机叠加的结果——关于市场投机在后文叙述。

  整体而言,中国货币政策面临一种困境:一方面高企的债务成本需要持续不断的低息信贷扩张来疏解,另一方面,过度的货币供应导致资本的逐利本性偏离货币政策目标而进入投机领域,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泡沫价格顶峰时期溢入农业与食品领域,加速中国CPI 上行。继续实施宽松政策,将恶化中国消费结构。伴随着消费结构恶化,国内工业企业产能过剩加速,工商业企业库存周转进一步降速,境内企业经营处境更加恶化。如果任由这一状况持续,2020年2季度后,工商企业倒闭潮将再次出现。更为糟糕的是,2020年美国经济调整结束,美国经济增长再次提速,全球资本再次回流美国,届时将引发新一轮人民币贬值浪潮。 在2020年,国内资产将进入资产时钟共振时刻:1、受全球资本回流影响,美元/人民币汇率将完成7.19元升值调整,人民币将进入大幅贬值阶段;2、中国债市在国内流动性缺乏支持背景下,将出现大幅回调;3、股市结束2440点以来的反弹,受解禁、IPO扩容、大股东减持以及上司公司业绩下滑等因素的影响将进入新一轮杀跌周期。中国楼市在2019年完成其第三次筑顶后将展开深度调整。一言蔽之,伴随着人民币贬值潮,楼市抛售潮,股市减持潮以及债市的抛售潮,市场将产生共振效应,拉开中国市场出清进程的帷幕。

  正是基于以上价格逻辑分析,在上篇《消费产生收入: 遏制美国贸易战的需求侧改革

  》文章中指出,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应当认识到中国楼市价格繁荣是低息时代高杠杆产物,一旦低息环境不复存在,中国楼市价格的崩溃性反转将成为必然。客观地来说,尽管2019年本年度美联储进行了技术性降息,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具有降息的空间,对于中国而言,被动性加息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三、猪肉涨价与商业投机

  数年前,在对农产品价格逻辑异动影响组合因素的研究中,对冷物链的研究让笔者感到吃惊,先是一些冷物链储存库被资金富裕地区的江浙游资资金收购或控股了,之后就有了就有更多地方的游资介入了冷物链行业,这是一个并不起眼但能够金融化套利的产业:在民间借贷的助力下,每一次利用冷物链炒作农产品都将获得超级收益。

  从“豆你玩”,“ 蒜你狠”、到“姜你军”到现在的“猪上天”都是如出一辙。每隔一段时间,这些游资选准一些农产品作为炒作对象,其手法几乎老套掉牙,但从未有官方机构予以查处,很多时候,还有些公共部门权威专家摇旗呐喊。这些游资选好炒作项目,利用冷物链收购储存农场产品,收购完成后,一方面不再收购,一方面开始减少市场供给并开始制造噱头哄抬价格,当盈利率达到300%——500%区间时,便开始出货,直到接盘者充分接盘,由于从收储到出货完毕过程长达一年左右,接盘者接盘后也不愿意承担亏损,因此,即便炒作游资离场,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仍然无法回归正常价格,因此对于整个种植业、养殖业和零售市场将会产生巨大影响,这样在农产品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特有的怪异现象:在农产种植场或养殖商那里,大量商品烂在地里卖不出去,但在消费者市场价格高于种植商养殖商交易价格数倍,农产品市场在过去十年里如此畸形,但鲜有管理者去调查查处。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异市场现象呢。原因有三:第一,货币长期超发,实体产业盈利成本过高,大量资金没有合理产业投资渠道,只能进行市场投机;第二,中国冷物链系统被游资控制,方便游资控制垄断市场,在民间融资配合下,高杠杆获取超额暴利。第三、游资中由于有洗钱资金参与,因此一些公共部门权威人员参与其中,市场操纵易得手,风险相对低,也不易被发现并查处。第四、很多地方官商勾结,形成黑恶势力获取不法利益,造成收储、批发与零售市场价格畸形。

  和既往市场价格涨价不同,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内困外忧,2020年如果不能控制好农产品价格,不对农产品市场进行相应的整顿整理,毫无疑问的是:在央行宽松货币政策额外刺激下,猪肉带动其他肉食品和农产品上涨,不仅整个农产品市场将会变成套利市场,而且会导致公众对现行经济政策的狐疑和不满,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焦虑与不安状态,激化社会矛盾。

  四、中国应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委员会

  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历经全球金融危机后,迟迟未能走出危机泥潭,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十年过去了,依然如故,近年来亦步亦趋地走向危机边缘。

  造成这一结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不清洁,人为阻滞改革,或者说改革缺乏“市场化”基础框架。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须由市场主导市场资源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有定论,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做到呢。主要因素有两点:1、耽于自身利益,央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基础利率的非市场化定价模式导致央行货币政策丧失了利用价格工具引导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市场资金流向与央行货币定向扩张目标错位,最终酿成货币总量供应过度,资产价格虚高,实体流动性匮乏,经济活动主体债务成本倍增,信用违约风险日趋加重。2、财政改革缓慢,国家财政改革还建立在市场经济初期的政府主导投资的体系基础之上,虽然近年进行了营改增的增值税改革,但是整体财税改革并没有脱离既有基础,加之土地财政长期存在与依赖,政府与市场之间主体与职能界限不清,造成国家经济畸形增长:其一、政府过度投资挤占了社会福利支出,导致中国消费在过去十年里未能主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经济增长依赖政府投资,经济增长与政府投资形成无解的死循环;其二、政府过度投资建立在土地财政之上,土地财政推高了土地资源价格,推高了中国资产价格,进而推高了中国生产要素价格,使得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丧失殆尽,产业资本为寻求成本洼地不得不外迁,在贸易战背景下,这一趋势不断加重。

  利率市场化改革与改革财税改革跟不上市场自身发展节奏,其结果是本属于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调整市场结构的职能被行政化手段替代,比如楼市存在的诸多行政限制手段,比如车市在部分城市的限购等等,这些非市场化的手段除了扭曲市场,增加并激励市场投机机会、危害经济稳定,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外,还会产生利益输送,从而扭曲社会利益分配,助长吏治腐败,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了执政党执政信誉。

  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受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中国错过了很多市场化改革机会,行政化支配市场资源配置的手段在经济下行压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会随时引致市场产生系统性经济风险:举例来说,比如在房地产市场,行政化的市场限制政策造成市场供给有限假象,从而在过去几年里将房地产市场演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投机套利市场,投机套利资金套牢,刚需资金基本耗尽之后,2018年以来,汽车以及大额耐用消费品市场急剧萎靡,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一旦楼市价格崩盘,灾难性系统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再比如在资本市场上,如果还记得2015的股灾,就会知道人为打压场外融资市场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如果当时李克强总理在欧洲访问晚回来数日,未能及时回国组织救市,当年触发系统性经济危机就会成必然。在以上两个例证中这些灾难式行政调控,既有政绩观在起作用,也有部分利益寻租者蓄意而为。仔细观察中国股市,每一次市场启动都是被动救市,每一次市场牛市结束都是人为打压结束:2015年以来,场外融资都成了打压市场的借口,但每次查出了几个场外非法融资的案例?监管者的职能完善市场治理规则和法律依据,职责是依法查处,而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大喊大叫干预扭转市场预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利益输送。因为利益,市场治理规则和法律依据总是挤牙膏式的制定,漏洞百出而视而不见,因为利益,监管者更喜欢行政化监管,而非法律化监管。

  在贸易战加剧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居于自身利益度量和加紧对经济的管控,技术官僚们将更加喜欢行政化调控。现在,无论中央部门政策,还是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都需要研判会否触发局部或系统性危机,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尤其在当前反腐压力下,国家要专注并预防“双面人”或利用制定政策的权力人为制造危机,或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认为触发系统性危机风险的行为。为此,建议组建国家经济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能不是制定经济政策或者干预中央部门或方政府部门制定经济政策,而是:1、对中央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部门已制定的或已经实施的经济政策予以跟踪监测并评估其安全性;2、对于中央部门或地方部门的行政干预市场效果予以监测并评估其安全性;3在市场层面上,通过价格体系和价格变动逻辑分析潜在的政策和行政干预风险,发现潜在风险可向中央财经小组及时反映,由中央财经小组决定处理方式。依靠价格体系和价格逻辑,发现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或扭转生成因素,依靠价格情报分析,就可以发现体制内“双面人”作奸犯科的手段和方式,一方面可以及时消除经济运行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可以同步发现并清除掉企图制造危机的体制内“双面人”。

  五、反腐与打伞破网是一场硬仗,高级别保护伞难以查处

  改革和深化改革,这个不断渐进的过程是不断打破既存利益的革命,是利益重塑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要触及到体制内的利益分配,也会触及到体制外的的利益分配,这些被触及的利益就是改革的阻力。

  历史上国内外改革的成败,都取决于破除改革阻力的力度和决心。成功的改革一定是坚持“低头不杀人,杀人不低头”的原则:直面对改革阻力,没有低头妥协的空间。失败的改革大都是妥协的,妥协的结果是被触及利益者寻机伺机反扑成功。进入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外部性,反腐对象也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机会是均等的,博弈各方都在想方设法扩大自身阵营,这是一场改革的生死博弈斗争,改革者不可不认真对待。

  反腐对象是新一轮改革被触及利益者,这些反腐对象既有在任的,也有非在任的,无论在任的还是非在任的,都是利益共同体,这些利益者不会束手待毙,总会利用各种手中的权力或门生故吏制定表明面上看似光洁的经济政策或者表面上合理的行政管制手段刺激经济薄弱点,制造市场短期异常波动,一方面可以分散转移改革者反腐注意力,为自身或者利益群体设置保护机会,攫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市场短期异常波动触发系统性危机为自身及其同盟翻盘上位制造机会。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制定的经济政策或行政干预手段的情报监测,另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对“双面人”决不可容情而留下隐患。

  在清除“双面人”的过程中,要深挖查究“双面人”在体制外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人表面上以企业组织方式存在,本质上却非企业体,依傍权力牟利不只是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是通过收买行为向国家上层输送被收买者,进而间接实现非法控制政权之目的。当前的反腐斗争和打黑除恶已形成了清除“双面人”的机会,因此,腐败分子和保护伞不会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他们将与改革者进行充分博弈。对于他们而言,保护了自身共同体,就会扩大自身的博弈力量。

  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打伞破网”构成了反腐的重要环节。在“打伞破网”过程中,要区别查处两种黑恶势力保护伞:一般而言,显性暴力型黑恶保护伞容易查处,这种基于短期利益关系形成保护伞级别一般也级别比较低。对于隐性非暴力型黑恶势力而言,由于保护伞与黑恶势力之间是存在长期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关系,通常起保护伞的级别层次会非常高。在保护伞的指导下,其犯罪行为多以隐蔽的软暴力方式存在,游走于罪与非罪之间,如果举报人没有直接证据,很难得到查实。即便举报人有证据,保护伞对其“金主”的保护将是全方位的,因此,即便有中央督导组督导和“回头看”督导,但在保护伞的权力疏通下,黑恶势力“金主”通过层层利益输送,举报线索也会被想方设法掐断:或者通过恫吓举报人消除举报,或者通过假核查消除案件,或者通过合法程序办假案强行消除案件。这样既保护了黑恶势力,也保护了“保护伞”本身,反过来讲,在扫黑除恶斗争中,黑恶势力通过支付保护费也扩大了自身在政府部门的渗透与控制势力。通过支付保护费的层层利益输送方式,黑恶 “金主” 与其保护伞关系更加密切,既在体制内扩大了保护伞队伍,间接控制了各级政权,同时也会将控制体制内的保护伞为其继续服务。

  通常而言,高层次的保护伞并不会直接露面行使手中权力保护黑恶犯罪势力,而是通过远层次的下属,或者具有一定私人关系的低层次关系户来实施保护行为,因此,在打黑除恶,打伞破网过程中,通常被举报的保护伞大都是底层的或者低层次的,这就需要纪检监察部门深挖细究,不管高层次保护伞在实施保护行为时有多狡猾,但总会留下案件线索的。

  六、中国面临两大安全风险隐患

  就现代社会而言,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低,在大国内部自身内战的可能性也较低,但并不意味着大国与敌对国家代理人之间发生战争,也不意味着大国内部不发生政经动荡危机以及因政经动荡引致的局部内战危机。

  和平的日子过得太多,就容易忽略潜在的危险与危机。在中国经济和平发展和平安时期,我们埋下的隐患太多而不自知,一旦陷入社会危机或者战争,和平时期发展经济的手段或技术将会变成隐患或者灾难。在未来,如果出现政经动荡或战争危机,中国会出现以下和平时期埋藏的隐患或灾难。

  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本世纪初的20年里,有两种商业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一个是线上电商。但是这两种商业模式也为中国经济非和平非稳定时期的发展埋下了潜在隐患。

  先来谈谈房地产市场发展埋下的隐患和灾难。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建设历程,无论是在大中城市,还是在小县城甚至小镇,高楼拔地而起。数年前,我去趟老家,一个西部落后的县城,那一年我不仅看到了拔地而起的高楼,更多地看到得是圈地,很多以前的农用地都被圈起来了要么盖成库房,要么盖成楼房,平川里的农用土地几乎都这样被利用了,还有一部分农用地被拆迁出城的农民盖了新房。后来去了其他地方,发现几乎都是如此。我曾问当地人,当地的粮油蔬菜和肉品等农产品都是当地产的吗,他们都说是外地的。 其实大部分中国的城市以及县城已经都早已不能自给自足了,大部分靠外部供应。

  中国房地市场是伴随着城市化与城镇化进程推进的,而城市化与城镇化几乎是在城市平原与城镇平川基层上建立起来,城市平原和城镇平川在上世纪几乎还是原有城市和城镇居民的口粮地,中国最好的农用地几乎都在城市平原和城镇平川上。在本世纪的最近十年里,这些土地几乎要么变成了楼大厦的住宅和商业用房,要么,变成了工业厂房和仓储用房,可以说中国80%城市和县城已经不能农产品自足,一旦国家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很多城市将陷于困境。如果还记得2008年的那场大约一个月的冻雨,知道当年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就知道这并不是一种假设。假如爆发了超过三个月以上的社会动荡或三个月以上的战争,交通被阻断后,中国大部分城市会在储备耗尽后发生饥荒,而饥荒引发的暴乱将成为国家灾难。虽然国家有十八亿亩耕地保护政策,但该政策立足于和平时期,战争和动荡时期被例外了。简而言之,中国房地产发展已经威胁到农业安全的问题,威胁到了社会安全问题,威胁的到了国家安全问题,而非简单的价格泡沫问题。

  其次是信息安全问题和隐患。和平时期的敌对是隐性的,更多的是间谍战,窃取政经以及军事情报是现代经济竞争与军事竞争的必要手段。一旦临界战争,间谍战将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信息技术的应用在时间与空间上决定了先发制人的摧毁性优势,无论是斩首行动还是制造毁灭性混乱都将与信息技术相关联。

  中国电商发展在近十年里发展迅速,并在全球领域独占鳌头。但是作为电商的起源地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也有电商但发展势头不如中国呢。并非西方发达国家商人不如中国商人智慧,而是西方国家对私人隐私信息及其偏好的保护阻止了西方电商像中国一样的野蛮生长。中国电商和国外电商最大的区别在于,基于法律对私人隐私权利的保护私人偏好行为的自我保护,西方电商发展不起象中国电商一样的电子支付工具,传统的信用卡支付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而言将更加安全。中国对互联网支付工具认知不足导致中国电商超越了世界电商,但是,当中国的支付工具和社交工具以及消费行为等等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当私人指纹,面部识别等生物特征作为信息工具或支付工具信息组成部分的时候,中国国民的私人隐私将不复存在。私人隐私及其消费的偏好泄露,除了危害到个人利益外,在更大程度上将会危及到国家利益甚至国家安全:1、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为国外势力获取国家军政人员以及影响国家安全的人员信息提供了低成本便捷途径,无须大量线下现场调查摸排。2、私人偏好的泄漏为国外势力威胁、收买国民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了便捷,中国已进入遍地间谍时代;更为危险的是,在经济动荡时期,国外势力为干预、扰乱国内稳定,利用私人偏好信息的泄漏收买国民从事颜色革命代理人。3、在战争时期或内乱时期,个人隐私信息及其定位为敌对势力或敌对国家进行对军政人员斩首战术提供机会。现在,国际支付工具已经获准进入中国,这种风险比过去上升的空间将会更大。

  在未来数年内,世界经济衰退与经济格局的变化为不稳定的世界和平嵌入很多变数,局部地区的战争与动荡之交替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世界经济区隔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以上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隐患,中国决策者绝不可以忽视。

  繁荣与危机交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经途径,盛世之后通常会出现短促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繁荣时代累积矛盾的快速爆发,是一种利益冲突下的方向性博弈。处理得好,危机会快速平复,社会繁荣景象仍将持续;处理不好,社会将陷入漫长动荡。这种例证,中外历史上很多。中国的后市场化改革需要长治久安的稳定环境,因此,对于腐败和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打击必须彻底而坚决,绝不能留下一丝容身之地,給其博弈机会。中国改革曾面临风波与挫折而能够持续到现在的繁荣,与邓小平等老一辈强硬风格和敢于下重手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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