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复杂的、生态的中国企业创造性

汪丁丁 原创 | 2020-06-16 13:32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中国企业 

 

  长期以来,关于创造性,在西方文化传统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十分不同的理解。所以,在评论中国企业的创造性时,我应首先提供适合探讨中西创造性的理解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观念,就是“生态的创造性”。

  生态,源自希腊语词“Οικολογία”。经济,源自希腊语词“Οικονομία”,其实是家政学。经济与生态共享的词根是“Οικο-”,现代译为“环保的”。由此可知,生活与环境的融洽,是生态的或经济的最初涵义。

  诺奖经济学家史密斯获奖演讲的标题,使用了“生态理性”这一短语,试图整合新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建构理性”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使用的“演化理性”。在史密斯获奖之前多年已获诺奖的西蒙教授,毕生致力于人工智能与有限理性的演化学说,他称建构理性为“全局理性”,而称有限理性为“局部理性”。

  布坎南获得诺奖的年份,在史密斯之前,在西蒙之后。他曾撰文评述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弟子沙克尔的激烈主观主义学说,并在文章结尾时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备理性选择,只是机械的反应式选择。只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主张的演化理性,才意味着创造性选择。

  与上述诸家相类,研究创造性问题的学者,将问题分为三类:

  其一是简单问题(simple problems),例如烤制一块蛋糕;其二是协调问题(complicated problems),例如登月飞船;最后是复杂问题(complex problems),例如养育孩子。这样的问题分类,最初由加拿大的三位“社会创新”研究者提出。

  对现代汉语而言,complicated problems通常译为“复杂的问题”,并且,complex problems通常也译为“复杂的问题”。我多年研读关于复杂现象的学术文献,或多或少理解这两种“复杂”之间的本质差异。所以,我特意将登月飞船工程这样的复杂问题译为“协调问题”。

  当然,这样的翻译严重扭曲了原文,故仅在这篇文章的这一段叙述中,或可接受。更合适的翻译是将前者译为“复合问题”,与“复杂问题”相对而言。可是,这个“杂”字毕竟意味着复合,不适合表达“complexity”。斟酌之后,我认为,复合与复杂,不妨互替使用,必须为“复杂性”另寻汉语表达。

  基于上述诸家学说,我为第二种复杂找到的一个汉语表达是“生态”。

  事实上,复杂性研究始终未能确立关于复杂性这一观念的标准定义。究其缘由,或许因为研究复杂性的学者主要来自四大领域:其一,生物学与生命科学;其二,化学与自组织理论;其三,物理学与动力学非线性理论;其四,协同学与涌现理论。

  在系统论视角下,复杂性是系统的一种性质,具有这一性质的系统,称为复杂系统。凡系统,均由两大集合构成,其一是“元素”的集合A,可以是任何事物或事务;其二是“关系”的集合B,由各元素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

  因此,系统可记为,S=。若没有集合B,那么,集合A就是集合论视角下的任一集合。A的元素也常称为“局部”,相对于S这一“整体”而言。我们常说,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其实,这一通俗见解的深入研究就导致了“系统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也称为“涌现”(emergence)。

  哈耶克在论及“复杂现象论”那篇长文里,描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涌现性质(emergent properties)。这些性质,因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不可能被还原为任何局部的性质——生命不能被还原为构成细胞的物理和化学原理,意识不能被还原为细胞,社会不能被还原为个体,诸如此类。

  复杂系统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涌现,而且表现为“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无中心的各局部之间关系形成组织。有组织的行为,一旦涌现,可与其他有组织的行为互动,于是在涌现性质的基础上形成较高层次的系统。复杂性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不同层次的行为可能相互影响。例如,我们的头脑决策与我们的肠道菌群之间有互动关系。

  其次,由于上述的自组织与相互作用,复杂系统表现出强烈的“非线性”活动,也是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一种表现形式。非线性,典型如“正反馈”,相当于经济学里的收益递增现象即常见的指数型增长,或网络社会现象里的“幂律”,于是导出复杂系统的另一表现形式,“互联性”,从大量简单活动的相互连接,可涌现更复杂的活动。

  在互联网里最著名的是幂律现象,也称为“赢者通吃”。在幂律作用下,出现了不少被称为“独角兽”的企业。

  互联的结构,不仅是企业能否成为独角兽的决定因素,更一般而言,是经济活动能否演化为市场经济的决定因素。最适合市场经济的社会网络,也就是被称为“小世界”的拓扑结构,与另外两类拓扑结构一起,构成社会网络的三分类。

  社会网络的拓扑结构,是微观经济活动的宏观生态。创造性活动,是一种微观经济活动。东方人的创新,与西方人的创新相对而言,更像是生态的而不像是纯粹微观的活动。也就是说,东方人倾向于在演化论视角下从事创新活动。

  例如,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通常必须考虑企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他们在具体的技术创新之外,还努力使企业嵌入本土社会。三十年前,我在香港研究企业家精神。根据我的概括,西方人的企业家精神有三大要素——敬业、合作、创新,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在三要素之外还倾向于有第四要素——济世。

  关于“济世”,不同的企业家有十分不同的理解。如果政治生态迅速恶化,官商勾结也可能被理解为济世。有鉴于此,与西方管理学院的课程设置有本质差异,我建议中国的管理学院增设基于奈特关于“社会过程”的政治学课程。与其让那些有济世情结的企业家成为官商勾结的牺牲品,不如使他们获得应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理论指导。

  当然,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不仅涉及政治学课程,更要求洞察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特质。汇通中西,无从借鉴。故而我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与学生们共同探讨这些主题。

  完全无视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生态的技术创新,百年以来,引发了西方思想界日益激烈的批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最初发表于1920年,流于偏激,主旨是批评西方科学与技术的反人文主义倾向。

  由此亦可理解,既然企业家为成功从事创新活动而必须采取社会演化的“局内人”视角,他们就应努力承担在奈特社会过程中的使命。通俗而言,就是“对社会负责”。

  文中创造性问题的分类可参阅:

  [1] Gianluca Cinquepalmi,2017, 《Business Beyond Design—A New Model to Think Strategically, Foster Creativity and Transform Businesses》,Hong Kong: 1.618 Limited. 

  [2] Frances Westley,Brenda Zimmerman,Michael Q. Patton,《Getting to Maybe— How the World is Changed》,Vintage Canada 2007.

个人简介
最近的工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每日关注 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