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比开放更重要和迫切——兼与常修泽教授商榷

卫祥云 原创 | 2019-11-25 13:38 | 收藏 | 投票

 放开比开放更重要和迫切

——兼与常修泽教授商榷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在《开放倒逼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一文中提出了“产权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两大问题,称之为中国经济改革亟需解决的双突破。我认为,常教授的文章直击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难能可贵。但仔细阅读后发现双突破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产权如何界定和谁来界定?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产权如何界定?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但中国的产权界定和改革并没有真正开始。我国城市最主要的产权要素土地是国有制,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并不包括土地的价值;私有企业的资本投入则包涵了国有土地50年的地租。在这种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产权投入不一致的情况下,是无法界定产权的归属的。这种情况为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预设了不可能性。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只有土地的承包权,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更使产权界定蒙上了一层迷雾,雾里看花难以界定?在无法清晰界定产权的情况下,又如何实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对此,常教授开出的药方之一是:产权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但事实不难看出:在产权无法界定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产权制度的创新和完善。而所谓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今年春夏之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此话可谓高瞻远瞩,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但面临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改革的现实情况,我却认为当下中国某种程度上放开比开放显得更重要和更迫切。其理由是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与开放关系不大或者说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现有的政策束缚了人们的手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行业和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有的甚至严重拖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腿。

比如常教授提出的产权改革问题,我们先不急讨论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我们能不能或者说敢不敢主动发动政府智库和民间智库来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讨论。如果说按照改革的阶段性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认为现在的改革时机不成熟暂不施行,但总可以展开讨论和辩论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使不同建议和意见不能表达或不敢表达,甚至视为禁区。

比如社会组织中行业协会的发展问题同样牵扯到产权改革。当时,有的行业协会成立时,国家没有一分钱拨款。注册资金是由企业自发筹措的。现在当行业协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其经营形成的资产却要界定为国有资产。这种对增量产权的界定做法怎么能够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呢?更与所谓的产权制度创新风牛马不相及。

还有一些束缚国内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一个与政治无关的工商领域的行业协会,办一份与业务有关的刊物,至今不能得到批准。业内人士多有呼吁,但就是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尽到了什么责任呢?所以说,改革开放固然重要。但放开对于国内社会发展改革的有关政策则更重要和迫切。这样做不仅能够形成政府智库、民间智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和谐局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就业。我们何乐为不为呢?

 

20191125

 

 

参考文献:

常修泽《开放倒逼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特供信息·参考文选2019年第44期)

个人简介
卫祥云,著名经济学家,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原主任,先后出版《改革的逻辑》、《国企改革新思路》、《产权的逻辑》等多部经济著作。现兼任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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