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学术创新（十四）对“私有制是道德的基础”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道德是私有制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私有制有助于催生道德，甚至认为私有制是道德的基础，仔细推敲，此观点是十分不妥的。私有制对道德建设并无积极意义，私有制与道德的关系应是道德有助于私有制健康发展，而不是私有制有助于道德发展。从长远看，国家发展，一定要把道德建设放在更重要位置。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私有制有助于催生道德，甚至认为私有制是道德的基础，仔细推敲，此观点是十分不妥的。私有制对道德建设并无积极意义，私有制与道德的关系应是道德有助于私有制健康发展，而不是私有制有助于道德发展。
一、道德对私有制健康发展具有良好作用，这是不用质疑的
因为没有道德，私有制就很难完整实现。因为在缺乏道德的情况下，人们就缺乏对别人权利和财产的尊重意识，私有制运行就需要投入更多保护成本。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私有制为什么能运行较好，底蕴是文化基因中的道德精神，其核心就是奉献与拯救意识。由于每一个人都优先考虑别人的权利和财产，大家都如此，最终每个人的财产和权利都能得到很好保护和尊重，最终社会也就能以较小的成本实现私有制的完善运行，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就是健康的。
而私有制对道德更多是消极作用，而不是积极作用。一是因为私有制有助于增加人的“私”意识，而“私”意识本质是反道德的，是不利于催生奉献精神和利他精神的。二是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道德更多是一种算计道德，是一种基于相互利益计算原则而产生的道德。这种道德若文化底蕴缺乏利他和奉献精神，这种算计道德会更大可能让社会陷入一种囚徒困境均衡，最终导致社会道德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实质也就是一种异化。这种基于算计的道德，在私有制条件下，最终让道德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二、道德的产生有其自身的逻辑，与私有制并无多大关系
道德如何产生？有众多观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道德理念论认为，人类道德的基础和根源只能是一种绝对的善理念，它如同阳光，普照万物和人心，使善本身成为人类乃至万物追求、实现的最高目的。因此，一切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趋近实现这一善理念而进行的。最高的美德即在于最高善理念的圆满实现。
神创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上帝的杰作。上帝在创造每个物种的时候，同时赋予这个物种独特的生存技能。一位17世纪的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就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哪怕在一只虱子身上，也凝聚着上帝的智慧。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想象塑造出来的，人类是创世计划中的最高一环，人类的荣耀或尊严直接来自神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言人。上帝赋予人类道德感，这是人类独特而关键的品质，是人类的高贵所在——这也正是人和动物之间本质的区别。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人们所具有的美德，都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并由此建立了他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1] (P1)
禁忌论认为，道德是禁忌的产物。禁忌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行为规则体系。列维·布留尔指出，禁忌是尚处婴儿时期的人类，由神秘直观的集体表象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的结果。原始人在本能的安全感驱使下，出于对某些不可解释的现象的恐惧和敬畏，便以禁忌的方式制约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弗洛伊德试图证明，人类最早的道德观念即体现在图腾制的禁忌之中。他认为，图腾一般是原始氏族所崇拜和迷信的一种动物，并被视为这个氏族的祖先和守护者。崇拜同一图腾的氏族成员，都必须尊重和保护自己的图腾，同时，男女之间不准结婚和发生性关系，违者将受到全氏族人的严厉惩罚。图腾崇拜和族外通婚制是同时实行的，图腾制下的这两个规定，同原始氏族中围绕禁忌而制定的一切禁令有着本质的联系，并且是同我们现在的道德规范属于同一性质的东西。在弗洛伊德看来，禁忌对于原始人来说，既是崇高的和神圣的，又是危险的不洁的，所以必须对其敬而远之。触犯它会受到自己内心精神上的惩罚或他人的惩罚。从有关的禁忌律令中，已经可以看出其反对享乐和放任的道德性质，即在这些禁忌中，已有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萌芽。总之，人类最早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出现在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时期，当时的禁忌律令可视为最早的道德规范。［2］(P25)
亚当·斯密认为，同情心是道德产生的根源，人类一切道德意识的起源都建立在人类先天所具有的“同情共感”机能之上。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没有同情，彼此间就无法产生激情和碰撞，没有互动和交集也就不会产生真正的道德。
达尔文认为：“无论何种动物，只要赋有十分显著的社会本能（包括亲子之情），一旦其智力发展得像人类的那样完善，或者差不多那样完善，就必然会获得一种道德观念，即良心”［3］(P64)。在此命题中，达尔文暗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即高度发达和功能完善的大脑，这是道德起源的必要条件。同时，达尔文还认为，并非任何严格社会性动物拥有了像人类那样灵敏、高度发达的智能，就会获得和人类一样的道德观念。因为在达尔文看来道德感的来源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社会本能，即社会情感，主要是同情心。达尔文认为：许多动物都是社会性动物，不能单独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其他种群动物的侵袭，因此，组成一个群体相互服务，彼此互助，相互保卫，共同抵御其它物种的攻击就是最好的生存策略。在合群的动物中有一种彼此相爱的情感，除了爱和同情这些情感之外，社会性动物还具有同社会本能有关的其他属性，比如：忠诚、自制力、顺从等等。情感是行为最初的动力。我们的行为是由实行本能活动时所体验到的满足感和快乐感来推动的，同样，如果本能活动受到抑制时，我们内在的不满足感会推动我们做出相应的行为。而让我们对他人施以善的行为的原动力就是我们内在的同情感，同情感是社会本能的基本要素，正是这种同情感让我们置身于他人的痛苦与快乐之中，唤起我们自己以往的痛苦或快乐状态，为了解脱我们自己的痛苦感或享受我们以往的快乐，我们就被推动着去解脱他人的痛苦或分享他人的快乐。
赫胥黎认为人性本恶，人类生来就是自相残杀，相互争斗，社会或群体的出现则是人类在相互斗争中体会到结伴而行的利益后才产生的，而道德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是人类进入有组织的社会后才产生的。因而，道德的起源光有同情心还不够，必须要有一个类似圣人的“行政长官”，来引导和教育人类，培养人的善性，以此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道德原则既不是来自于外部经验世界，也不是来自于上帝，而是起源于人类固有的纯粹理性。道德原则只能从纯粹理性即人的精神意识中来。在康德看来, 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完全以其是否出于善良意志为标准, 道德就是善良意志发出的绝对命令。
马克思认为：道德起源于人类的交往活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了道德的历史类型，道德的内容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道德的变化源于经济关系的变化，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道德的变化 。[4](P172－P173)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吾也，吾固有之也”。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源出于天”。
笔者认为，谈论道德起源和产生，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道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人认为，一般讲道德，核心应是奉献精神和利他精神。而奉献和利他又具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血缘利他。比如父母对子女的爱。第二种情况是互惠利他。比如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第三种情况是无偿利他。其中第一种情况的道德产生应更多与本能有关。第二种情况的道德产生既与理性有关，也与同情心有关。第三种情况的道德产生与个人偏好有关，也与同情心有关。
从历史看，私有制的产生应与道德堕落有一定相关性，是为了有效提高经济效率而产生的一种制度补救。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有众多观点。笔者认为，私有制的产生应是一个社会经济历史综合演进的一个结果。一是与分工和交换有关。因为分工和交换需要以所有权清晰为前提。一方面，分工促进了交换；另一方面，交换也促进了分工。同时，在交换和分工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分工和交换效率，财产权利的界定就尤显必要。二是与家庭或婚姻关系的变化有关。当家庭取得独立形态或婚姻关系成为稳定形态时，家庭财产也相应会取得稳定形态。三是也与道德堕落有关。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面对稀缺资源，人们的投机行为也会增加，这降低了公共财产的利用效率，也增加了保护公共财产的难度，于是，将财产清楚划分到个人或家庭身上，这客观有利于提高财产的利用效率。在道德堕落的情况下，公用地往往也是悲剧诞生地。明晰公用地产权，可以有效防止公用地悲剧。从实践看，私有制也确实有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一面，这是事实，但经济效率的提高未必就是道德水平的提高，二者并不等同。另外，假若社会道德充裕，则明晰产权就是多此一举。因为若每个人都是高度自觉的，公用地悲剧就不会产生，产权界定也就没有必要。因为产权界定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对社会也是一种损失。
三、从长远看，国家发展，一定要把道德建设放在更重要位置
从长远看，一个国家发展，道德是根基，更重要是道德建设，而不是产权建设。因为若社会道德充裕，不管是选择公有制，还是选择私有制，其运行都是健康的；若道德稀缺，不管是选择公有制，还是选择私有制，最终发展都会遇到许多麻烦。另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社会要实现德治，也需要建立在道德充裕的基础上。另外，社会缺乏道德，不仅不利于实现德治，也不利于实现法治。因为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精神，而法治精神本质又是一种道德境界。
如何建设道德。第一，要积极推进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核心是要树立人的敬畏意识、诚信意识和理性意识。恐惧产生伦理，敬畏意识是道德的内在约束。没有敬畏意识的道德，必然是面子道德，或仅仅是做给人看的道德。诚信是最基本的道德。没有诚信，仁、义、礼、智就失去了真实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仁、义、礼、智。理性是道德的智慧基础。大德需要大智慧，大智慧就是理性。理性不等于聪明，聪明未必理性，只有大聪明才是理性。另外，建设文化需要树立开放意识和包容意识。应在整合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文化的长处，为我所用。另外，要大力反对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文化本质是以“私”为基础的。
第二，大力推进社会公平建设。社会越公平，道德越充裕。因为越是公平的社会，对社会贡献越多的人必然受到的尊敬越多，这会更加鼓励人们对社会做贡献。从经济层面看，如何实现公平，一是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应尽可能体现平均分配原则，因为先天资源本质是属于全社会的。二是对于后天劳动收益，应尽可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三是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要体现人道原则，要尽可能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让没有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过上基本的生活。从制度层面看，如何实现公平，关键是制度设计应尽可能体现公开化原则。公开是实现公正的有效途径。
第三，加强教育。教育的最高本质应是人自身的完善，而人自身的完善，更重要是人格完善。所以，教育不仅要重视传授知识，更要注重道德建设。如何提高道德教育效果，让道德意识入脑入心，应充分结合人性特点进行，不能空洞说教，搞形式主义。另外，道德教育需要从小抓起，从幼儿园抓起。另外，道德教育需要全社会各个层面都要展开进行，不能单打独斗。家庭、学校、社会各组织，都要把道德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另外，也要充分发挥多种媒体在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目前，尤其要发挥好网络的作用。要建设阳光网络。要健全完善网络不良文化监督打击机制。网络应尽可能实行实名制。
第四，应注重从培育同情心开始抓道德教育。人富有同情心，必然富有仁爱之心。什么是同情心？叔本华认为，同情心的本质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所以，同情心产生的基石就是看透他人和自我之间的无差异性。休谟认为，同情是一种人们用以传达并分享感情的基础，正面和负面的感情都包含在内。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情也就类似于现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谓的“移情”（empathy）。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旁观者的同情心必定完全产生于这样一种想象，即如果自己处于上述悲惨境地而又能用健全理智和判断力去思考（这是不可能的），自己会是什么感觉。”［5］（P9）由于人天然具有类比的能力，所以，人类的同情心是天然具有的，是一种人的自然本能。亚当·斯密说：“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6］（P5）研究表明，同情心在儿童早期就出现萌芽。有关研究也表明，如果一个人对他人很有同情心，则意味着他的大脑前额叶的功能非常健康。伦敦大学心理学系的迈克尔·巴尼西认为：实验表明，触觉系统和同情的某些特定方面存在着联系。另外，近年来科研人员也发现，除了人以外，黑猩猩、海豚和大象等动物也能够对同类死者表示同情。
第五，要重用有德行的人做领导。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好德，下自从之。《论语》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重用有德行的领导，最关键是要看其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的业绩。“巧言令色，鲜矣仁。”说实话，干实事，应成为提拔领导最重要的依据。
第六，知识分子要多进行道德启蒙。这里知识分子的启蒙应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也需要启蒙，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不能一面是仁义道德，一面是男盗女娼。知识分子应以自身的行为影响和改造社会，应自身成为道德的表率。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需要启蒙大众，进行道德呼吁，开启社会仁义之心。
参考文献：
[1] 张敏.达尔文和赫胥黎关于道德起源之比较[D].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2］杜振吉：道德的起源与人的需要［J］.理论学刊.2003（5）.
［3］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Ｍ］.叶笃庄、杨习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魏英敏: 新伦理学教程［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6］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注：具体详细论述见作者相关著作和论文
作者简介： 宋圭武，国家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宋圭武整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