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你想看到的”

赵峰 原创 | 2019-04-09 09:59 | 收藏 | 投票

 “你看到你想看到的”

2019-4-1

我对约翰·海尔斯(?—1571)及其《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产生兴趣,与阅读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有关。以往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对早期重商主义者约翰·海尔斯的介绍都很简单,他就是一个重商主义者,主张金银是财富的重要形式,主张对外贸易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主张对外贸易要保持出超,主张进口替代,主张国家干预。这些教条来自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妖魔化”。因为斯密的影响,因为我们对斯密的信任,久而久之,对斯密说的一切我们都相信了。既然重商主义者都是这样的浅薄和简陋,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呢?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讲到约翰·海尔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说在海尔斯的这部著作中有一个关于确立经济问题研究在大学学科体系中正式地位的主张。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感觉很新颖。

斯皮格尔是这样说的,“海尔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悉将其新创思想条理化的必要性,因而试图为其思想在科学的等级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经济思想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以此确立了一种传统。英格兰思想中最有才智的头脑纷纷遵循这一传统,从洛克和休谟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西奇威克和约翰·内维尔·凯思斯。”(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72)确实如此,以上这些思想家的研究框架,都是道德哲学而不是经济学。我们有时候会说斯密是经济学教授,其实他是道德哲学教授。在英国,独立的经济学学科的产生要晚得多。海尔斯的著作出版之后三百多年的二十世纪初,经过亨利·西奇威克(1838-1900)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的长期努力,剑桥大学才有了正式的经济学学科。

我所理解的斯皮格尔的意思是这样的——在海尔斯所处的时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中还没有经济学的位置。海尔斯认为,对于国家的治理而言,理财的知识或者技术很重要,大学里有必要开设相关的课程,传授这一方面的知识。如果新开一门课程不可能的话,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放在“道德哲学”框架下来讲授。在斯皮格尔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前大学里是不讨论经济问题的,而之后大学里开始在“道德哲学”中讲经济学了。确立经济问题研究在大学学科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在斯皮格尔看来是关乎这一学科存在和发展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因为斯皮格尔对海尔斯的这一贡献的强调,而且他还用了“毫不犹豫地宣称”这样的表达,我以为相关的内容在约翰·海尔斯的这本书中应该处于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或者是有专门的标题,或者是处于某个段落的起头或者结尾,至少应该有比较明显而明确的表达。可是我在一次两次阅读海尔斯的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找到 “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的内容。至少是在阅读了三次之后,才领会到海尔斯确实讲过类似的意思,但他的表达确实不是那么“毫不犹豫”。

海尔斯关于在大学学科体系中确立经济问题研究的地位,或者说在“道德哲学”框架下讲授经济学的意思,是夹在一长段有关知识有用或者无用的繁琐讨论之中的,而且,海尔斯的意思表达也远远不是那么清晰和明了。《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讲的是爵士,博士,绅士,制造商,贸易商五位英国公民讨论英国时政的过程,其中体现着作者海尔斯的若干经济思想。讨论中绅士抱怨说,英国现在很坏的一个情况是思想混乱,大家各有想法,矛盾重重。还说,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就是知识分子;是他们无事找事宣扬各种各样的思想,扰乱了人们的思维。绅士得出的结论是,知识不仅是无用的,还是有害的。这话让作为知识分子的博士听起来很不舒服,不过他的辩解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博士说,简单下结论说知识无用是错误的。知识是有用的。比如植物学的知识对于农业生产就是有用的,机械学的知识对于机械工程师就是有用的。还有一种知识也有用,那就是理财的知识。统治者应该学习和掌握理财的知识,这样才能更好促进公共福利;哲学家应该对世俗事务有所关心,道德哲学应该包括对经济事务的研究。

博士讲的这段话,啰里啰嗦,冗长乏味,就像自言自语一样。在我的想象中,跟博士辩论的绅士都会听得不耐烦,甚至根本就听不进去他迂腐之极地讲的是什么。因为他表述得很不清晰,我初次再次阅读都没有留意到这些表述背后的意思。这应该不怪我。或者是怪海尔斯表达不清楚,或者是怪斯皮格尔夸大了海尔斯的表述。

我后来一再想到这个问题,明明海尔斯的表达是很隐晦,很模糊的,为什么斯皮格尔要说是“毫不犹豫地宣称”呢?也许,毫不犹豫地宣称”的不是海尔斯,而是斯皮格尔。可以设想,在斯皮格尔的观念里,在经济学成长的早期阶段,为其在大学学科体系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其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得以存在,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正是因为他关注这样的问题,才会留意到海尔斯著作中有这样的表述。也许海尔斯提出这样的想法是无意的,是不确定的,但是因为斯皮格尔关注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表述在斯皮格尔的眼里就成为明确的,显著的。你关注你想关注的,你看到你想看到的,这可能是我们观察和阅读中常有的心态。

斯皮格尔这样来解读约翰·海尔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海尔斯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只是表述得不是那么清晰明确而已。斯皮格尔所做的,是“毫不犹豫地宣称”了海尔斯本来要“毫不犹豫地宣称”的内容。尽管是“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但这也是海尔斯想看到的。这里并不存在曲解或者歪曲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个“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例子。

罗伯特·巴罗(1944—)是当代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他原先是凯恩斯学派的,后来转投到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阵营理性预期学派,成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李嘉图等价假说”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核心理论之一。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罗持有宏观政策无效的观点。因为人人都是理性预期的,对宏观政策的效果能够事先做出判断。比如政府希望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扩张需求,但人们能够预期到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后果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一旦发生政府又会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于是,人们就会拒绝对扩张性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当人们拒绝对宏观政策作出反应,政策也就失效了。

1974年,巴罗发表了一篇叫做《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的论文,讨论了财政政策无效性的问题。这篇论文后来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成为学术史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巴罗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存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代际利他的行为动机以及公众的理性能力,举债融资并不影响实际经济变量,从而宏观政策无效。

以政府的举债融资对消费的影响为例来解释。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相对于税收融资,举债融资对消费具有扩张效应;因为举债相对增加当前收入,消费者因此会增加当前消费。巴罗认为,尽管举债看起来是减轻了当前的税负水平,但消费者是理性的,能够预期到未来税收的增加,因为举债不过是移动了征税时间;再加上公众的代际利他动机,消费者不会因为相对收入增加而增加当前消费,而是会调整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税收负担。这样,政府意图以举债替代税收来扩张消费需求,由于消费者不随之作出反应,政策因此失效。

巴罗的这一思想受到李嘉图(1772-1823)的启示。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讨论过举债融资和税收融资的关系问题,李嘉图是这样说的,“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2000万英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英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100万英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英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英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征课100万英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P208

李嘉图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无论采取一次性征税还是发行公债,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等价的,都减少了生产资本,也减少了消费支出。巴罗注意到李嘉图关于举债融资与税收融资等价的解说,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框架之内,得出“李嘉图等价假说”的结论。不过,在李嘉图那里,为战争经费而举债融资或税收融资,其影响等于同一个负数,比如-2000万英镑。而在巴罗那里则意味着,举债或融资的影响都等于0,也就是不产生影响。其实在巴罗阅读李嘉图著作之前,就已经有了宏观政策无效的观念,只是在阅读李嘉图的著作时,李嘉图的文字又给了他进一步的支持而已。他将宏观政策无效的假说冠于“李嘉图”的名下,只是因为李嘉图的名头够响,还有利用的价值。

如果李嘉图有知,也许不会同意巴罗的观点,也不会同意巴罗盗用他的名字。这是因为,李嘉图真实的意图,并不是举债和征税的等价。在上面那段话之后,李嘉图接着分析举债和征税的利弊,最后他发现,相对于征税,举债实在是有着太多的危害,所以举债和征税实在是并不“等价”。他说,举债这种办法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P210举债还会导致资金外流,终至使携资外迁、另觅可以免除这种负担的国家的念头变得难以抗拒。P211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大多是持有这样的观点,相信征税是比举债更好的举措。斯密的观点也是这样的。

对于巴罗来讲,对他证明宏观政策无效论更有意义的,就是李嘉图关于举债和征税“等价”的那段文字。他读到那里就可以了,在那里他已经看到了他想看到的。再翻过两页,可以读到李嘉图真实主张的那个意思,但那个说法不是他所需要的,他完全可以视而不见。

同前面斯皮格尔对海尔斯的解读有所不同。斯皮格尔的解读,可以理解为是挖掘出海尔斯意图表达但没有表达清楚的意思,尽管也是“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但还是可以理解为对原著保持着一定的忠诚度。巴罗对李嘉图的解读呢?他似乎是抓住了李嘉图著作中适应他需要的信息,而刻意回避了对他不利的信息,而对他不利的那个信息才是李嘉图真实意思的表达。他将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冠以“李嘉图等价”的名字,但“等价”确实不是李嘉图的思想。所以,巴罗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了李嘉图的头上。

 

再讲一个“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人类学。

人类学历史上有一部名著叫做《萨摩亚人的成年》,其作者是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界,关于人的行为模式的产生,有两个观点尖锐对立的学派。一派是遗传决定论,认为人的行为模式是先天的,生物的,遗传的。这一派的观点后来与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结合起来,成为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之一。另一派是文化决定论,认为人的行为模式是后天的,文化的,社会的。在二十年代,两派的争论很激烈,很多著名人类学家都卷入其中。弗兰兹·博厄斯(1858-1942)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人物。

玛格丽特·米德是博厄斯的学生,她对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青春期的行为有浓厚兴趣。在西方世界,青春期的躁动,叛逆,反抗,是一种普遍现象。按照遗传决定论的说法,这种现象既是遗传性和生物性的,又是普遍性的。米德的设想是,如果能够找到青春期躁动和反叛的反例,即在某些人群中存在人们轻松而和谐地渡过青春期的现象,就说明青春期的躁动和反叛并不是一种基于遗传性和生物性的普遍现象,而是与文化有关。这将会给遗传决定论以沉重打击。为了完成这样一项研究,米德受博厄斯指派,于1925年来到了南太平洋群岛中的萨摩亚。

经过两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又经过更长时期的文献研究,1928年,玛格丽特·米德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米德的研究表明,在萨摩亚,整个的社会文化是宽松而自由,轻松而活泼的。青少年的行为都很自由,很随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受到干预和指责;似乎除了劳动之外,青少年们的生活中没有不快活的事情。在萨摩亚,没有道德的禁忌,没有伦理的约束,青少年们没有追求,也就没有压力。他们的生活是漫不经心的,随意自在的。在那里,性是随意,开放而自由的。人们不会对此特别在意,也不会赋予其神圣或者肮脏的想象。米德的研究表明,因为萨摩亚的文化就是这样宽松而自由的,萨摩亚的少年能够轻松而随意地渡过青春期。在这里,不存在青春的躁动和反叛,人们甚至没有青春期这样的概念。就这样,米德的这部著作用萨摩亚青年中并不存在青春期的躁动和反叛的实例,给了遗传决定论致命的打击。二十七岁的米德因此而名声大噪,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

米德的著作出版55年之后的1983年,与此相关的另一部著作面世,这就是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的《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批判米德的著作。弗里曼对萨摩亚的研究要比米德深入得多,他的研究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十来年,他掌握当地语言,熟悉当地文化,对其历史也有着较为全面的把握。弗里曼的研究表明,当初米德的研究很粗糙,她得出的结论很草率。按照著名人类学家,《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关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提出的原则要求,研究者需要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三四年,以掌握其语言,了解其文化。米德当初到了萨摩亚,住在美国海军基地,并没有深入到萨摩亚群岛中。她只在萨摩亚呆了五十来天,自然不能掌握其语言。给她提供信息的,是向导挑选的几位当地女子。米德不是进入到萨摩亚人的生产生活场景中去搜集信息,而是这些女子到她的住处来提供信息。因为她不掌握当地语言,需要通过翻译来传达,信息沟通就存在一定问题。更重要的是,那些向她提供信息的女子,将接受米德的访问看成是一项娱乐。她们故意跟她讲一些轻松活泼的话题,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些东西很多是夸张的,戏谑的。它们只是故事而已,而不是真实的现实。后来,弗里曼将米德的著作读给当初接受米德采访的萨摩亚妇女听,她们很气愤,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和利用。实际的情况是,因为米德的轻率和轻信,没有对信息进行甄别,将故事当成了现实,受到欺骗的是米德而不是萨摩亚妇女。

进一步讲,受到欺骗的是接受了米德思想的整个学术界。米德的著作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得到了文化决定论学派的大力支持。她的这项研究相当于向对方阵营中投下一颗巨型炸弹,极大地撼动了遗传决定论的基础。再之后,在纳粹兴起的年代,米德的著作还继续为批判纳粹的优生学观念和种族主义主张提供打击的武器。二战结束之后,米德的著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人们接受米德的著作及其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政治的正确性”;尤其是在二战前后,米德的著作所具有的对纳粹种族主义主张的批判意义,使其价值超越了学术的层面。也许是因为这部著作的政治价值过于重大,人们甚至都没有去怀疑其论证材料的真实性,也没有去留意著作中非常明显的很不恰当的非学术的表述。

阅读了弗里曼的著作之后,我对米德产生了深深的失望,这种情绪甚至牵涉到了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态度。我一直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充满向往和崇敬,一直相信这是我们获得知识非常有效的途径。可是,米德这样的“田野调查”,是不能得到真实的认识和知识的。当她只想证明一个自己事先拟定的观点时,她所得到的信息很可能是狭隘的,残缺的;她所得到的认识很可能是有局限的,甚至是错误的。米德的研究不是去发现新的东西,而是试图证明已有的观点。她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证明了她意图证明的东西,取得了学术的成功。但是,由于米德工作的草率和轻率,她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而她所看到又是虚幻的,扭曲的东西。于是,她学术上的成功却严重违背了公正和真实,严重地损害了科学。

 

从斯皮格尔到巴罗到米德,代表着“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三种情况。

斯皮格尔只是留意到海尔斯表述中适于自己需要的内容,将其原本不清晰的表述加以清晰的表述。信息还是那些那些信息,研究者只是换了一个阅读的视角。这样的处理,虽然属于“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但也还算是尊重原著者。

在巴罗对李嘉图的解读中,巴罗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就停下来,抓住不放。至于其他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才是李嘉图真实意思的表达,他也顾不得了。因为他所需要的只是证明自己想证明的东西,而他从李嘉图著作中发现的那个阐述已经可以帮助达成他的目的了。“你看到你想看到的”就足够了,再往前看就画蛇添足了。

米德的“田野调查”是最糟糕的。为了得到可以帮助自己证明自己想要证明的观点的材料,她都没有深入到现场,而是满足于道听途说,或者逸闻趣事。米德轻率的工作给她带来了巨大成功,同时给这个学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弗里曼后来的研究证明,不仅米德研究工作很草率,得出的结论也很有问题。如果米德真正深入实际研究的话,她会发现在萨摩亚人的行为模式中,遗传也是有重要作用的。当然,米德不需要接受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与她既成的观念是冲突的。她所要做的工作,只是证明自己愿意接受的观念而已。

以上的故事让我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科学究竟是什么?

科学究竟是为什么?

科学不就是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吗?

科学的研究不就是基于有知探索无知从而扩宽和深化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识吗?

科学的任务究竟是发现还是证明?

究竟是发现未知还是证明研究者头脑中已经存在的观念?

“你看到你想看到的”现象中,功利主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功利主义是一切科学活动的支持和基础,它为科学活动提供动力,也提供方法的支持。但是,过分的功利主义可能是有问题的,过分关注目的而忽视动机和过程有时候可能是危险的。功利主义有时候可能会使我们的科学工作因为过分关注成功而偏离科学的轨道,落入陷阱之中。但愿弗里曼的这段话可以让人警醒——

“当为一个珍爱的学说寻找证据时,那些相关人物所深深持有的信念将会不知不觉地将他们送进错误的牢笼。”(德里克·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于破灭》,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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