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模式与霸权模式：“一带一路计划”与 “马歇尔计划”的本质区别 ——兼论基于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金融体系构建纲领与原则

  共同体模式与霸权模式：“一带一路计划”与 “马歇尔计划”的本质区别

       ——兼论基于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金融体系构建纲领与原则

                                              禹钟华 祁洞之

内容摘要：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理解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本质性的错误认识，二者在文化背景、实施手段、最终目标、全球影响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由于文化性质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对于国际化的认识存在着本质区别。本着替上帝治理人间的基督教理念，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逐渐建立了以自身为主导的，全球控制体系，“马歇尔圈”作为西方文化的必然现象始终存在，使控制者与控制对象间的界限泾渭分明，所以“马歇尔计划”本身是一个霸权的计划，是一个西方主导并控制世界的计划。中国也推出了自己的全球化蓝图，其主要内容为“一带一路计划”，这是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天下观、全球观、整体观、营卫观、两行观，是中国面对人类共同体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也为人类描绘了一幅和谐繁荣的愿景。

关键词：共同体模式  霸权模式  一带一路计划  马歇尔计划 

我们始终面临着两个十分沉重而巨大的问题，其一，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其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优劣比较，以及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体系或者历史坐标中比较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绝非易事，庞大繁杂、千头万绪，需要我们找到一个角度和视域。在当今诡谲多变的国际局势下，当有人混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为西方的“马歇尔计划”的2.0版本的时候，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对于二者清本溯源的比较分析，恰好可以成为一个线索，展开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因为，“一带一路计划”和“马歇尔计划”作为经济金融区域化、国际化的了两个标准范本，分别凝结了中西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两者迥异的治世原则、理念，以及描绘了不同的对世界未来的蓝图设计，两个计划的比较分析甚至可以扩展成两种文化的比较分析、两种社会历史演化轨迹的比较分析，这一宏大叙事框架可以包括多角度、多层面的比较分析，似可完成一个自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兴起至今资本主义制度已老朽垂暮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大清算，同时，也展现出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间的博弈过程以及各自的本质特征和历史教训，通过这二三百年的历史也可以提炼出社会制度模式演化的一些规律性的总结。

当然，两者在表面上的区别在于，一个已经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历史，一个尚待展开。因此，当有人欲混同二者，名“一带一路计划”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的时候，着实需要厘清差异，以正视听，向世界宣讲中国国际化的理念与原则。

一、于全球化的演化历程中对二者进行历史定位

无论“一带一路计划”还是“马歇尔计划”，从某种角度看来都是一个经济区域化或者国际化的设计，所以我们首先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和定位这两个计划的背景、作用和意义，这首先需要我们对对全球化历史的进行简要回顾与分析。以全球化为视角考察历史，那么我们可以把历史划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前全球化阶段

产业革命之前的历史阶段属于这一时期，受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各国、各文明中心均无力把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推至全球，人类无论以何种方式均不能实现全球化，世界分割为几个独立的区域，存在着几个文明中心和主导国家，以各自文明中心为基点，向四方把自身影响推向极限，世界被划分为中华文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非洲、美洲原始宗教地区等等诸多文明圈，人类文明呈多头演化态势。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地理大发现、资产阶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已经发生，但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并没有促使全球化的兴起，十五世纪末期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使得西方世界获得了资本——近20亿两白银和几亿两的黄金，十七世纪开始陆续爆发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使得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获得了黄金和政权的西方资本并没有能开始全球化，说明两项条件是不足以支撑西方的全球化的，只有在产业革命爆发了以后，也就是意味着有了“枪”以后，西方殖民者才开始了血腥的全球化——全球殖民。这距离地理大发现已经近三百年，距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近二百年，说明直接推动全球化的力量是军事力量，西方殖民全球的基础是军事优势，而绝非经济优势、更非文化优势。西方文化的逻辑是，当具有绝对实力的时候，绝对不会放弃使用实力奴役弱者的机会，体现出西方文化丛林原则的根本特征。这与郑和下西洋所展示的中国文化核心实质形成鲜明对比。

（二）第一波全球化——西方的全球殖民

产业革命首先赋予了西方人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籍以几百年来经济上的积累，西方开始了第一波以全球殖民为内容的血腥的全球化进程，西方的坚船利炮席卷全球，打断了人类文明多头演化的态势，把全人类卷入到了殖民化、基督教化、奴役化的浪潮中，凭借枪炮构设世界格局为宗主国和殖民地两个垂直层次，以全球为视域建立起以西方为核心的控制盘剥体系，[①]这时期的劫掠和奴役野蛮而直接，并无太多掩饰，因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下，弱肉强食似乎自然而然。

这一波全球化进行了百多年后被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促使其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在于被压迫者的反抗，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其二，是西方殖民者内部的分赃不均导致的激烈战争。“马歇尔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撕裂后的西方世界的重新整合。

战后，世界被划分为两个阵营，全球化进程自然结束，人类进入冷战时期，从某种角度看来，冷战时期更像是第一波全球化和第二波全球化的间歇期。

（三）、第二波全球化——资本全球化

苏东集团解体，冷战结束。打碎了两极对垒的冷战格局后的西方世界即刻吹响了第二波全球化的号角，开始通过经济手段重新塑造世界格局。作为当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全球化”曾几何时为世人描述了一幅终极社会式的美好愿景。与第一波全球化相同的是其主导者未变，仍是八国联军抑或七国集团，新的全球化所建立的框架与第一波全球化所建立的体系并无二致，仍是一个垂直控制体系。但是全球化的手段、方式不再是野蛮的军事入侵，而转变为枪炮保护下的资本冲击——投资，西方资本如万马奔腾，驰向全球。

如果说第一波全球化是由欧洲主导的，那么这一波的主导者是美国，全球化的体系构建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皆以美国为核心。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什么全球化，仅只是美国化而已。这一波全球化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发生变异，整个全球化势头仍迅猛发展，然而主导者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位势转换，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正逐渐崛起，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被视为新的主导者，而美国霸主的地位日衰。

（四）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势头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全方面地、深入地参与到当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当中，而成为世界工厂，在西方主导的体系中，从食物链的最低端逐渐跃升，而具有了改变格局的实力。

我们且不论各种描述中国的经济指标的虚与实，也不去追究中国究竟是第几大经济体，不容质疑的事实是中国的拔然崛起。当中国再次站在世界之中央，贡献给世界的是一个庞大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带有浓郁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式全球化蓝图——“一带一路计划”。

金砖银行、上合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拉美基金等等，以“一带一路计划”为实体内容与核心，中国抛向世界的是成系统、分系列计划和构想，展示了中国的全球化理念。具体的“马歇尔计划”发生于西方主导的第二波全球化之际，而“一带一路计划”作为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构想，其实施将开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二、对于“马歇尔计划”的文化背景解读与历史背景解读

（一）“马歇尔计划”的文化背景：西方基督文化及资本主义精神

1、从狩猎模式到狩狝模式

以西方文化作为起点，再联系资本主义的发生与演化，最终论及“马歇尔计划”，这样说理过程似乎过于迂回。然而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三者在逻辑上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先抛出我们的结论性观点：以狩猎文明为核心内容西方文化本身始终蕴含着资本主义的基因，必然孕育出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是资本者僭越于人类社会之上，并以资本为狩猎手段奴役人类社会的社会制度，“马歇尔计划”体现着资本主义应对世界的基本方式。

产生于游牧生产方式的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狩猎文明，处理的是狩猎者、狩猎工具与狩猎对象之间的关系，讲求狩猎工具的效率性，以狩猎者为主体的自我认知感十分强烈，视客体、他者或者说周围的一切为资源或者狩猎对象。在演化的过程中，随着狩猎者能力的增强，狩猎模式逐渐演化为带有驯养意义的狩狝模式，狩猎者也就演化为控制者——牧羊人。牧羊人的角色恰好同基督的角色重合，成为替上帝治理人间的代理人，因此，基督教文明与狩猎文明是高度吻合的，是西方文明的价值核心与文化基因，基督是上帝和人间的沟通者，而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代表绝对真理，在这样逻辑前提下，上帝面前是没有其他神灵和文化存在的空间的，基督文化视域中只存在教徒和非教徒（异教徒）之分，人类世界必然终将成为基督的世界，否则就与上帝创世的前提相悖。

因此，基督文化就是一个牧羊人的文化，是控制的文化，是狩猎文明的升级版本—狩狝文明，在这一文化控制的社会中，社会结构与狩猎文明的社会结构相同，被划分为控制者、控制手段和控制对象，以“牧羊人”实现控制为目的。在整个西方发展的历史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最终到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是控制手段，而社会结构没有改变。

2、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

这样一种文化内涵和社会意识，正是资本主义滋生的文化土壤，其文化基因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实质，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的标志在于资本者僭越于神权和政权之上成为绝对控制者，而资本演替成为绝对的控制手段。

资本主义是以资本者（或言资本家、资本集团）为主导的社会制度，其核心在于资本控制社会经济的一切，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具体构成内容是资本者、资本及资本作用对象，这与狩猎文明的模式——控制者、控制手段、控制对象是一致的，这同时与基督教文化所构造的社会结构——上帝、基督、人间也是一致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如果不把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层、阶级，如果没有狩猎对象的存在，狩猎者的存在也就失去存在的可能，资本者本身的存在及地位是不能维持的，因此，这种三元结构就成为了西方文化乃至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基因。在现实中资本者看待一切现象都会判断、鉴别其资源属性，也就是分析对方作为狩猎对象的价值，然后选择狩猎工具，进行一役毙命式的利益攫取。这是其融化在血液中的思维惯性。

在生产三要素中，资本以其凝聚性、灵活性、流动性而居于主动地位，天然具有着对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的支配能力。但是，资本作为财富创造的必要要素，其社会功能是客观的、积极的，只有当资本僭越于社会经济之上，以某种方式运行进而对整个社会进行勒索的时候，就蜕变成为控制者的控制手段而走向反动。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使资本成为经济的主要控制手段进而成为社会的控制手段，从而使资本集团成为社会的绝对统治者。因此，资本与人（人力资源）和物（自然资源）的对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一对峙业是阶级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阶级的分化，资本的超额利润将不能实现，进而资本的统治也无从实现。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基本结构、体制上必须制造异己的广大无产阶级，也就是被控制者、被狩猎对象、被剥削者、食物链低端阶层，这种结构的划分是资本主义制度生成的首要前提。

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需要从理论上宣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优点并不能得以逻辑证明或者实践证明，但是这样的理论会引导一个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处于自我局域牵制的颗粒化、碎片化状态，从而作为标准的狩猎标的完全可控，这是西方宣扬此理论的真实意图。因此，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在于努力使对象颗粒化、碎片化。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基督教于资本主义的关系，[②]刻意强调基督教抑或新教伦理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及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三位一体性，并把工业文明置于前两者的逻辑之后，这样就有了基督教或新教提供了工业文明的原动力、资本主义为工业文明提供了公共社会产品、工业文明只有发生于前两个文化形态之上方能快速发展的奇怪逻辑。在此逻辑支配下，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国传统文明都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羁绊。这种论调不只是发生在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指手画脚，更表现于自五四运动以来以启蒙为己任的一批中国学者的附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逻辑共轭关系在韦伯看来不仅是基于对上帝的回报，也是替上帝统治人间的伦理精神的具体体现与实施[③]。但在现实历史中，这种统治往往是血腥和野蛮的，资本绑架工业文明的各个生产要素，在船坚炮利的推进下把所及对象区域殖民地化。工业文明非但不是资本主义的共融形式，更不是资本主义的派生形式，而仅只是资本统治人间的工具。将工业文明之前资本的海盗化历史及其金融网络化之后西方帝国去工业化的现实作为背景比照，结论昭然。中国学者张文木指出：“资本没有祖国，遑论社会主义国家。华尔街资产需要它所依附的国家有力，只是为了它的资产保值，同时它又不需要这个国家有力，因为它还要吸吮这个国家的‘血液’。”（张文木2015）资本对所寄居的一切——包括曾经的工业文明以及作为“马歇尔圈”的西方国家——都不抱有任何感情，仅只是工具利用。可见，资本既没有祖国意识也没有人类意识。

（二）“马歇尔计划”与“马歇尔圈”

1、“马歇尔计划”首先是援助计划

对于西方资本集团的这一慈善行为我们是这样理解的，牧羊人的存在是以羊的存在为前提的；庄家的存在是以散户的存在为前提的。资本的主导力的发挥是需要前提和条件的，即必须与其他两个生产要素——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相结合，否则，独立的资本，就相当于荒岛上的黄金，对于鲁滨逊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当世界被二战的战火毁为一片瓦砾，针对资本而言首先需要的是恢复生产能力，为资本的增值、拓展培育土壤，此举的本质含义在于首先在西方世界建立资本主导的核心经济场域，构建梯次结构鲜明资本控制系统，并谋求在此基础上展开全球化进程。

2、“马歇尔计划”是控制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资本圈对于经济领域的控制，是西方世界对全球的控制。战后的西欧、日本在“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经济快速回复，同时也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为了保证自己“投资”的安全，美国对于西欧和日本同时予以严密的军事“保护”。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格局，明显呈现出西方资本通过西方国家集团（七国集团）主导世界的局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方面的规则制定权、定价权皆高度垄断于西方资本手中。

西方世界从不掩饰其要控制整个世界野心，它所有的战略、所有的理论始终是在寻找“控制了什么什么就控制了世界”这样一种关键节点，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基辛格也有类似的描述：“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每个成员的生活；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那么，试问“控制”具体是一个什么状态？什么效果？答案显而易见：控制意味着勒索。规则制定权、定价权、设卡收费权、征税权等这些都是勒索的具体手段，历史见证了，西方世界控制海洋、石油、粮食、货币以后对全世界的勒索。制度化、体系化的勒索就构成了现代奴役制度。遍布南方世界的血汗工厂是现代奴役制度的鲜活例证。

就国际金融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及牙买加体系都是“马歇尔计划”所蕴含的理念在现实中的操演，是基辛格“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全世界”这一理想的具体实践。西方资本通过其主导的金融体系，使用纷繁复杂的各种原生、衍生金融工具，把时间轴上的未来的财富一并拉入当下场域，使其具备无比巨大的金融能量，以之为金融原子弹来勒索全世界。在穷其时间、空间上所有可以调动的财富以形成破坏力无限的金融武器的同时，其身家性命也以多倍杠杆的赔率抵押了进去，我们完全不可想象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几近为零的情况下，仍然恶性透支所谓信誉，其黑洞般的债务将如何偿还。

3、“马歇尔计划”以划定了“马歇尔圈”的方式来构建世界格局

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狩猎者之间的竞争或者整合，而“马歇尔计划”标志着西方列强整合的最终完成。西方列强整合的同时，出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竞争者：苏联，在西方资本看来，与苏联之间的社会制度之争及意识形态的矛盾是次要的、是手段层面的，两者间争斗的本质同样是狩猎者之间的竞争。区别于以往，竞争的方式有所变换：冷战替代了热战。因此，“马歇尔计划”现实中的首要目标是对抗苏联。然而，其形成的组织结构、世界格局的全部意义并非仅限于此，是一个充分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面向世界的重构计划，代表了美国作为新的世界霸主、西方资本以美国为主要操作平台的对二战后世界格局的规划。

在表面看来“马歇尔计划”仅只是一个经济援助计划，在本质上它更是一个文化现象，是西方文化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马歇尔计划”的使命是整合已经被战争碎片化了的西方列强，在美国的领导下重新构筑一个猎人群体，同时也体现了西方基督文化、资本主义精神中控制世界的终极目的，是以西方资本为圆心的一个文化圈、经济圈、利益圈。这个圈是有层级的，以俯视的角度观察，“马歇尔圈”是多层同心圆（如图一），从立体角度看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如图二）。

      图一                                  图二

“马歇尔圈”是一个层次等级分明，在圈内分为主辅，并一致对外的狩狝者集合，作为狩狝对象的、“马歇尔圈”的外围结构也因可控性、重要性等因素分为不同的等级，因此就“马歇尔圈”圈内结构及圈内、圈外关系而言，是一个垂直控制模式得具体实施。

“马歇尔圈”何尝不是一个共同体，仅只是这个共同体是封闭的、排外的、阶级化的、具有特殊利益的控制者圈，必须以圈外结构的存在为其自身存在的前提。即便是“马歇尔圈”内的结构也体现出控制体系的鲜明特征，主导者为西方资本集团，以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均统一而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为主要运行平台，而作为同盟者的欧洲在政治上、军事上则是碎片化的。因此，圈内进行了多重整合——军事方面的北约、经济方面的经合组织、金融领域方面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

（三）“马歇尔计划”之于当代帝国主义

有关帝国主义理论的论述集大成者为列宁，列宁通过详实的论据，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列宁认为帝国主义阶段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金融资本[④]，而“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鲁道夫.希法亭1994）经过长期发展演化，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列宁1960）那么，后来的发展情形如何？

列宁的理论是不可忽略的、不可略过的，其实我们始终面临着列宁无形的追问：后来的发展情形如何？帝国主义目前是个什么情形？如果说列宁的理论是不可接受的，谁又能驳倒列宁通过详实的资料、严密的论证的所得出的有关帝国主义的结论？如果列宁没有错，那么我们必须回答列宁的追问，对今天的帝国主义加以描述和分析。

难道我们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已经消失了或者缓解了？二战后的历史发展恰恰给了我们截然相反的结论——帝国主义非但没有消失或者削弱，而是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强国争夺垄断权”的过程结束，其内部通过“马歇尔计划”完成整合，对外已经构建了以其为主导的包含经济、贸易、金融、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全球治理、控制体系。“马歇尔计划”完成了帝国主义的整合及控制范围的全球化。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我们还需要列宁主义的现代化，用列宁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今天的现实。我们还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而现代化，秉持天下为公、平等互利等共同体原则为世界搭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治理结构。

（四）“马歇尔计划”与新自由主义

“马歇尔计划”与新自由主义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透过表象探究本质，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直接的逻辑联系。新自由主义是服务于“马歇尔计划”精神贯彻的理论体系，是迷惑南方世界的理论烟雾。被控制对象在处于松散、分散的状态下，是最易实施控制的。因此，作为控制体系的“马歇尔计划”，颗粒化、碎片化对方与他者是其当然之义、本能目标。

在军事殖民已再无可能的情况下，其对于圈外南方世界控制手段实施的前提必然是碎片化对方，进而从政治、经济、金融等诸多方面加以控制，这就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肆意泛滥的背景。

主导着严密的垂直控制体系的西方资本，满世界地鼓吹民主、平等、自由、开放，本身就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 ”“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儿不是自由的趋向。”（列宁1960）似乎在十九世纪末已经达到高度垄断的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在二战后已经过渡到了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似乎被二战的战火所粉碎而消失的无影无踪，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历史已经终结”，世界祥和繁荣，已成长治久安之势。透过历史表象我们发现，新自由主义实际的政策指向仅只是促使非西方世界对西方资本的开放，是资本进入进而控制非西方世界的自由。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并辅以政治上的民主化，这一套组合拳是最有效的碎片化对方的手段，使对方在政治、经济领域呈现一片散沙的状态，而对西方经济、金融的入侵毫无抵抗能力。近几年北非、中东、东欧的颜色革命甚至直接导致社会动乱、战争，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繁荣，而是直接引向毁灭。

“马歇尔计划”最辉煌的成就就是使“马歇尔圈”最强大的对手苏联碎片化，这几近宣布了资本主义的终极胜利。然后，西方世界并未就此停止脚步，仍在努力促使俄罗斯进一步碎片化以及所有可能影响资本全球扩张的力量碎片化，目前这一反抗力量的代表当属中国。碎片化进而控制中国成为西方资本的首要目标，当在经济、军事、金融等方面的实力对比彻底打破西方资本的吉祥谋划之后，理论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成为西方手中唯一的可以寄托些许希望的余牌。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十分成功，在中国理论界还是具有一定的地位的，需要我们从历史背景、逻辑理路等诸多方面对其加以深刻批判，进而对其本质产生一个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决不应盲目地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而自毁长城。

三、“一带一路计划”的多视角解读

“一带一路计划”体现了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天下观、全球观、整体观、生命观、系统观、营卫观、两行观，是中国哲学的集中宣示，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必然延伸，因此，其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核心内涵，其为地球村描绘的和谐美好的愿景具有人类性和跨时代性。

（一）“一带一路计划”是对改革开放成果的有效保护和对国际社会的反哺

近代以来，经历了两千多年反复洗礼的中国传统哲学，基于自身变革的需求（而非外铄的压力下）一次一次主动尝试以同工业化模式接轨为内容的自身现代化革命，但真实的历史是，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历程每每被形形色色的军事入侵和资本入侵所强行打断，而使近代中国苦苦挣扎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间的存亡境地。回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清醒地认知到：中国之所以屡次被拒于现代化大门之外，并非如同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所言——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格格不入。相反，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资本控制计划，早在中西文化交汇发生之前，已将魔爪伸向远东的中国。重塑现代世界格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国也首先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再中断，进而又把中国推入对再殖民地化的殊死抗争中，因此，与苏俄一起被置于“马歇尔圈”铁幕之外而“与世隔绝”。

至此，我们认识到所谓中西文化之间，不单纯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抑或不是生活道路认同与选择的差异，甚至也不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而是具有人类共同体自觉意识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⑤]之人文理想与资本主义式的凌驾于人类之上并实施命运主宰的新狩狝文明之间的差异，抑或直白表述为：这是推己及人的互通哲学与推他者为猎物的攫取哲学之差异。

基于这样的领悟，重新聚焦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再国际化历程，我们就会清醒、透彻地认识到：虽然，由于中西双方均处于“战略窗口期”而展开全面合作，但这是一场志不同、道不合的“同床异梦”。于中国，则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迈过现代工业化这一坎劫的现实任务的艰苦努力；于西方，则是借机把中国纳入马歇尔狩猎圈从而使之彻底拉美化的图谋的不懈实施。同床异梦终会曲终人散，工业现代化仅仅是中华复兴历程中的路标，而非归宿。从文化上看，进化到“推己及人”之人文境界的人类共同体哲学，怎可再次卖身投靠返祖化的、“推他者为猎物”的丛林哲学门下？

当下国际局势的波谲云诡，正是中西之间围绕这三十多年来工业化的合作成果在属性上的歧义、争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反应。站在西方资本的角度看，这显然是陷阱中的、待猎取之猎物；站在中国或真正的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人类共同体合作的新成果，同时也是使被置于“马歇尔圈”控制之下的南方世界摆脱被狩猎之命运的有力工具。在此意义上，中国以“一带一路计划”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化进程正是中国籍三十几年改革开放成果对人类社会的返哺。

（二）“一带一路计划”与“营卫哲学”

共同体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生命体，生命系统诸多要素协同合作维持生命的延续，基于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这一根本性哲学认识，真正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荣经济社会，是以服务型人类公共产品的充分提供为基本特征的。

中国文化始自于、服务于农耕文明，但其系统的哲学意义对于现代工业文明而言，绝非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而工业文明，不论从其萌生还是到目标，都可归结到惠及人类这一点上，它仅只是农耕文明的自然拓展形式。在中国哲学的视野下，包括工业文明在内的任何健全的社会系统，都可以譬之为生命。中国哲学积养深厚的生命学说中，子组织（器官）间、子组织与生命体间存在的两个联通纽带至关重要——血脉与气脉。《内经》中将前者称之为“营”，所营的是通身血液循环系统；后者称之为“卫”，指通身经络系统对外邪的抵御系统。营卫血气两通方能健康不病。这一“营卫生会”[⑥]理论或营卫哲学譬之于经济社会系统，则地域性的互联互通乃为经济共同体的血脉经络，畅通则共荣拥塞则共损，即“通则不痛，痛则不通”[⑦]。基于此，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始终着重于基础设施和基础网络，而在一带一路的地域化推进过程中，也是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和基础网络，它不是盈利或控制的基础形态，而是在打造共同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和经络交输系统。所谓合作共赢，就是在公益性的上述设施的使用中，每个子系统都能在通体的健全设施下各自发展。

本着营卫生会原则，我们还需认识道，中国建设这种互联互通的网络之时是瞄向打通经络的体制构建，是以联通为目的的，而“马歇尔计划”就是一个隔绝的计划，是以“马歇尔圈”之外世界颗粒化、碎片化为根本目标。事实证明，“一带一路计划”所要打通的关节点也恰好是西方反向军事控制、定点隔绝的着眼处；一带一路所必由之地也恰好是西方资本将战火和动乱引至的目标所在。如此，“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就成为对于西方百余年来控制世界体系、机制的反抗，卫外意义明显。我们首先要通过营内把共同体建设成为畅通无阻的网络，营内的过程中就是有效地卫外、就是对“马歇尔计划”的有效对抗。这种“隔绝”与“联通”的对峙是一种博弈理念的博弈，而非真刀真枪的厮杀。因此，我们对“一带一轮计划”应该有一个双重的理解：营内意味着对共命运体服务体系的提供，卫外着力于对“马歇尔计划”控制体系的消解，“营卫系统”有似围棋博弈中的“劫材”，在毁建当中决定双方的胜负。

营卫理论面向生命整体，及面向整个共命运体，具有无私性和公共服务产品性质，是中国文化几千年积养出的系统机制构造智慧，它在功能发挥上体现着“裒多益寡，称物平施”[⑧]的系统共荣机制，面向的系统理想是“天下为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环球同此凉热”等真正的“普世价值”。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共同体的贡献，应基于此来理解营卫理论视域下的合作共赢模式与机制。

    （三）“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体系构建纲领

中国文化奉行两行逻辑[⑨]，社会结构当中的上行结构一定是代表整体理性、服务性的、非盈利的，其哲学思想所决定着政府的天职是社会服务，上行结构规定者下行个体的运行空间、行为规范等自由度，上下行共轭为一个和谐的共命运体。这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共命运体的基本结构，

基于人类共同利益、整体理性所凝结的人类共识必然是天下为公，中国的纲领就是基于这样的天下观，在命运共同体当中构造一个服务体系、服务平台，这是人类视域的上行结构、组织基因。这是我们需要公告世界的中国原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经济战略、金融战略的理念基础。

把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融入我们目前的国际化进程中，基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对国际经济及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批判性地解读、校正性思考，会产生一些方法论上的心得。与西方教科书所宣扬的碎片式的、盈利性的、私人财产性质的经济金融理论不同，中国文化中孕育出来的理念必然是整体性的、系统的、服务的、公共产品性质的。那么一带一路建设到哪里，共同体也就建设到哪里，中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就服务到哪里，作为共同体上行结构的文化理念、制度机制就惠及到哪里。顺理成章，中国依托“一带一路计划”所要构筑的国际金融体系一定是道路桥梁般的国际服务体系，绝非卡喉式的勒索体系。

“一带一路计划”描绘了一个包容开放的大共同体，面向一切爱好和平、反对霸权的国家、地区开放，其终极指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一带一路计划”、理本主义[⑩]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形态，与远在东方的中国文化是没有学术血缘的，它的直接理论触媒和助产婆恰恰是原始形态的资本主义。换言之，社会主义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比照和超越性理论设计中诞生的，它的逻辑纲领旗帜鲜明反对资本主义，它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积养也完全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思。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主、以整体视角考察治理社会，为社会成员制定行为规则、活动空间，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它是一个指向人类未来的集成性的理论体系，不曾在过往的历史中制度性呈现。

近代以来，面临道路选择的中国人未必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的逻辑操作内核，但在船坚炮利下被殖民化的感性直观中，对资本主义的恶和社会主义的人类正当性判若冰火，于是学习着实践社会主义，使之成为中国发展之路。这是中西方交汇碰撞出来的崭新成果，它超出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其正当向上性被历史的进程所确认；但它同时超越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其正当向上性的证明在和平发展主题下则存在着确认的困难，因为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的狩猎逻辑的反人类性清晰可见，而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狩狝逻辑之恶被被包装成以“民主”和“自由”为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深深地隐藏，人为形成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体系的迷雾。中国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何尝不是由浅入深，我们一度仅从从社会主义的反面去了解资本主义，甚至曾经把“小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今天，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此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控制，只有控制，才是资本主义的原罪。控制人类与服务人类，这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中国文化中孕育出来具体的社会制度是基于农耕文明的礼乐制度，是一典型的共同体制度，体现出“天人合一”、“仁者爱人”、“老幼尊卑”、“差等有序”等核心理念。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我们以“理本主义”一词来称谓中国的制度体系及制度文化。

这一制度并不排斥市场、资本、私有制，而是为其活动范围规划出合理的空间，对其加以限制和引导，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正面作用，而规避由于过度发展而对共同体所造成的伤害。因此，在中国文化所决定的社会体制之中，其理想状态是整体理性始终居于上行结构，为社会提供秩序及公共产品，对下行要素的僭越始终保持警惕。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绝对不可能发生资本僭越于社会结构之上的情形，中国文化对资本主义具有天生的免疫力，因此，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观点的产生仅只是“中学西范”徒劳努力。

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良性循环，如同生命体只有在生命要素处于良性循环的情况下，生命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经济范畴的良性循环体现在等价交换方面，或者说交换的比例要公平合理，这样才能避免财富的单向集聚而形成社会分化。其反面则是在物竞天择的原则下所形成的贫富分化，财富和贫穷分别向两个方向集聚，财富单向移动而没有反向的回转，不能形成环形的循环财富运动，这样的社会机制只能在停止运行之后，于重新格式化的基础上重新运行。因此，古代中国使用重农抑商以及平准、盐铁、均输，加之鳏寡孤独的底线保障等方式来保证经济过程中得价值循环运动。于此相反，以追求利润为本能目标的西方资本制度其重要效应就是要使财富向资本集团集聚，而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循环或者最大程度地减少回流，以扩大狩猎范围，即扩大财富攫取范围、扩大控制范围，建立永久的阶级压迫和奴隶制度。

如果中国文化对资本主义具有天然的免疫力，那么其对社会主义便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天下为公”的认识是社会主义核心的内容和中国文化的实质重叠。因此，中国哲学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姻是必然的。中国式的道路既是中国式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带一路计划”的推出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念的全球宣示。

结语

只有我们不成为被狩猎对象的时候我们的发展才有意义，否则我们就只有接受被奴役的命运，中国建构的体系不是一个狩猎与被狩猎的机制，而是一个面向共同体的、互通互联的、和谐共荣的公共服务系统，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一组比较：农耕模式与狩猎模式、生命模式与霸权模式、天下公器的天下视域与唯我独尊的上帝视域、共命运体模式与阶级隔绝模式、共存互利模式与单级勒索模式、良性循环的价值运动模式与单向转移的财富盘剥模式、两行共轭的和谐模式与绝对平面的垂直控制模式、共生共活的正和博弈模式与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模式、平等繁荣的地球村与残酷压迫的食物链结构，完成了上述罗列，“一带一路计划”与“马歇尔计划”间的天壤之别自然呈现。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既熟悉了国际霸权的治理体系，又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文化与机制，坚信中国文化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并坚信这种充满人文关怀、强调稳定和谐的共命运体文化带有人类性和未来性。所以“一带一路计划”带有着和平共荣、长治久安的谋求，同时也是对霸权的无声反抗及对失序了的国际治理体系的一种枉正。反对霸权、公共服务、平等互利、共存共荣成为“一带一路计划”所宣示的基本理念，为世界描绘了一幅平等自由、和谐繁荣的美好愿景。

Community mode and hegemony mode: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One Belt and One Road plan’ and ‘Marshall plan’

  -- Outline and principles of setting up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 ideology

                       YU ZHONGHUA    QI DONGZHI

Abstract: It is fundamentally wrong to understa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Plan’ as ‘Marshall Plan’ of Chinese version, they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cultural background,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ultimate goals and global impact. With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governs the world for God, western world gradually established global control system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rshall circle’ as a western culture phenomenon has always been existing, making the boundaries of controller and controlled object crystal clear, so ‘Marshall Plan’ itself is a hegemony plan, as well as a plan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the world. China has launched its own blueprint of globalization. Its main content is ‘One Belt and One Road Plan’. It embodies the Chinese culture of world view, global view, overall view, view of Ying and Wei, view of two lines, it is also a public community service system of China for human-being, and depicts the vision of harmony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unity mode；hegemony mode；One Belt and One Road Plan；Marshall Plan

作者简介：

禹钟华，男，博士，副教授，就职于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邮箱Gary0324@126.com

电话：13019368813

祁洞之，男，博士，教授，就职于辽宁大学哲学系。邮箱qidongzhi@sina.com

电话：13604001062：

参考文献：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中信出版社，2013

[2]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1987

[4]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5] 祁洞之.两行逻辑论初稿[M].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 

    [6]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商务印书馆，1994

[7]禹钟华.金融简史——古代部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8]张文木.“亚投行”的时代意义——世界权力体系转移及中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J].中国投资，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