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笔记之一:安全与自由的共生

杨鹏 原创 | 2019-12-24 10:1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2019年11月12-14日,450多枚火箭从加沙飞向以色列,以色列强力反击。

  11月17日,我抵达以色列,赴希伯来大学从事中以文化比较研究。耶路撒冷大街,常见士兵和警察,或驻守或巡逻,女兵女警不少。希伯来大学校园中,常见穿军装学生,校警皆荷枪实弹。

  世界各国中,似乎没有比以色列处境更险恶的。1948年到1982年,三十四年间,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打了五次中东战争,平均不到七年一次战争。以色列赢了战争,但没有赢得和平。周边是敌意深重的国家,境内有心怀怨恨的敌人。短暂的和平,似乎只是在为下一轮战争作准备。面对战争挑衅与恐怖行动,穷尽外交谈判努力无望时,以色列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2018年,以色列军事预算为185亿美元,占GDP的5.1%。同年日本为0.9%,瑞士为1%,美国为3.2%,加上以色列强制兵役制的人力耗费,以色列人均军事负担沉重。

  从以色列想中国。

  我们通常会认为,稳定高于一切,乱世用重典,和平靠强权。认定强权的必要,相信危机与强权有共生关系,会生成一种不言而明的社会共识:集权=安全。宁为太平狗,不当乱离人。为了天下太平,民众似乎习惯于权力向政治-军事当权者集中。

  以集权回应危机的做法,思想在商鞅《商君书》中,实践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征战中。

  《商君书》最大特征,就是面对战争压力和社会动荡,实行君主中央集权的军国主义法制,一切服务于战争。以农战为目标,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从经济到教育,从家庭到习俗,都转化为服务战争的工具。君主权力延伸到方方面面,一切收入君主权力金字塔的控制之中。君主权力之网,不放过任何一处空白,垄断一切领域,为强君而弱民。以为君权要稳定,就什么都得管,政治得管,军事得管,警察得管,经济得管,宗教得管,教育得管,生小孩得管,旅行住宿得管,更不用说思想、言论和社会组织了。管管管,君权掌控一切,官吏之权深入到百姓生活方方面面。

  《商君书》把安全与自由对立起来,以社会安全理由,牺牲民众自由。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泰山顶举行封禅大典,刻石记功:

  “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

  他将消除战争,灭除寇贼,实现天下安全太平视为自己举世之功。同时强调:

  “远近毕理,咸承圣志。”

  远近都得到治理,全都承受圣君意志。

  君主集权=太平安全。

  中国诸子之中,似乎只有老子洞察到应以安全保自由的这个方向。《道德经》强调无为而治,为无为而治,强调以有效的国防和国安来确保安全秩序,以保护民众的自立自为。

  黄仁宇先生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中国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原因。中国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内部要整治黄河水灾,这些都需要中央集权的力量。

  按这种观点,以色列外有仇敌需要政府高效军事组织,内部水资源稀缺需要政府统一治水,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要走君主强权的路呢?没有。

  以色列没有因为军事和水资源压力而中央集权,历史上英国、美国也没有因为频繁战争而中央集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邱吉尔都没有可能成为秦始皇。

  由法国思想家孟德思鸠等运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分析框架,有其内在的缺陷,原因完全解释不了同一地理环境中的社会制度变迁。

  欧洲从君主-贵族主导的封建社会变迁到选民主导的宪政民主社会。中国也经历过从君主-贵族主导的周制封建社会变迁到秦制君主官吏主导的中央集权社会。秦制传统延续到今天,也承受着变革的压力。

  因为存在制度和文化历史变迁,我们只能说地理环境是挑战是影响制度和文化生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人类文明的创造,不在客观的地理环境中,而在人面对客观环境压力的创造性的回应中。制度和文化的根源,不能从死的地理环境的宿命论中去寻找,而要从人积极主动的主观回应模式中去寻找。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处于低自由低法治水准的状态中,根本原因在国民知识和德性的缺陷之中。

  以色列处于战争危险之中,恐怖袭击层出不穷,生活在以色列,战争是生活常态。但是,以色列并非一个军事强人独裁的强权压倒一切的国家,而是一个自由法治的民主国家。

  几天之前,11月2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以色列检方正式提起公诉,涉嫌罪名是“欺诈、受贿和违反信任”。以色列检方指控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内塔尼亚胡涉嫌非法收受了雪茄等礼物,价值折合约100万新谢克尔(约合205万元人民币)。

  战争状态中的以色列,政治是自由的,反对党的竞争是激烈的;经济是自由的,财产权是受到保护的。宗教自由权、媒体自由权、言论出版自由权、民众合法持枪权都受到严格保护,长期战争并没有削弱以色列的民主体制。以色列所证明的,不是“君主集权=社会安全”,而是“民主法治=社会安全”。

  以色列社会军事压力和社会失序的压力这么大,为什么没有走上商鞅-秦始皇-秦制的道路呢?原因在以色列特定的回应方法之中。

  以色列是犹太教国家,多数犹太人是犹太教信徒,相信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相信选民承担着上帝引领人类的特殊使命。更重要的是,相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承认人和上帝之间应有特权阶层存在。共同的信仰,成为平等的民众的凝聚力的源泉。

  同时,以色列采取强制兵役制来保护国家。凡满十八岁的青年人,有从事保卫国家的义务(除少数正统派犹太教徒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外)。目前男子服役两年八个月,女子服役一年八个月。以色列多数人都有从军经历,有合法持枪权。

  以色列国民,具有信仰精神上的平等,也有某种军事武力上的平等,这使以色列国家只能在内部平等的制度框架内选择一致对外的安全保障的办法。

  共同信仰形成的高凝聚力,淡化了依赖政府权力的凝聚力。军事上的全民皆兵全民自保,淡化了对专职军人的依赖,以色列因此避免了完全依赖政治-军事强权来保障国家安全的路径。

  以色列在不断强军强警的同时,严格保护以色列民众的生命权、信仰权、参政权、教育权、经商权、思想权、言论权、出版权等各种人权。这种强大军事与民主制度的合一,使以色列既能保有安全,又能释放出以色列人的自由创造力,在思想、科技和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良好运行的民主制度不仅没有削弱国家军事实力,相反强化了国家的战争能力。以色列实现了安全与自由的统一,没有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牺牲民众的自由,相反以保护民众自由的制度奠定了国家安全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制度和文化的选择,处理的是安全与自由的关系。商鞅秦制将安全与自由对立起来,以色列国家制度则实现了安全与自由的统一。

  中国未来的秩序创造,如何处理安全与自由的关系呢?

个人简介
出生时间:1963年10月22日。 出生地:云南昆明 教育:北京大学西语系文学硕士,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 出版书籍: 《成为上帝》(哲理散文) 《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经济类专著) 《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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