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WTI油价(二)——走上神坛的WTI油价

冯跃威 原创 | 2019-09-02 00:22 | 收藏 | 投票

  导读:从遗传路径与绩效看,只要这个WTI期价始终隐含着“阿克纳卡里协议”行业垄断的基因,并长期、持续地被世界各个原油市场买卖双方所接受。美国对WTI原油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就不会轻易地走下“神坛”。

  不知从何时启,WTI油价成为了世界各国主流媒体必谈的要闻之一,甚至于纽约商品交易所(NYMAX)最先为其设计了期货合约,成为场内和场外最重要的交易工具。然后,该期货合约又成为了各种原油金融衍生交易工具创新的核心标的,以及无疆界金融资本和跨国石油公司进行资产配置或避险最重要的交易手段。

  那么,WTI油价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怎样一步步演变并走上神坛的?本文试图就此做一简单的介绍。

  横空出世的WTI遗传基因

  从国际石油市场发展史看,国际石油市场的形成,与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划分全球势力范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原油定价机制(模型)中也就被植入并始终隐藏着在那个时期为原油定价遗留下来的遗传基因。

  自186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50年后,其红利随着时间流失而陆续进入滞涨或衰退期。即使如此,在此期间也的确使美国的出行从马车轮子变成了汽车轮子,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迅速进入到汽车时代,汽车保有量从1916年的45万辆暴增到1929年的2310万辆,同时,对汽油的需求也从每日103万桶暴增到258万桶(1.29亿吨/年),但油田开采能力和后备探明储量不足等问题也陆续显现出来,并成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最头痛的问题。

  然而,随着油价上涨,更多资金涌入石油产业,同时也有更多的资金投进石油勘探开发的科技创新中,其中,物理学中地震技术成为了发现潜在油气藏的火眼金睛,而石油地质学的应用又为提高勘探成功率提供了理论上的保障,类似的众多科技成果共同帮助美国人进入了油气田大发现的黄金时期。

  其中,在上世纪20年代,分别在加利福尼亚州先后发现了希格拉山、亨廷顿滩、圣菲泉等大油田。1928年,在中西部发现俄克拉荷马城等大油田。从1925年起,美国每年新增储量都在10亿桶以上,石油年产量也从1922年的1.54亿桶增加到1929年的10亿桶。

  由于石油工业是一个投资大、回报高、风险大,且周期较长的产业,但高油价还是诱使追逐快钱的资金自发、无节制、大量地涌入,这迅速造成了产能的严重过剩。而在既有汽油消费市场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为了回收投资,各石油公司大打价格战就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必选的一种经营策略。

  其结果是,在1926年东德克萨斯大油田投产后,德州油价立即从每桶1.85美元下降到每桶1美元,到1931年5月底,油价又被直接钉到地板价每桶15美分,有的地方因恶意倾销甚至每桶只卖6美分甚至2美分,成千上万的中小石油公司纷纷破产,为了解决这一困局,携带富余产能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了不二的选择。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同一时期中东等地区也陆续发现了大油田,特别是1927年伊拉克基尔库克(Kirkuk)等中东国家大型油气田被陆续发现,其资源丰富、储量大、埋藏浅、单井产量高、生产成本低的特征逐渐表现出了其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在欧洲石油巨头增大投资的同时,也加速了世界性的原油供大于求问题的出现,使美国的石油公司面临着国内外全方位的挤压。

  为了获得和巩固更大的市场份额,1927年9月,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率先在印度市场上发动了“石油价格战”,与美国的飞马石油公司对垒,随后,又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过招,价格战迅速使世界石油市场原油价格大幅下降,形成了全输格局。

  为了走出价格暴跌的困局,能在定价上达成一致,并避免与美国石油公司在已经开打的价格战中再做出进一步的报复行动,英荷壳牌集团董事长亨利·迪特丁(Henri Deterding)邀请英波石油公司董事长卡德曼(John ;Cadman)、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总裁沃尔特·蒂格尔(Walter Teagal)以及海湾石油公司的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罗伯特·斯图尔特等在他的苏格兰的阿克纳卡里城堡开会,并在1928年9月17日达成了“阿克纳卡里协议”,又称为“维持现状协定”。

  实际上,这份协定让各大石油公司瓜分了世界的石油市场和资源。是基于“按现状”的原则进行的——这些互相竞争的石油公司应该接受“它们目前的业务量及其未来石油增产量的份额”,试图避免进一步的价格战。直到1952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公开,才使这份协定被世人所知。实际上,它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垄断协议——卡特尔。

  由于美国和墨西哥当时的原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0%左右,尽管中东等其他地方的原油生产成本都比美国低,但谁都承受不起美国石油公司的恶意杀价,所以,在谈判中,首先确立了各石油公司的市场份额。其次是确定垄断价格。美国人仗着其国内超大富余产能的优势,直接给出了定价模型,即将世界各地原油价格一律以墨西哥湾的原油价格加上从墨西哥湾运往世界各地的运费来计算,即“海湾基价加运费”的定价模型。

  该模型规定,无论是从南美、中东还是世界任何地方的原油销往消费国,都视同是从美国墨西哥湾销往该国,因此,价格是墨西哥湾离岸价加上运费,只要将实际发生的运费和油价之和控制在海湾基价加运费以下就可获得盈利。

  该模型对大西洋两岸的石油公司越来越有利,保护了昂贵的美国原油生产,保证了在别处经营廉价石油的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等国际石油财团的高额利润。同时,成为了对产油国资源资产盘剥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次,将美国国内市场排除在外,以避免触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随后,又有包括美国雪佛龙、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和飞马等著名的15家国际石油公司加入。

  因此,“阿克纳卡里协议”“窃取”了世界原油的定价权,成为随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原油定价模型和洗劫产油国资源财富最重要的协议,甚至该定价模型中的墨西哥湾原油价也成为了遗传基因,并延续至今。

  1934年4月,埃克森、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再次在伦敦秘密开会,重新修订了“阿克纳卡里协议”,起草了一个在全球推行的“原则草案备忘录”,规定了限制彼此之间进行竞争和与局外人分享所获利益的规章,并制定了包括惩罚制度及监管和执行机构,同时继续将美国市场排除在外。由于全球大部分石油资源都掌握在这些大公司手中。因此,该协定使它们将国际原油价格稳定在了美国国内的水平上,限制了在每个国家内的竞争,实现了洛克菲勒所开创的石油垄断模型,并将被美国政府禁止的垄断行为模式机制化,完好地移植并推广到了全球,形成了全球性的石油卡特尔。

  二战后,随着波斯湾石油产量日益增长,在欧洲各国及其石油巨头的强烈抗争下,也曾出现过用美国墨西哥湾出口的原油价格加上从中东波斯湾运往欧洲目的地的运费之和的定价模型。但墨西哥湾原油价这个遗传基因却始终未被剔除。

  无效抗争并被强化的WTI遗传基因

  二战前,跨国石油公司利用石油租借地,每拿走1吨原油,仅给东道国4个金先令;战后初期给30美分,1952年后才改为按定价的12.5%计算,而且,租借地还成为了它们控制下的“国中之国”,勘探、生产和出口等经营权都掌握在它们的手中,东道国无权过问,它们甚至有自己的武装部队。

  到60年代,美国每桶原油的生产成本为1.51美元,但在中东平均仅有0.07美元。因此,从1928年到战后初期,西方市场的原油价格是每桶2.22美元,1948年以后,经几次调价,中东油价每桶比美国低0.76美元。1960年的价差重新扩大至每桶1.18美元。仅原油价差这一项,从1953年至1970年的21年间欧佩克13个成员国因“阿克纳卡里协议”被洗劫的财富就高达2150亿美元之多,若以2018年底的不变价格计算,绝对不少于1.76万亿美元。

  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平均原油售价为每桶3.17美元,而在美国以外的石油市场上,欧佩克各国的平均原油售价仅有1.15美元,不及美国售价的37%。如果中东原油和墨西哥湾原油燃烧值或加工附加价值相近,又凭什么要让中东产油国承担从墨西哥湾出发的运费?如果中东原油与美国国内原油有一样的内在价值,中东原油价格又不被刻意打压至如此低的价位,那中东原油就不会流入美国市场,美国政府也就不用在1947年、1957年、1959年、1968年和1971年频繁出手干预美国原油市场,限制本土原油出口、实行原油进口自愿限制、进口配额制、强制性进口配额和价格管制等行政或立法的规范。

  也正因这种带有掠夺性的定价机制才使得包括产油国和欧洲消费国在内的不满与抗争。

  特别是1971年至1986年间,欧佩克及其各产油国的抗争曾达到过极致。期间欧佩克曾经有过前所未有的空前团结,且态度极其强硬,跨国石油公司们被迫于1971年2月14日签订德黑兰协议,规定:

  税率从50%提高为55%;

  原油定价每桶提高0.35~0.4美分;

  定价以外另加5美分作为通货膨胀补贴;

  从1971年6月1日起将定价提高2.5%,以后1973年到1975年每年1月1日提价2.5%;

  取消以前由产油国付给公司的销售回扣;

  有效期5年,到1975年12月31日。

  新协议埋葬了利润对半分成原则,看似使定价权由国际石油公司向产油国移交,但依旧未能涉及到“海湾基价加运费”的定价模型。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OPEC限制石油产量,宣布收回原油定价权,将原油基准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若重新用黄金作为美元锚的话,即使油价涨到每桶10.651美元,也没有美元实际购买力贬值应有的油价高。

  1973年12月16日,没有参加禁运行动的伊朗发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其国有石油公司将其超产的原油首次拿出来进行拍卖,最高出价竟然达到了每桶17美元,高出欧佩克定价近46%,且大多都是独立石油公司所为。

  12月份,在欧佩克开会的当天,尼日利亚也举行了一次拍卖,叫价竟高达每桶22.6美元的新记录。尽管最终没有交割,尽管这种方式得到了产油国的青睐,但却遭到了西方石油公司的集体性抵制。

  一方面,由于在1973年底至1974年初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期间,沙特在暗地里向美国海军提供石油燃料,以获得美国对其参与石油禁运的理解和原谅;另一方面,有俄罗斯借欧佩克对西方的禁运大发横财。其中,在销售给西欧国家时,一般收取每桶17至18美元,比欧佩克定价高出近50%,而出口给东欧的友邦时则为每桶3美元,但卖给荷兰时竟将价格涨到了每桶42美元,是欧佩克定价的3.6倍。再加上其他非欧佩克产油国开足马力生产原油,致使欧佩克发起的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最终瓦解。

  随着美联储持续超发货币,美元实际购买力下降,1979年至1980年间又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美国墨西哥湾的油价从每桶13美元猛涨至34美元。而这个油价并非是欧佩克主动宣布要执行的现货贸易价,在进行原油价格史或石油政治研究中却被误认为是欧佩克操纵定价的结果。即使那时油价涨到每桶34美元,它依旧没有涨到以黄金为美元锚时油价应上涨的价位。

  在此期间,无论是欧佩克齐心进行的卡特尔式定价,还是个别产油国拍卖定价,在实际现货贸易中,西方石油公司基本上始终都在坚持使用美国墨西哥湾出口的原油价(遗传基因)作为现货贸易的定价锚。除非是类似日本这样原油资源极度匮乏的消费国,愿意接受波斯湾的离岸价加上从波斯湾到目的地的运费计算标准,即“波斯湾基价加运费”的定价模型。

  但即使如此,波斯湾的离岸价也是在依据美国墨西哥湾出口原油价基础上增加了升水溢价,见笔者在《能源杂志2019年第六期上刊发的《被狙击的石油人民币?》一文。即使欧洲现货报价是使用北海原油现货的报价Dated Brent,但其价格也是在依据美国墨西哥湾出口原油价基础上增加了贴水溢价。

  用金融工程工具进一步固定的WTI遗传基因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一方面,美国当时还是需要石油市场作为美元在全球的沉淀池,并通过石油美元回流机制实现美国财政部债务融资的需要;另一方面,传统的通过跨国石油公司抱团强行让产油国接受定价的那种强盗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赤裸裸的洗劫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因此,就需要寻找到更隐蔽和更市场化的定价方式来重新确定和巩固其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定价权。

  1983年3月30日,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原油期货合约。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巩固“阿克那卡里协议”中的遗传基因——墨西哥湾出口的原油价,NYMEX将美国著名的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作为最主要的交割标的物。不仅迅速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而且也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之一,同时,也是创新衍生出来金融型交易工具最多的期货合约。

  尽管英国早在1981年4月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xchange,IPE)推出了重柴油(Gasoil)期货合约交易,是欧洲第一个能源期货合约,但也不敢去触碰美国对原油的定价权,在维护美国墨西哥湾出口的原油价(遗传基因)的同时,为其实体企业提供避险场所和工具。直到1988年6月23日,才推出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但依旧是用美元进行交易。而在交易中,参与者又始终以WTI期价作为其参考价。

  在国际上,由于石油现货贸易商普遍接受存有“阿克那卡里协议”基因的WTI轻质低硫原油期货价作为现货贸易定价基准,致使IPE在开始私有化之前,所推出的Brent原油期货始终无法与NYMAX的WTI原油旗舰期货合约相竞争,交易所亏损累累,2000年4月,IPE完成改制,成为了一家营利性公司。

  由于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如果IPE将其Brent原油期货改用欧元进行交易,则将会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冲击,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非要将计划或开始实施使用石油欧元替代石油美元的产油国君主置于死地的原因,见笔者在《能源》杂志2019年第三期上刊发的《由‘石油欧元’形成的死亡陷阱游戏》。如果Brent彻底剔除了墨西哥湾出口的原油价(遗传基因),美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话语权将被弱化,甚至是失语。

  为此,2001年6月,高盛、摩根士丹利、BP、道达尔等金融机构和国际石油公司共同出资组成了洲际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Inc.,ICE),并迅速收购了IPE,成为这家按照美国东部特拉华州 (Delaware)法律成立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07年1月15日,ICE用1000万股以上的股票加4亿美元现金的方式收购了纽约期货交易所(New York Board of Trade,NYBOT),经过持续的运作,在同等贸易条件下,ICE的Brent原油期货价格被欧洲国家普遍接受并使用,其国际影响力也在同步扩大。

  有统计称,若包括现货和远期合约交易量,该价格涵盖了世界原油交易总量的65%。所以,又被误认为是比较好地反映出了全球通货膨胀和货币超发的基本情况。

  关于迪拜商品交易所(DME)与“阿克那卡里协议”中的遗传基因关系见笔者在《能源》杂志2019年第六期上刊发的《被狙击的石油人民币?》一文。

  其实,为了巩固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不仅NYMEX围绕着WTI原油旗舰期货合约进行了大规模的石油金融工具创新,而且,伦敦洲际交易所(ICE)、迪拜商品交易所(DME)也都围绕着与WTI原油期货间进行了各种类型金融工具的创新,使“阿克纳卡里协议”行业垄断基因——墨西哥湾出口的原油价格,也就是今天人们惯称的WTI期价始终渗透和影响着各个市场原油旗舰期货合约的定价,进而影响原油现货贸易。

  从遗传路径与绩效看,只要这个WTI期价始终隐含着“阿克纳卡里协议”行业垄断的基因,并长期、持续地被世界各个原油市场买卖双方所接受。美国对WTI原油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就不会轻易地走下“神坛”。因此,谁能影响或调控WTI期价,谁就拥有了对国际市场原油的定价权。

  版权声明 |本文主体刊于《能源》杂志2019年第8期,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能源杂志将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个人简介
曾经长期从事国际能源产业经济、投资避险、国际关系研究和咨询,以及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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