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空间关联及溢出效应
文/陈柳钦
贫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吞噬人类社会机体的毒瘤。作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的贫困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我国返贫进程中主要面临着人口规模大以及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均衡两大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我国农村展现出来的贫困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可是贫困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反贫困进程的推进，贫困问题愈加复杂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卓越成就，贫困人口规模从1978年的7.703亿下降到2018年的0.166亿。目前，我国脱贫攻坚进入攻城拔寨的冲刺期，贫困问题愈加复杂化，已不是仅仅停留在经济贫困，亟需从经济、教育、健康、交通、住房、环境等多维度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能力减缓贫困。长期以来，由于受数据收集及人类对贫困本身认识的限制，人们习惯于将贫困定位于经济贫困。事实上，贫困意味着缺医少药、饥饿难耐、失学、失业、居无定所、环境恶劣、交通困难等各项基础设施得不到满足。因此，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如果仅从经济维度测量贫困，可能会导致生态环境、住房、交通、健康、教育、信息等其他贫困维度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得不到及时的救助。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综合能力的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我国贫困问题日趋复杂化，贫困减缓的速度比不上金融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经济发展初期，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产生扩大区域发展差距的“极化效应”；而长期阶段，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却能够带动落后地区的投资、就业，增加政府及居民的财政收入，产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减少贫困的“涓滴效应”。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源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体系，他认为如果个人或家庭缺少足够的营养、基本医疗条件、住房保障和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等，就意味着处于贫困状态。在我国当前财力总体有限，特别是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仅靠有限的财政减贫资金，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必须充分发挥金融减贫的杠杆作用。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步提升，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方面已经由此前的绝对贫困逐步转变为相对贫困和社会排斥，收入之外其他维度的突出贫困凸显了农村反贫困的多维态势。统筹治理农村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等多维贫困已经成为新时期反贫困战略的新内涵与新挑战。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村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不仅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和主要推动因素，而且已经被证明是缓减贫困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农村金融的建设和发展，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重要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充分地发挥减贫功能，我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三农”问题连续被强调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也就成为国家新一轮金融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2007 年我国开始推进国有农业服务银行进行改革，2008-2010 年间，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稳步推进，各银行金融结构在农村地区布局设点，银监会释放鼓励支持条件成熟的农村商业银行上市的信号，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0 年以后，国家高度重视发挥农村金融在服务“三农”中的核心作用，引导主要涉农金融机构通过发展创新贯彻国家支农惠农政策。自此，农村金融基础服务覆盖面加速扩大，农业保险稳定器的作用也逐步凸显。在连续多个金融政策的引导和催化下，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大幅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广度与深度明显拓展，农村金融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明显提升。然而，由于中国农村金融既有的外生性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强烈的政府偏好，地方政府和部分金融机构固有的“重工轻农、利益至上”思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金融资金流向的“非农化”，致使农村正规金融虽被过度强化但资金配置效率依然不高，农村非正规金融虽被压抑但仍顽强生存，深处“合理不合法”的角色尴尬。农村地区仍显巨大的农村资金需求缺口，仍需截止的农村金融资金外流，仍待从根本上改观的农村贫困群体“贷款难”、“贷款贵”的现实困境，以及仍要不断巩固的农村金融扶贫的主力军地位，无不彰显着中国农村金融深层次“破冰”的必要与迫切。
空间关联性越来越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空间同质性假设在解释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关系方面可能存在缺陷。原因在于资本、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可跨区域流动且流动效率与区域间距离成反比的特性使得相近的地区在生产活动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因此，贫困现象及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可能在地区间存在空间相关性，不同地区间普惠金融发展的相互依赖与空间溢出效应对贫困减缓有着重要的影响。区域整体贫困水平较高大多归因于地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作用结果，这种作用联系不会因地区的行政划分而骤然割裂，而是在地区间相互影响逐渐过渡。相反，对于金融业的发展，经济特性相较于自然特性更能对一地区产生决定性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并不是只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向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溢出，不同地理位置、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相互之间依然具有关联性和溢出性。经济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区域倾向于面临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金融资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此情况下，地区之间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更为剧烈，从而造成更高的资源损失及负外部性，此时周边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是以邻为壑的结果。而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区域倾向于拥有更为丰富的金融资源，地区之间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更为缓和，从而造成更低的资源损失及负外部性。在相邻区域内，资本、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传导是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的主要原因，其中货币能从完全均衡的简单循环流动与结算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从而促进周围地区经济增长。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所在，金融部门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将资金输向最具生产力的领域。从微观层面来看，发展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账户的使用率，促进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以提高个人消费、收入和投资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宏观层面来看，传统金融服务的排斥性导致收入差距现象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金融机构可持续性的普惠金融发展有效提高了收入水平和机会的平等性，优化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而有效缓解贫困问题。此外，金融中介功能能有效促进近距离区域的产业部门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以此带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规模发展，提高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对地区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另外，区域经济发展使得行业、金融机构及企业间绝对距离缩小，便利经济体间协作互惠、信息沟通与技术创新，形成的经济信息网络能够促进企业合作交流，便于建立信誉机制给实体经济带来额外收益。
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第一及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增加，承接第二产业的结构性、摩擦性失业人员，进而促进总体就业水平的提升。就业水平和经济发展对邻接地区多维减贫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公共服务对邻接地区多维减贫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提高就业水平有利于提升贫困群体的收入和能力，从而有助于多维减贫。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使得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周边地区扩散辐射，帮助周边地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创造新的经济收入，形成区域之间良性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本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并未惠及周边地区，差异化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并未产生扩散效应，不利于多维减贫。也就是说，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相邻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初期有利于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但长期则对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具有抑制作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相邻地区和本地区在争取农村金融资源方面可能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空间溢出表现提示政府在落实扶贫减贫工作中不仅需要有针对性地在地区内定点扶贫帮贫，同时对于大面积整体贫困的农村地区更应以大范围的区域整体发展带动重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金融活动的延展性与流动性优势，使金融发展的“涓滴效应”能够渗透于贫困弱势群体及地区，通过相邻地区优先发展起来的消费及就业等经济活动惠及贫困居民，最终在整体上达到减贫的目的。
因此，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要从全局出发，树立空间一体化观念，多层次科学发展普惠金融，统筹各地区普惠金融公平发展。对于发达地区，需要注意普惠金融发展的瓶颈期，创新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升级和转型普惠金融服务，推动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保持普惠金融持续增长。对于落后地区，仅仅进行政策扶持无法促进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应明确发展目标，做好顶层设计，加强与其他地区的金融联系和经验交流，根据该地区的人口、地域、政策等特点，转变普惠金融发展方式，加强地区之间的交流合作，缩小普惠金融发展差距，同时从微观领域出发，集合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推动小额贷款、互联网金融、村镇银行等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使人民切实享受到普惠金融的服务。针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应进一步加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合理引导农村信贷资金服务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降低信贷门槛，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使更多低收入者获得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应更加注重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努力提高农民等弱势群体对于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实际利用水平，保证让消费者特别是弱势群体能以合理的方式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带动周围普惠金融协调发展；而金融发展普惠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应侧重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对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同时结合各地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达地区，要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的农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鼓励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合理引导本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避免地区间金融资源的过度竞争。考虑金融发展减贫的区域差异，准确选择金融扶贫对象，加大对东中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力度，特别是加大特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充分考虑其空间溢出性，允许不同省份扶贫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异，多维贫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对政府解决贫困问题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应将多维贫困的空间相关性纳入到扶贫减贫政策制定过程中，采取更为有效的区域政策组合针对最具辐射力的深度贫困的省份进行帮扶，这样既可以有效的解决贫困问题，同时有助于减少我国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需要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维持健康有序的竞争机制，充分重视跨省市的空间关联性，避免恶性竞争，形成一种互利共赢的金融服务格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对其他地区产生较大的溢出作用，需要寻找普惠金融创新渠道，激活新的溢出作用源，发挥更加强大的溢出作用，对其他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起到示范作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在接受其他省市溢出效应的同时，也要努力寻找本地区普惠金融溢出渠道，带动关联地区共同发展。政府在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关联关系和溢出效应，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合理选择全国性示范性地区，带动关联地区协同发展。适当调整贫困地区的贷款利率，放宽涉农贷款限制条件，提供更适合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努力让更多的贫困人群从金融发展中获益，使得金融发展促进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行之有效的途径，应从贫困的各个维度出发更加准确有效的解决目前的贫困问题，提升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能力，各施所长，优势互补，逐渐缩小区域差距，以期早日彻底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
「作者简介」陈柳钦，男，湖南省邵东县人，教授，著名学者，产业经济、城市经济、能源经济和金融问题专家。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现为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