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分配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经济学所有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分配的公平程度越合理，则鼓励正向效率的力度就越大，相应地，更高的效率所带来的可分配蛋糕也就更多。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表现得不如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效率低下只是其表象，根本的问题，却是因为其对于分配公平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和越位。
扑朔迷离的价格决定问题，其实质是市场中一般劳动力之间同工同酬的补偿性公平分配问题，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这种补偿性分配的表现形式，交换过程本身虽会对商品的具体价格产生影响，但并不会对商品的价格决定起到根本性作用。这与过往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理清地租（自然资源租金）、资本利润和一般劳动力工资这三者各自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时的依据问题。地主获得地租是因为自然资源本身的差异对于社会财富生产或耗费节约所产生的影响而收取的租金，资本获得利润是因为资本运用于社会财富的生产所产生的效率差异形成了更高的收益而赚取的效益差，而一般劳动力获得工资是因为其自身的再生产费用需要弥补。在等量劳动力付出情况下，因为自然资源本身的差异和资本运用效率的差异，所形成的相对于一般劳动力工资的输出性结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剩余”，这种社会剩余，不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由于人为的干预，使得市场中不同商品之间的社会剩余分配格局发生变化时，通过市场的自平衡作用，会通过价格转嫁的方式消化掉这种分配格局变动的影响，就会影响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正如大卫•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所论述的地租和矿产资源租金不构成价格的组成部分一样，资本利润也不构成价格的组成部分，进而，我们可以得出地租（自然资源租金）和资本利润并不会影响到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那么，能够影响商品价格和不同商品之间交换比例的，就只有生产不同商品时所需要支付的一般劳动力工资的多少了。正如大卫•李嘉图所说的“谷物的价值是由在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上，或用不支付地租的那一份资本进行生产时所投下的劳动量所决定的”一样，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谷物的价值是由在不产生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上，并且不产生资本利润的那一份资本进行生产时所投下的劳动量所决定。通过继续归纳推理，最终我们得出：单件商品的价格表现为利润率为零企业的单件商品的成本，这一结论与市场中一般劳动力之间同工同酬的补偿性公平分配结果相对应，并与利润率为零企业的单件商品所需支付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相一致。有意思的是，这一结论与生产价格理论关于价格的计算结果也完全一致，由平均成本和平均利润之和所组成的价格构成的计算结果与成本与售价相抵的利润理论值为零企业的单件商品的成本价格是相等关系，因为盈利企业的利润恒等于相对于利润率为零企业的成本节约量。
在这样一种价格形成机制之下，在扣除地租之后，经营效率较高的企业因为单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较低而获得利润，并增加投资，经营效率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一般企业因为单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等于其收益而不亏不赢，并可以勉力维持，而单位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低于其收入的企业将会因为无力扭亏为盈而退出竞争。
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想当然的谬误性认识。虽然生产价格理论的形成源自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但由平均成本和平均利润之和所组成的生产价格，却可以推导出不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利润率为零，进而推导出等量资本不能获得等量利润。不具有效率竞争优势的资本之间，其利润率不是具有平均化的趋势，而是具有利润率归零的趋势。不具有效率竞争优势的一般企业，追加的投资无论怎样多，都不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利润，除非追加的投资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经营效率；而过量的社会一般性投资，不仅不会给社会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亏损和社会财富的浪费；只有追加的投资相较于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一般企业，可以实现更高的企业效率时，这种新增的投资才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利润，同时，也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社会剩余的源泉究竟是来自与那里？换言之，社会剩余的来源是源自于土地（矿产资源）、资本、还是一般劳动力的劳动付出？抑或是企业家才能？其实这些都不是社会剩余的真正来源，社会剩余的真正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创新的不断运用及其积累的结果。
土地（矿产资源）获得租金、资本获得利润、一般劳动力获得工资，这样一种分配格局的形成，是有其演进过程的。在原始社会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不仅不会有地租的概念，而且更不会有资本利润的概念，往往是整个族群长时期挣扎在生死线上，像其他动物群体一样，自然条件变好的时候，因食物充裕而扩大群体，自然条件变差的时候，因食物匮乏而收缩群体，因而，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社会剩余的；随着狩猎工具和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和不断改进，使得社会财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也就是随着创新的不断出现，才出现了社会剩余和社会剩余的不断增加，并随之出现了地租的概念，进而慢慢出现了资本的概念。可以说，如果没有整体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不断提高，就不会由地租的产生和地租的不断增加，如果没有资本运用效率的差异和差异的不断变动，就不会产生资本利润和资本利润此起彼伏的不断变动，无论是地租的产生和地租的不断增减变动，还是资本利润的产生和资本利润的不断增减变动，都是因为效率的变动所引起，所不同的是，地租的变动所依据的是社会生产效率的整体变动，而资本利润的变动所依据的是不同资本之间运用效率的差异变动。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随着创新成果的不断运用所形成的效率差异，最初会形成创新租金，资本因为分享创新租金而获得利润，创新者因享有知识产权而收取部分创新租金，随着创新成果的运用扩散至整个市场和知识产权的到期，创新租金就将消逝，相应的资本利润就会归零，而这消逝的创新租金就将转化为地租（自然资源租金），并且随着创新租金消逝的越多，自然资源租金的总收取量就将越大，所以，社会剩余财富的根本来源，不是一般劳动力的一般性劳动，而是创新性劳动成果的运用及其累积。同理，社会剩余财富的根本来源，也不是土地（矿产资源）和资本，土地和资本只是获取社会剩余财富的手段。不同于一般性劳动，创新性劳动是一般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额外劳动”，是两种本质不同的劳动，不能相互转化。
创新是整个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原动力，创新及创新成果的不断运用，是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根本原因，更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如果没有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提高了社会的财富生产效率，就没有资本的产生和不断积累，也不会有可用自然资源的不断增加和一般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断增长。与其说资本积累和一般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是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根本原因，不如说是社会生产效率提高所导致的财富生产增长而带来的结果与表现。
现代有效需求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一是没有弄清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系统性原因，而是将其归结为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二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药方”，存在着显见的副作用，这突出表现在，根据现代有效需求理论来采取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在实践中的效果不理想或出现失效，甚至是对GDP的增长呈现出负作用。对此，我们从改善社会分配的视角，而不是单纯从供给与需求互动的视角来分析问题。
通过总结过往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和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学的四大定律，即交换律、分配律、配比律和寻租律，其中，交换律对应于不同商品（或服务）之间相互交换时的价格问题，分配律对应于新形成社会财富的市场分配依据问题，配比律对应于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收缩问题，寻租律对应于投资的扩张边界问题，四大定律共同构成了一幅经济学的新框架。在这个新框架下，提出了“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概念，对应于GDP的扩张和收缩，当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扩大时，GDP的规模就相应的扩张，当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收缩时，GDP的规模就相应的收缩。本书中，我们通过分析社会分配的改善状况对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影响，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有效需求理论。
“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这个概念的含义，不同于社会简单再生产或社会扩大（收缩）再生产的比较性判断概念，而是一种动态性的状态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扩张或收缩的程度，取决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比程度以及产出符合于消费与有效投资的配比程度，凡是没有实现有效配比的生产要素和产出，都属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之外的生产要素和产出。没有实现有效配比的生产要素，不能够实现实际的社会财富生产，没有实现与有效消费和有效投资配比的产出，是无效的产出，会形成社会财富的闲置和浪费，而为了利用闲置的财富和减少浪费，则需要减少相应的财富生产，并由此引发市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经济收缩，反之，有效消费和有效投资所形成的有效需求，在其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没有达到最大值之前，会拉动社会实际的财富生产规模扩大。所以，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大小及其变化，会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实际GDP在其潜在GDP的范围内扩张、收缩或不变，当实际GDP超过其潜在GDP时，必然会形成无效产出。GDP的扩张和收缩，取决于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各种要素之间的有效配比程度，这种有效配比既包括各生产环节之间的有效配比，也包括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效配比，其中，生产环节之间的有效配比可以通过市场本身的作用自动实现或接近于最优，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效配比，是无法通过市场本身的作用自动实现或接近于最优的，通过市场本身的作用不仅不利于GDP的扩张，而且市场本身的作用是趋向于GDP收缩的，这就需要行政干预来弥补市场本身的缺陷，而改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效配比程度，最终只能是通过改善社会分配来实现。
根据分配律，我们将GDP收入法核算的四个组成部分：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调整为：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自然资源租金、创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四个部分，通过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配比分析，我们发现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和固定资产折旧是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即生产过程的财富非输出部分，而自然资源租金和创新租金不是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生产过程的纯粹财富输出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社会剩余”。 一般来说，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和固定资产折旧是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过程的自循环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不会产生主动性影响，只有当生产过程的纯粹财富输出部分因为不能及时耗费掉或者耗费大于收入，而出现了社会财富蓄积过度或蓄积不足时，才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当然，这种影响的范围只能是在不高于其潜在GDP的范围之内，实际GDP的扩张、收缩或不变。
一个国家的潜在GDP，取决于其资源基础、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三者乘积的大小，如果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生或者是可用技术的湮灭和制度的倒退，导致了三者的乘积发生了变化，那么潜在GDP的值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潜在GDP确定的情况下，其实际GDP的大小，取决于全部生产要素的有效配比程度以及产出符合于消费与有效投资的配比程度。
经济下行的压力来自于市场投资的过度和购买力的相对不足，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配过程中的某些偏离，导致了社会再生产循环体系中的财富享有权与其有效消费（包括投资）需求之间出现了错位，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并不表示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不等于总需求，而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出现了错位差。在潜在GDP不变的情况下，错位差占总供给（或总需求）的比例越高，说明有效需求不足对于实际GDP的压缩力度就越大；当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为零时，对于实际GDP的压缩力则为零。社会分配改善的过程，既是错位差缩小的过程，也是一般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过程和有效投资存量增加的过程。随着社会分配的改善和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错位差逐渐缩小，经济扩张的速度和惯性就会越大，当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为零时，对于实际GDP的压缩力也为零，此时，并不等于实际GDP会达到其潜在GDP的水平，经济扩张的速度和惯性也不会为零，而是会达到相应的最大值，伴随着经济的继续扩张，当社会分配的改善而产生的利润红利消逝时，无论实际GDP是不是达到了潜在GDP的水平，一轮经济周期都已经达到了其顶点，除非社会的分配还会继续改善，否则，经济就没有继续上行的空间，而此时，社会分配的恶化，将会加速导致经济的崩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分配改善的过程，既是错位差缩小的过程，也是资本利润与工人工资二者共同增长的过程，因为随着社会分配的改善，增加了工人工资而扩大了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会弥补与增大生产部分的存量（或增量）投资相对应的固定资产折旧所造成的亏损（或利润），从而使得市场总利润增加；反之，总体压低工人工资的过程，也是市场总利润不断减少和经济加速收缩的过程。这与我们所认为的增加工人工资就会降低利润的常识性认识截然不同，这种常识性认识来自于单个企业利润与工资之间的此消彼长逻辑，但就整个市场来说，情形则截然相反。
有效地扩大一个国家的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使实际GDP尽量接近或达到其潜在GDP，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财政政策侧重于再分配，进而影响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而货币政策侧重于经济运行的顺畅，进而有利于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配比速效提高。
当货币政策的变动引起社会财富的占有格局在不同主体间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时，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实际配比状况发生变化，或导致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扩张以接近其潜在GDP，或导致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收缩而更加低于其潜在GDP。
菲利普斯关于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曲线关系描述，其后续演变的失业率和物价上涨率之间的曲线关系，以及根据奥肯定律再将其演变为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同向对应变动关系，在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扩大的条件下，大致上符合于经济运行的现实。但是，由此得出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却是典型的倒果为因，当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政策而人为的制造通货膨胀，却不能有效的改善社会的分配状况，并使得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短板加长时，其对于失业率的降低和经济的增长，就将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货币政策的中性，对于经济的发展最为有利，配合经济良性运行是货币政策的唯一终极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子目标的设定，都必须以配合经济良性运行这个终极目标为中心来运作。任何希望通过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来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图谋，都注定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物价稳定并不等于总体物价水平不变化，当物价的上涨是因为社会的分配状况发生了有利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扩大的变化时，就应该配合社会分配状况的改善，维护这种合理的适度的物价上涨，而不是刻意的抑制物价水平或助推物价水平上涨；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实现，如果没有恰当的货币政策支持，那么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就将成为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阻碍，严格来说，充分就业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不应该成为货币政策所追求的目标，而应该是货币政策的维护目标，因为失业率的降低以及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社会分配状况改善的结果，而货币政策对于改善社会分配状况的作用极其有限。
对于改善社会分配状况和弥补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的短板来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更具根本性，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调节经济结构和减少社会存量财富的“额外过量结余”，通过国家产业政策以及扩大或收缩财政公共支出、转移支付，以弥补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的短板，从而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其效果是货币政策所无法比拟的。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但两者对经济运行影响的机理不同，“不越位”应该是两者之间相互协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动，只要没有产生缩小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率的效果，就不会对GDP的增长产生任何的正面作用，而无论是总体上减少税收收入、增加财政支出，还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反之，即便是总体上不减少税收收入、不增加财政支出，而是仅仅调整了财政收支结构，也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但只要产生了缩小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率的效果，实际GDP也将会出现相应的增长。
本书架构清晰、逻辑严谨，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成果与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相融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财富价值的概念，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勾勒出一幅经济学的新图景，其中的一些结论对于过往经济学中的各个学派来说，在认识上往往是具有颠覆性的，可用于解释过往经济学中存在的某些悖论问题，会使得经济学具有更进一步的科学性，也更具有实践性。在具体论述方面，还提出了统计国民收入的“分配法”，就税收转嫁理论进行了新的系统性阐述，对“拉弗曲线”进行了新诠释，叙述了有利于经济良性运行的税收收入结构原则和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率的财政支出结构原则，统合了财政、税收、货币等乘数效应理论，提供了计算收支乘数的新途径，指出了“费尔德斯坦曲线”的某些缺陷，并给予了新的解读等。
有不足之处，冀盼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