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第十讲:国企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钟建民 原创 | 2019-05-27 08:33 | 收藏 | 投票
就我国改革而言,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比较曲折,但是,我国农村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却似乎是一举成功的。因此,在国有企业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失败之后,我国的国企改革就走上了引用我国农村改革成功经验的道路一一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
从1987到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承包制推行使企业形成自身的利益要求,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一定程度地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和上缴税金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 年增长18.2%,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承包制带来的结果招致了全国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一种普遍的批评认为,在经过了放权让利之后,国家财政已无力继续让利。而承包制又向企业做了更大幅度的让利,致使国家财政收入严重流失。还有一种分析认为,承包制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而且还造成了企业承包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刘世锦,1993)。对承包经营责任制利弊分析形成的一种共识是,如果不进行深层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就很容易出现短期化,且国家对经营者的监督很困难。
为什么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也没有能够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要了解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质。在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实践中,经过调整,人民公社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经营模式。其中,生产队模式由于采用了工分制而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所谓生产队模式是这位一种经济实体:土地等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社员联合起来利用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农业生产,并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满足劳动者的消费需要。在这里,其生产主体是社员一一劳动所有者,队委会和队长由社员选举;生产成果则按照每个社员提供的劳动量(即个人工分总量)进行分配。在这里,无论是在管理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体现“谁劳动谁管理”和“谁劳动谁受益”的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原则的。也就是说,它是较好地体现劳动者劳动所有权的经济实体。由于每一种工分制的具体形式,在反映当时劳动状态、体现生产队发展要求时,同时又会使劳动状态不断产生新的的变化,而这种劳动状态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原有的工分制形式就成为过时形式,需要新的更适应的工分制制度来适应。然而,由于人们对现实中的按劳分配的客观要求一无所知,因而生产队及大队或公社等各级管理人员不仅不能适应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却常常违背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因而使过时的计酬形式长时间不能得到改变,因而形成了生产队生产处于非正常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生产队便出现了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的做法,这一做法的产生,使公社、大队及生产队的管理者觉得既能解决问题,又省力,从而放任了这一做法的发展,直到形成一种实际发展趋势,并得到高级别领导的认可时,生产队的模式便必然地过渡到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就是所谓的农村改革的实质。从经济实体理论的角度来看,生产队是劳动者集体经营的劳动实体,而包干到户则是劳动者个体经营的劳动实体,从生产队到包干到户的变化,实质是放弃较难管理的、结合形式的劳动实体而选择较易管理的、简单形式的劳动实体的过程。
国有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为什么难以成功呢?
因为国有企业本身与生产队的性质不一样,国有企业虽然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客观形成了只有劳动所有者、没有资产所有者(人格化的)的基本特点,但由于国有企业建立的是“谁所有谁经营”的产权管理体制,因此,事实上就否定了劳动者应有的生产主体地位,从而使国有企业成为无主体的生产组织。这是国营企业缺乏活力和动力的根源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引用农村改革经验,就必须要从根本上确立劳动者在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即用“谁劳动谁经营”的劳权制度取代原有的产权制度,这样劳动者的生产主体地位确立了,国有企业自然也就成为满足劳动者利益要求的经济实体实体,自然会形成充足的活力和发展动力。但,国有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只是在产权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一方面保持了职工拿工资,国家得盈利的产权框架,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企业员工与企业生产结果的一定联系,从而形成了国有企业不规范的价值运动,两种互相矛盾的价值运动:在产权框架内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价值运动;而突破产权框架的是以企业员工为主体的价值运动。这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运动的并在,使国有企业处于非正常的存在状态。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亏损的现象,从根源上来说,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运动并存的结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与国有企业都是受到指令性计划下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但是,在人民公社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之后,生产队模式由于采用工分制而成为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公有制经济模式,而国有企业却因为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工资支付方式的采用,却始终只是一个生产组织。这是我国经济学界难以分清的一个基本事实。在吴敬琏和马国川所著的《重启改革议程一一中国经济改革十二讲》一书的第六讲,专门谈了农村经济改革。在吴敬琏和马国川看来,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的存在造成了我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其中讲到具体原因时,吴敬琏说:
“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最重要的一条是‘把激励做对’。在集体经济中完全没有建立起社员劳动成果与所得报酬相关的激励机制。在高级社时期,对社员实行评工计分制度。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大多数地方采取了‘死分死记’、‘固定工分’的做法:生产队为年龄相仿、性别相同的劳动者制订了相同的工分标准,然后按出工日数计工,没有差别,‘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损害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于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中,‘出工一窝㖓,干活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上书第81页)。
从以上的描述看,吴敬琏与马国川对生产队模式缺乏基本的了解,而且他们也根本不能理解生产队模式的特点与经济实体性质。生产队社员的收入,首先处于于他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状态,你劳动时间不足或数量不足,你的工分就少,反过来则工分就多;其次社员的收入也处决于生产队的经营状况,生产队的生产经营状况好,工分单价就可以多至0.8元或0.9元甚至1.0元以上;生产队的生产经营状况不好,工分单价就可能只有0.3元或0.4元。在采用工分制的条件下,生产队社员的家庭消费水平,完全决定于社员投入生产队的劳动的多少,完全决定于生产队整体经营状况的好坏,哪里来的“大锅饭”给你吃?而吴敬琏先生竞然说“在集体经济中完全没有建立起社员劳动成果与所得报酬的激励机制”,实在是张着眼睛说瞎话。生产队工分的每一种具体形式采用后,它是会产生阶段性的变化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和“干好干坏一个样”只是时间工和定额工到不适应阶段时期的表现而已,他们只是列出工分制具体形式处于不适应阶段的现象列出来,从而否定生产队模式,足以证明他们并不了解生产队工分制的变化规律,对现实的生产队农业生产过程缺乏起码的了解。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局限于传统的产权观念,对于现实中的体现劳动者利益要求的劳权经济模式,自然也难以理解。
既然我们的经济学家连生产队的实际情况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对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质及其真正的经验都缺乏本质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在国企改革中引用农村承包制的改革,失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个人简介
一个喜欢思考的人。主要理论:劳权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经济实体理论;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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