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还有两大关

秦朔 原创 | 2020-01-07 15:04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经济 

  “他去征程迢迢路多少里,他过五关斩六将是传奇,顶天立地纵横在岁月里。”歌中唱的,是忠义勇武的“武圣”关羽。

  中国的现代化也要过五关:温饱,小康,全面小康,高收入,发达。

  第一关,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努力基本实现;

  第二关,世纪之交基本实现;

  第三关,自2002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2012年提出全面建成小康,今年即2020年,将会越过。

  接下来还有两大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简称为高收入关和发达关。

  雄关漫道,从头再越。

  1、

  中国能够定定心心过五关,起于改革开放,但源头可回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1953年,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我国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还是不能自己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不能自己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没有现代国防工业的国家。”为此,“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家,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至1960年春,他在杭州带头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告:“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来说,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0年之后,1974年,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委托邓小平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周恩来宣读报告时再次重申了第三届人大时制定的计划:“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

  从1953年到1974年,应该说,中国是有现代化目标的。我们今天的很多观念,领导人那时都提出过。

  比如改革。1957年,周恩来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说:“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

  又如科技。周恩来直接领导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提前于1962年基本完成,其后他又领导制订了第二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即1963-1972年科技发展十年规划。他曾说,现在是原子、电子时代,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没有的。

  但历史证明,行胜于言。重要的不是目标,而是目标能否被真正落实。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被干扰,甚至被打断。好不容易进步了,又被自己的退步吃掉了。这里的关键是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本已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仅仅一年之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自此开始“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拨乱反正,重归现代化正途。

  2、

  在中国现代化筚路蓝缕又屡遭挫折的这20多年,我们的近邻、“二战”战败国日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实现了现代化。

  根据历史数据,按美元计算,上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的人均GDP大致是中国的4到5倍,而到1978年,日本人均GDP为8822美元(同期美国为1.06万美元),中国人均GDP只有385元人民币,以当时高估的汇率计算为222美元,日本差不多是中国的40倍。现在又回到4倍左右。

  日本也非常重视宏观上的国家计划。1955年日本鸠山内阁制定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强调科学技术对经济自立的重要性;1957年岸信介内阁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在战后第一次将教育国民纳入经济发展计划;1960年池田内阁发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1970),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教育。

  虽然内阁不断变迁,但这些计划全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日本在泡沫经济结束后依然走在发达国家前列,一个重要原因是强大的科技实力,而这是从上世纪50年代奠基的。今天世界最主要的电子元器件和半导体产业关键材料大多是日本制造,生产半导体芯片的19种材料,日本有14种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供应。这种创造高价值的能力,有赖于长期的积累。

  当然,日本的现代化有些独特优势,比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日本作为补给基地,刺激了大量的需求。但几年之后,日本就开始真正依赖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即所谓“神武景气”(从1954年12月开始),当时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已经不是战后了”,以此宣布战后复兴阶段的结束。50年代后半期,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这“三种神器”得到普及。1958年日本又进入“岩户景气”,开放了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日本名义GDP在1955年到1970年几乎每5年就会翻一番。

  ……

  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1984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

  这位深刻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蓝图: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邓小平看得足够远又十分务实,并让中国以开放融入世界。他不仅提出了现代化目标,而且建构了保证这个目标不动摇、不偏移的路线方针和相应的体制与观念。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对这位历史伟人的告慰。

  3、

  三关已过,两关待越,我们就站在这样的新起点上。

  中国越过以往三关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改革开放前,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国防工业),其余方面则乏善可陈。

  改革开放后,中国五力并进,势不可挡。

  变化的关键还是思想观念变了。让人流动,城镇化才能发生;让市场配置资源,市场才能起作用;打开国门,信息流动,才能拥抱国际化。从本质上说,一个更加自由的,让每个人释放出更多创造力和积极性的中国,才可能是一个更加繁荣和强大的中国。

  未来30年这两大关,经济含义是什么?

  高收入关,就是要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是比较普惠的高收入经济体;

  发达关,即成为发达经济体,在创新方面成为“头脑国家”而不是“躯干国家”,在软实力方面成为“溢出国家”,“远者来近者悦”。

  中国201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逼近全球平均水平(1.13万美元,2018年),距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最新门槛值(人均12375美元)也已经不远。

  这里要强调一下,12375美元只是门槛值。在2015年世界银行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为80个,它们的人口占世界的15.59%(上亿人口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单就高收入经济体计算,其人均国民收入(GNI)约为4.3万美元,中位数约为3万美元。

  如果只是达到高收入门槛,预计中国在2025年之前就可实现(给定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如果今后15年中国大致保持5%左右的增速,到2035年人均GDP为2.2万美元左右,比现在翻一番多。届时中国中等收入人口也将翻番达到8亿以上。

  过了高收入关,中国的现代化将迎来最后的发达关。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目前的发达经济体(Anvanced Economies)有39个。这些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波多黎各;27个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

  大致可以这样理解,高收入经济体中有一半是发达经济体。或者说,发达经济体是更高水平的高收入经济体,是“高中之高”,不仅人均GDP水平高,在人类发展指数、科技、教育、预期寿命等方面也表现良好。在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中,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都有很高位置,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达经济体中,它们都没有位置。

  纯粹从经济指标看,当中国的人均GDP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超过一半的经济体时,自然会跻身发达经济体。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体量巨大,规模的溢出效应明显,那时的中国将成为有着巨大影响力和领导力特征的发达经济体。

  中国过五关,确实是值得期待的一部史诗。

  4、

  中国要过两大关,有潜力,有机会,但不会是坦途。

  在跨越前三关时,中国有很多“开个口子就会井喷”的红利,如八九十年代的商品化、市场化红利,入世后的全球化红利,最近这十年的移动互联网红利,当然还有释放了30余年的人口红利。

  而目前,国际环境在变化,“5G+AIoT”的效应不像移动互联网那么明显,城镇化红利也处在平台期,而老龄化、环保压力(注: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是日本的5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等约束则日益明显。

  很多人都觉得,从投资到消费到出口到就业,都不是那么有力。

  一个典型事实是,这两年无论外卖还是保险,业务增速已没有以前那么快,但选择当外卖骑手和保险推销员的人数却在不断增长,人员增速超过业务增速,这表明不少行业都存在就业难,而餐饮是基本需要,保险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新基本需要,相对容易就业,但也预示了原有骑手和保险推销员的收入蛋糕会被挤压。

  另一个事实是,三四五线的下沉市场这几年的确发展比较快,但主要体现为结构性的代替和升级,也就是很多品牌型、连锁型的企业下去了,代替了原来小散、低质、低效的供给。下沉市场在洗牌,但整体消费能力并没有很大提升,接下去能不能持续是一个新问题。比如一个奶茶品牌在中原一个县城能够开十几家,但一家一天的营业额也就是2000块钱。

  最近和很多学者、企业交流,我们都觉得中国的动力不该这么快就不足了,应该还有不少新动力。但现实是,挖掘新动力并不容易。多多少少有无力感。

  这需要引起我们更深入的思考。

  有的学者认为,这和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有关。中国的东西、南北、沿海和内地差异大,导致发达城市已是世界高收入水平甚至发达水平,但很多欠发达地方还在脱贫。有的欠发达地方目前的经济数据也存在虚报的水分。区域发展不平衡,底盘拖累大,导致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够,有一种拉不动的感觉。

  有的学者认为,这和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公共品供给的失衡有关。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家庭真正融入城市生活,2018年中国农民工有2.88亿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有1.73亿人,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有1.35亿人,中国还有数千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最少有一两亿农民工及其家人是应该在城市落户的。他们不能市民化,弱化了消费预期,限制了中国内部的制成品需求。

  有的学者认为,全世界所有经济体在高收入化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产业结构调整,即农业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比下降,工业人口占比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也会下降,只有服务业不断往上走。但一般来说,工业劳动生产率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是问题就变成,如何才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服务业可分两类,一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如金融、酒店、商业),二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业(如教育、医疗、政府服务),中国的情况是,市场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不断上升,非市场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却持续低迷。因此结论是,必须提高那些还没有充分竞争、还没有开放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有的学者认为,是整个经济社会出现了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在全社会的利益分配方面。金融好赚钱、资本赚快钱、房地产赚大钱、实体赚辛苦钱、小企业赚小钱,这样的局面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中国实业中不缺乏伟大的企业家,他们在其所处的细分市场中辗转腾挪、兢兢业业,但辛苦劳作的收入可能还不如倒卖地皮或割韭菜所得。如此局面并非市场之过,而是需要反观我们整体的制度环境。下阶段改革运行体制的最重要发力点就是要触及“体制性利益”,所谓“体制性利益”比过去讲的“部门利益”更复杂。

  通观以上观点,我们看到,中国不是没有前进动力,而是前进动力遇到了失衡阻力,没有产生应有动能。

  当然,还有大方向的稳定性、确定性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安心工程,不再赘述。

  5、

  如果说多种失衡制约了中国应有的发展,当下最应做的是什么?

  是更多动用政府的手,进行财富再分配,损有余以补不足吗?

  我的看法是,政府确应保根本,并逐步提高保障基准,但绝不能回到大包大揽、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

  最近和一个“互联网+”的创业者交流,他刚把总部从老家迁到了上海大虹桥,原因是在老家创业,政府很多承诺不兑现,而上海说到都能做到,一对一,帮助他们申请高新技术资质以减税。中国很多地方的问题,是创业环境还不够好,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改变水土和气候,而是大搞平均主义,问题将更严重。“养懒”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远远没有资格闲着,或梦想能够躺赢。

  当下这方面的迹象已经出现,且对人心已经造成影响。我碰到的从个体户、小微企业到名牌大学研究生,越来越多人羡慕体制内的生活,虽然也有很多付出,但旱涝保收,做到科级干部一年总收入也有10万以上,而如果创业,这相当于一年要做100多万元的生意,且保证净利润率有百分之十几,还不能有拖欠款。其实是不容易的,且社会地位、解决教育医疗等问题的便利程度都远远不及体制内。现在越接近政府之手的单位、机构和企业,得到的补贴、采购和专项支持越多,不少民企重新以各种名目染红自己(如挂靠等)。体制内身份重新获得了溢价,而不像历史上几次“下海潮”时,在社会评价中被折价。我之前在江苏某地级市调研时问过几位公务员,如果你们年收入十几万,和体制外的人结婚,他们年收入多少你才觉得般配?答案基本在50万以上。这就是很典型的溢价态度。

  如果更多人开始图安稳,追求体制内赋予的安定感和溢价感,对创业和市场化经营产生风险厌恶,这真的值得警醒!但愿我的感受是片面的。

  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具备新的发展机遇,要闯过高收入关和发达关,需要继续奋斗,继续鼓励创业,鼓励创新,鼓励市场化、公平竞争的生产性活动;并从深层次上,系统地建设让创业者、奋斗者、劳动者感到有奔头、公平、值得的环境。而更多的体制化,很可能导致停滞不前的内卷化,这绝不是中国活力与远大前程的出路所在。

个人简介
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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