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发生，自然少不了问责，包括民众问责官员，上级问责下级。但是在“公共事务”方面问责官员的思路其实不是法治之路，明确个体的权利与责任才是法治之道。
这种“问责”预设了政府对公共事务负责，其隐含的前提是某些领域（如公共卫生）无法明确产权，或明确产权的成本高昂，所以要由政府来提供服务和管理，假如政府没有管理或服务好，要进行问责。
然而，这个“公共产品”的假设并不成立。很多人之所以视“防疫”为“公共卫生”，是因为他们认为病毒有“外部性”。但和环境问题是一样的，外部性不构成“公共产品”的理由。如我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产权不明晰（科斯），那么同样也会认识到疫情等问题的出现其实也是一个产权问题。如污染可以通过明确产权来解决，那么同样病毒引发的疫情也是可以通过明确产权来解决。即病毒有外部性，并不是要把这个“防疫”交给政府处理的理由，相反，是更好地保障个体权利的理由。
“公共”并不是一种客观属性，假如允许人们在该领域发挥企业家才能，那么该领域的公共性（产权不清）就会逐渐消失。而管制或不恰当的立法，会使某领域长期维持“公共”状态。如《防疫法》把疫情处理变成一个公共问题，而不是说疫情处理本身就是一个公共问题。当放开管制，明确个体的权利边界时，人们会发现可以在这个领域建立产权，即明确个体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个体权利的保障将促进公共利益。就如改革开放之后个体有权利发挥企业家才能，使个体不再挨饿，那同样地，假如个体有权利在医疗防疫领域发挥才能，那么免于病毒的侵犯将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两者的道理完全相同，只是这个“好”的结果没有被人看见，人们不会这样去建立因果关系。
在“公共”的情况下，虽然也要明确权利和责任，某种程度上也是“确权”，但这个确权是对“官员”来说的，即明确官员对他管辖的老百姓的权利和责任，而不是指老百姓对他们自己的行动负责，对与之相关的法律负责。另外，在“公共”的情况也需要法律，但这种法律更多地属于“管理”的性质，即出现什么情况，采取什么措施。这势必要求这种法律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在内，但这是做不到的。法律总是面临不确定性，一部法律不可能在事先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在内，从而使官员可以“对照”这些规定进行处理，因此这样的法律必然是无效的，就如这次“防疫法”没有发挥作用一样。还有，这样的法律还假设官员总是无私的，不会被收买，时刻保持着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等等，这些假设也是不成立的。
在“公共”的状态下，是“官员”扮演“法官”，上级官员审理下级官员，政府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难以行得通的。在产权明确之后，官员的审理功能被法官取代，法官通过案件审理来追究责任，把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
法治是一种手段。我们之所以说“问责官员”不是“法治”之道，是因为这种手段不能达到它想达到的目标。比如，《防疫法》把“防疫”变成“公共事务”之后，“防疫”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个体的权利反而受到限制，比如限制了李医生及时告知大众有关病毒信息的权利。“公共”也会抑制个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假如某一事务变成了“公共事务”，个体反而不会去关心它，因为他会认为和他没什么关系，他也管不了，这就是“公地悲剧”。
文章指出“有事找政府，出了事问责政府”并不是“法治”。当然，本文不是说不应该对政府进行“问责”，而是说相比“公共事务”而言，大众更要对政府是否明确和保障了个体的基本权利进行问责。在“公共事务”方面问责政府，或要求上级官员处理下级官员，等于承认行政和司法不分，这与“法治”是相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