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原则”,对应“仨自组织人”观念变革

三中原则,对应仨自组织人观念变革

——读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高尚全先生颇具创新地提出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我与高先生相逢于2008年北大经济学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高层论坛上,后又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重逢,参加“中国未来十年的改革前景讨论会——《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上重逢。


社会转型大师高尚全重逢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专家首届座谈会上

此后,每次看到高尚全先生的文章,都会认真阅读。这次我想说的是,如果仅仅从改革的政策实践上看,高先生提出“两个中性原则”,是他继当年排除万难与马洪等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2)概念,即“权控市場經濟”(中国模式),亦即既要解決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和“姓社姓资”意识形态争执問題,又要先让权力放心,还要让权力心安理得地务实操纵、壟斷市場,采取的改革折衷方案之后,在中国经济压力下行加大和中美贸易持续摩擦背景下,给出的又一个回避“孰公孰私”(姓公姓私、以公兑私、假公济私、国富民富等等)根本认知问題,搞“深化改革”的一个权宜性办法。

真难为高先生了!

只是今天,无论是“中国经济压力下行加大”,还是“中美贸易持续摩擦”,都只是“孰公孰私”这一导致中国“跛足改革”(胡温发现,2003)根本认知——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问题的表象。

高尚全先生的可贵之处,是结合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提到的竞争中性原则,提出了“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两个中性”原则,而且从哲学思维上澄清了“中性”认知,区分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分为二”是表述认识事物的最终性质,“一分为三”则是认识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法。

这个思维方法上的“最终性质”与“现在状态”区分,不仅超越了以往谈改革状态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下一步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方向。

这就是,“非中性”的“孰公孰私”问题,包括姓公姓私、以公兑私、假公济私、国富民富等等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上的偏颇、偏袒问题,再也不能用某种似是而非甚至以非为是的意识形态说词绕过去回避了(参看钱宏《再论走向共生之第三次思想解放》、《从“三个代表”到“新三大法宝”——以共生的名义:重塑“私有财产”与有公信力的公权力》,刊精神文明网http://www.jswmw.com.cn/portal.php?mod=view&aid=22602)。

钱宏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特约专家首届座谈会上谈“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显然,常识告诉我们,从事物现在状态的“一分为三”,引出的所谓“中性”,就是思维方式上“不偏颇”,价值取向上“不偏袒”。如果要提“中性原则”,那么,竞争中性、所有制(应当是所有权)中性,离不开劳动分工中性!

就是说,即使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两个中性原則,也还是不充分的。应当提劳动分工中性、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即“三中原则”,才是一個經濟體(个体、群体、共同体、共生体)正常运行的充分必要條件!

      道理很簡單,亚当·斯密发现了劳动分工,哈耶克从哲学上进一步發現:计划体制是不可持续性的,劳动分工的本质就是知识(技能)分工。

千万年来,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本能和知识(技能),以价格为唯一信号进行分工交易,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并促成人类的进步与繁荣,改进生產和生活方式。

任何个人、团体、共同体(政府)都不可能掌握市场运转所需的所有知识(技能),因此计划体制、产业規劃,必然造成巨大浪费、甚至灭杀“知识分工,竞合共生”,最终导致真理终结、经济崩溃、道德沦丧……

所以,我想在高尚全先生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作如下补充:劳动分工中性+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三中原则”

我相信,高先生的哲学思考,加上我这个小小补充,不仅是竞合共生的另一种表述,而且也是人们改变经济学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里还必须对“三中原则”中的“劳动分工中性”,作出比哈耶克进一步的揭示。说劳动分工的本质是知识分工没有错,但知识分工何以可能呢?知识分工,远不只是教学意义上的“学科分工”或“技能分工”。

以共生经济学(Symbioecnomics)观之:

首先,哈耶克发现的“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知识”的前提,是“每个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存在,亦即马克思揭示的作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近三十年来,由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及各种智能技术、物联网迅猛发展和世界贸易格局根本变化,引发的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绝不简单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片面的“理性经济人”分工、分权、分利追求市场占有率/力(往往引向零和博弈),以及市场占有方式——产品、品牌、标准、垄断、绩效——的改变,而是“零收费(相对于区块)、零壁垒(营商环境八要素)、零歧视(相对于特权)”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再适应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发展趋势。

第二,“有生命的个人”作为活的行为主体的存在方式,表现为富有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因而也就是熊彼得“创新”主体,而作为创新主体,必然具有其“独有的”丰富性。我们很容易发现,任何市场主体(subject),都有追求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体验性效能,而并不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方式都同时具有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三位一体全人称(你我他)共襄生长的特征。我们将这种开放赋能的三位一体全人称市场主体,称之为“仨自组织人”(Three Self-Organization Person)。正是“仨自组织人”这种丰富性、差异性、独有性,构成了作为活体的个体、群体、共同体、共生体既不相同又具有中性(平等)权利的社会现存状态。

更重要的是,不同市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之间,呈现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超越了,甚至消除了传统的主客体(Subject and object)关系。因而,所有“仨自组织人”从组织内到组织外,都彼此互为主体。而且,互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能够实现系统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法单独实现“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感统一,且可体验的高效能、高质量发展。于是,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共生逻辑——生成了一种整体高效高质的市场综合有机体——共生体(Symbiont)组织。共生体组织,也叫共生型组织,是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Community)组织而言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態。

于是,更加令人激动的大事件将会发生——由仨自组织人形成的共生体这一组织形态、组织方式的根本性的改变,带来了人类超越同质化竞争的竞争方式的改变——竞争与合作的共襄生长Grow by Symbiosism)

竞争方式的改变,会激发作为“仨自组织人”个体和群体的上进心和创造力,使之超越自我,开发潜能,激发学习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取长补短,共襄成长。所以,这样的竞争并不排除合作,尤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中,由于资源共享、利润共赢,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而“打破了组织传统竞争模式体现出的单向线性思维,是一个双向或者多向的思维模式,使得有机系统中的组织个体可以开展基于自身优势、并为成员贡献价值、融合共生伙伴资源的网状发展”(陈春花),所以,共生体组织,真正实现了竞争与合作的不可分割,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在合作中集聚力量、启发思维、开阔视野、激发创作性,并能培养同情心、利他心和奉献精神。

哲学家休谟说“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于是,“创新分工中性”概念,成为“竞争中性”的有机组成。我们将“三链生態圈”中这种高尚的竞争,称之为“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第三,富有“仨自组织人”意义的创新分工,不只是亚当斯密发现的“理性经济人”的“劳动分工”,也不只是哈耶克发现的“知识分工”,以及马克思看重的大工业化“集体(无产阶级)劳动分工”,如果只是“劳动分工”“知识分工”和“集体劳动分工”,这些分工,事实上随着科技创新及其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生態圈”形成,都将被自动化、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机器人所取而代之。

企业家的行为是其创造力的表现。亚当·斯密:“人人拥有的财产就是他自己的劳动,因为劳动是所有其他财产的最初根基,所以是最圣洁,最神圣的。”这就回到了“劳动分工”的出发点和目的意义问题,也就是如何保持不同的仨自组织人“生产-交换-生(活)態”的权利(权力与利益、义务与义务)动态平衡问题。

共生经济学认为,传统产权理论,尤其是公有制、私有制的产权理论,及其政策实践,不再适用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生活生態活动的规范,而由仨自组织人展开的综合“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思想,应运而生。今后,那些拘泥于“公有制”“私有制”“国企”“民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应当改变。因为,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这一“中性伦理(幸福)”底线。因此,所谓“所有权中性原则”,指称的不再是“公有制”或“私有制”意义上的中性,而是“共生权”意义上的中性。

我理解的劳动分工中性+竞争中性+所有权中性“三中原则”,对应着“仨自组织人”及其“创新(劳动)分工”和“共生权”观念变革。

这样,就必須在“孰公孰私”(姓公姓私、以公兑私、假公济私、国富民富等等)的認知上,彻底解放思想,而后,中國大陸經濟結構性问題,也将自然而然得以解決(参看钱宏《中国经济潜力呼唤新经济学思维》,刊国务院发研中心《经济要参》2019年7月31日)!

于是,我冒昧地认为,高尚全先生说的“下一步改革”,当立“三中原则”,而对应的经济学思想及其基础理论,即是确立经济学对象的“仨自组织人”改革。

而一旦在“下一步改革”中引入“三中原则”,引入相应的“仨自组织人”理念,那么,就势必要求在政体、经济体、自然体的组织和行为上实行真正的“全面改革”:权力的归权力、市場的归市場、资本的归资本、劳动(知技)的归劳动,还有自然的归自然、社会的归社会、家庭的归家庭,各有明确分工,相互作用,共襄生长!

 

 

陽子哥2019年8月5日晨于辽东灣童心公寓

 

 

附录:

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转引自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公众号”)

 

不久前,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我结合此前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在G30国际研讨会上提到的竞争中性原则,提出了两个中性原则,即竞争中性原则+所有制中性原则。之所以提出两个中性原则,是因为竞争中性原则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所有制中性原则,竞争中性原则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建议把所有制中性也作为重要原则,形成系统性的两个中性原则。对此系统性的两个中性原则,我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哲学思考。

 什么是中性原则

所谓中性原则,指的是绝大部分社会事物不是由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单纯对立两方面组成的,而是存在大量中间事物和中间地带,甚至这些中间事物才构成了社会事物的主体。因此,对待各项社会事物,不能简单地用两分法去区分内外、敌我、对错,而是要以中性原则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和处理。

1、中性的普遍性

中性是具有普遍性的事物特征。《道德经》里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其中的一生二的哲学意义是事物即矛盾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演化,呈现出来就不是,而是,所以三生万物。因此,一分为二是表述认识事物的最终性质,一分为三则是认识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法,两者不能混同。事物的现存状态往往可以一分为三,所以有正、有反,也有中;有有益、有害,也有无害;有姓资、姓社,也有更多的既不姓资也不姓社。

我的老朋友艾丰曾经详细地阐述了中性论,他认为,在所有领域中,是一个广泛的存在。不仅有无阶级性和无社会制度属性的事物存在,就全社会而言,就人类整个发展史而言,中性的事物是社会存在的主体。中性事物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据,是继承和创新能够结合的基础。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整体来看,也是无阶级性和有阶级性、无制度性和有制度性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体或融合体。

2、什么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

什么是竞争中性?就是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必须公平竞争,政府的行为不给任何市场主体参与者尤其是国企带来任何不当的竞争优势,不特别保护某一个竞争者。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在其《竞争原则协定》中提出竞争中性概念。后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竞争中性的含义进一步拓展,为了使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给国有企业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明确政府采购等八个方面的标准。

什么是所有制中性?就是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不仅要平等竞争,而且要一视同仁,不分我高你低,不因所有制差别而进行歧视,也不应对不同所有制规定专门的限制措施。我认为,竞争中性原则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所有制中性原则,竞争中性原则很难落到实处。因此,建议把所有制中性也作为重要原则,形成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双重原则。各种所有制都是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则都是为公平、公正的市场发育成长创造环境,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改革历史进程中中性原则起的作用

回顾历史,对中性原则的自觉运用和把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于推动改革的前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计划与市场竞争论中的突破口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意识形态的主流是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现在看来,这是典型的庸俗二元对立的错误看法,将事物的最终性质和当前状态混为一谈,将市场经济这一无阶级属性的事物跟资本主义绑定。经过改革开放酝酿阶段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人们逐渐接受了中性原则。人们或者没有准确地认知中性原则,但是小平同志强调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是典型的中性原则的一种深入浅出的阐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是中性原则的政策衍生。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着重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完全是中性原则具体而生动的阐释和运用。

基于这些中性原则的运用,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无社会属性,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改革因此首先在计划与市场竞争论中取得了突破。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过程中,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最终为中央所接受。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伟大成就证明,带阶级属性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样中性事物的结合,是对中性原则自觉运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突破和胜利。

2.学习国外经济管理经验

根据中性原则,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管理经验,属于典型的中性事物,也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更可以用的事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出许多成熟的经济管理经验,包括宏观调控的经验、微观企业管理的经验、资本要素市场组织管理的经验等等。这些经济管理经验都属于中性事物,不带有阶级属性,又都是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这些国外经济管理经验十分有利于市场经济,并无害于社会主义,最终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毫不犹豫地学习这些先进的国外经济管理经验。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自觉运用中性原则,充分地学习国外经济管理经验。譬如1985年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我们邀请了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向他们学习如何将宏观调控与市场作用结合起来。这次学习讨论的结果,为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体制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再如股份制这一微观经济组织形式,过去长期以来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因为股份制是与资本、资本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看来,资本只是一种生产要素,股份制也只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在创新经济不断发展迭代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和科技创新要素越来越重要,正逐渐取代资本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股份制也因此不断发展,形成如期权激励股份合作制等等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充分说明,股份制是一种中性的事物,股份制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应当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和利用。

3.中共诸多重要政策文件蕴含着中性原则的内核精神

中共多次提出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内核。中共十八大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历次中央全会文件表述的核心实际上与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内涵并无二致。即无论各种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成分,在政策环境、法律保障、要素供给等方面,俱应平等竞争、一视同仁。

 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把握好中性原则,不仅是新时期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乃至全面深化改革都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改革中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

1.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需要落实两个中性原则。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这个硬骨头主要讲的就是改革要面临的既得利益的阻力。类似行政垄断、歧视民营企业等等都是既得利益格局的具体表现。为此,就必须通过落实两个中性原则,破除行政垄断,把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与此同时,各部门、各地方、各司法机构都应当在中共领导下高度重视两个中性原则,各部门、各地方、各司法机构必须协调一致,补齐政策和法律短板,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稳定的环境。

2.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落实两个中性原则。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国有企业不断改革的进程。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职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属于中性事物的范畴,从这个角度出发,资本市场和在资本市场上的进退,都属于中性的范畴。因此,国有企业瘦身健体,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国资委职能从管人管事转到管理国有资本上,都是落实两个中性原则的体现,并无关阶级性。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则是推动中性事物与社会主义属性的结合,更值得鼓励。

3.应对国际贸易纠纷需要落实两个中性原则。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纠纷是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和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各项改革开放措施,来化解这一风险。一方面,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坚决回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讹诈和不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则要加快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被攻击的破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主动落实两个中性原则。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实质焦点是两个:一是对国有企业的定性,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享受特殊政策,处于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地位;二是希望压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保持美国高科技的竞争优势。主动落实两个中性原则恰恰是应对这两个矛盾焦点的重要法宝。两个中性原则的缘起本身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为创造不同国家、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公平竞争环境。对这一原则的主动应用和落实,加快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上被认可。

 

作者:高尚全

来源|财新网

原文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19-06-26/1014316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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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多年前,我们被散播在风中, 到世界各地去繁衍; 重逢和解后, 我们秉承不同的文化惯习, 灵动地走向英特网, 在各个场域自在共生…… ——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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