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劳动力、投资与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
资本积累和一般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不是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根本原因，而是社会财富生产增长所带来的结果与表现，社会财富生产增长的原因在于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同时，科技创新也是可用自然资源增加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提高社会生产财富的效率以及由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可用自然资源的增加，劳动力的供给与资本的积累都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边际之内，任何依靠人口增长的方式或资本积累增长的方式，通过突破边际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都是徒劳的。
因为人口的增长而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固然可以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财富及资源，当新增加的劳动力供给所生产的社会财富与其自身耗费出现一致时，劳动力供给就达到了饱和，此时，继续增加社会劳动人口就将导致一般劳动阶层连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都得不到，就必然会引发劳动阶层的一部分人出现贫困和入不敷出。资本的积累会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而持续增加，只要资本所有者继续投入资本有利可图，资本积累就会继续增长，当资本所有者继续投入资本无利可图时，即当新投入的资本与一般劳动力相结合的纯产出等于雇佣的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时，资本积累的增加就会停止。一般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存在着配比关系，这种配比关系是由具体的生产工艺、生产组织形式、管理水平、经营方式和社会生产环境等因素决定的，新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将会打破原有的配比关系，并引发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既有可能会增加社会的资本积累，也有可能会减少社会的资本积累，但是，无论如何，当新增加的劳动力供给所生产的社会财富与其耗费出现一致时，依靠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方式或资本积累增长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都是无法实现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经济信息和经济管理等六种。正如罗伯特•M•索洛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每种要素对于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单就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来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的确应该被排除其外。在六中要素中，经济管理属于制度因素的范畴，经济信息则属于技术因素与制度因素二者的派生体或结合体，自然资源、一般劳动力、资本则共同构成了资源因素。其中，技术进步与制度进步是相伴相生的关系，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与之相应的制度进步才能够使得技术进步转化为现实的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为制度的进步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技术手段，而制度进步在能够使得技术进步转化为现实的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的同时，也会对技术进步形成制约或促进技术进步的发生；技术进步会增加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制度进步和技术进步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增加或扩大社会财富生产的同时，会引起一般劳动力的就业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发生变化。
不是所有的生产要素共同驱动经济的增长，而是科技进步和制度进步驱动了社会劳动效率的提高，进而改变了社会财富生产的成本与收益的边际比，从而为资本的增加和劳动力人口的增加提供了新的空间，进而促成了资本和劳动力人口这两种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需要强调的是，改变社会生产的成本与收益边际比的形式有两种，一种形式是指可以使得部分企业形成创新竞争优势的改变，这种情况下，可以使得这些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扩大生产，进而形成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的追加，这种形式的改变，虽然对于社会总的资本积累和就业数数量的增加产生正向作用，但是，并不一定会使得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扩大生产，很多时候反而会引起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生产萎缩，这种改变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以及资本和就业的影响，需要正向作用与反向作用相抵之后才能判断；另一种形式的改变，是指随着某些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创新竞争优势消逝，以及对社会生产效率产生普遍影响的制度变革，使得社会生产效率得到普遍提高，出现绝对资本租金大于零的现象，社会普遍出现一般劳动力的纯产出高于其实际工资时，资本在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时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的积累就会增加，从而带动一般劳动力的就业增加，进而表现为社会生产的整体扩张，不过，这种社会生产的整体扩张在惯性之下，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形成产能过剩，产品积压，进而造成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巨大浪费，同时，由于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也可以获利，给自然资源的收益者提供了寻租空间，形成自然资源租金的上涨，会进一步剥蚀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企业的利润，使得一些企业受到产能过剩和自然资源租金提高的双重挤压，从而在投资过热之后，许多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由于盲目投资出现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甚至是破产。因此，在制度创新方面，应该鼓励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扩大生产，制约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扩大生产，特别需要警惕由不具有创新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追加投资所引发的社会生产的整体扩张。
在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社会总投资等于社会总储蓄。在经济上升期，社会再生产每经过一次循环之后，由生产过程形成的财富输出部分在弥补非生产领域同期耗费之后的结余，从而形成社会新增储蓄，社会总投资将会相应地增加；而在经济衰退期，社会再生产每经过一次循环之后，由生产过程形成的财富输出部分将不足以弥补非生产领域的同期耗费，从而使得社会储蓄减少，社会总投资也会相应地减少；在经济停滞期，社会再生产每经过一次循环之后，由生产过程形成的财富输出部分与非生产领域的同期耗费相等，此时，社会总投资和社会总储蓄不发生变化。
事实上，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的运用影响到社会生产效率，那么社会总投资或社会总储蓄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即便是发生变化也是围绕某个中轴线轻微波动，如果长时期没有新的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的运用影响到社会生产效率，那么也就无所谓经济周期，也就不存在经济上升期和经济衰退期，只会有经济停滞期，在长时期没有新的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的运用影响到社会生产效率提高的情况下，任何人为的扩大社会总储蓄或总投资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预付资本与生产经营的补偿性耗费之间有一种动态的逻辑关系，新增固定资产、在用固定资产的动态变化中，真正的相应储蓄是实际的固定资产净值，即总原值减去累计折旧。对于固定资产的再投资和报废或淘汰，固定资产的更新时间周期，以及技术创新对于新的固定资产购置的影响，会对社会财富存量产生影响，会导致社会总投资和社会总储蓄发生动态变化，进而影响物价的动态变化，会引发经济运行随其周期出现波动，但这决不是过往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
社会再生产循环的正常维持，在于社会实物财富的即期耗费性生产与消费的正常维持，而耗费性生产与消费的正常维持，在于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产生的耗费性财富的分配均衡，要求每一项分配与每一项耗费的自然需求相匹配。自然资源租金，创新租金，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和正常的折旧性补偿耗费，这三项的耗费与其分配相匹配，其中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和正常的折旧性补偿耗费得以维持是耗费性生产与消费得以正常维持的基础，处于中轴地位，自然资源租金和创新租金是形成社会储蓄或社会投资的主要来源性分配。在上述三方面分配的基础上，寻租行为会对上述三方面的自然分配格局产生二次或二次以上的再分配影响，无论是自然形成的分配格局本身的原因，还是受到寻租行为参与的二次或二次以上的再分配影响，只要耗费性生产与消费得以正常维持的稳定被打破，并且不能够迅速重新维持稳定时，就必然会发生生产性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于社会累积储蓄超过了社会对投资的自然需求。由于社会财富的分配与社会再生产循环平衡的要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特别是新增的储蓄在转化为新增投资已无利可图时，而过剩储蓄的所有者又不能将这些过剩的储蓄消费掉，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过剩社会储蓄，当过剩的社会储蓄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出现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的现象，这种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早期常常出现。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社会生产真的过剩了，而是分配性结构的不合理阻碍了这些累积储蓄的消费，进而造成社会储蓄过度所导致的。
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在社会再生产循环中很难形成结余，也更加不容易形成社会所追加的投资，自然资源租金是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新储蓄的主要受益方面，创新租金是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新储蓄的次要受益方面。相比较而言，创新租金分配到的社会财富，更加容易形成新的实体经济投资追加，从而形成社会投资的自然需求部分，而自然资源租金分配到的社会财富，相对来说，难以形成新的实体经济投资追加而成为社会投资的自然需求部分，而是主要的用于消费支出或投资性寻租，总体来说，其消费支出会相对稳定，当扩大投资性寻租无利可图时，其闲置部分就会形成社会过剩的储蓄，特别是当自然资源租金分配到的社会财富增大的时期，更是会形成大量的社会过剩储蓄，因此，自然资源租金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剩余是造成社会储蓄过度的主要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金融体系越来越发达，金融对于经济的影响已经由纯粹的从属于实体经济的服务者，一跃而变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服务者兼干扰者，而且金融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干扰影响越来越大，这种越来越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寻租而不是资本分享创新租金的形式实现的，资本寻租一方面通过资本租金的变动对于资产虚拟价格的影响来实现资本寻租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自然资源租金的变动对于资产虚拟价格的影响来实现资本寻租收益，这种寻租的结果，对于社会分配的影响是巨大的，远远超过了创新租金和自然资源租金对于社会分配的直接影响，因为资本寻租对于社会分配的影响是通过创新租金和自然资源租金的资本化价格的形式，通过复利的方式放大了几倍乃至几十倍。在金融主导实体经济运行的新情况下，资本寻租已经成为造成社会分配结构性失衡的最重要的途径，而社会分配结构性失衡所引致的社会剩余，就成为相应的社会储蓄过度，就世界范围来说，近几十年的经济危机已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是更多的表现为金融危机的形式，在发生金融危机情况下，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会采取措施干涉经济的运行，以避免经济出现崩溃式的下行。其措施的有效与否，关键要看是否能够有效恢复被打破的社会实物财富的即期耗费性生产与消费的正常维持所应有的稳定，比如，通过政府注资或担保贷款的形式以维持企业的资金链不断裂，对于失业的工人发放救济金，通过政府扩大投资的形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总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一切以社会实物财富的即期耗费性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正常维持为核心，切不可宽松过度，以至于让一些没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企业普遍出现欣欣向荣的反常局面，然而，政府对于危机状态下的经济干预，虽然可以极大地减轻经济危机对于经济运行的破坏性影响，但是，解除危机的根本措施在于消解过剩的社会储蓄或过剩的社会投资，政府的危机经济干预只不过是让这个消解过程平缓一些，相应地，这种消解会因为过程缓慢而延长时间，会形成滞涨，同时，还要注意采取措施以避免形成新的过剩社会储蓄或过剩社会投资。
作为制度创新的组成部分，对于企业和个人无法提供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政府出于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和保障民生的目的，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无偿服务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会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便利并降低生产和生活的成本，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也是社会财富存量的组成部分，是有使用年限的，也需要维护的费用，其折旧和维护费用也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的组成部分，所以，政府的合理投资也可以提高社会财富生产的效率，是现代社会提高国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投资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追加，不会形成影响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过剩社会投资，会推动一国之内GDP的增长，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继续增加投资对GDP的增长就不再起作用，甚至会出现负面的影响。这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要看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主要是看能否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比如修建公路，将公路修建完成后每年的折旧费与维护保养费用，与社会可以因此而节约的运输费用及节约的运输时间所可以提高的社会生产效率相比较，从而就可以计算出这一条新修建的公路对于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作用大小，还可以根据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配比关系进一步计算出对于社会扩大生产的边际的影响，因此，能否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是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是否合理的最基本要求；二是要看是否可以修复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资金循环链条，在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条件下恢复社会再生产循环的正常运转，即便这种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能够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但是只要不浪费社会财富（耗费与产出相等）就是可行的，当然，进行这种目的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果能够兼顾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那就更好了；三是要看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可否会对社会财富存量带来真正的增加，有些基础设施投资并不一定会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即在不浪费社会财富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社会的实际财富存量，也会推动GDP的增长，只不过这种增长对于国民收入的提高不起作用，事实上，只要新投资的基础设施可以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或可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并间接地有以利于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与社会合理需要相符的，至于因此增加社会的实际财富存量而增大GDP，似乎仅仅有利于创造社会就业的岗位。但是，对于浪费性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不能够提高国民收入的水平，而且会降低实际的国民收入，由于浪费性投资名义上会增加社会新增财富存量，而实际上是社会财富存量的减项，这减项的大小就等于所投资的基础设施在整个存续期间的所耗费的财富价值小于对于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的所新增的财富价值的差，对于社会财富生产的增长实际上起到了负面的影响，从社会投资的意义上来说，浪费性基础设施投资，实际上是减少了社会的实际投资的数量。同时，由于浪费性投资的短期刺激，导致GDP虚增，由于社会财富实际存量不仅不能增加，反而会最终因此而减少，政府因为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多所发的货币，反过来将会导致物价的上涨而引发通货膨胀，因为物价上涨或下降的基础在于社会实际财富存量与货币存量的比例变化，而流通中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的流动性所对应的商品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动态的具体的物价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