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又“搞”价格双轨制（二）
五，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1986年展开的关于改革路径的争论中，无论是价格改革与整体配套改革的争论，还是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的争论，似乎总是价格双轨制处于下风。因为价格双轨制改革确实伴随着很多问题的出现，尤其是社会容忍度很低的腐败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些问题都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得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必然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体制转换中必然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价格双轨制特有的问题。即使不是从价格双轨制入手，这些问题也避免不了。因此，尽管受到怀疑和批评，价格双轨制还是一直在推进中。
在我们后来的反思中，价格双轨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价格改革或者价格形成机制本身，而在于“双轨”。双轨并存，逐渐过渡，这是从价格双轨制引申出的对整个改革的现实意义。后来被总结为增量改革或边际改革的成功经验，就是来自价格双轨制的实践。我们在比较中国的成功与前苏联的失败的时候，得出的最成功或最有解释价值的经验就是双轨平稳过渡。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呈现出成功的一面，国外经济问题研究对中国的关注增加，对中国成功经验的肯定增加，价格双轨制受到重视，得到肯定。那时候，价格双轨制在国内的名声还不太好，但墙内开花墙外已经香起来了。在中国的改革陷入低潮的时候，曾经受到怀疑和批评的价格双轨制在国外却得到肯定，这增强了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莫干山会议上的“价格双轨制”与九十年代之后国际上重视研究的“价格双轨制”在内涵上可能是有差别的。我们最初讨论的，莫干山会议上的价格双轨制问题，是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角度来讨论的问题，属于机制设计的问题；九十年代之后的价格双轨制，已经被赋予了更宏观更重要的意义，它被赋予了双轨过渡，增量市场化的内涵，是从平稳完成整体改革的角度来考虑的问题，是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的问题。这两种认识思路是有区别的。处在不同的环境或背景之下，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思路。在莫干山讨论价格双轨制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如何构建更有效率的市场机制的问题；而九十年代的研究者可能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讨论，关注到了平稳过渡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有了苏联东欧的不平稳不稳定的失败例子。
我想，后来某些经济学家之所以出来声张价格双轨制的优先权的问题，是因为价格双轨制已经成为一个香饽饽了。人们是不会为没有价值的东西确定产权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道理。
六，张维迎一“搞”价格双轨制
莫干山会议之后，华生等人还一直在深化自己的价格双轨制思想。在1985年第2期《经济研究》上，华生等人发表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进一步阐释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华生关于价格双轨制的下一篇重要论文发表在三年之后的1988年。为纪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周年，华生等人在《经济研究》上连续三期发表了题为《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的论文。他们的这篇文章因为提出莫干山会议对价格双轨制的创造性贡献，受到石小敏和刘吉瑞的批评。石和刘的意思是，价格双轨制不是经济学家创造的，而是实践创造的。
张维迎一直保持着在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影响力，出版过很多有影响的著作，发表过很多耸人听闻的言论。 似乎一直在保持着新闻的热度，总有各种正面不正面的新闻围绕着他。用今天的话说，张维迎那时候一直是个“网红 ”经济学家。但是，莫干山会议之后很少听他提起过价格双轨制。
2006年，也就是莫干山会议之后22年，张维迎出版文集《价格、市场与企业家》，其中提到莫干山会议及价格双轨制思想的产生。“1984年，我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在莫干山会议上，一开始就形成了‘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改，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在这段描述中，张维迎就是双轨制价格思想的唯一来源，形成向中央汇报的文件的观点就是他个人的观点。
张维迎的上述言论引起很多人的怀疑和反感，有人骂他欺世盗名。2007年9月张维迎给徐景安写信，请求他说句公道话，为他提供证明。莫干山会议时，徐景安是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司的处长，受王岐山指派参加会议。徐景安还是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组长，负责起草价格改革讨论的文件，向中央汇报。张维迎对徐景安提出，“我希望你能帮助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可徐景安对张维迎也没好感。徐认为自己写了汇报文件，将问题阐释清楚，而且提供了实践的参考，是有重要贡献的，可张维迎讲这段历史时，只讲他的贡献，根本就不提他徐景安。徐景安说，张维迎确实很有思想，也确实是最早提出价格双轨制的人，但他说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已经对价格双轨制改革有了系统的思想，实在是对自己评价过高。张维迎的文集《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中，收录了他1984年那篇关于价格改革及提出“双轨制价格”的文章。张维迎对这篇文章作了重大修改，新加了一节“价格改革与放活市场”，其内容实际上是根据徐景安主笔的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主报告整理的，包括徐景安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样“看起来”，张维迎似乎是对价格改革有了一个系统的思考了。张维迎对这个修改没有作出任何说明，显得好像他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有系统 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构想了。徐景安说，他和张维迎就价格双轨制问题发生过冲突，张维迎扬言要打他。因为徐看过张上述文集中那篇文章之后问他，究竟是我抄了你还是你抄了我？张维迎无言以对，很恼火。
2008年9月，张维迎再次举着“价格双轨制”的旗子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在《经济观察报》上有一个专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我的观点》。大意是说，在莫干山上，他是唯一旗帜鲜明表达价格双轨制思想的，价格双轨制是他的首次发现。还说，他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把双轨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二是把自发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升到自觉的改革道路。
2008年10月13日，华生等人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文章《张维迎为什么要盗窃价格双轨制？》，讲事实，摆道理，指斥张维迎歪曲历史事实。说张维迎称自己是莫干山会议上把价格作为改革目标并提出双轨制的唯一贡献者，说张维迎这是在“撒谎和伪造历史”，“这种事后对历史的修改十分令人遗憾”。
张维迎竭力主张自己是价格双轨制思想最早的提出者，其实也有道理。他1984年6月发表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上的那篇文章《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确实是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价格改革问题，提出了“双轨制价格”的主张，张维迎也是凭借这篇文章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可这里有个问题要弄清楚，张维迎知道他有这篇文章，莫干山上的辩论者是不知道的，华生他们提出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其实与张维迎这篇文章是没有关系的。再说，后来价格双轨制思想引起人们的注意，重视，与中央的认可有关；而中央认可的那个“价格双轨制”思想是来自莫干山会议的；而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价格双轨制主张的是华生等人。在莫干山上，张维迎属于“放派”，他是挂着“放派”的牌子代表“放派”参加辩论的。“放派”与“综合派”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误判。所谓“第一人”，是很大的问题。前面说过，真要说第一人，是那些实践者，改革者，而远远不是这群书生。再说，在争论中，同一个思想观点有可能很多人提出；人多嘴杂，谁能确定谁第一谁第二？还是罗小朋的姿态高一些，我认为我是第一人，但我不争，争来争去没意思。所谓“唯一一人”，更是误判。讨论就是交锋，就是思想的碰撞 。在碰撞中产生新的思想，才是讨论的意义所在。讨论中产生的新思想，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想把桃子装在自己一人篮子里，总是不厚道的。
张维迎2008年打着“价格双轨制”的旗子“搞事儿”应该没有什么成效。2011年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价格双轨制理论”，获奖者有华生，何家成，蒋跃，田源，张维迎。张维迎自以为是唯一的发现者或者发明者，结果在获奖的几人中排在了最后一名。让人不可忍受的还有，明明是反对者的田源也获了奖，并且排名还在他前面。也许排名是以姓名首字母为序，H自然在前面，Z自然在后面。我想张维迎这样计较的人对此会很不爽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奖评得很科学。如果真的要说经济学家对于价格双轨制思想作出了贡献，那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这一思想的产生和发酵，凝练和定型，“调派”、“放派”和“综合派”的思想都是重要的。
七，张维迎又“搞”价格双轨制
张维迎一定很窝火。
这些年他似乎有些不顺。仕途上不是很好混，学术上没什么新成就，新闻中的形象越来越糟糕。
在价格双轨制思想提出35周年之际，张维迎要来个大反攻。这次他拿出的重型武器，就是1984年那篇文章的扫描件。
张维迎这篇文章，确实认识深刻，思想新颖。一位二十多岁的研究生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文章，确实很了不起。徐景安对张维迎这篇文章的总结和评价是这样的——“第一，文中提出‘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他应该是最早提出价格双轨制的。第二，文中对怎样实行双轨制，提出了几条，如：‘核定原牌价定量供应范围’，‘开放所有产品的议价市场’，‘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或先调后放’这说明维迎的主张不是‘休克疗法’。第三，文章指出：‘调整价格并不是价格改革，它只是旧体制解决问题的办法。价格改革是要解决价格制度的弊端’，‘价格的问题在于僵化的价格制度切断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使得价格不成其为价格。’这些见解击中了旧价格制度的要害，为价格改革引入了新的理念。所以，维迎在我国的价格改革上功不可没。”
张维迎这次拿出这篇文章，并召开两次学术会议，如果说他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是经济学理论界第一次提出“价格双轨制”的，尽管没有什么意义，倒也无可厚非。不过要说明的是，尽管张维迎这篇文章有思想有创意有价值，但也仅仅是关于价格改革的政策建议而已，要说理论，那是没有的；要说系统深入的分析，那是夸大的。如果张维迎是为了给他2006年和2008年提出的他是莫干山会议上价格双轨制思想的唯一贡献者，是莫干山会议价格讨论主报告文件唯一的理论来源的话，则是徒劳的。这个文章不管写得多好多有价值，与莫干山会议还是无关，与主报告还是无关。在莫干山会议上张维迎就是“放派”，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思想就是包括张维迎在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2019年5月16日和6月12日，张维迎在北京先后召开两次纪念价格双轨制思想提出及张维迎价格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虽然有纪念价格双轨制思想提出的内容，但在张维迎的观念里，价格双轨制思想就是在他1984年的论文中提出的。联想到张维迎已经几次“搞”价格双轨制，所以召开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其目的究竟有多少学术的成分就值得怀疑了。部分发言者只是稍微提及张维迎的贡献，将发言主题放在自己最新研究中与双轨制有关的方面，体现了很好的学术修养。韦森的发言就是这样的。有的经济学家的发言就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看起来只是为了应付人情。姚洋的发言显然没有经过精心的准备，有应付差事的嫌疑，他说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没怎么经过脑子。“如果没有价格双轨制，基本上就没有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的，完全得益于价格双轨制。”我以前对姚洋印象很好的，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只顾吹捧张维迎，连基本的学理都不讲了。姚洋说到的一句话，充分暴露了张维迎召开这样的“学术研讨会”的目的——姚洋说，2011年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应该颁给张维迎一个人。姚洋的这种表态和这种表现，让人失望。
刘佑成是当初莫干山会议的四位发起人之一，他在张维迎召集的研讨会的发言也很成问题。在莫干山上，“他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重要思想最后被吸收进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由学者思想转化为党中央的决策，成为实际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指导思想。”“中国政府主导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84年底。从那时开始至今三十五年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基本是按照张维迎教授当年指出的市场经济逻辑和体制转换路径展开的，最终基本实现了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居功至伟。”吹得太狠，拔得太高了吧。张维迎肯定会心花怒放。不过他要是有自知之明的话应该明白，这种评价已经将他抬高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策划师的地位上了。他应该感到头晕。
张维迎在2008年那次“搞”价格双轨制，主要针对的是华生，他对经济理论创新奖的不满，主要针对的也是华生。这样说来，张维迎这一次以“学术研讨会”的名目，邀请一帮经济学家来为自己站台，岂不是在学术界公然拉帮结伙？这是什么样的坏学风啊？今天可以拉一群人来为一个人站台，明天是不是可以拉一群人去围攻自己的理论对手了？
八，别搞了
莫干山会议召开那天，是我入学报到的日子。那时候的我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对改革的前景和国家的命运都高度关注。莫干山会议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报纸，消息等途径传进了校园。那是个开放的时代，信息活跃而政策透明的时代。
因为莫干山会议，知道了张维迎的名字。接着，张维迎作为经济学界青年才俊的形象愈加清晰。张维迎真的是个天才，他天生就是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出生在西北一个小山村的贫困家庭，在西北大学那样的地方学习经济学，他怎么能年纪轻轻就对经济学搞得那么深入，作为一介书生他怎么会有那么些创造性的思想呢？
熊彼特说，学者的人生中，第三个十年是“神圣十年”。人们一生的学术成就就是在这个时段奠定基础的。我想说的是，“神圣十年”只属于张维迎这样的天才。他在上莫干山之前，就因为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为钱正名》的文章而引起轰动，后来又提出价格双轨制思想，又提出企业家思想。在我们还懵懵懂懂的二十几岁，在作为经济学的学习者我们还在为背公式记概念而头痛的年岁，张维迎已经能够娴熟应用经济学原理提出自己的创见了。
张维迎提出的很多观点，比如为钱正名，为企业家呐喊，关于国有企业低效率，关于大学学费，关于末位淘汰制等等，虽然人们听着不舒服，感觉离经叛道，但他确实是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得出结论的。张维迎还真的是一位比较纯粹的经济学研究者，他只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得出结论。同某些依附权贵的装模作样的“经济学家”相比，张维迎其实算是有风骨的学者。
我对张维迎的“经济学精神”其实是钦佩的，我对张维迎的很多经济学思想其实是认可的。我上课的时候，讲到信息-监督-剩余索取权问题时，经常会举的那个例子——“月光下和树荫下的做工者”——就是从张维迎那里来的。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其著作值得阅读的其实不多，张维迎是这“不多”当中的一位。
可张维迎“搞”价格双轨制这件事儿还是让人反感。我对华生了解不多，除了1988年之前在《经济研究 》上读过他的几篇文章之外，没有读过他太多的东西。不过，就华生与张维迎就价格双轨制的争论而言，我认为华生的态度要比张维迎更可取。张维迎为人可能有些直和迂，他“搞”价格双轨制这件事儿就显得很偏执。
这种争论无论对学术进步还是对个人声誉，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经济学历史上有很多“优先权”的争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总是在私下与学生交流中说他对边际效用价值论有优先权；杰文斯不以为然，不跟他争。结果，马歇尔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也一点也没有改变学术界的认识。在张伯伦与琼·罗宾逊就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优先权的争论中，琼放弃了与他的争论，张伯伦还是一如既往宣称并证明自己的优先权，结果琼在其他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就，而张伯伦则一生困守在这个领域。我要说的是，太斤斤计较某些东西的人，反而可能会失去这些东西。
其实，就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来说，张维迎算是很有创造力的学者。他确实是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主张的。但张维迎 “搞”价格双轨制这件事儿，真的是不值。争来争去挣不到什么，还败坏了自己的形象。更可怕的，张维迎的这种做法，还可能败坏学风，给年轻人树立了不好的榜样。
有人说，比尔·盖茨是不会弯腰捡地上的一百美元的，因为机会成本更高。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创造力衰竭了，有些老人才会更加在意那些自以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没必要。年纪大了也可以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在很多方面创造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