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褚时健 | 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上)

薛金福 原创 | 2019-03-11 09:43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经济 褚时健 思想史 

以企业家精神为主线,开启一场跨越200多年的经济思想及方法论的大巡礼。

 

 

 

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中,亚当·斯密如此“慷慨”地写道:“其中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成,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斯密刚打开经济学大门之时,就已窥得经济增长的门径,不过,他很快又退缩回去,在“自然秩序”的范畴之内,形成自洽的门格尔认为的“肤浅”的逻辑。因为斯密很快发现,倘若任由知识积累推动规模递增,市场集中、垄断也就不可避免,如此背离了自由竞争这一大的学术前提。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贵族学者,斯密绝对无法容忍学术上的逻辑冲突。但这一谨慎的且合乎时代的论述,等于关上了人类洞悉经济奥秘的大门,以至于经济学家长期无法在古典主义范式中发现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及人的价值,更不要说企业家才能。

200多年来,经济学家试图从《国富论》中挖掘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学术范式。最终他们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而这句话在整本书中只出现过一次。在“看不见的手”的逻辑体系下,自利之心作为驱动力,生产要素进入一种自我调节配置的高效状态。如此,一个完整的自洽的古典主义学术范式就形成了。

但“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呢?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艾玛·乔治娜·罗斯柴尔德曾提出颠覆性的观点,说“看不见的手”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重要概念,而是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

早在《国富论》之前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也提及过一次“看不见的手”。今天,不少人误以为,《国富论》基于自利心,《道德情操论》基于同情心,二者相互矛盾又互为补充。

实际上,但凡细读过《道德情操论》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斯密多次强调,同情心无关利己与利他,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同感”。这一底层的心理,触发人类仁慈与正义的美德,以及谨慎的美德。斯密认为,仁慈、正义的美德出于利他,而谨慎的美德出于利己。所以,在斯密看来,利己与利他的初衷都可以产生美德。

斯密的学术思想主要来源于斯多葛学派的基督教伦理学及美学,其延承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及其导师哈奇森关于仁爱德行的基督教思想。但在同时代,还有一种与仁爱互为对立的学说,那就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等主张人性之恶、自利以及自爱思想。

亚当·斯密在第七卷介绍了孟德维尔的思想,孟德维尔认为,人类的美德完全源于人的自私,社会发展来自人们对各自激情及自我欲望的追求。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表达的“私恶即公利”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自幼涉猎甚广的斯密思维开阔,擅长博采众长。他吸收了霍布斯、孟德维尔等人的思想,巧妙地从同情心衍生出基于自私、自爱的谨慎美德,从而构建了完备的社会伦理学体系。

《道德情操论》帮助斯密赢得广泛声誉,使其跻身欧洲一流学者的行列。在伦理学历史上,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并非在学术上“兼收并蓄”,而是具有启蒙意义。

斯密所处的历史年代,正处于欧洲思想启蒙时期,牛顿创立了经典力学理论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原有的教会权威被打破,人的思想开始挣脱神学的束缚。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期间,就对牛顿的自然哲学非常感兴趣。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多年的讲义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部分手稿“自然神学”。但是,作为一名“以德报怨的好基督徒”(其好友休谟的评价),斯密注定不可能像休谟一样变成无神论者。

所以,斯密信奉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然神学。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同时以理性和经验来构筑上帝的教义。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这样写道:“管理宇宙这个庞大的机体,关怀一切有灵性、有知觉的生物,这些都不是人的职责,而是上帝的职责。人对他自己的幸福,对他的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幸福的关心,被指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这是一个更适合人的有限的智力与能力的职责范围,所以我们不能以思考高尚的事情为借口而忽略我们职责范围内的小事情。”

简而言之,他认为上帝是就像“钟表匠”设计了世间万物运行的规则。宇宙大事及世间规律归上帝管,追求幸福及道德情操则是人类自己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斯密将道德从传统宗教中脱离出来,拒绝教会充当上帝在人间的中介,道德不服从于教会教义,而与上帝的规则一道,共同服务于人类的幸福。

从《道德情操论》来看,亚当·斯密发现了“人的价值”,将人从“上帝之手”中“解救”出来,可以主动追求人类的福祉,关爱他人的幸福。但是,为什么《国富论》中,斯密又似乎退缩到“上帝主宰”,将人置于“看不见的手”之下支配呢?

后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解释为市场规律,或者说实话市场规律的一种隐喻。实际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规律四个字。以斯密的学术背景以及当时时代来说,斯密不大可能直接跳脱到绝对的科学主义,所以“看不见的手”最可能的解释是自然神学——上帝之手。实际上,在一次谈及早期宗教思想时,斯密将希腊神话众神之王朱庇特称为“这只看不见的手”。

按照英国的贵族血统推论,出生于贵族的斯密具有很强的精神洁癖和精英主义。他在《国富论》中有一个不太显眼的论述,“中下层人”按照自利驱动追逐利益。他还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应该支持一个辛勤逐利的坏人,还是一个懒于劳动的好人?

德国历史学派为了攻击古典主义,他们认为斯密这两本的学术思想正如这个疑问一样是矛盾的,属于“斯密冲突”。但是,斯密早已表明,这两本书并不冲突,而他的解释就是神学理论。

他认为,自然秩序是由神设计的。上帝安排了一切,不管是人类的善良,还是对自私自利的设计。上帝不会因为人们思维中的各种品德的优劣,单纯地惩恶扬善。勤劳地追逐个人利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机制,也是上帝设计的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的规则。

所以,在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自然神学是最高的理论,整个宇宙规则都是由神设计的,这属于宇宙起源的发现程序;但人类福祉则是由贵族及精英追求的,彰显着人类的同情心以及美德,这属于贵族价值的发现程序;中下层的人及芸芸众生又是受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支配,并追逐自我利益,这属于市场机制的发现程序,但不是人的发现程序。所以,在他看来,《国富论》是一部远比《道德情操论》低级得多的作品。这就不足为奇了。

斯密那个年代深受牛顿宇宙观的科学思想的影响,斯密不仅熟读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甚至还写了一部天文学史,其最后10页赞扬牛顿的体系。斯密在临终前再三嘱咐将其全部手稿烧毁,也包括自然神学,但他却唯独抽出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份,那是他对牛顿体系的评价。

所以,试图像牛顿的体系一样,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理论,以比天体更为解释复杂多变的人类行为,似乎是合理的。严格上来说,牛顿是经济学的祖师爷,他的宇宙观深刻地影响了古典主义的均衡范式,其微积分及数学分析方法是统治经济学主流的实证方法论的基础。

另外,在工业时代早期,工厂开始兴起,还没有出现托拉斯式的巨头,也没有诞生摩根级别的巨富,大部分工厂主与普通工人一样劳作。与传统贵族相比,他们缺乏足够的社会地位、文化知识甚至财富规模。所以,当时是一个小企业、小人物的大市场时代,再加上受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影响,斯密发现了市场体系的力量,而没有发现人的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结斯密的市场思想体系,从自然神学到“看不见的手”的支配,综合牛顿均衡宇宙观、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运用霍布斯、孟德维尔的自爱伦理学说,形成了一种基于自利驱动的市场学说。

斯密的市场学说的伟大之处在于,与牛顿天体思想一样,揭示了经济世界的普遍联系,构建了一个稳定、均衡、客观、和谐、完美的自发、自调、自愈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资本、劳动、土地等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在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下,就像物质运动一样“趋利避害”,达成自我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资源配置最高效。

不过,这个完美的学术体系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生产函数黑箱”。它揭示了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但是没有说明经济体系的本质关系,即利益、财富、福利为什么会增长。在斯密的市场学说中,市场是一个“函数黑箱”,只要输入资本、劳动等生产资料,就会产出商品、财富和福利。但是增加值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牛顿揭示了一个完美的宇宙体系,但无法解释谁创造了完美和谐的天体秩序,也不知道天体运动的原动力是什么,最终他将这些功绩归于“上帝之手”,而斯密也是如此——看不见的手。不同的是,斯密确实在孜孜不倦探索“财富是怎么增加的”,《国富论》的全称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也是早期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

斯密受当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先们驱如威廉·配第、大卫·休谟的影响,将财富与价值的起源归结为劳动,开创了劳动价值论。配第的经典名言就是:“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但是,斯密并没有从劳动者的主观创造性(人的价值、本质层面)上深入下去,而是从客观形态上(机制的价值、关联层面)做出分析,即劳动分工及交易。

斯密承认分工和交易是人类的特殊性。他认为,分工源于一种人类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人类是唯一会交易的动物”,没有狗会拿骨头去公平交换。但是,斯密并不强调人的主观创造性,而是强调分工和交易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及特质。这一客观主义、本源主义、静态主义的认知模式在斯密的学术体系中随处可见,他非常强调人固有的东西,如同情心、自利之心、分工与交易等。

亚当·斯密发现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这无疑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规律。斯密的《国富论》前三章都是论述分工,其中第一章《论分工》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在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中,他概况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原因: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他还特意去扣针工厂验证了他的判断。他观察到,扣针的制造共有18道工序,在没有分工的情况下,一个工人一天是绝对造不出20枚针,甚至一个也造不出来;如果分工生产,则一天可以制造4800枚。

实际上,斯密已经从“知识积累”、“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捕捉到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但是当他发现“分工加速知识积累,引发报酬递增”时,但是却很快对这一趋势予以否认,并将财富增长的功劳归于劳动分工这一客观存在的形态。然后,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分工”这一问题。斯密以运输为例说明“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这一基于劳动分工形态的增长模式,被称为斯密式增长。

后来的古典主义者并未突破斯密式增长的均衡范式,极少有经济学家穿透古典主义的均衡形态探索增长的本质。

古典主义集大成者李嘉图虽然写作逻辑混乱、治学远不及斯密严谨,但凭借其外交才能出众、演讲口才出奇,将古典主义华丽装修之后推向了第一座高峰。李嘉图学说被称为“李嘉图均衡”。

新古典主义领军人物、折中主义大师马歇尔按照“综合”的思维,引入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试图调和“分工引发报酬递增,报酬递增导致市场集中”与自由竞争这一矛盾。经济学家称之为马歇尔悖论。

马歇尔认为,内部经济的差异瓦解竞争均衡导致垄断,但是外部经济的自然增长成为报酬递增的唯一源泉。后来熊彼特这样评价马歇尔的解释:“一个重要现象与问题的广阔而变化多端的前景便这样展开了,可是不久又消失在了意识形态的迷雾中。”

直到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在就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科学与统计学分部主席一职发表的就职演说《报收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对斯密式增长做了一些研究。杨格的观点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这就是“斯密-杨格定理”。

斯密-杨格定理实际上对古典主义均衡范式的一种突破,在斯密原来“劳动分工为何促进增长”这一领域继续深入,试图揭示经济增长的规律,即是一个报酬递增的动态累积过程。杨格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然而,这篇文章被埋没了50年之久,无人问津,直到保罗·罗默的出现。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感到奇怪:“令人不解的是在杨格精辟的文章之后,经济学界竞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

20世纪前后,马歇尔、瓦尔拉斯、杰文斯、帕累托等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已将古典主义的范式通过数学模型及分析工具发展到极致。在马歇尔和杰文斯的局部均衡、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帕累托的帕累托最优中,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供求、奖励、风险、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入这一个庞大的“超级计算机”中高效计算、配置,输出的每个人的福利和整个社会福利同时最大化。如此,一座庞大的以数学实证主义为基石的新古典主义均衡范式大厦在20世纪前后矗立在西方世界,稳定、均衡、和谐以及无懈可击。

与此同时,牛顿力学、经典热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学构成了经典物理大厦也已建立。世界像是一个上了发条的时钟,一切都在经典力学的框架内,优美有序的运动。1900年4月27日,76岁的开尔文在伦敦阿拉伯马尔街的皇家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名为《在热和光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的乌云》的演讲打破了这种宁静和完美。开尔文在会上开口就说道:“就动力学理论断言,热和光都是运动的方式。但现在这一理论的优美型和明晰性却被两朵乌云覆盖,显得黯然失色了……”这两朵乌云就是著名的“迈克尔孙-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前者引发了相对论的革命,后者引发了量子理论的革命。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撼动了这座物理大厦的根基。

新古典主义均衡范式看似无懈可击,实际上摇摇欲坠、危机重重。新古典主义经济系统的相关性研究方面可以居功至伟,但对经济系统的因果关系却极为避讳。因为过度推崇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及均衡,而忽视因果关系及动态分析,以至于一直未能发现“为什么经济会增长”这一本质性的问题。如此,新古典主义除了自身陷入“马歇尔悖论”不能自圆其说外,还导致三种极端的倾向:

一是马尔萨斯式悲观主义。

在古典主义的范式中,无法解释经济为何增长。于是,古典主义大师马尔萨斯无法解释人口指数级增长与土地报酬递减的矛盾,提出了著名的悲观的人口理论和“马尔萨斯陷阱”。强如李嘉图虽不完全同意马尔萨斯主义,但也无力辩驳。之后,众多经济学家如凯恩斯、政治家如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科学家如达尔文,都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忠实信徒。

1848年,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抨击马尔萨斯主义时说,经济学是“一门阴郁的科学”。虽然经济学家看到马尔萨斯的预言并未实现,但是由于长期未能揭开经济增长的奥秘,不知道市场的资源配置理论,能否在与自然极限赛跑,与人类欲望赛跑,与社会问题赛跑中绝对胜出;更是在19世纪各类极端社会矛盾、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现实世界中患上了“忧郁症”。经济学家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所谓理性的悲观主义色彩。就连后来发现“索洛残余”(技术力量)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都自称是“忧郁的经济学家”。

二是萨伊式盲目乐观主义。

萨伊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他认为,供给总是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从而推导出不会产生过剩或不足,更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和失业,即使出现也短时间的现象。

他断言工资、利息、地租分别来源于劳动、资本、土地,建立其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论。在三位一体的分配论中,他指出利润是企业家“智力和才能”应得的高报酬。这一论断无疑是进步的,但可惜的是这一灵光乍现被强大的萨伊定律和基于形式主义的三位一体分配论所掩盖。后世经济学家,在古典主义均衡范式中,陷入一种与悲观主义相反的萨伊式盲目乐观主义,而无视现实社会的“洪水滔天”。

三是瓦尔拉斯式纯粹主义和实证形式主义。

作为数学家出身的瓦尔拉斯,把新古典主义的实证形式主义和纯粹性发挥到了极致。1873年,他出版了著名的《纯粹经济学要义》,这本书提出了使用了数学实证方法论证了一般均衡。

他的得意门生帕累托这样评价:“在科学上,瓦尔拉斯的名字将永垂不朽,使经济学转向严密科学的革新是永无止境的……由此,能与拉格朗日开拓合理力学相媲美的是,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开辟了经济学的途径。”

当时欧洲兴起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风潮。瓦尔拉斯深受法国物理学家路易·普安索的影响,表示自己的工作是为经济学做普安索已经为物理学和力学所做的事情。瓦尔拉斯不予余力地创立了最优分析法、博弈分析法、线性规划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等多种分析工具,开创了现代经济均衡分析的先河,也将经济学提升到了绝对的、纯粹的、数理分析的科学层面。

但是,在形式主义和纯粹主义上走到极致,也就意味着经济学距离其本质越来越远,与现实也越来越远。1884年,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写信给瓦尔拉斯时提出疑问:“我们怎么能通过数学的方法获得对本质的知识,例如价值的本质、土地租金的本质、企业家利润的本质、劳动分工的本质、复本位制的本质,等等?”“到底是数学分析服务于政治经济学,还是政治经学服务于数学分析?”

1906年,帕累托也坦言了求解方程的辅助地位:“不再是数学帮助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帮助数学。换句话说,即使所有这些方程都是已知,求解方程组的唯一手段是观察市场给出的实际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即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十年后创立了广义相对论,标志着传统的经典物理大厦开始瓦解,牛顿力学在重引力和次原子层面失效。爱因斯坦试图将经典物理与旧量子力学统一在广义相对论之下。不过,新兴的一批年轻物理学家不答应。

1927年10月,一群人类史上智商最高的科学家共赴布鲁塞尔索尔维物理讨论,会上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就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进行激烈论战。此后历经三次电光火石般的大碰撞,这或许是科学史上最高级别的论战,结果爱因斯坦大败而归,一个全新的、不稳定、非均衡的物理科学以及世界观正在建立。

旧科学体系及世界观的坍塌之际,社会经济体系正在发生骤变。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并引发持续大萧条。大萧条的出现,意味着新古典主义均衡范式的破产,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失灵。就在世人恐惧、经济学家困顿之时,凯恩斯携《通论》横空出世,一种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调节的经济思想确立。

有趣的是,斯密追随牛顿的步伐,按照宏观物理世界的思想开创了微观经济的均衡范式。爱因斯坦和根本哈根学派在微观物理推翻了牛顿体系,建立了基于非均衡、不确定性的科学体系和世界观。几乎在同一时期凯恩斯在宏观经济系统领域印证了这一不确定性的世界观思想。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必然。

但是,不管是牛顿体系、爱因斯坦相对论,还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本质上都是在形态上解释世界之间的关联性,只是一个处于宏观,一个处于微观,形成了两种目前难以统一的解释逻辑。对于世界本质的探索依然还非常的遥远。

凯恩斯主义亦是如此,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做形态的延伸,从市场的微观范畴跳到更广阔的宏观范畴来研究资源配置关系。与物理世界一样,宏观与微观之间依然存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理论。凯恩斯主义利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揭示了市场失灵,但同样没能解释经济增长的本质。二者在方法论上都属于数学形式主义,而方法论决定了理论的结构以及逻辑特征。

哈耶克认为,“米尔顿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多于我和他们每一个的共同之处。”在庞巴维克看来,新古典主义对利息的产生及本质认知错误,以至于产生了与凯恩斯主义类似的货币数量论,甚至以此可以推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及政府干预的正当性。这是经济学史最严重的“谬误”,也是经济学家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但是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范式的必然结局。

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斯密、马歇尔、瓦尔拉斯、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伟大。他们利用数学实证主义方法,为我们揭示了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以及规律,为人类打开了认知复杂经济世界的广阔大门。他们的思想、理论及工具,总是与横向、客观性、相关性、形态主义、科学主义联系在一起。总结起来,他们的工作概括为:“市场机制的发现程序”,斯密发现了一个均衡的市场,而凯恩斯发现了一个非均衡的市场。

自然科学的数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推动经济学在横向相关性层面推到了极致,但却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纵向因果性方面的深入。倘若不从因果性角度出发,又怎么洞悉经济的本质、利息的本质、工资的本质、利润的本质以及增长的本质。在逻辑上无法解释经济的本质以及经济增长,自然也无法理解经济危机与经济衰退。所以,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危机面前措手不及,而凯恩斯主义又病急乱投医,凯恩斯式经济政策引发新的经济危机。

但是,人类行为及社会的本质,总是与纵向、主观性、因果性、动态逻辑演绎、主观主义联系在一起。人类行为本质上是一个包含因果关系的创造性集合。斯密从知识积累、熟练技工上面发现人类行为推动经济的本质,但出于对均衡范式的维护,关闭了人类之光。更为本质的原因是,当时小人物、小企业的大市场时代,彰显的是市场的力量,而不是个人和企业家;又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经济学选择用实证主义解释经济系统的相关性也就理所应当、大势所趋。

由于新古典主义范式和凯恩斯主义长期统治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本质的探索极为艰难。从市场机制的发现程序,到人的发现程序,经济学家经历了漫长的200多年,直到1980年代罗伯特·卢卡斯开创的基于人力资源累积增长的卢卡斯模型,保罗·罗默开创的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理论,人类才得以揭开经济增长之奥秘。201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保罗·罗默经济学诺贝尔奖,以表彰其开创内生增长理论揭示经济增长本质的贡献。

《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下)》,将带来关于人的发现程序,包括“人的行动”的发现程序、利润的发现程序、企业机制的发现程序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发现程序。这又是一种完全有别于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以及方法论。

个人简介
智本社社长、创始人,著有《货币的力量》、《公司的力量(中国篇)》和《中国式营销》等畅销书籍,专注于经济管理研究和互联网教育传播。 微信公众号ID:zhibensh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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