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40年为什么会高速发展?

白重恩 原创 | 2020-11-10 10:25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创新 科技 

  谈创新体系

  任何创新的体系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人才,美国在这方面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吸引了全球最具创造力的人才,中国在吸引全球创新人才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另一个是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让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创新,有机会将他们创新的想法变成产品或服务参与市场竞争,之后市场优胜劣汰,竞争失败的产品尽快推出市场,将资源集中到成功的产品上,使成功的创新能得到推广,给成功的创新者较大的回报。这是制度环境问题。

  在这几方面,国内环境不断改善,但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给研发人员的激励是否足够。另外,创新有不确定性,有没有容错机制,我们要鼓励他们尝试,还要做更大的努力。

  谈科技企业生存环境

  近期的事件对中国的企业打击很大,对美国的企业也不好,比如说美国的大部分芯片企业主要客户都在中国,当业务受损的时候也会影响持久创新的能力。对于中国的企业,眼前面临特别大的冲击,但是长远来说也在倒逼企业思考短板是什么,如何修补,当需求清晰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坚持做一件事情。

  但这中间也要把握度,如果把所有的精力都在补短板上,可能在给另一创新领域的资源就会减少。更多的创新是未知的,创新的关键是更多的人尝试未知,成功可以得到奖励,失败可以快速退出,考虑创新的时候需要平衡好补短板和鼓励未知创新这两方面。

  此外,全球不仅仅只有某一个国家,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吸引力,我们有庞大的市场,这本身就是吸引力,让朋友圈变得更大,不需要自己做所有的市场。美国“鹰派”所主张的美国利益至上,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不支持的,我们把美国定义成这个,我们的“朋友圈”就会很大。在争取“朋友圈”的时候,这种叙事的方式就变得很重要,我们能不能主导这种叙事方式,值得大家思考。

  如果考虑经济利益,美国的封锁对其是不利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国内企业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首先就是重视人才,思考怎么做对全球人才更具有吸引力。企业应该展开国际合作,走出去到人才多的地方去,利用当地的人才做研究开发。

  谈国内的营商环境

  正面稳定的预期对于企业来说变得非常重要。国内这几年非常重视营商环境的改善,按照世界银行的打分也有明显的进步,综合排名从2014年的96名,进步到2019年的46名,再进步到2020年(世行排名提前一年发布)的31名。

  中国经历在过去40年为什么会高速发展?在一个不太完美的营商环境下,我们认为其中主要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其中,一种非正式的特惠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企业家开办企业遇到了困难时,如果他能找到地方政府或者某一级政府里某一个关键的人,往往能帮忙解决很多问题。比如在规则打架的情况下,要求企业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就什么也办不成,这时将规则稍微变通有利无害。

  举一个例子,一家外资企业在中国成立了一个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完成之后需要清算,而投资资金需要拿回本国,这是合理的。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家企业需要去银行办理纳税证明,当时两税还没有合并,还需要国税证明,地税证明,其中地税要求留下国税的证明,银行需要留下地税和国税的两份证明,但对于企业来说,多次开证明并不容易,最后是政府官员出面解决。

  企业能否解决这样的问题,是否有精力解决这样的问题?规则越来越多,企业就越来越无所适从。非正式的特惠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性,如不公平和寻租等问题。因此在特惠制度越来越难以起作用的情况下,改善普惠的营商环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带来的要求更多更高,包括环保、反腐等。分头管理的方式是不是有效?值得我们深思。

  谈内循环通道的打通

  首先看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居民消费占据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我们看G20的国家,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所有的居民消费比重占据GDP的比重都超过了50%,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提高。

  过去我们说居民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现在我想提一个稍微新的观点叫做可消费收入。住房按揭支付属于居民投资,如果房价特别高,居民的一大部分收入都需要供房,尽管这部分收入还算可支配收入,但不是可消费收入,大的结构上需要做的调整就是增加可消费收入。这里面和福利房的制度有关,土地政策有关。

  强调居民消费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和其他国家在居民消费率统计上的区别,还有高投资率在未来能否有效持续,投资效率会不会变得更低。以修桥为例,修桥是为了增长还是为了需求,从增长驱动到需求驱动这个思维改变非常重要。

  居民可消费收入也是支撑创新力的动力。消费水平增加了就会思考用更好的东西,企业也会思考生产更好的东西,或者主动寻找居民想不到的需求。搞好国内大循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此外就是城乡的布局。很多服务的提供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效率更高,我们是否能够在人口流动方面更多的考虑效率。户口的限制已经不严重了,但还有其他方面,比如宅地基的制度。

  对于新基建的投资能够产生回报,很多时候取决于有没有应用。比如5G网络的应用分布不一定会很均匀,如果无差异的到处铺设,效率就会低一些。有了需求才会产生社会效益,最好先考虑什么地方先有应用,区域之间有差异的建设,我想这是希望的方向。

个人简介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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