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把脉2019中国经济趋势及变局

江濡山 原创 | 2019-02-12 11:20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中国经济 金融政策 

  2018年中国经济的“冰冷与苦涩”仍然挂齿未尽,令不少投资人及企业家心有余悸,关于2019年中国经济走势的各种“危言及预判”已开始悄然传播,令很多人“心神不安”。尽管这个春节,中国亿万民众依旧是在“欢天喜地过大年”的团圆气氛中度过的,但各级党政一把手和企业财团核心决策人,却盘算着春节后如何把脉局势、策略布局,预防随时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及若隐若现的“灰犀牛”现象。今天是猪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与产经领域的朋友们系统地分享一些看法和思考。

  1.对“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及应对策略”不要有太多的质疑,毕竟站位和视角不同。

  近期听到经济学界发出的声音比较散乱,高度的不一致。

  有人对2019年的经济趋势谨慎乐观,认为经济运行局势最艰难最痛苦的2018年已经过去,新旧动能转换等因素会使2019年的经济景气渐渐向好;

  也有人认为,2018年出现的“内交外困”局面仍将维持,地方债务恶化、金融及外汇循环失衡、各领域失业“共振”、社会各阶层不满情绪的释放、特朗普彻底翻脸等五大可能因素,会使中国经济内外循环受阻,新旧矛盾冲突加剧,进而引发社会各层面矛盾激化,并产生连锁反应;

  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尽管2019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问题最复杂、局势最严峻、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但也要看到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足够大,且总量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政府应对各种危情的手段和工具仍然很多,不必过度担心和忧虑。

  在这种情势下,有不少人开始对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2019年经济趋势做出的分析预判及对策,有所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中央对未来的经济趋势的预判过于乐观,对不均衡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对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明显忽视了。

  其实,上述问题看似都有道理,但换位到中央的站位和立场来审视,至少有三个问题都“不是问题”:

  一是中央决策层对问题的分析和形势的研判,有足够全面、精准的数据和依据支撑。决策层获得数据的广度和深度,足以支撑其作决断时会拿捏得恰到好处,一些专家学者“盲人摸象”的思维,显然是多虑了。

  二是中央对问题的研判,首先是政治思维,其次才是经济思维。如果只是单纯从经济思维来分析研判,显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再说,纯碎的西方经济数理分析,是建立在数据出处合理、准确的基础上,这方面显然不适应中国的病症;

  三是中央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均有应对预案。也有统一策略性的部署和打法,即使出现“黑天鹅”与灰犀牛共舞的现象,也会有非常的对策合手段。

  决策者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怎么讨论议论都不为过,但不要干扰中央的思维逻辑及决策的落地。

  2、2019年中央金融策略及政策的一个核心思路是:要以货币及财政策略化解金融风险。

  此举可以理解为,不要坐等金融领域出现风险爆裂,而要及早以财政及货币手段排雷和设防线。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2019年的政策基调。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和操作策略,意味着弹性空间较大,中央各个部门和各地政府可操作余地也比较大。比如中央层面: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地方层面:可以更大胆更大规模地举债,甚至举新债还旧账,可以适度放宽地产市场,可以适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可以适度与民营企业“交朋友、吃便饭”。但总的原则是,不要把问题和矛盾层层上交。

  由于货币泡沫太大,地方债务规模过大,2019年去杠杆的策略还要加力,但实施策略不会像2018年那么猛那么二。

  2019年股市趋势,基本没有太大悬念。总体预判是:继续下跌已经没有多大余地,向上反弹也没有多大动能。因此。多数人预判,2019年中国A股应该在2600点以下低位震荡,这种阴冷局面,可能要持续较长时间。原因有四:

  一是多数上市公司本身太水,能创造盈利的有效资产规模及收益能力有限,很多国有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不断虚胖,但竞争力日趋减弱;

  二是中国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的病态基因依然如故;

  三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即便是规模越来越大的新兴产业、新型财团,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依赖度明显减少;

  四是产业业态的多元化、投资渠道的多元化、IPO路径及退出机制的多元化,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远离中国资本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2019年中国股市仍然比较脆弱,但市场扩容仍是主基调,IPO不会减速;科创板、注册制会快速推出,但预后很难预料,初期吸引资本热炒,是大概率。

  3、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病症”由来已久,单纯谈经济增速指标,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们很多政府官员和财经学者,总是纠结于经济增长数据是否好看。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可是网络上迅速疯传这个数据很水,境外的一些机构和媒体给出的分析结果是,2018年中国GDP实际增长只有4.1%。而且一些国内民间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更低。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经济数据的科学性及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已经越来越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各地各行业经济数据的来源及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二是经济结构长期处于扭曲状态,只是近两年才开始转向“追求高品质增长”,结构扭曲的增长数据有多大的意义?一些地方已经进过一轮力度较大的“统计数据挤泡沫”行动。因此,越是基层党政机关,越应该把政绩的关注点放在“居民人均收入和居民幸福指数”两个方面。

  4、关于2019年的房地产的政策去向,现在是最难预判的。但松动迹象明显。

  前不久,我到北京南部的河北某县级市调研,发现这个地方的房价一度上涨到每平米三万多元,可是2017年实施限购后不久,房价降到一万五六。导致大规模商品房积压,开发商资金接近“断链”。与此同时,该县的财政收入明显下降。他们让我对2019 地产市场的政策趋势做个预判,我说,要相信中央高层掌握的数据和信息,足以支撑得住房地产政策的拿捏程度。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房地产政策已经明确定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这意味着,2019年的房地产政策取向是:稳定房价、限制炒作的调控基调没有变,但并不等于“一根闷棍”拍死你,如果真到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扛不住了,可能威胁到金融安全,政府自然后出售驰援。因此,“因城市施策、分类指导”,意味着一些二三线城市有可能取消限购。从这个角度来看,2018年房地产会场强调控策略已经演变为2019将稳定发展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导权在地方政府手里,中央只是“指导”角色,但地方政府同时也承担了问责压力。

  5、新旧动能转换及推动区域产业高端化发展

  去年以来各级政府报告及媒体有个热词: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这个名词的逻辑没毛病,但如果教条化,就会把很多人的思维搞乱。从国家层面讲,本意在于:基于淘汰落后产能、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以此优化经济结构,助推产业高端化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对于不同区域而言,由于各地资源要素、产业基础、生产力水平差异性很大,单纯玩这个概念,无异于会逼一些地方欺上瞒下。从国家层面来看,虽然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较快,但体量占比不大,如何基于市场规律及政府策略调整而稳健、高速、均衡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确是一个重大命题,这也是一些省市政府2019年需要结合实际深入研究破解的重大命题

  但对于很多二三线城市来说,要认识到,若要改善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生态环境,助力延伸其产业链,优化产业分工体系,破题的难度很大,创新的弹性空间较小。有不少城市,都千篇一律第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在新能源汽车、光纤、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等领域发力,而且设立了相应的科技产业园区;有些城市财力很脆弱,也高调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咨询、物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工程技术等产业。确实有些不靠谱。

  从近两年一些地方的情形看,盲目优化存量搞死了一批企业,盲目推动转型升级,也作死了一批企业。因此,区域产业投资及创新发展,如何实现有效投资、精准发力,避免陷入盲目圈地、盲目用财政信用做背书、盲目扩大产能,是2019年地方政府需要规避的问题。

  6、如何理解中央的“兜底思维”

  可以看出,2019年中央特别强调“兜底思维”,其基本逻辑是:无论任何问题和矛盾,一旦出现恶化苗头,中央和地方都要有“兜底思维”,就是说,无论采取社会政策、经济政策,还是其他特别手段,都要能够兜底,不能让问题和矛盾恶化、扩散。比如,要重点聚焦和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不确定群体”的就业问题。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加快省级统筹的基础上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总体上,稳字当头,中央和地方要注重在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方面,出台接地气、可操作的具体策略及政策。此举意味着,2019年各级党政机关放在第一位的是“稳定和兜底”,并且要有责任担当、各扫门前雪,不要把问题和矛盾上交;其次才是做好如何发展经济等问题。

  7、如何理解“逆周期调节”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2019年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不少人对此理解的不够透彻。说直白一点,就是逆市场周期性规律而动。比如,全球大宗商品及某些主导产业,已经过了一轮增长期,开始回落,而且回落期的不确定性很大。这意味着,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产业及经济循环会受到打击和伤害。比如,2018年以来,全球汽车制造业出现全面下滑态势,中国汽车制造产业也进入负增长阶段。但是,中国国民经济循环对汽车产业的依赖度很大,更重要的是,该产业背后不仅有规模很大的国有资产,规模很大的金融资本,还承载着庞大的就业。因此,中央可能会采取较强力的举措、甚至会不惜代价,实施对中国汽车工业的逆周期扶助。此举的代价,显然是巨大的。

  逆周期调整,面对的是国际国内大环境,需要消耗的能量是巨大的。不仅可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扶持政策,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举措,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还可以实施银行资本的特别扶持。但是,逆周期调整付出极大代价后,预后结果会怎样,尚难预料。

  8、如何预判未来的债务危情

  地方债规模到底有多大,说法不一,官方和民间都没有人说得清楚。经济学家魏杰教授前不久说,全社会总债务是GDP的2.5倍,比如说2018年GDP总量是82万亿,总负债差不多210万亿,全国人均负债约16万元。我觉得这个估量稍稍偏高,但算是靠谱。个人认为,债务风险并不在于举债多少,而在于举债都干了什么---中央政府举债干了什地方政府举债干了什么。如果大规模举债后的有助于经济良性循环,那没啥可怕的,但是数十万亿举债干的多是无效投资,那形势就严峻了。上述210万亿举债中,最让人担心的是大约70万亿的地方债务(包括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大约20万亿的透明债务,也包括灰色地带的地方债务平台的举债)。过去五六年,内地及中西部许多欠发达地区,有一轮比较放肆的举债投资高潮,现在很多举债陆续到了还债高峰,但投资项目大都半生不熟,而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地方债务平台已经很难持续融资,由此导致的一个可怕后果是:2019年很多地方债务可能会因为断链而恶化,而这方面的不少问题和矛盾,不少地方对上一直遮遮掩掩。有些省份的地方债务累积已经过二三万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谏言中央去杠杆。然而由于去杠杆过快过猛,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

  这是为何呢?去杠杆的政策取向及思路没有错,只是操作策略过猛,有点二。虽然高杠杆下的投资不健康、甚至有很大的投机成分,但毕竟承载着经济循环功能,短期内直接和间接去杠杆规模如果过猛,就会导致大面积塌陷。比如,如果去杠杆超过20%,意味着大约40万亿资金的断流,这不等于要迅速窒息掉一大批企业么?所以,资本市场必然会感冒、发烧、抽搐,实体领域必然会溃散一大片。从稳定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瞎折腾,代价有些大。

  展望2019,去杠杆的策略不会变,但操作会比较温和,而且会因地制宜。比如,有些地方可以采取兜底政策来解决。为什么不等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中央就匆忙批准地方发展提前开闸发债,核心问题就在于有些地方已经支撑不住了。可以预见,2019年地方政府在开发区建设、3P项目等领域,银行和财政都会对其亮出黄牌。

  在去杠杆、减税费的大背景下,基层政府的有些尴尬:一方面债台高筑,囊中羞涩,另一方面,要高喊口号,与中央保持一致。地方税政部门有时也很“固执”,一方面要完成税收任务保障政绩,保障一方领导花钱干事手头宽裕,另一方面要响应中央“减税让利”的号召,摆出政治姿态。

  2018为什么难?垄断性国有资本越来越难挣大钱、实力较强的民营资本规模萎缩、利润大减,去杠杆和商品房限购致使支撑国民经济的“地产企业”陷入困局,资金链十分脆弱;广大民营企业的竞争进入死磕阶段,要么被残酷淘汰出局、要么透支老本勉强坚持。只有少数科创企业和互联网特征垄断企业在快速扩张布局。这一背景下,就业机会和薪资双减,很多外出务工人员打道回府,返乡静候。2019年,则是在上述情势下的延续。

  9、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及工业化道路问题

  近两年中央与各省市政府力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不佳,上下为难,根本原因在于思路、策略及动机有问题,甚至不健康。

  2019年开始,中央可能会淡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概念、性质和边界,谁能代表国家意志,谁提供巨额税收,谁就备受政府待见和支持。比如腾讯、阿里、华为、百度、滴滴、京东等迅速壮大的大块头民企,其存在价值、承载就业、税收贡献等,都超过了纯正血统国有企业的贡献,而且不会给政府财政增加负担,他们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民营企业”,而是与时代同呼吸共进退,“绑架”并服务于亿万民众的国际财团。他们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高官的礼遇,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代表了“国家利益”。

  可以预见,2019年开始,中国政府会在很大程度上,一视同仁地支持国有及民营企业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特别是助推新型工业投资发展步伐。中国是一个地域宽阔、区域差异性较大、中低端劳动力较充裕构的国家,可以说,北京市中心与北京市外围60公里外的人口,在生产、生活、劳动、消费等各个层面,与北京市区人口的差距,不少于二三十年的差距。因此,中国不能去工业化,必须保障国民经济内循环健康运行。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相关、韩国、摩洛哥、埃及、南非、以色列等多家及地区,没有可比性。上述中小国家在参与全球化分工进程中,可以去工业化,也可以“消灭”一些劣势产业。但中国决然不可能。

  10、参与实施“一带一路”的策略问题

  很多企业家私下问我,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看不出对我们有什么投资发展机遇?我通常会说,机遇有没有看机缘,如果没有机缘,就不要勉强。如何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蛋糕”,其次才是经济命题。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在政治、外交、金融安全、对外扩张等方面,策略发力。但对于各省市、各类企业而言,则要辨清虚实、摸清深浅,虚实结合。从中长期看一带一路,若修成正果,可能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面对中东和非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和互助发展的机制;二是人民币的国际空间会在这些地区逐渐打开。

  但从短期及地方层面来看,当下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政治鼓动、营造氛围;二是策略发力,找到切入点。客观而言,多数国有企业借力“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发展,都吃了败仗,损失不小,只有少数走出去的私企,在非洲和中东有较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但活得不死也不旺。这方面,需要国家调整政策和策略,就如何扶持和保护中国私企实质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出台具体可行的扶持政策。

个人简介
江濡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高级研究员;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GEDA)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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