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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论证战争产生国家，通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分析来确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书中屡次提及中国国家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战国时期的大小战争奠定了国家的基础。夏商乃至西周都是部落联盟性质的松散政体，并不具备国家的特征。
为什么战争产生国家呢？人类历史充满了血腥的战争，这既造就了文明的果实，也带来了文明的罪恶。战争需要从上到下动员社会资源，需要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平时的组织制度和激励机制，这势必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和等级观念，使得人们能够通过努力迅速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颠覆旧有的社会关系，这种激烈的变革需要依附于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
国家的产生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加纳新成员、拓展新的边界，为此需要进行内部国家构建来迎合这一需求。为什么这种秩序的扩展不能够自主的完成？部落联盟为何就不能进一步发展出国家？《政治秩序的起源》书中对此也对此有所阐释，狭隘的认知和囿于既定利益格局的限制，如果缺乏激切的变迁作支撑，为构建国家需要的新阶层、新力量不会产生出来。
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说：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这对于战争产生国家的结论是一个有力的注脚，那么由国家产生自战争的延伸则可以有许多：任何组织都有拒绝变革的内在逻辑，新生力量的壮大来自对旧秩序的破坏，外部的竞争促进组织内部的深刻变革，高效率的组织来自严格的管理，等等，这不一而足。
根据这样的推论，似乎说明国家的产生是正义的，它构建了稳定的秩序，涤荡腐败、落后的事物，政治的强大保障了群体的权益，它是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的基础。只是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些历史事件来见证国家的本质，全面认识国家存在的意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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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南方历史上盛行一段时期的奴隶制是落后的吗？
现在一般的历史观都持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极为不人道的制度，黑人奴隶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南北战争废除了它，使美国由此走上了康庄大道。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斯坦利L.恩格尔曼应用经济学、统计学以及应用数学搜集和分析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和资料，经过艰苦的努力，得出颠覆上述观念的一些结论，这就是《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一书的主要内容。
1840年至1860年，南方诸州的生产率增长迅速，南方的人均收入增长比联邦其他地区更为迅速。到1860年，按当时的标准，南方已经成为高收入地区，在南北战争前夕，奴隶主预期即将迎来一段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35%，黑人农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在战争和奴隶制取消之后，与北方相比，南方的人均去收入开始下降，直到今天依旧没有消除这一差距。
如果没有战争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干预，奴隶制绝对不会由于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消亡。国家机器以其标榜的正义为旗帜废除了奴隶制，认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型态必然使得国家走向分裂，而这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破坏了南方能够高效运作的经济型态。
但是后来的历史再次证明，这不是解决奴隶人身自由问题的合理方案。种植园经济是由历史因素促成的高效的经济模式，这既带来了南方的繁荣，也改善了奴隶的生活，如果经济条件能够得到持续的改善和提高，才会继而影响种植园经济的效率并使得奴隶生活的改善减缓下来，在此基础上，奴隶制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由于国家的存在，联邦政府的主导，维持国家秩序的稳定而不是顺应地方经济的发展趋势才是它的使命所在，所以它发动了战争，并由此确立了国家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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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产生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由此确立了国家并构建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得政治秩序走上轨道，一般的结论是这有利于处理涉及国家和群体利益的问题，并有效维护群体的共同利益，并抵制特权阶层侵蚀群体利益，维持社会稳定。
但是对美国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的史实重新分析，我们看到一个为了国家发动的战争并不会必然的维护群体的利益，反而会带来表面上顺应历史潮流却具有破坏力的经济制度。它强力的扭转一个地方的秩序扩展，以其国家的构建方式使之纳入不同的轨道，即使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建立起来也没有带来建设性的结果。
中国历史也存在这样的战争并以改朝换代为结果。北宋文物昌明，经济和社会制度走在了历史的前列，中央政府也在强有力的维持国家的运转，但是女真的崛起和南下侵略造成了北宋的亡国，野蛮的武力打败了文明的制度，人格化的家族制团体战胜了非人格化的国家。几百年后，明朝也败在后金的手上，与之相同。这两次改朝换代都带来了社会的倒退、国家文明程度的落后、先进的生产力被破坏，战争使得这一切顺理成章的存在下来，并以国家的型态维持下来。
战争可以创建国家，但不会一定创建出先进的国家，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倒退，并以国家的名义将之合理化。法治和责任制政府依附于国家基础之上，国家的性质带动着他们的性质，国家的文明程度带动着他们的文明程度，国家的转变也使得他们发生转变。即使法治早于国家的欧洲，一旦产生了国家，法治机制虽然顽强的维持着独立的地位，但其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必然受制于国家。
我们必须承认战争使得部落走向了国家也使得国家更加强大，但是它对既有的经济制度和国家体制的破坏，并不会带来它的正义性。这在政治衰败的时期尤其如此。
弗朗西斯福山论证美国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迎来了政治的衰败。其实政治衰败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正如任何事物一样，中国的朝代更替也在论证这一观点。战后70年的和平稳定和高速发展，在普遍繁荣的基础上也造就了富人阶层，他们以其经济影响力左右政策的调整，也因为科技文化的发展培养了更多专业化人才，他们以自身的专业化构成了对抗政治的武器，使得国家前进的步伐受制于此。
中国诸多朝代也在中期之后步入政治衰败，比如宋朝、明朝，他们培养了大批学有专长的治国专家，以他们的专业化才能，构筑部门和个人利益堡垒，对抗国家的施政，使得政令受制于既得利益群体，他们要么富可敌国，要么道德文章超群，而社会势力的崛起必然延宕国家的脚步，这被称之为政治衰败，这是国家的宿命。
战争和经济危机会成为加强政治的契机，抓住契机就会迎来新的政治秩序，抓不住则造成国家的颠覆。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银行业以其“大而不能倒”绑架了国家未能带来新的政治秩序，而中国当下的国企改革也有同样的意义。北宋在对金战争中失败被迫南迁，因此为了维持既定的利益格局，聪明的国家或者政治衰败之中的国家努力避免战争，战争带来的失序、重新构建秩序会颠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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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新冠疫情在世界很多国家爆发，成为检视国家的试金石。强大的国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取集体行动控制疫情的蔓延，表现最为出色的就是中国。美国囿于联邦制、各州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也囿于三权分立、受制于法院和议会；无法推行强有力的、集中的措施，各种制衡力量迫使它遵守冗繁复杂的规则，这在平时是抑制政治暴力的机制，而在防治新冠的问题上却成为政府施政的绊脚石。
个人拥有最大程度的自由权利，也即意味着他需要在社会出现问题时承担更多的责任，相应的，国家没有足够的权力则无法承担额外的功能。
中美决策相比较，推行集体领导的中国似乎要经过很多的讨论，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才会做出决定，而美国每四年举行一次全国大选，但白宫决策则集中于少数一些人手中，他们可以通过简短的讨论就会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整体体制才是攸关结果的关键，国会的存在成为白宫的掣肘，即使白宫敲定的认为正确的决策未必能够得到推行。
党争削弱中国王朝的权威，也在侵蚀民主的精神，但是国家不是空中楼阁，他建立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如果一个社会足够应付国家角色缺失的状态，也不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否则，国家角色一旦缺位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