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税减负必须强调对“全景图”的把握

贾康 原创 | 2019-06-26 11:02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财政 立法 减税 

  税制改革确实不只是减税的问题,在努力减税、减负、减五险一金与多种行政收费和减各种制度性成本的同时,大家还必须逐渐凝聚共识,力求形成可操作的高水平的立法过程,完善个人所得税、确立房地产税,未来还必须研究讨论遗产赠与税等直接税制度建设问题。

  一、从《大国税改》写作背景谈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经济社会发展成长,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千年之交以后,中国入世,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快速缩小,两国间也形成了“当下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最开始,美国感觉跟中国保持这样的关系更多还是利益上的互惠互利,美国明显是头号强国,它的高端产品全球都有需求,中国人也愿意买,而中国则为美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大量中低端产品。总体而言,高端和中低端间的互补使两个经济体形成了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为主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几年美国明显感觉到与中国差距缩小相伴随,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似乎对美国形成了威胁。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和对手方希拉里在对中国的态度上,其实是一致的,都主张遏制中国。特朗普上任以后,很快兑现竞选时所说的税改规划以振兴美国经济。

  如果单看其国内减税,特朗普这一举措确实在释放供给侧潜力,让美国那些作为市场主体的千千万万分散的企业更愿意投身于创新创业活动。对于全球而言,显然有“外溢性”作用。这个外溢性在中国,客观上产生的重大影响,就体现在媒体上、社会生活中各种场合大家高度关注中国的税收怎么合理化?中国是否应做顺势而为的更好的减税安排?

  二、从减税看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全局

  讨论减税,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全局观。要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景图之中,看到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个大国在寻求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必然产生互动这个视角上,我们必须把握的一些基本认识。

  税制改革是中美这个阶段上的热点,“减税”在取向上其实中美高度一致,也必然包括不少“牵一发动全身”的难点、敏感点、兴奋点。真正高水平的为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减税和税改,一定还要把短期的诉求和中长期的现代化战略密切结合,所以,这也成为另外一个维度上我们写作《大国税改》一书的基本意旨。从减税到全局,从当下到长远,这两个视角又是有机结合的。 

  三、美国历史回顾:“进步时代”和基础性制度建设

  必须回顾一下美国历史上和税制建设相关的一段历史。研究学者都认同,从1880到1920年这40年间,所谓“进步时代”,对于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意义非常重大。这个时代可以产生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启示,里面包含如何完成现代化取向下的税收、预算、公共意愿表达和法治化等方面的制度机制建设。

  当年美国在势头发展强劲的同时,出现了类似于中国前些年大家都在议论的社会弊病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税收。政府怎么收钱?需要通过方方面面充分讨论,在此基础之上确定到依法的税收制度上。到1913年,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形成了其主要税收收入来源——个人所得税的规范的法律文本,一直延续到现在,而特朗普的减税,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减联邦政府的第一税收来源——个人所得税。

  四、中国与美国在减税上具有共识,中美税制有明显区别,需形成合理的全景图的把握

  美国在70年代滞胀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里根竞选成功,推行在供给侧通过减税释放潜力、焕发活力的政策主张,把个人所得税税率往下降,税率的档次减少。“里根经济学”下的这些举措,是受到了当时引起重视的供给学派以减税激发市场供给主体活力思路的重要启发。特朗普本轮的减税,可以说跟里根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的减税,显然要借鉴和得到供给学派他们当年所起到的作用的启发,必须站在前人肩膀上,把新供给经济学概念之下相关的认识再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但中美的税制具有重大差异,不能简单地仿效美国,以防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比如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靠两大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和工薪税,得到它收入的80%左右的财力支持;美国地方政府税收主要来源是称为“财产税”的房地产税。而中国明显是以间接税为主。我们既要顺势而为,推进减税,又要针对中国自己的国情、自己的通盘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和自己现在的制约条件,把中国的减税减负和总体的情况与税改的客观要求联系到一起,形成合理的全景图的把握,以及中国自己尽可能高水平的可行方案。

  五、中国直接税制度建设无法回避

  社会现代化离不开税制现代化,税制现代化离不开直接税。

  如以直接税为主,在初次分配环节里将更有利于充分地给出宽松和激励的创业创新环境,充分调动创业创新者的积极性。美国在初次分配里,甚至根本就没有增值税。不能说美国就多么完美,但至少有我们必须承认的重要的启发,而美国建成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过程,更是具有启发。我们现在改革的系统工程,涉及中国怎么攻坚克难啃硬骨头,只有思想再解放,才能改革再深入。

  中国的税制改革确实不只是减税的问题,在努力减税、减负、减五险一金与多种行政收费和减各种制度性成本的同时,大家还必须逐渐凝聚共识,力求形成可操作的高水平的立法过程,完善个人所得税、确立房地产税,未来还必须研究讨论遗产赠与税等直接税制度建设问题。虽然说起这些问题,可能会引发很多社会成员的“税收厌恶”,得罪很多人,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者,还是要在这方面尽量发出理性的声音。

  如果我们掌握好应讨论应改进的税收制度,还有其必然联系的以税制筹集政府收入以后钱怎么用的更完整的预算制度的改进,以及要处理好与财政预算、税收制度必然形成联动关系的必须走法治化之路来发展的公众参与机制。

  六、面对不确定性把握确定性

  中国人自己要掌握好的,就是要在不确定性面前紧紧把握我们可选择的确定性,继续在改革开放道路上超常规发展——这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中美关系,从根本上看,从长期眼界来看,不是“谁战胜谁”的关系,而是要在导引中“斗而不破”、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是“和平和发展”时代主题之下和美国多轮博弈、“有理、有利、有节”地既双边博弈又扩展到全球多边博弈,争取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共同造福于全世界人民。

  我们要变坏事为好事;变压力为动力;逐步变被动为主动。

  七、中国:在现代化主线上争取和平崛起

  供给侧的创新已经带来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内含的可能性:一方面,从正面努力发展共享经济,中美共处一条产业链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发展,是已有客观基础和必然要求继续把握好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清醒地知道供给侧创新早已带来了“核威慑”,从而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极大概率上可以避免,因而中国要坚定不移地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定不移的开放和坚定不移的以开放促进改革,把握好我们可选择的自己的确定性与应有的作为实现现代化“中国梦”。

  中国和平崛起,必然表现的过程是在类似于税改的互动和这种互动中大家都要寻求发展的情况下,在时间朋友的帮助之下,和平地缩短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距离。这样一个进程是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是在长远根本利益层面有利于美国在内的世界人民的。我们愿意在这些方面,尽学者和研究者的努力,来共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

  注: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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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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