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产生收入: 遏制美国贸易战的需求侧改革
文/王杰
正文：
一、中美非军事化对决
中美贸易战演义已经一年多了，既未见到曙光 ,也未见到黑暗。一切显得不是迷茫也算迷茫，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对于全球政治家而言，这种境况也好不了多少，计算失误，身价损失比投资者金钱损失要大得多。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一个消费最大的国家和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都在主导这个世界的产业分配，美国优先和中国崛起的碰撞是历史发展到既有程度的必然。
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的演化矛盾主要集中在中美之间：一方面是美国债务持续攀升,影响到美国国家信用,进而威胁到美元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持续顺差增强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依靠庞大外汇储备建立的中国式资本输出开始在全球领域内树立起旗帜,并开始在美国既存经济势力范围内打造自身影响力,这种经济领域的竞争随着时间的延伸势必影响到政治军事领域。
反过来，在政治领域与军事领域的竞争已伴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内取得的成就而更具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比实际可能得到高估。
正是在这种历史逻辑下，中国威胁论自然而然的产生，并开始引导美国民众思考。当这种思考泛民化后，竞争意识就会演化成为对抗意识。虽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对抗意识已经伴随着前苏联解体而被淡化，被竞争意识所取代，但隐藏在竞争意识背后的对抗意识并没有从历史的意识逻辑中消失。特朗普上台后，奥巴马时代的竞争意识已经演化到了对抗意识时代，尽管口头上政治家们并不承认这种现实的存在。
客观地说，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已经内涵了对抗，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正如前文中所述，中国在次贷危机中错过了击败美国经济的机会，长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中国债务成本持续上升，中国经济抵御经济外部性冲击的能力将变得越来越弱，每一次外部性经济变化都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增加内生性刺激，将已经高居不下的债务成本倍增。 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债务杠杆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
2018年3月以来，中美之间越演越烈的贸易战正在加剧这种演化进程，特朗普团队打打停停的极限施压只不过是特朗普团队有人偷窥到了以上中国经济债务成本演化的极化问题，美国人在关税大战中正在等待中国债务成本沉淀的时刻，因为任何危机的本质都是大规模债务违约。
中美之间的决战不是军事意义上的，中美之间的决战只是经济上的。因为在热核时代，军事意义上的决战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前美苏两国之间冷战的决战已经为现代及将来大国之间的对抗决战创设了应有的范式。
在中美之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美国优先尽管看起来像是一种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战略，但其本质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霸权优势地位的努力，因为美国债务的削减和美国实业兴衰将决定美国的未来，对于中国而言，尽管希望和平崛起，但伴随着一带一路的西向推进，伴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号召全球化的深化，对于战后秩序占主导地位的美国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终极性挑战。
二 美国优先与中国崛起
一个消费最大的国家和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都在主导这个世界的产业分配，如何做才能够占据世界经济主导权，对于中美双方都具有百年意义: 失败一方的颓败将是长期的，或者说没落是永久的。
美国是一个消费最大的国家，融资消费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但美国超级的债务已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负担。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中国却长期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现在资金期限错配正在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债务违约危机，两个国家都面临债务困扰，只是债务成因不同而已。
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是，通过关税施压解决债务问题或者以关税为工具挤垮对手经济，从而主导世界经济。
对于中国而言，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并不容易，传统的投资驱动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伴随债务成本的倍增正在消失。尽管近两年来中国采取了供给侧减税减费的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但2018年以来至今大规模的减税减费实际效用并不显著，甚至没有阻止经济下行速度。显而易见，中国供给侧减税政策并不是最优的选择，这是由中国特有的体制决定的，西方经济学中供给侧改革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经济——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说错了，而是中国选错了工具。
问题在于，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却不是全球消费最强的国家也不是全球消费最大的国家，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不是消费驱动的。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产出巨大，但巨大产出需要欧美发达国家消费者而非本国消费者，这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特朗普之所以敢于“美国优先”，是因为美国经济市场出清后，市场成本相对减低，吸引了全球产业资本回归，美国经济自产自销有助于美国消减巨大的财政赤字与国家债务，这是美国特朗普政权敢掀起全球贸易战的底气。当然也是特朗普掀起中美贸易战的底气。
假如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中国优先”，中国产品自产自销，那又会怎样呢：可以预期的是：第一、全球产业资本不会回流美国，中国仍是最好的投资地；第二、中国产品自产自销，全球既存供给不足，欧美发达国家将面临巨大通胀压力，在加息抬升成本背景下那个国家还会和中国大打贸易战；第三、中国自产自销，随时可切断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产业链，对于大部分已将关联产业链转移出的发达国家而言，企业多米诺骨牌式倒闭将会成为一种灾难。
现在而言,对于中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1、如果中国在美国再工业化经济复苏之前能够挤垮美国经济,中国将主导全球贸易战结局。2、如果中国击败了美国贸易战，中国将主导全球产业链整合，推动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3、如果中国能够击败美国经济，人民币国际化即进入一个新时代，一如美元战后替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一样，为人民币将成为新的世界货币。4、 如果中国击败美国经济，中国将成为消费与工业化双重驱动的国家，将在百年之内主宰世界经济。
三、中国优先先的方法论
对于“中国优先”，回到现实的基础，中国近十年来的历程表明，中国经济并不具备自产自销的“经济基础”，这是中美大决战之间最大的差异和变数。
这种差异客观地来说来自于体制差异，来自于权力清洁与否。在发展中国家，权力参与收入分配是寻租基础,是扭曲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的根源，也是导致发生政经危机甚至政权变更的根源。在发达国家国家，寻租基础遭到破坏，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尽管资本集中导致贫富分化巨大，但资本的逐利性促进了再投资，进而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 。但在寻租国家，设租拥有财富的方式是隐秘的，设租取得的巨大资本失去流动性，客观地说，是一种无效用的库存资本，既不促进就业，也不会拉动消费。更为危险的是，这些设租资本拥有者为了资本洗白，将会不断寻机隐性制造一些政经措施，想方设法触动经济危机阀门，进而将社会引导向他们欲求的社会危机状态，从而对当政者及其紧密追随者产生致命性威胁。
美国已经消灭了权力参于分配的寻租基础，但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新一届领导的努力下正在消灭权力参与分配的寻租基础，老虎苍蝇一起打只是形象的说法。但是长期的寻租已经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当然二元的公私两种所有制下的不同的分配方式也是问题产生的另一种原因。这需要改革来解决问题。
体制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现行的反腐政策在某种程度也客观上起到了矫正扭曲财政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一个贪官的财产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尤其在贸易战背景下。
假如中国有足够的额外资金来弥补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结构性问题，并且这些资金能够通过政治与法律的方法得到筹集的话，“中国优先”的政策是可以行得通的。老虎苍蝇只要回吐出足够的资金，中国只需要在需求侧提供改革，就可以充分实现“中国优先”，况且老虎苍蝇回吐的资金只是存量资金和资本，毋须易纲开动中国的印刷机造成社会问题---通胀会恶化社会底层心理产生逆反意识。回顾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中美第一次硬交锋时，“三反五反”曾令国家大受裨益,也奠定了中国战胜美国的基础。
中美之间产销关系与中美之间贸易逆顺差关系表明：中国击败美国，其实是一场轻松的战役。
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但中国制造是中低端制造的核心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上轮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达国家迁徙出来的资本与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主导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中低端消费制成品和大部分中产品和少部分中高端产品的中间品。
假如中国将这些消费成品和大部分中间产品与美国脱钩，想必美国消费品的价格将比特朗普所加的关税要高得多很多；假如中国脱钩的中间品是美国在其他国家难以找到替代品的产品，估计节美国有很多公司就会在数个月内倒闭。
恶性通胀加多米诺骨牌式的企业倒闭，这对于美国而言不亚于再次引发次贷危机。和十年前相比较，高企的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将成为压垮美国的最后一个稻草，美联储不可能有第二个伯南克。
在这场战役中，即便美国的芯片产业占据控制优势，但是它的市场主要在中国。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之间的最大差异政府在于对待企业的态度和行为上，中国政府可以为企业做一切，美国政府能为企业直接作的要少得多；没有市场，在中国企业可以照样活下去，但在美国，可能活不过三个月。这就是中国的优势。
对于中国而言,最大的风险在于决策的迟疑: 1、美国遏制中国这是历史必然的逻辑， 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表明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必然要与中国经济脱钩，从而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冲击。2、美国掀起贸易战表面上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实现中美经济均衡，但这掩盖不了美国两党一致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决心，非战争的挤垮中国唯一方法就是借着贸易战通过美国经济外部性挤垮中国经济，导致自中国陷入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不能长期自拔。3、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希望就是等到中国能够挤垮美国的产业链迁徙出中国后将对中国发动全面的贸易战、科技和制裁战，从而从根本上击败中国经济。
四、中国优先的去库存
在这场贸易战中，假如中国发起以上反击，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旦中美经济真的脱钩，中国过剩的产能和巨大的库存将成为最大的困扰。说透了就是如何去库存的问题，解决了库存也就解决了产能问题。
2018年供给侧改革税费减免万亿以上，为何没有阻止经济下滑，因为全球需求侧疲软导致存货周转减速，成本增加，费税减免被抵消。2019年，如果继续在供给侧改革，在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势下，即便减费税两万亿以上，也是不会有所改变的。供给方税费减免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是没有经济激励效应的，因为它无法为库存加速度——即消减库存,加速存货周转。
在需求侧，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中，投资的边际效应伴随着债务成本的倍增已然失色，出口的边际效应已经在中美贸易战受伤，在未来的世界贸易战中也将黯然失色。现在只剩下消费了。但从过去两年消费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来看，缺乏乐观。尽管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消费需求对经济贡献的占比正在增大，但实际情况只是投资比重下降造成的幻像。
在过去去库存过程中，中国经济损耗了最坚韧的部分，危害来源于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去库存时已经进入了资金错配时期。房价与收入比值超过正常值并不意味着房价已达峰值，而是意味着楼市高杠杆资金收益已经超越了任何产业行业的收益，资本的高收益决定了杠杆倍数的叠加效应，首付贷等等金融投机金融杠杆工具的诞生是市场扭曲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中国房价在去库存中实现了它价格泡沫化的目标，但高杠杆的债务也同时宣告房地产市场资金久期错配的严峻程度。短短两年的房地产去库存时间里，政府债务迅速转化为私人债务，中国经济债务的总体上升和私人债务的急剧上升损害了中国经济需求侧中最具韧性一面：抑制了消费需求潜在增长基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房地产市场资金久期错配也是导致中国市场资金资金长期流出实体脱实向虚的根本原因。遗憾的是，新任中国央行易纲至今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对经济的巨大伤害：房价脱离实际需求而坚挺只因低息货币支持，一旦低息环境不复存在，楼市价格的崩塌与市场逆转就会发生。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在供给侧减税减费无效的背景下，如何去库存并为库存加速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中美贸易战对决的关键。
要给库存加速度，就必须在需求侧改革，鼓励消费。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存货周转减速，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消费刺激是缺乏基础的：经济下行，居民可支配收入锐减，消费信贷扩张乏力。因此，在鼓励消费方面只有财政政策才具有强烈的刺激效应。
鼓励消费不是减免税费，而是一种公共财政支出。既往鼓励消费采用了减税方式，其实际功效是补贴了供给一方,对需求方而言并未产生放大的激励效应,同时由于减税的定向性,不具备普遍的激励效应：比如汽车购置税的减免，它只是增加了供给一侧收入，而没有增加需求一方收入，对于需求一方来说，虽然减少了支出，但也没有增加收入，也就没有剩余激励更多领域的消费。减税刺激消费的方式是定向的,不是全方位的,缺乏对消费链的带动也就缺乏对产业链的全面带动。
需求侧改革并不是对消费的减税，而是通过普遍的增加财政支出，给于需求方消费增加额外收入，即消费产生收入,从而激发消费乘数效应,由基础消费带动整个整个消费链,进而带动各行业库存消化,伴随着库存加速度，再投资的形成就会形成新动能，依次循环经济再增长的市场动力将自发形成。
给与需求方既生消费增加收入，就会产生激励效应，如全社会需求方都产生激励，就会产生放大的乘数效应，从而加快总库存的周转，总库存周转加速了，供给方流动性增强了，产能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举例来说，假如一个消费者每消费100元可获得17%到20%的税务机构额外的退税补贴（凭消费发票获得补贴），和一个消费83元的相比较，那个更具激励性，答案显然在于后者，因为消费得越多, 获得激励的收入越多。消费增加了,库存加速了，存货周转加速了，一切就会变得欣然了。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度，当它的消费被激励起来以后，情势是可观的，需求侧的改革能够消化库存，而供给侧的改革只能优化供给，这便是两者的区别。当然需求侧改革需要增量的财政资金来支持，对于中国而言，盘活老虎苍蝇的库存就够了。同时也将为中国经济出清市场起到良好的缓冲作用，毕竟降杠杆消化债务还是中国的主要方向，未来的国际竞争取决于成本。
在不打贸易战的情况下，需求侧改革形成的刺激将有力地稳定中国经济，需求决定供给，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产业升级。 一旦中美贸易战升级，中国如果要打垮美国，势必有一部分中间产品将会成为存货，就像次贷危机时期的次级债成为“有毒”资产一样，贸易战中为打击美国经济产业链，就会产生“有毒”商品，伯南克处理有毒资产的方式为中国提供了方法论，国家把这些过剩库存通过“定向”量化宽松收储起来也并非难事，直到美国放弃贸易战，再把储备释放出去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是最佳击溃美国经济的第二次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等特朗普团伙期待的全球产业链迁徙任务完成，中国就永远没有击溃美国的机会了，中美百年际会的交手将错失机遇。
五、贸易战背景下内在环境的稳定与政治清洁
2018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跌破2009年四万亿经济刺激反弹平台，中国经济已经打开了下行空间，这是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依靠投资驱动拉经济增长模式的历史逻辑，中国经济的内生结构摩擦与外生结构摩擦正在推动中国经济失去既存的平衡。市场出清的历史将会在未来两年来迎面而来。
现在，时间对于中国的长治久安很重要，因为中国要实现经济崛起就必须保持社会的环境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中国将失去崛起机会。目前中央决策层制定的一些反腐政策与扫黑除恶措施是正确的，也是积极的，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扫黑除恶，破伞打网。
中国反腐在2019年进入了关键：第一，反腐初露震慑效应，有大老虎投案自首，但是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第二，反腐震慑效应目前集中在高层，底层还没有显现，说明底层的腐败还没有触动。第三，十八大以来，尽管反腐力度没有减弱，但是也没有完全阻绝腐败，“十八大以来还不收手”说明腐败的环境还没有得到更深入的铲除，究其原因，对贪贿数额的修法与部分刑罚的修改起到了反向激励，八项规定本应“入法”，但无人推动，这从根本上削弱反腐的力度。从需求侧改革需要出发，中国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稳定社会安定环境，第二是要盘活被腐败分子贪贿的无效库存资金。加大反腐败力度，盘活无效库存资金是中国经济转型道路上的必经之路。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正面临市场出清的进程，这一进程不因中美贸易战而改变，也不因供给侧或需求侧改革而改变，市场出清的过程是债务消化的过程也是失业增加的过程，这是市场经济周期性危机演化逻辑决定的。市场危机是商业危机，它不是社会危机。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商业危机就会演化成为社会危机，从而危及社会稳定,甚至引发政治波动。
对于绝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的愿望就是有好的工作和安定的环境，他们并无非份的超额社会需求，但对于热衷于豢养自身势力的权势阶层和依附于权势阶层的而攫取非正常利益的人而言，他们往往是追求超越社会利益的需求。这些人在稳定时期并不能获得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稳定时期这些人对国家政权的渗透往往是隐性的，并且相互形成彼此背书的保护网，一旦社会出现危机或出现局部不稳定，这些人将相互勾结，以显性方式实现利益最大化，他们将煽动社会情绪,鼓动社会对立,动摇社会根本,从中牟取超社会利益。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危机里，都离不开这些人的身影。在封建时代，这些人是与官员勾结的豪强劣绅， 在当代，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就是这样的力量和群体。
从去年以来，国家开始“扫黑除恶，打伞破网”，但是，这场社会治理运动进行的并不是很好，因为笔者在这场运动中亲身感受到这场运动给自己带来的困境和不安。笔者认为，现行的扫黑除恶破伞打网存在以下问题并会在造成严重后果：
第一、中央督导组督导时间短，每年仅为一个月,一个月后，即便当地留有督导成员，但由于联系方式只有一个月有效期，期满后，被举报的案件如果出现新情况，比如案子在核查期间又出现了新的保护伞以及更高级别的隐性保护伞，便无法向中央扫黑除恶第十九督导组再举报。这样一来，中央督导组移交给核查机构查办的案子,两级核查机构采用欺瞒手段,以合法程序掩盖、保护黑恶犯罪行为,其结果是，“打黑除恶，打伞破网”变成了“打黑除恶，护伞保网”，办案部门形成层层保护，不同的部门形成共同保护措施，举报人利用合法程序根本无法维护合法权益。
第二、中央督导组督导方式以受理举报信函和电话举报为主，虽然能够广泛收集举报信息，但对于实名举报者而言，由于不见面，也没有直接联系方式，且案件核查交由地方机构核查，一旦出现新保护伞保护或者原保护伞地位足够高，案件得不到查处，而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就会成为问题，从而使举报人身处险境，不敢再寻求法律保护。
第三、地方扫黑除恶机构在“破伞打网”方面缺乏积极性，一旦涉黑恶案件涉及保护伞问题，或因特殊原因，或因畏首畏脚，任凭举报也绝无回应，这样，大部分举报人感觉“打伞破网”徒有形势，黑恶势力树大根深，只能隐忍不报，以求平安，举报了的也惧怕遭到报复。
第四、虽然国家为了增加透明性设立了互联网举报方式，但这也存在问题：1、一部分举报人不习惯用互联网举报；2、互联网举报对于大部分案件能够起到监督作用，但对于存在保护伞的黑恶案件，因为侦查权在地方核查机构和侦查机构手中，对于案件的定性和汇报由其决定，因此，对网上举报落实的后期监督是乏力的。互连网+广泛应用虽然在行政和司法方面起到了透明化的作用，但互联网+并不能取代线下实际现场监督。
以上问题的存在，不仅会严重打击举报者的信心，同时也会损害举报者的合法权益，进而让全社会对“扫黑除恶，打伞破网”心存芥蒂并缺乏信任，随着情况蔓延，这场巩固国家政权的的斗争将变成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利益更加结合的推进剂，为将来社会的不稳定增添变数：因为国家越在名义上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黑恶势力与其保护伞为了维护他们的公同利益将对国家政权越加渗透，以便从根本上实现他们的终极诉求。
“扫黑除恶，打伞破网”事关国家稳定与人民生活安定的福祉。显性的单纯的黑恶势力容易打击。这两年来的打击对象主要是这些黑恶势力。对于有保护伞保护的黑恶势力，从数量上来看，查处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和没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相比较，后者对社会的危害性远小于前者，因为后者仅仅追求经济利益，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并没有太大威胁，而且，他们的行为具有显性，容易识别，也容易打击。对于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他们的行为绝对隐蔽，具有隐名犯罪的反侦查特征，不容易发现，加之有保护伞层层保护，也不容易遭到打击。官贼结合的特殊关系表明，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在更高程度上，他们追求的是政治利益，追求的是政治渗透，甚至最高权力。
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和没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决定了国家应不遗余力、不设期限地打击有保护伞的黑恶组织及其保护伞。对于涉嫌有“保护伞”的黑恶案件，一定要追查到底，一定要在制度安排上，让中央督导组和举报人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一定要让中央纪委监委和举报人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双重保护制度安排，以防止保护伞“灯下黑”运作，危害国家政治安全和人民生活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