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深圳好榜样，该学什么？
郑磊
深圳建市40年，从边陲一个不知名姓的小渔村，跃居全球主要创新城市行列，成为中国四个超级一线城市之一，而与其并列的城市，都是有数百年乃至千年悠久历史的名城，深圳甚至在2018年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她40年前的榜样—香港，这种令人炫目的成绩确实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
深圳如何能够平地一跃，在短暂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样本，也是全国各地城市管理者都想搞明白的问题。于是，最近一两年，内地许多城市兴起了学习深圳，追赶深圳的热潮。但是，似乎真正能够理解深圳成功精髓的城市并不多，而学习了一段之后，大家开始反思，为什么学不像，不仅没有赶上深圳前进的步伐，反而差距越来越大了。
各地政府派人前来深圳学习或挂职锻炼，到底该学习深圳什么呢？
“大社会，小政府”
笔者对20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当时，笔者就职于一家美资企业，该公司刚进入大陆，尝试性地在深圳设立了办公室，并派遣了熟悉中国情况的一名华人MBA担任负责人。这名负责人当时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非常喜欢深圳，这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和内地其他地方完全不同。”
这在当时未必就是个别人的感受，今天看来，这确实是深圳有别于其他内地城市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也是很难学习之处。这六个字真得难学，因为其背后需要相应的文化和制度支撑。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集中管控，由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结构，盛行“官文化”，政府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和中心，全社会一切活动听从政府指挥，这就是中国城市典型的文化和制度基础。
在这种政府包管一切的社会环境中，市场必然直接受到政府管理，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需要听从政府指挥，这样就根本无法让市场按照自身规律发展和运行。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才应该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一个被各种行政干预束缚了的市场，必然无法展现活力。试看当下政府包办一切的城市，市场毫无例外都了无生机。
内地城市管理当局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学习深圳的任何做法，都很难重振市场活力，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一个正常的生态应该是社会监督政府，政府监督市场，让市场和市场参与者在正常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如果将政府权力太大，不受任何社会力量的调节，而政府又倾向于深度介入市场，则市场经济无法建立，更谈不上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良好发展。
理清政府与市场边界
市场很重要，但是高效市场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这种认识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其实已经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市场通常是可以自行调整的，但也会出现失效，在市场失效时，政府可以适当介入，加以引导，让市场及时脱离失效状态。而政府也经常失效，特别是在同市场互动过程中的失效，此时就应该有来自社会层面的监督，调整政府不当的行为，由此实现市场主体、市场环境、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的有机生态。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仍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从财政政策到产业政策，以及市场监管制度，这些都是以政府为主的市场相关领域。
政府是市场的监护人，其职责在于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当出现市场失效时，对其进行必要和有限度的干预，让市场能够高效率运作。市场失效情况经常发生，政府可以对供需失衡情况加以干预，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已经被西方国家用于调整总需求，而不少发达国家也采取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对供给端发生的失衡进行调整和引导。在维护市场公平方面，西方各国都重视监管，尤其是限制过度垄断，保持合理的市场竞争状态。政府的上述工作需要高超的能力，也是一门经济管理艺术，并不容易做好。这是内地城市管理者应该学习和掌握的关键技能。
深圳政府过去40年，很多工作是在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搭台子，完善市场管理机制，降低营商成本，并通过前瞻性的城市发展规划，通过政策倾斜，引导市场主体向着有利于城市和自身的方向发展。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深圳引导产业创新的各种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等，不仅领先内地各城市，而且政府认真在执行，从战略层面引领着城市的发展。这和许多内地城市政府直接插手市场的做法完全不同。
政府明确自身定位
“大社会，小政府”绝不是无政府，政府不插手具体市场活动，但要负责搭台子，监督市场正常和有效运行，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既有管理责任，又有服务职能，两个方面不能偏废，而且都是常态工作。
有个段子说，东北地区的政府官员喜欢说“我管的企业”，山东有些官员爱说“我下面的企业”，反映的是政府和企业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如果让深圳政府官员说，他们可能会说“我服务的企业”。正常的企业不需要政府来管，企业经营什么，如何经营，也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情，这是企业家的工作。政府要管的是市场环境，而不是市场中的各个主体。具体说，政府像警察，负责市场的安保，确保市场能够正常有序运转即可。如果市场发生了政府不希望出现的问题或倾向，而又不属于违法范畴，则政府可以通过合适的经济管理工具，比如建立制度和制订政策，对市场主体加以引导和督促。
政府在市场未出现问题时，主要工作在于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这一点对于培育创新经济，尤其重要。市场存在交易成本，有时候甚至非常高，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管理，最大程度地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另外，创新活动存在成本和不确定性，以及负的外部性，政府可以提供创新扶持政策，提供公共创新平台，将企业创新的资金门槛降低，甚至可以发起创新扶持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领域。这些都属于战术层面，深圳可以提供这样的例子。
深圳的很多做法首先来自战略层面的设计，换言之，政府把大问题想明白了，剩下才是具体如何做的问题。而内地政府最大的障碍不在术的层面，而是应该明晰城市经营管理之“道”。政府应该放下“官员”身段，让社会各主体职能归位，全力做好政府该做的工作，提供便于企业家施展技能的市场环境。这是基本要求，在做好这一步之后，还应学习通过发展战略和制度、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方法，既不乱为，也要有为，不断提高城市经济管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