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又“搞”价格双轨制(一)

赵峰 原创 | 2019-06-25 08:32 | 收藏 | 投票

 张维迎又“搞”价格双轨制(一)

2019-6-24

一,2019·研讨会

张维迎有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原理”,是他的《经济学原理》课程的配套微信。该公众号经常登载一些张维迎及其学生与同好的文章,可以看成是张维迎及其思想的宣传阵地。

最近“经济学原理”上登载了一系列文章,其内容与两个主题有关:一是研讨价格双轨制思想的起源,发展和意义;二是纪念张维迎价格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2019516日,人文经济学会在北京召开“双轨制思想与中国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张维迎,茅于轼,张曙光,姚洋,石小敏,毛寿龙等人出席并讲话。201961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双轨制与渐进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闭门研讨会”,张维迎,常修泽,王小鲁,刘佑成,韦森,卢锋等人出席并讲话。

张维迎以前“搞过”几次“价格双轨制”,声张自己的独家发明权或发现权;这一次似乎是拿出了实锤——他早在19846月,也就是一般公认的提出“价格双轨制”思想的“莫干山会议”之前四五个月就发表了论文。大张旗鼓召开这两个会议,就是要展示其重磅的证据,再次公开证明他对“价格双轨制”的独家权力,证明其“价格双轨制第一人”的贡献。

 

二,莫干山会议

198493日到10日,一批青年经济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北京和天津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联合《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媒体,发起召开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讨论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举行,史称“莫干山会议”。会议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到会议上讲话,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王岐山是会议的重要组织者。

会议采取“以文取人”的原则,不看背景,不讲资历,没有身份,没有关系,一律只看论文。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的张维迎第一轮没有入选,第二轮补选的时候,石小敏看中他的论文,才得以入选。当时从1300多篇论文中选出124人上山参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在经济理论研究及社会经济实践中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我们后来熟知的很多名字都出现在这次会议的名单中。

会议分成八个专题小组,分别讨论不同问题。这次会议不是现在念论文走形式的样子,而是就问题直接表明观点,进行辩论。以论文选人,但论文不带上山。这种做法有助于思想的交锋,提高交流的效率,对那些口才好,表达能力强的人很有利。张维迎可能吃一些亏,因为他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再者,在激烈的交锋中容易形成新的观点,参与者也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当场没有论文为依据,要在事后说谁谁谁提出什么观点,就可能有些费事儿。张维迎后来觉得自己吃了亏,认为自己的“专有权”被人侵占甚至剥夺,可能与这种论辩方式有关。其实辩论的目的只是为了探索真理,寻找办法,空手论辩的方法确实是有效的。后来对“优先权”的争论,偏离初衷,显得世俗而狭隘,实在是有些狗血。

当时讨论最热烈的是价格组。关于价格改革或者价格形成机制,来自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主张通过价格调整来改革扭曲的价格体系。这种被叫做“调派”的观点其实还是计划和控制的思路。一开始,主流的观点都是这样的。这种观点不打破,对探索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就是极大的障碍。田源的观点受到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的激烈反对 ,他主张放开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在这种面对面的交锋中,是来不及仔细认真整理思路,深入细致表达观点的。张维迎所持有的本来是放调结合,双规运行的观点,但在与田源的交锋中只表达出了“放”的观念,因此被视为“放派”。张维迎后来在为自己“争夺”价格双轨制的“独家发明权”的时候说,“放”就是“双轨制”,这只能说是他后来的理解,当时的人们不是这样理解的,现在的人们一般也不是这样理解的。“放”就是放开,就是市场化,就是一步到位;“双轨制”则是逐渐放开,允许一定能个时间内计划价和市场价的并存。

来自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研究生,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事先对价格改革研究不多,理解不深,受热烈的讨论气氛的刺激,受“调派”和“放派”的启发,综合双方观点,形成“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想。在会议上,各“派”都要挂牌参加辩论,所以谁持有什么观点是一目了然的。后来罗小朋说“双轨制”概念是他第一个提出的,不过他不会去争什么优先权或者发明权这样无聊的东西。这倒也有可能。在争论中相互受到启发,观点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正常的事情。华生与罗小朋看起来关系不错,他们后来联袂发表过一系列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思想发展的论文。华生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宽容大度的,他后来回忆的时候,肯定价格双轨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表示张维迎的“放”的思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是极其难得的,有启发性的;还说要是没有张维迎的“放”的思路,他们是不会有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想的产生的。这种谦逊不会让人忽视他们的贡献。

莫干山会议上讨论最成功的也是价格理论。会议结束前,华生被推荐下山,到杭州向中央财经工作领导人张劲夫汇报。据说张维迎也被选入汇报成员中的,后来考虑到他一是说话直,二是口音重,才临时被取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之前张维迎因为发表《为钱正名》的文章,引起一些轰动,这可能让负责人有些顾忌。张维迎的这种“现代”的观念新颖独特,但在那个时代还有些“出格”。华生思维敏捷,口才好,而且是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挂牌代表人,由他向中央汇报是最合适的。华生的汇报取得了成功,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得到了认可。在这个过程中,价格组组长徐景安的工作也很重要。徐景安受王岐山“点将”负责写作汇报文件,他将辩论中形成的观点系统化,条理化,并就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作了具体的阐述,使其容易理解,容易把握。因为徐景安是做对策研究的,他最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汇报文件上传中央,得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充分肯定。

经济学界后来对自己弄出个“价格双轨制”很是得意,甚至会说之后(198410月)不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特别强调 “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与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有关。这可能有些牵强,有些夸大。如此重大的中央文件,显然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深入讨论的,一个民间会议的成果,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进入中央文件精神中,有些神话吧。不过,19853月国务院下文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倒可以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实施的标志。一次经济学研讨会议的成果,一项由青年经济学家提出的主张,最后进入中央决策,影响改革的进程,这确实是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值得骄傲的事情。

八十年代思想的活跃,政策的透明,文化的健康,科学思想的昌明,公共精神的兴旺,让人感怀。

 

三,价格双轨制实践

不过,经济学家也不能太看重自己的贡献,太拔高自己的地位。将价格双轨制思想说成是一种发明,说成是经济学家的贡献,显得傲慢,也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双轨制就一直在实践中被探索着,在局部环境中被试验着。

在农业生产领域,价格双轨制是早就存在的事实。国家收购公粮和余粮有国家定价,农户通过市场自行出售剩余粮食有市场定价。这是很早就存在的价格双轨制。我记得七十年代的时候,每户人家要杀猪得有交售任务。农户交售公社屠宰场的猪是计划价,自己到市场出售是一个价;居民户到屠宰场买猪肉是一个价,到市场上卖猪肉是一个价。

工业生产领域中,价格双轨制也一直在试验和推进中。

1979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企业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之后的产品,可以自行销售,这意味着国营企业产品销售有了两个轨道。

1981年,国家允许油田将超基数生产的原油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自行出口,这样石油有了双轨的价格,国内价100元每吨,国际价644元每吨。

1982年,国家允许煤炭行业超额生产的部分加价25-50%出售,这也是典型的价格双轨制。

19845月,国务院通过“扩权十条”,进一步放开对国营企业超产产品市场销售的限制,可以随行就市定价。

可见,在莫干山会议之前,现实生活已经“发现”或者“发明”了价格双轨制。真的要说价格双轨制的发现或者发明,要说什么优先权,应该属于实践,属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探索者,改革者。

理论家所做的工作,只是将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一般化,系统化 。理论或者理论家的功能,一是为成功的实践提供解释,推动其发展;二是深化理论的研究,探索进一步实践的路径和方法。

就价格双轨制思想的发展而言,理论家应该保持清醒,保持谦虚,保持对实践的恭敬。理论家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感谢这个时代的实践者,探索者,改革者;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价格双轨制的实践,可能就不会有价格双轨制思想;即使有,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张维迎,华生这群青年学者,在莫干山上还是研究生。因为莫干山会议,因为价格双轨制,一下子成为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后的人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辉煌的展开。他们的成就得益于他们的天分和努力,但时代的助推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八十年代之后,就很难有年轻经济学家像他们这一代人这样快速地成长了。

 

四,价格双轨制受到批判

实际上在价格双轨制实施之初,就受到了怀疑和批评。价格双轨制的罪状,一是助长了寻租和腐败;二是推动了通货膨胀。

生产资料有两个市场,就有两个价格;由于普遍的短缺,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差额,市场价总是高于计划价,这个差额叫做租金。资源控制者利用手中权利将计划商品腾挪到市场,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这就叫做寻租。寻租助长腐败,助长权利的商品化。这是价格双轨制的罪行之一。1988年,吴敬琏组织了一场批判价格双轨制的研讨会,矛头就对准价格双轨制。会后出版了一个文集《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我九几年之后才看到这本书,从中才了解寻租及公共选择学派相关的一些思想。其实寻租或腐败固然与双轨制有关,但关键的因素还不是价格双轨制方面的问题,更可能与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有关。而且,为了最终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这些问题的产生可能具有必然性。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物价上涨过快,也被看成是价格双轨制的罪状。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价格双轨制被看成是原因之一。因为价格双轨制意味着放开价格,在短缺背景下就意味着涨价。人们对涨价很敏感。因为收入没有增加,涨价就意味着日子难过。政策制定者也很敏感,涨价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因为腐败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价格双轨制受到怀疑和批评。1986年,改革又进入进退维谷的选择时期。关于改革路径的选择,主要有两个争论:一是价格改革与整体配套改革的争论;二是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的争论。在各种讨论中,价格改革多很容易成为批判的目标。

整体配套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吴敬琏及郭树清,楼继伟,周小川等,后面几位年轻人当时还是社科院的研究生。他们在19858月发表了研究报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着力批判价格双轨制,主张改弦更张,代之以整体配套的改革。在他们看来,由于实施错误的价格双轨制,带来严重混乱的局面,改革的前景已经很危险,只有整体配套才能拯救改革。这份报告后来以《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的书名出版。本质上讲,整体配套设计还是计划的观念,其实际可行性还是值得怀疑。这个方案最初也到得邓小平的支持。198610月中央批准了整体配套改革的方案,准备付诸实施。但方案本身可能太过于理想化,行不通,随后不久就放弃了。

企业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北大教授厉以宁。厉以宁认为,传统体制的各种问题,关键在于企业,企业没有自主权,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自然没有活力,没有动力,没有积极性。所以改革的关键是企业改革,是将企业塑造成合格的市场行为主体。厉以宁的观念是,即使建立起市场,如果企业没有自主权,行为不合理,也不可能对市场信号作出合理反映,市场必然失效。厉先生为推动自己的股份制改革主张,到处做讲座,做宣传,所以他被称作“厉股份”。我在北师大新二教室听过厉先生两次演讲,他说的一段话至今印象深刻——“中国改革的失败必然来自价格改革,而中国改革的成功可能来自股份制改革。”听完厉先生的讲座之后热血沸腾,在学生会组织下我们还跑到大街上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宣传和咨询活动。那是1986年初夏的事情。

吴敬琏主张的整体配套改革被否决之后,厉以宁主张的企业微观机制改革受到了重视,厉以宁走上了改革的前台。从1987年开始,城市改革中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推开了,承包制,股份制等等先后推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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