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行业来说，2020年都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全球性爆发的新冠疫情仍然在肆虐，不确定性因素依然有着诸多。而深圳在前三季度，经济仍录得明显增长，很多经济指标增长率超过了两位数。这正是创新带给深圳的动力。作为一个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创新城市，今年恰逢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中央对深圳过去四十年发展给出了高度评价，也对深圳的未来新担当提出了新的要求和责任。
深圳的创新中，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中，有哪些是最值得关注的？深圳创新最核心的特点和价值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产业层面看这个问题。深圳经过40年的发展有两个支柱产业非常突出，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业。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金融机构集聚在此，已经完全可以构建起比较完整的数字经济产业链。深圳在建设“双区”的过程中，将会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的授权，深圳本身就是国内一个主要的金融资本市场，而且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具有“天时地利人和”条件，是其他国内金融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上个月，深圳市政府联合央行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向5万名市民发放了数字人民币，引发了热议。数字人民币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也是数字金融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分析数字经济，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业数字化，这里分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的创新企业，以及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行业的数字经济融合两部分。这个阶段就和传统经济一样，离不开金融资本市场支持。数字经济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数字资产化，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和数字资产市场实现数字经济的价值转换和赋能。
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左右较大的数据交易市场，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比如数据孤岛问题，而数据产品也比较粗放，深圳可以基于各地的实践，建设更加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尤其可以从金融数据入手，培育数据中介服务，让金融数据能够更好地普惠金融服务。另一个市场是数字证券市场，这和现有的资本市场不同，虽然股票、债券也是电子交易，但数字证券是指在证券的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采取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的受监管的资本市场，比如STO。这方面欧盟、美国、新加坡和香港都有较成熟的经验。深圳拥有立法权，可以联系监管部门尝试培育数字证券交易市场。数据要素市场和数字证券交易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会对深圳的数字经济建设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就在不久前，《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发布，其中对深圳在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出了明确的改革要求。关于金融创新，不久前发生蚂蚁集团暂缓上市事件引发了一轮广为关注的讨论。作为一个敏感度高、影响面广泛，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的领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金融领域的创新与安全、监管之间的关系？这种尺度和平衡的把握，怎样才算是比较合适的状态？我非常支持对金融科技企业进行强监管。金融科技企业实际是科技赋能金融服务，仍属于或者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是需要监管的。创新和监管实际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金融科技本身也非常适合作为监管技术。前期未对金融科技企业监管，是有客观原因的，毕竟监管属于法律授权，在各国都是如此。
监管滞后于创新，这是实情，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进行沙箱监管实验，这样既可以鼓励创新，又能够将创新的风险限制在一个可控范围。在完成沙箱监管实验之后，再决定是否需要监管。
举一个例子，央行法征求意见稿曾规定只有央行能够发行数字货币，其他任何机构无权发行数字代币。但是，我们知道通证数字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种重要形态，如果对数字代币做出这样的禁令，很可能彻底扼杀了这个领域可能出现的创新。
数字代币可能还需要一个完善法律和监管的过程，我们可以先从较易监管的数字证券入手，深圳其实可以与央行和证监会协商，用数字人民币对数字证券进行发行和交易。由于央行数字人民币的监管是透明可控的，证监会也可以利用现有的证券监管体系，这种双重监管是可靠的，同时也可以探索在数字证券市场进行创新，这样的做法应该成为我们解决金融创新和监管两难问题的主要方案。（郑磊博士在中国金融年会上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