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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若杰：中国要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知和把握，在知己知彼前提下审慎谋划，综合使用多种途径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范式性转变”，战略竞争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和双边关系新常态。竞争压力的剧增或将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管控和应对长期性的中美战略竞争状态是中国无法回避的战略难题。面对国际政治环境的上述变化，中国应充分认识和把握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特质和趋势，并着力培育和提升应对能力。
中美战略竞争表现出以下新的特征和趋势：
第一，中美战略竞争本质上是一种大国间的长期性和平竞争。核时代的来临和全球相互依赖度的增加，降低了大国通过发动战争护持或获取权势的可行性，使这种历史弥久的大国博弈模式成为了高成本低收益的非理性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国竞争互动的烈度和方式，基于现实主义零和博弈思维的传统国际冲突和战争已不再是大国追逐权势的优选，通过长期性和平竞争获取国家利益，而非以武力征服对手成为当今大国互动的常态。尽管当前中美竞争的烈度日趋走高，但是基于上述因素以及两国在地区安全、经贸合作等众多领域国家利益的广泛关联，两国很难实现完全“脱钩”，爆发直接冲突或战争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鉴于大国雄厚的物质能力和维护自身安全、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中美双方都很难在短期内获得竞争胜利，因而双方的战略竞争将是一个复杂性、长期性的博弈过程。
第二，美国正力图将竞争引向对中国不利的“非对称性”方向。所谓“非对称性竞争”是指一国利用相对于对手的竞争优势，将竞争牵引并固化在优势领域，实现“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目标。这种优势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是战略资源相对数量、军备发展水平等物质性优势，也可以是资源汲取能力、政治凝聚力、国际道义支持等非物质性优势。“非对称性”竞争格局的缔造可以使战略施动方始终保持着相对低廉的竞争成本，以此获得对竞争节奏和走势的主导。特朗普政府官方发布的政策报告，体现了“非对称性竞争”的战略思想，例如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2018-2020年三个《国防授权法案》，而且将其落实到了政策实践中。以当前中美南海竞争为例，特朗普政府利用其领先的海上军事实力、亚太盟友体系、国际传播力等相对竞争优势，以频繁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海上反恐演习”、叙事战争等介于战和的有限烈度手段，持续强化对中国南海维权的干预，以战略施压强加“非对称性”竞争给中国，以此使中国南海政策行为背负四类巨大的战略成本：应对周边安全威胁的军事成本、维护南海主权的外交成本、“修正主义”国家形象的声誉成本和落实大战略部署的发展成本。通过持续性高成本投入带来的重压促使中国按照美国利益需要改变南海政策行为，最终构建符合美国利益的南海国际秩序，赢得南海战略竞争。
第三，中美战略竞争是一种综合性竞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竞争领域的多样性。美国正从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多个领域，利用其强大的资源储备和国内动员能力同步发起对华竞争。不仅以片面叙事的宣传手段在本国社会和民众中建构起危机和战略竞争意识，固化中国在美国及国际舆论中的“非道德”形象，以此弥合不同党派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政策分歧，压缩中国国家形象公关宣传空间，最大限度凝聚国内共识和获取政策支持；而且通过动员整合汲取社会资源，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等参与对华竞争，以民间力量增加战略资源，增进战略实施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正如国防大学唐永胜教授所言，当前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混合竞争”的模式，即在政策工具上混合使用各类合法和非法政策工具，除军事手段还包括信息控制与渗透、经济制裁和贸易战、支持内部动乱、外部施压和思想诱导等，意在彻底削弱和摧毁对手的战略能力，尤其是自主积累、自主发展的潜力和意志。
当前的竞争局面对于中国非常危险
一方面，竞争范围和规模的空前巨大增加了中国有效应对的难度。相比于体系霸主美国，中国尚处于发展和崛起中，在战略资源总量、军事实力、高新技术研发能力等方面并不占优。冷战期间苏联的悲剧已经证明有核大国虽然难以被武力征服，但可以在长期性竞争中被“拖垮”。美国在诸多领域同时发起对华竞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应对压力，多条战线的持续性的安全压力也增加了中国犯战略错误的机会。
另一方面，“非对称性”竞争格局趋向形成严重损害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这种竞争格局一旦被固化，中国的安全和发展都将被限制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框架内，从长远看强加给中国的是长远发展的成本，打击的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崛起的潜力。国务院参事时殷弘教授在考察中美在西太平洋海洋竞争格局的基础上，表达了对这种风险的担忧“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确定。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它们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如果中国被美国及其盟友实现“战略包围”，则“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强国”建设等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大战略部署必将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如何提升竞争应对能力
首先，重视挖掘和利用自身的相对竞争优势。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竞争，竞争领域尚未被美国完全引导聚焦于其优势方向，中美“非对称性”竞争格局尚未固化，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可贵的战略机遇。中国需要重视并对中美竞争格局进行全面性、系统性、比较性和针对性的战略评估，挖掘定位自身的“非对称性”竞争点，避免竞争主导权被美国完全占据。例如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比较评估了全球数字体验经济发展状况，结论认为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若干领域已跻身全球领先行列，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第二，构建和谐稳固的周边安全大局。亚太同盟体系是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抓手。由于美国重要的亚太盟友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在地缘上都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中国部署周边外交和国家形象宣传的重要对象国。中国周边外交的状况直接关系到美国在涉华议题上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盟友支持。近年来南海问题发展的相关事实表明，随着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东盟国家更倾向于与中国通过国际协商、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南海行为规范的方式“柔性”解决南海主权争端。在南海问题逐渐缓和，行为规范制定进程步入正轨的背景下，菲律宾等盟友追随美国与中国进行南海军事对抗的意愿并不高。但当中国的南海行为过于强硬时，上述国家则更倾向于联合美国予以制衡。因此，中国在经略周边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周边国家的利益关切和情感，采取平等协商而非强硬施压的方式，以“亲诚惠容”的负责任态度和行为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大局，缓解美国施加的安全压力。
第三，未雨绸缪，审慎制定战略规划。中美战略竞争或将是一个长时段周期内双边关系的特质，这种状况的出现由两国利益的异质性决定，是中国发展和崛起中无法避免的问题，即学习如何在长期性大国和平竞争中立于不败，对此不应有不切实际的侥幸心理。鉴于美国对华竞争性战略的实施“举国”趋势日益明显，中国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物质、心理、机制和外交准备，包括应对竞争深化的战略资源储备分配机制建设、分辨威胁轻重缓急、避免在竞争压力下战略冒进的定力、社会竞争忧患意识的培养、竞争失控风险管控机制建立等。
总之，中国要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知和把握，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审慎谋划，综合使用多种途径，因势利导，全面提升中国应对长期性中美战略竞争的能力，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早日实现中国的复兴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