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演进动力——读《枪炮、病菌与钢铁》有感

宋圭武 原创 | 2020-06-17 00:48 | 收藏 | 投票

    人类社会的演进动力

                    ——读《枪炮、病菌与钢铁》有感

 

                                                    

 

    内容摘要:环境及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的不同组合,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短期或长期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另外,虽然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环境及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的合力作用,但环境及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力并不是孤立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三重力简单的相加,而是三重力互动耦合,最终形成一种新合力作用于社会发展。另外,对一个国家发展而言,历史越悠久,文化的积淀越深,文化的力量就越大,要想改变发展轨迹,越要重视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戴蒙德  人类社会  动力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年9月10日生于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父亲为一位医生,母亲为一位兼具语言学能力的音乐老师。戴蒙德毕业于Roxbury拉丁学校后,在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于1961年获得剑桥大学膜生物物理及生理学博士学位。1962年至1966年返回哈佛担任基础研究员,在1966年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院的教授一职。在他二十余岁时,他同时研究新几内亚的鸟类生态与演化行为,并多次探险新几内亚与其周围的群岛。在他五十余岁时,戴蒙德进行环境史的研究,并担任加州大学的地理与环境健康科学的教授。

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在《发现》、《博物学》、《自然》和《地理》杂志上发表过论文200多篇。戴蒙德是全球惟一两度荣获英国科普图书奖的作家。著有《昨日世界》、《崩溃》、《历史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 of History)、《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探秘》和《第三种黑猩猩》等书。其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其地区?《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一书中,作者认为,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戴蒙德认为,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并且有四组差异是最重要的。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决定了粮食生产。而剩余粮食可以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才,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众多的人口,从而甚至在发展出任何技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人多就可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就生物物种来说,欧亚大陆最为得天独厚,非洲次之,美洲又次之,而澳大利亚最下。第二组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种速度在大陆与大陆之间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它的东西向主轴线和它的相对而言不太大的生态与地理障碍。对于作物和牲畜的传播来说,气候和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因而相同纬度传播最有利。对于技术发明也是如此,气候和环境相同,也更有利于技术的传播。第三组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一批本地的驯化动植物和技术。大陆和大陆之间传播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因为某些大陆比另一些大陆更为孤立。在过去的6000年中,传播最容易的是从欧亚大陆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过这种传播得到的。但东西半球之间的传播,则没有对美洲的复杂社会作出过任何贡献,因为这些社会在低纬度与欧亚大陆隔着宽阔的海洋,而在高纬度又在地形和适合狩猎采集生活的气候方面与欧亚大陆相去甚远。对于原始的澳大利亚来说,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道道水上障碍把它与欧亚大陆隔开,欧亚大陆对它的唯一的得到证明的贡献就是澳洲野狗。第四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更大的面积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发明者,更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更多的可以采用的发明创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有发明创造的压力,因为任何社会如果不这样做就往往会被竞争对手所淘汰。在全世界的陆块中,欧亚大陆的面积最大,互相竞争的社会的数量最多。美洲的总面积虽然很大,但却在地理上和生态上支离破碎,实际上就像几个没有紧密联系的较小的大陆。上述四组因素构成了环境的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了不同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

    另外,戴蒙德又进一步探讨了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新月沃地的社会或中国或印度的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戴蒙德认为,虽然从公元前8500年开始,直到公元500年后希腊和意大利的先后兴起,欧亚大陆西部几乎所有的重大发明------动物驯化、植物驯化、文学、冶金术、轮子、国家等等------都是在新月沃地或其附近出现的但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挖墙脚,而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西部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并不是那里的居民比较明智,而是他们运气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另外,为什么中国把自己领先的技术优势让给原先十分落后的欧洲?戴蒙德认为,主要原因是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分裂催化了竞争,而统一扼杀了竞争。

    上述观点,有一定合理之处,但也有些需要商榷。下面笔者谈些自己的看法。

    从人类社会的起源看,环境等要素是重要影响变量,有一定正确性。但从长远看,人类社会演进的动力,最终应是三重动力之和。第一重动力是环境要素动力。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等。抛开制度、文化等因素影响,相对而言,拥有丰富要素和良好环境的国家,自然会比要素稀缺和环境恶劣的国家发展更有优势。第二重动力是制度动力。制度就是规则,制度包括各种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微观制度包括企业制度等;宏观制度包括国家治理制度等。制度提供了要素的配置规则。抛开环境要素、文化因素,相对而言,拥有更有效制度的国家,社会发展会更持久,更健康。第三重动力是文化动力。这里的文化是狭义文化,主要是指价值观。相比环境要素动力和制度动力而言,文化动力是一种更为深层的动力。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正是文化的不同,才最终导致了各国不同的发展模式。戴维·兰思德在《国穷国富》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习到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正是文化创造了所有的差异。

    环境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的不同组合,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短期或长期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从各国发展实践看,有些国家环境要素动力弱,但制度动力和文化动力足;有些国家环境要素动力强,但制度动力和文化动力弱;有些国家环境要素动力、制度动力和文化动力都强。另外,虽然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环境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动力的合力作用,但环境要素、制度、文化三重力并不是孤立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三重力简单的相加,而是三重力互动耦合,最终形成一种新合力作用于社会发展。

    另外,对一个国家发展而言,历史越悠久,文化的积淀越深,文化的力量就越大,要想改变发展轨迹,越要重视文化的改造。

    至于为什么中国最终落后,笔者更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因为一是从历史看,中国统一和分裂的时间相比,其分裂的时间更长学者葛剑雄经过研究认为,秦始皇开始到目前这2200多年间统一的时间其实只有900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分裂二是就是在统一的情况下,国家也面临许多外部的竞争,并不是没有竞争或缺乏竞争。

    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最终落后西方,应是一个综合力的结果,包括环境、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但从历史源头看,从商到周,文化从“祭祀文化”转型为“礼乐文化”,应是一个关键点。

由于文化从“祭祀文化”转型为“礼乐文化”,最终导致文化对人的约束缺乏内在自觉基础,导致“礼乐文化”自身形式化,而社会最终也是越来越礼乐崩坏,越来越缺乏秩序。于是,专制就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这里为什么中国社会年专制一直不倒?根就在文化。由于文化缺乏内在约束力,就客观需要外在的更加集权的制度来弥补约束的不足。但专制集权制度本质是不利于创新的,由于缺乏创新,也就使中国发展失去了重要的创新动力。

另外,由于文化缺乏内在约束,单靠制度约束人毕竟势单力薄,于是,在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双紧规律。一紧是社会制度越来越权力集中,越来越体现集权特点;二紧是文化对人性的禁锢越来越严厉,到宋明理学达到最大化。但双紧的结果并没有达到对人性约束的理想化,而是进一步诱致了中国社会人性的双面化,面子人格成典型特征。面子人格的形成也让中国社会的道德呈一种退步状态。而社会缺乏道德,自然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就会极高,社会就很难进步。

双紧规律的作用及效果在明清时代达到了顶峰,同时,也使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从明清时代开始真正拉大。

所以,纵观中国历史,落后真正的原始转折点应是从商到周的文化转型。最终文化转型导致制度转型,导致专制集权制度一统天下。最终文化与制度互动形成一种双重低水平均衡状态。一重是文化的低水平均衡;一重是制度的低水平均衡。而且文化均衡与制度均衡互相嵌套耦合,互为补充,互为呼应,最终让中国领先世界的物质技术水平在明清时代与世界真正拉开差距,而且是差距越来越大。

由此,笔者认为,从长期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建设有内在自觉的文化,实现文化自觉。而实现文化自觉,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格自觉,建设国民的自觉人格。由于文化建设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也应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任何急躁行为其结果都可能是不理想的。

而建设自觉文化,实现人格自觉,核心是要培育国民的诚信、理性、敬畏三种意识。诚信是一切制度文明的根基。有诚信的社会,自然就是一个守秩序的社会,法治社会建设也就有了雄厚基础。理性是一切科学文明的根基。理性精神,实质就是科学精神,没有理性精神,何谈科学精神。敬畏是一切道德文明的根基。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

 

 

                               

 

 

                                作者: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通讯地址:甘肃省委党校

                                邮编:730070

                                电子信箱:gssgw007@sina.com

个人简介
宋圭武,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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