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出版的《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此观点是与事实相符合的，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既不如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随后在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其后，“中等收入陷阱”逐渐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近几年，关于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探讨也越来越热，有人持乐观态度，有人持悲观态度，更多的人则是表现为深深的担忧。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是一种经济现象，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踏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出现经济发展缓慢或经济发展退步的状态，似乎是落入了一个“陷阱”之中，而无法走出，以至于长时期的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只有很少量的国家（或地区）可以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经济学界对这种现象的发生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更多的是各家各说和见解不一。根据已有的资料，对于一些国家（或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中，除了上述五方面原因之外，还指出：缺乏规模经济，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出口市场中既不能在制造业上与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竞争又不能在高技术创新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竞争，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从而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经济的倒退，导致其不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这些分析对于问题的探讨是有益的，也是散乱的，有些甚至是泛泛地和模糊的，因而，对于陷入增长陷阱的缘由，有进一步理清和明晰的必要。
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会出现经济发展缓慢或经济发展倒退，不在于其收入是否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而在于这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创新行为是否活跃以及创新成果的运用是否受到了阻碍，其中，经济发展出现倒退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制度创新不足或制度创新成果的运用存在着缺陷。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其经济发展缓慢所反映的是社会整体财富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缓慢，其经济发展出现倒退，反映的是社会整体财富生产效率的降低或者是社会财富的生产及其存量超越了经济运行的配比律要求，而无论其人均国民收入处于世界范围内的高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还是低收入阶段，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是否会陷入增长陷阱，与其所处的收入阶段无关。
中、低收入国家向更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最便捷和有效的方式不是封闭式的依靠自身自主创新而缓慢地实现经济的增长，而是开放式的借鉴和引进国外制度与技术创新成果，并运用于社会财富的生产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单纯依靠借助外力而不依靠自生力量所获得发展动力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永远也不能使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正如一个喜欢学习而不会质疑的学生，其学问永远也不会达到或超越自己老师的水平，只有善于学习和质疑，并且在这种学习和质疑的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才会达到和超越自己老师的水平。当借鉴和引进国外制度与技术创新成果成为一种习惯和思维定势的时候，很容易使人形成依赖和不自信的心态，进而湮灭自主创新的主动性，如果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了自主创新的意识并普遍失去了自主创新的主动性，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是悲哀的，将会不可避免的陷入增长缓慢甚至是出现倒退。只有在借鉴和引进国外制度与技术创新成果的同时，不断地将其消化吸收成为自身的东西而不是照搬，并在吸收的过程中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推陈出新，并且通过自主创新形成创新成果并不断运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进程，才会在可外借动力减弱或丧失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自身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从而避免陷入增长陷阱之中，并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们在<制度创新与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那一节中已经知道，一个经济体之内的国民收入，一个经济体的体量，是由其自然资源基础、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三者的共同作用所决定的，三者就好比是一个立方体的三条边，它们共同决定了这个立方体的体积，因此，一个经济体是否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在于三者的乘积是否可以增大。我们还知道，一般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资本积累的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要奢望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过量的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现实中的各经济体的表现，似乎更加复杂，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其经济发展进程也体现出巨大的差异，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对于一个经济体增长的持续乃至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根据分配律和配比律，在不存在创新租金与制度创新及其运用的情况下，因自然资源基础发生变化而引发的一个经济体出现经济增长，除了作为增长条件在增长过程中，增加一部分固定资产和存货的资本投资之外，将会转变为在新的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简单再生产循环，这部分新增加的社会财富生产，除了用于支付一部分新增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之外，余下的部分将会全部转化为自然资源租金，其中新增部分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将会成为新状态下的简单再生产循环的组成部分，而这部分新增加的自然资源租金，是不能够通过继续增加社会一般投资项目的形式而使得社会财富生产继续增长的，只能够将其耗费在非财富生产领域之外，如果这部分新增的自然资源租金不能够完全耗费掉，而是形成了社会财富存量的过量结余，那么这个经济体的GDP将会随着没有耗费掉的自然资源租金结余而相对滞后的等量减少。受自然资源进出口的影响，在一个经济体的某些自然资源因为结余而出口的情况下，除了因为开采这部分自然资源而增加一部分GDP之外，其所获得的自然资源出口部分的自然资源租金，如果因为不能够完全耗费掉而是形成了社会实际财富存量的过量结余，那么这个经济体的GDP也将会随着没有耗费掉的自然资源租金的结余而相对滞后的等量减少；对于资源进口国，将会因为扩大了本国的财富生产而增加一部分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还可以获得一部分创新租金，同时，自然资源租金需要支付到国外，不存在因为这部分自然资源租金结余而压制本国GDP的问题，对外支付的自然资源租金最终将会通过增加本国财富生产的方式予以偿还，而这又会刺激资源进口国的GDP增长。可用自然资源的增加可以转化为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增加，但是，自然资源条件的差异，往往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所以，虽然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着自然资源丰缺的差异，可以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收入状况，但是只有极少数的资源极度丰裕的国家可以因之而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对于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来说，并不是其国民收入是否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主要原因。
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与制度创新成果的不断运用才是保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一个经济体能够长期处于世界范围内的高收入行列，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其自然资源的丰裕，而在于其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运用的持续不断和制度创新的持续演进，在于其社会整体效率可以长期保持在世界先进的位置。对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来说，虽然存在本身创新不足的问题而导致其社会财富生产能力较低，但是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先进国家引进或吸收科技创新成果与制度创新成果并运用于其国内财富的生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极大地促进本国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提高，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及后续演进不同，对于引进或吸收科技创新成果与制度创新成果的运用结果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所以，某个国家或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取决于引进或吸收了多少科技创新成果与制度创新成果，而在于其有效运用创新成果的程度。单纯依靠引进或吸收科技创新成果与制度创新成果并运用于其国内财富的生产，可以使得国内经济在一定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但却难以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跨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一方面受制于国内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完全照搬国外引进的创新成果的具体运用，特别是文化的差异对于某些创新成果运用的成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往往会使其成效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从先进国家引进创新成果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有些创新成果往往难以引进。当引进国难以继续从国外引进创新成果，并且国内创新乏力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国内经济增长缓慢的现象，如果同时伴随着某些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那么经济发展出现倒退现象也是很正常的，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自然资源确定的情况下，一国科技发展水平及其拥有的可用科技创新成果，决定着一个国家最大程度的生产财富的潜力，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科技生产潜力，是指一国之内的制度状况对于社会财富生产潜力的发挥不仅没有任何阻滞作用，而且对于社会财富生产潜力的发挥处于绝对支持和维护的理想化状态，在市场“自然三分配”的分配框架之下，创新租金与自然资源租金都被即时耗费，其最大化生产社会财富的简单再生产循环的状态。然而，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哪个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可以达到完全发挥科技生产潜力的状态，社会所能够努力做到的，仅仅是尽力地减少因为制度建设的缺陷或不足对于科技生产潜力转化为实际财富生产能力的负面影响，况且，科技创新的不断出现，也会使得科技生产潜力处于不断增大的动态变化中。
科技生产潜力能否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财富生产能力，取决于制度建设对于发挥科技生产潜力的制约程度。社会实际的财富生产能力，是在现有的可用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科技生产潜力与制度建设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GDP的总量大小，在自然资源基础与科技生产潜力确定的情况下，取决于制度建设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这种潜力的发挥。社会财富生产的最大化并不是一个社会制度建设唯一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制度建设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不同方面或不同层级需要变化的影响，或者为了国家治理的需要，或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或者为了国防建设的需要，或者为了追求社会公平的需要，或者为了发展的需要等，道德、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环境、娱乐等以及更为细分的各种具体需要就更多了，所有这些众多的需要之间相互影响而且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相应的制度建设需要在各种需要之间取舍和达成某种平衡，制度建设的变化相对于各种实际需要的复杂变化往往会体现出滞后性，并与实际的复杂需要发生一定程度的背离，所以，制度建设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社会财富生产潜力的发挥。
制度建设的变化不仅可以影响社会财富生产潜力的发挥，而且对于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未来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制度的改变，有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有时则会压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支撑任何一种类型或形式的社会经济制度，都需要有相应的核心理论，这核心理论所传导出的价值观和秩序观，进而形成的调整人际关系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各种规范就组成了该类型或形式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体系。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支撑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理论都不是绝对的、万能的、永恒的真理，然而，一种成功的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形成，支撑其存在的核心理论往往是经过历史检验，并且是从历史上积淀的知识和经验中反复提炼出来的认识，生命力极为顽强，正是因为其过于成功而形成的巨大惯性能量，往往会形成以其核心理论为中心的自循环思想体系，而排斥不符合该自循环体系的制度创新，就会使得促进经济发展的某些制度变革变得极为艰难，甚至是在排斥和压制新的制度创新的同时，压制科技创新和导致已有科技创新成果的湮灭。中国古代史上，就曾发生过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代的“海禁”政策、满清时代的“文字狱”等，以至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内持续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发端于英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通过保护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形式，鼓励和支持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运用，不仅将英国的经济发展推向了世界的巅峰，而且对于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
一般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资本积累的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然而，作为社会生产得以持续扩大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组成社会再生产循环的两个关键环节，如果这两个环节的配比关系违背了配比律对于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那么必然会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负面影响，从而阻碍经济的增长，甚至会导致经济出现衰退。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必然会造成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的缓慢或停滞。配比律对于增减一般劳动力供给的要求，不仅仅是指对于一般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发生变化，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更多的是指对于一般劳动力的质量需求发生变化，如果一个经济体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劳动力的工资逐步提高并与其社会对于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增长的客观需要相称，那么因为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提高而造成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会造成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也不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缓慢；相反，一般劳动力的工资过低，才是导致其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和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因为，当一般劳动力的工资低于社会对于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增长的客观需要时，人们没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用于投入子女的教育以及自身的再教育和培训，就无法为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而造就更多的高素质一般劳动力，一般劳动力素质的普遍低下，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一些新的科技创新成果无法运用于社会财富的生产，或者是使得某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的财富生产能力的程度远低于一般劳动力素质普遍较高的国家。当然，如果不切实际的提高一般劳动力的工资致使其远高于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增长的客观需要，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不合理上升，那么就将造成资本积累增长的缓慢或停滞，也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缓慢或停滞，同时，必然会伴随着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人力资本与资本一样，都是是社会再生产的必须组成部分，从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角度来看，阻止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与阻止资本的积累增加对于社会财富生产的影响是没有差别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持续的提高一般劳动力素质以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也需要新增社会财富不断地积累为人力资本的存量，因而，适度提高一般劳动力的工资，以契合社会对于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增长的客观需要，无论对于资本所有者还是一般劳动力，在整体上都是有利的。
人力资本积累的存量，不在于实际投入了多少金钱或财富，而在于其对于社会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可以起到的实际作用。某部分一般劳动力为了提高素质以适应未来高收入就业的需要而预投入了自己节余或借来的资金，如果在以后的从业过程中所取得的工薪收入高于不愿预投入者的工薪收入之上的部分，可以保障弥补或超过其预投入，那么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预投入就是值得的。然而，由于个人自身存在的差异，或遗传差异、或父荫不同、或心态不同、或对于未来发展的认识不同等，在为了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而付出等量预付投入的情况下，不同的个体之间也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每个人对于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的影响也会不同。不要简单化的认为，只要能够提高一般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收入，就一定可以普遍的提高一般劳动力的素质，但是，不提高一般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收入，就一定不能够普遍的提高一般劳动力的素质。很多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人没有忧患意识和长远考虑，笔者就曾经遇到过一些工人家庭，每个月领取工资之后，过着前十天荤菜、中十天蔬菜、后十天咸菜的“月光族”生活，也曾听闻过工程承包者讲述在中国西北部一些贫困地区施工的经历，当地人在工地上劳作，傍晚就会要求领取当天工钱，最迟拖到第三天必须把工钱一次性结清，然后就去“潇洒”，等到没钱了，再来工地找活干，还曾与居住在香港的人聊贫困救济，说是当地存在着少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去工作而长期依靠领取政府救济金，然后到深圳过着悠闲的生活。所以，为了提高一般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对于提高一般劳动力素质所起到的效果，就需要国家和社会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引导和促进国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社会福利制度和救济制度，不应该鼓励懒汉和长期自愿失业者，更应该救济真正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庭，是“扶危济困”，而不是无原则的“扶懒济贫”，以弘扬社会正气。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上少量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中，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表现很特别，这要归功于中华文化圈的某些传统文化观念的传承，特别是要归功于国民观念中对于教育的重视，大部分人宁愿身吃俭用也要尽力支持子女的教育，许多在业者也热衷于接受再教育，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过程中，一般劳动力的素质出现了普遍的快速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一般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收入转化为实际的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效率，这无疑成为其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百巧百能百受穷”，意思是说，有的人学会了很多种谋生的技艺，而且每种技艺都可以做得像模像样，但是，依然会使得自身的收入很少以至于落入穷困的状态而改变不了贫贱的命运。这正如一个投资者把资本投入到许多不同的一般资本项目，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资本项目拥有创新竞争优势而无法获得资本利润一样，某个一般劳动力是不是可以凭借其技艺获得较高的收入，不在于其拥有多少种技艺，而在于其是否可以凭借拥有某种技艺优势而获得稳定的较高的收入，唯有如此，才可以改变自身贫困的命运，而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拼命奔波一生，把有限的收入浪费在难以取得实际收益的多种技艺学习中，从而使得自己陷入长期的穷困。这不是反对人们追求博学多才，事实上，博学多才的人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更易于就业和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但是，这种博学多才更多的是视野的开阔与见识的广博，是在某方面可以达到远高于一般人的“专才”，而不是终其一生博而不专的频繁转行和心无所依。
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保障，在于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各种配比关系的保持。社会财富的存量受到生产技术条件与制度环境二者的制约，社会财富的现实生产能力需要相应的社会财富存量与之匹配，当社会继续增加的财富生产量与其耗费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相一致时，社会的财富生产会达到其最大化的边际生产，总的社会财富存量（储蓄）也会达到最优，此时，保持最大化边际生产状态的条件，是社会财富的生产与社会财富的消费达到平衡和相一致，即社会简单再生产的状态，如果为了继续增大社会财富的生产而增加社会财富的存量（储蓄），那么继续增加的社会储蓄必然会过量，只能是造成社会财富的自损坏。在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生产技术条件与制度环境所允许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确定的条件下，在社会的财富生产会未达到其最大化的边际生产之前，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包括数量和素质的提高）的增长并且符合配比律要求时，会为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添砖加瓦，而当社会财富的生产达到其最大化边际时，继续添砖加瓦就会成为社会财富的生产的余食赘行。然而，由于劳资之间的博弈、自然资源收益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博弈，社会财富的分配结果，往往使得财富的生产与财富的消费（或耗费）权之间发生偏离，使得一部分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因为消费（或耗费）权发生偏离而无法实现消费（或耗费），人为的增大社会财富的相对存量，导致社会财富的实际存量与社会财富的现实生产能力之间不匹配，相对过量的社会财富存量会压制实际的社会财富生产能力，而降低之后的社会财富生产能力又会导致社会财富存量的逐渐减少，这种恶性循环式的返复互动，使得社会的财富生产未达到其最大化的边际生产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自萎缩”的倾向，如果没有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及其运用的持续活跃，那么这种“自萎缩”的倾向，必将会导致市场的萧条和经济的萎靡。
科技创新成果与制度创新成果运用社会的财富生产之后，会使得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各种配比关系发生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财富生产效率的改变，会影响包括机器设备等在内的资本有机构成发生改变，也会影响人力资本素质的具体结构发生改变，无论是实际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存量还是实际的资本积累存量，都需要在新的配比关系之下重新配比和评估。特别是在科技创新成果运用于社会财富生产的过程中，一方面会需要一些新的投资来形成一些新的资产，同时需要增加一些适应于新的生产设备的高素质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会造成“创新性毁灭”，会使得一部分被负面波及行业的资产减值或者被淘汰，也会因为一些技术过时导致一些从业人员的技术过时，而不得不转行或者接受再培训；对于不被波及的其他行业来说，最终将会因为获得一些经济发展红利而使得其人力资本积累存量和资本积累存量的估值相应的提高，但一般资本项目却不应该奢望因为获得经济发展的红利而获得持续的利润，只能是在经济扩张的过程中，获得一些与绝对资本租金相应的阶段性利润。
恶性通货膨胀对于经济正常运行的危害为大家所熟知，通胀不仅会造成物价的上涨，而且会造成社会财富在各阶层之间的重新配置，会改变已有的分配结构，特别是对一般劳动力的累积收入造成侵蚀，使得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财富配置格局更加偏离其配比关系，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的发生。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内部的原因，或者因为外部的金融冲击，加之对金融管制的不适当或者是采取放任的政策，往往会出现本币对外币的大幅贬值，从而形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也是造成某些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经济发生衰退的重要原因。
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无论是恶性的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对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然而，恶性的通货膨胀对于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还具有压制作用，这种压制作用会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程度的增大而增大，甚至会完全抵消一些高效率企业的效率优势，让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获得高于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资本收益率，所以，恶性通货膨胀会阻碍科技创新成果运用于社会财富的生产，中低收入国家在向更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任何程度的恶性通货膨胀都是应该避免的。通货紧缩对于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对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因而，不同于高收入国家实行的轻微通货膨胀政策，适度的轻微通货紧缩政策可以鼓励科技创新成果运用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对于向更高收入阶段迈进的中低收入国家来说，在客观上较为有利。恶性通货膨胀对于高效率企业的压制作用，在于拉大了企业产品的名义收入与名义成本之间的差距，致使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资本可以得到更多的名义“利润”率，相比较于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资本，会在物价恶性上涨过程中的损失程度更小，比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资本更具竞争优势。并不是所有的通货膨胀都会对高效率的企业形成明显的压制作用，因为通货膨胀在影响商品售价的同时，也会影响原材料等的购价成本，通货膨胀对于企业产品的名义收入与名义成本之间的差距拉大程度，取决于产品生产周期期间的物价变动差，所以，温和的轻微的通货膨胀对高效率的企业的压制作用甚至于可以小到忽略不计，但恶性的通货膨胀在不利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同时，被打击程度最重的是效率更高的企业，而效率较低的企业受到的打击程度反而较轻。
高收入国家相较于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更高的主要表现，在于高附加值产业在其国内经济的构成比例更高以及在经济发展历程中因为创新租金消逝而积淀的自然资源租金更多，实现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和升级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获得相应的创新租金。人均国民收入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贫富程度，但是不能够反映一国之内劳动力的一般收入水平，因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净收入，在剔除进出口的影响之后，由自然资源租金、创新租金和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这三部分构成，反映一国之内劳动力一般工资水平的只能是其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以低附加值产业为主，那么其劳动力的一般工资水平必定是较低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那么其劳动力的一般工资水平必定是较高的。就一国之内来说，某产业附加值的高或低，说明某产业的产品在原有价值的基础之上新增加的一般劳动力自然工资的高或低，高附加值产业所反映的是其产业内一般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耗费更多的社会财富，与一般行业相比，在等量就业人数和年龄结构相似时，其人力资本积累的存量更高，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高附加值产业与低附加值产业相比，并不具有产业竞争优势，但是，就国际间来说，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国家，其人均GDP要比以低附加值产业为主的国家要高得多，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高附加值产业会因为中低收入国家缺乏生产能力而产生较大的贸易优势，而中低收入国家的低附加值产业会因为其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水平较低，相对于发达国家低附加值产业相对较高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水平而产生较大的竞争优势，不过，如果中低收入国家因为低附加值产业相对于发达国家拥有竞争优势而不思改变，那么这比较优势不仅不能为其带来持续的增长，而且必然会使其陷入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与返复。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较高的人均国民收入，不仅反映其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水平较高，而且其自然资源租金的人均数量也会较高，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和技术优势的重视，资本可以更多地分享创新租金而使得整个社会的平均资本利润水平更高，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也可以让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收益，所以，不仅发达国家的一般劳动力工资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而且其人均GDP会更高。发展中国家获得经济持续发展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不在于其低附加值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能否得到保持，而在于其产业能否实现转型和不断升级为高附加值产业。经济转型能否平稳过渡以及产业转型和升级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可以保持各类产业的创新竞争优势，否则，即便实现了产业转型，也并不表示转型的成功。高科技产业拥有较高的附加值，但是，当其因为不具有或不能够保持创新竞争优势而无法分享创新租金时，也必将导致其无法获得资本利润或造成亏损，即便在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下勉强进行了转型，也将举步维艰或不能生存，那么这种转型也必然会是失败的。实现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以提高国内产业中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是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主要途径，但是，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而实行不同的策略和方式，特别是对于经济体量大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更为复杂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