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大卫”
2019-4-10
大卫·休谟（1711-1776）有“好人大卫”的雅号。说休谟是“好人”，因为他为人正直，真诚，热情，坦荡，仗义，豪爽，急公好义，光明磊落，还有一副好脾气。他应该是个好儿子和好兄弟，还是好伙伴和好朋友。如果他结婚生子的话，还应该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可惜他独身。
休谟对朋友的热情和真诚，仗义和豪爽，真的让人感动。下面说一说他同卢梭（1712-1778）和斯密（1723-1790）的关系。
休谟和卢梭都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相识和相交，正在卢梭身败名裂，四面楚歌之时。接受朋友的委托，休谟向卢梭伸出了援手。
卢梭因为教育小说《爱弥儿》在1762年的发表，受到教会的迫害，他一次又一次被通缉，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外一个国家。1763年之后，休谟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正在巴黎。此前，休谟的《英国史》已经问世，他的著作和他本人在巴黎深受欢迎。休谟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成为巴黎最得宠的文学家。休谟的崇拜者中有巴芙勒夫人，她非常仰慕休谟的才华，也很欣赏休谟的豪爽和仗义。她原本还是卢梭的崇拜者，也是卢梭的庇护者。因为攻击卢梭的力量过于强大，卢梭在欧洲大陆几无立锥之地，巴芙勒夫人希望休谟给卢梭提供帮助，希望休谟帮助卢梭前往英国避避风头。休谟是那样一个豪侠正义之人，爽快答应了巴芙勒夫人的请求，安排好卢梭逃亡英国。
他们一见面的时候，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彼此将对方视为知己。但很快就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卢梭身上。休谟出于好意，为卢梭向英国国王申请了一笔年金，这样卢梭在英国就有了收入来源。卢梭本来答应得好好的，准备接受国王的召见并接受年金。临时临了的卢梭提出反悔，拒绝出席。这就让休谟很难堪了。卢梭之所以出尔反尔，是因为他的受虐妄想。他认为休谟不存好心，名义上是帮助他申请年金，实际上是联合国王来控制他。之前，卢梭曾经谢绝过一次国王的年金。他写了一部有影响的歌剧之后，法国国王主动提出给他奖励。卢梭担心接受国王的馈赠会影响他的独立和自由，因此谢绝了。
休谟还曾经带着卢梭去拜访我们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的父亲老马尔萨斯，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出生才一个月。本来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老马尔萨斯还设想将自己的一套住所赠送给卢梭，卢梭也想过将来就在那里从事植物学研究。但卢梭最后把所有事情搞砸了。因为在马尔萨斯家中，卢梭见到了他的论敌日内瓦的特龙金医生的儿子小特龙金。在卢梭处于这样失魂落魄的当口，遇见的仇人的儿子却是这样的神采飞扬，被逆境毁坏了心性的卢梭将小特龙金的出现解释为休谟故意安排来羞辱他。于是卢梭不告而别，潜回了法国。之后，卢梭在报刊上发文章，谴责休谟对他的迫害。休谟后来忍无可忍对卢梭进行了反击。不过，这件事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他以后还是那样的热情友爱，豪爽大方。
休谟是我们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终身最好的朋友。斯密从牛津大学肄业回到苏格兰，在亲戚的帮助下在爱丁堡大学任教，讲授英国文学。他和休谟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的。那时候，休谟已经是有影响的哲学家了，而斯密充其量才仅仅是位学界新秀。后来，斯密在老师哈奇森的帮助下回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讲授逻辑学。他和休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交往，隔一段时间斯密就会骑马去爱丁堡与休谟相会。每一次，斯密都要在马背上颠簸十几个小时。那时候，休谟的《政治论丛》已经写出来了，他把手稿交给斯密，让斯密给他提修改意见。《政治论丛》是一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文集，在后来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可以看出很多休谟思想的影子。说休谟的《政治论丛》对斯密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有影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那时候休谟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是远远先于斯密的。
1759年，斯密将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伦理学的讲义整理成书在伦敦出版，这就是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当时斯密在格拉斯哥，而休谟在伦敦。休谟对朋友的感情的真诚和投入真的很感人。看到斯密的著作一面世就受到热捧，休谟比看到自己的成功还高兴。他给斯密写信，一开头就连说了几个，“太好了！”正是因为休谟对斯密的热心，引起了后来斯密的职业的转变。休谟在上流社会有一定影响，得以接触到达官贵人。休谟向当时的财政大臣汤申德推荐斯密的著作之后，汤申德萌生了请斯密做他的继子的家庭老师的想法。他向斯密提出的条件是：每年三百英镑的年金，终身领取。斯密无法拒绝这样优厚的条件，于是离开了学校。
1764年，斯密带着汤申德的继子巴克勒公爵前往法国游学。又是经由休谟的引荐，在巴黎期间，斯密得以进入知识精英的沙龙，得以认识一批启蒙思想家，包括魁奈，杜尔哥，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正是在与魁奈和杜尔哥等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的交往中，斯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热情才被激发起来，于是开始写《国富论》。斯密的《国富论》一写就是十二年。在《国富论》即将出版之际，休谟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一直期待着着朋友的著作的出版。1776年3月19日《国富论》终于面世。休谟坚持着将它读完，给予作者热情的鼓励和中肯的评价之后，才离开人世。
休谟与斯密之间的友情其实是不对等的。休谟对斯密是那样的热情和无私，而斯密却不完全这样，有时候会有一些自己利益的考虑。1752年，斯密卸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的职位，改任道德哲学教授。休谟那时候是英国最好的哲学家，是斯密卸任的逻辑学教授职位的最好继任者。而且，作为卸任者的斯密是有推荐的优先权的。但休谟最后还是没有如愿，这里有斯密推荐不力的原因。斯密有一些私心，担心休谟的怀疑主义思想会对自己和学校产生不好的影响。最让人伤心的是，休谟临死之前委托斯密在他死后帮助出版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非常珍爱这部著作，将它看成是自己的儿子。我们知道，休谟没结婚，没孩子。他说这本书是自己的儿子，可见他钟爱的程度。斯密同样担心帮助休谟出版此书可能带来不好影响，严酷地拒绝了他。对于这些事情，后人说起来会有一些愤愤不平，但休谟对此却不以为意。他总是能够理解别人，宽容别人。
我去年读到了欧内斯特·C·莫斯纳的《大卫·休谟传》。这是目前内容最丰富，资料最详实的休谟传记。莫斯纳开篇的这段话深深吸引了我——“休谟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一个大好人：他富于同情心，仁慈，平和，宽容，对他人总不吝溢美之词；他在道德上真诚，在思想上诚实。他总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我忽然想起将配第和休谟做个对比。他们都是成功之人，都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过正要贡献。配第是个品性不怎么好的人，所以后世的人们对他就不怎么恭敬；而休谟则是品行完美的人，后世的人们对他不仅崇敬，而且非常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