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教授系列智库建言

 

目录

（一）中小学减负建议减年限

（二）建议国家设立“学术监察厅”

（三）建议高等教育实行培养权与考试权分立制度

（四）建议不设重点学校

（五）建议家长签字尽可能少一些

（六）解决领土争端建议搁置争议、共同保护

（七）建议取消校长推荐制及高校自主招生的办法

（八）完善巡视制度若干建议

（九）建议对少数关键干部实行业绩重奖制度

（十）独生子女背景下我军战争应对策略建议

（十一）建议干部考核取消民意测评

（十二）建议有关部门实行弹性放假制度

（十三）建议纪委按军队管理模式运行

（十四）建议对学校实行食品特供制度

（十五）建议将房地产行业国有化

（十六）建议摸底破格提拔一批业绩突出的老实人

（十七）建议在专业技术人才评选方面全面实行全公开制度设计

（十八）建议国家禁止各种智库排名活动

（十九）建议确立改革底线标准 

（二十）建议国家在落后地区农村直接投资建设一批国营幸福农场

（二十一）建议对特别优秀干部建立延期退休制度

（二十二）建议巡视工作增加专业元素

（二十三）建议先从从新提拔科级干部开始财产公示

（二十四）建议有条件单位到贫困乡村办单位农场

（二十五）建议社科类课题降低资助额度，增加立项数量

（二十六）科研经费管理应和成果质量有效捆绑起来

（二十七）中国经济需要一个休养期  

（二十八）建议选一批优秀网络评论员为人大政协代表

（二十九）建设新型智库的五点建议

（三十）“十三五”发展建议

（三十一）建议中央适度推行各省之间干部交流互动模式

（三十二）建议对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三十三）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

（三十四）建议对汽车征收高额消费税

（三十五）建议将整个甘肃省列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特区

（三十六）打破铁饭碗是一种历史退步

（三十七）提拔干部，要更注重成熟，而不是年轻

（三十八）建议有条件实行一岗两人

（三十九）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先富起来

（四十）中国应建立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四十一）质疑“群众第一”观点   

（四十二）取消当代人对当代人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奖

（四十三）公务员工资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四十四）要注重引进国外优秀管理人才

（四十五）以公开化推进中国公车制度改革

（四十六）谨防引进人才中的腐败问题

（四十七）发展循环经济要提倡简易包装

（四十八）西部农村庭院经济大有可为

（四十九）农村不断出现的暴戾事件需要引起高度警觉

（五十）建议进一步完善二三级教授评定标准

（五十一）反腐败如何防止钱穆制度陷阱    

（五十二）树立典型人物的方法值得反思

（五十三）取消高考制度是祸国殃民

（五十四）领导干部如何识人用人

（五十五）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对策

（五十六）人类应禁止向地球外空间发射各种物体

（五十七）建议国家对农产品实行部分统购统销制度

（五十八）人类对地球要慎动大手术

（五十九）如何一手抓经济一手防疫情的建议

（六十）后疫情时段国内可多一些运动隔离

（六十一）探索建立一个让说假话受到加倍处罚的制度

（六十二）建议国家给每位农民免费发购物卷应对危机

（六十三）疫情期间问责和奖励补偿一定要严肃公正

（六十四）建议将托儿所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六十五）高薪不是养廉的有效举措

（六十六）加大科研奖励是重视科研人才的有效办法

 

 

（一）中小学减负建议减年限

 

目前，中小学学生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学习压力大，学习负担沉重。学生从出生起，就进入了学习的竞争场。有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给孩子请各种辅导老师，上各种补习班，强迫孩子学各种知识。学校为了提高成绩，布置大量作业，学生为了完成作业，往往要熬到晚12点左右才能睡觉。这样，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在充满高度压力的环境中成长的。有些学生上到高三时，可以说身体与心理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厌学情绪十分严重。这不仅严重损坏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最终也损害了国家发展的未来。

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国家有关部门也出台了许多规定和措施，但总体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根本是高考制度。但高考制度又不能取消，因为取消，会导致更大的不公平。对此，笔者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将目前中小学的12年学制，缩短为10年学制，其中小学6年不变，初中由原来的3年变为2年，高中由3年变为2年，总体减少2年，这相当于缩短了学生的学习比赛路程，等于换一种形式减轻了学生负担。

另外，在缩短中小学学制的同时，笔者建议延长大学学习年限，在原有基础上应普遍延长1年。也就是大学四年制应普遍变为五年制。其中最后一年可考虑设计为半就业办学习时间。也就是在最后一年，学生有更大自主灵活性。有愿意就业的，可以就业，不受五年的限制，有不愿意就业的，可以继续待在学校学习。其中学习的内容可以根据就业需要选择。比如原来学工程的，但就业市场更需要学会计的，本人可以在学校选修会计专业的第二学位或选修会计专业的相应课程，并取得相关课程的合格证或从业资格证。

通过延长1年这种设计，好处是：一是从就业方面看，可以缓解就业方面的供需矛盾；二是从学生方面看，可以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包括心理压力等，因为有1年的缓冲期；三是从经济方面看，延长1年，相对于扩大了1年的教育需求，这对经济增长也是一种刺激；四是从国家和社会方面看，也有利于稳定和谐建设。

 

（二）建议国家设立“学术监察厅”

 

建立和完善学术监督机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学术研究中的不正之风，往往具有代际传承性，而且对社会不正之风也具有巨大推波助澜作用。

这多年，我国学术研究活动中的抄袭拼凑、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现象，十分严重。真搞学问的，往往搞不过假搞学问的。没有水平的人评上了教授，有水平的人反而评不上教授，甚至于有人一节课都没有上过，一篇文章自己都没有亲自写过，竟然弄虚做假评上了教授，有的甚至还是破格！另外，再如评奖，有些质量高的科研成果评不上奖，一些质量差的科研成果反而获了奖，甚至于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有做假的。如何有效制止这些严重不合理的现象，亟需国家建立完善学术监督机构。

目前，我国政治系统有中纪委，军队系统有军纪委，这些监督监察机构对规范政治生活和军队建设产生了巨大良好作用。但目前，我国学术研究系统却没有一个独立的监督系统，这对制止学术研究中的乱象十分不利。

另外，目前一些网上曝光的有关学术造假或作弊问题，主要是靠有关单位自己去主动处理，而单位往往是先有包庇倾向，若实在包庇不住，才可能象征性处理一下。另外，同样性质的一件事，不同单位往往尺度也不一样，处理结果也不一样。另外，有些学术不端行为单位本身就是参与者，让单位处理就很难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针对上述情况，需要国家建立一个统一并独立的学术监督管理机构系统，对各种学术研究中出现的不端问题有一个统一规范和公正的处理。

为此，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独立的“学术监察厅”，统管学术研究中的不规范行为，包括职称评定、学术评奖、人才评选、论文及专著写作等各种学术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都归入“学术监察厅”具体管理。

具体方案设想如下：

    第一，“学术监察厅”具体可隶属于中纪委监察部，办公地点就设在中纪委监察部。

    第二，“学术监察厅”可根据学科特点设立“社会科学研究监察处”和“自然科学研究监察处”，然后在每个处下面，又可以根据学科分类设立若干室，比如“经济学研究监察室”、“数学研究监察室”等。每室可配备工作人员3-4名。

第三，各省可相应设立“学术监察局”，具体隶属于各省监察厅，其处室设立可根据各省学术研究情况设置，每室可配备工作人员1-2名。

    第四，“学术监察厅”或“学术监察局”的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举报材料，然后交专家审查委员会具体处理，他们不具体参与处理。

    第五，在成立“学术监察厅”或“学术监察局”的同时，也相应在“学术监察厅”或“学术监察局”设立各学科专家库。库的人员可以是在职的，也可以是退休的，但必须是在本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且道德高尚并身体健康的专家。另外，进入库的专家应尽可能多一些，少了容易产生舞弊行为。其中，各省每一个学科选入库的专家应不少于100人，累计各学科不应少于1000人；中央每一个学科选入库的人应不少于200人，累计各学科不应少于3000人。

    第六，工作人员在收到举报材料后，可根据随机原则，在相应学科专家库中随机抽取10名专家，组成专家审查委员会，然后工作人员将材料交专家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结论。最后，专家审查委员会将审查及处理结论交“学术监察厅”或“学术监察局”进行公布。

    第七，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可以在本省，也可以跨省。比如，上海的学者，可以将举报信投到青海“学术监察局”，然后由青海的“学术监察局”组织青海的专家审查委员会委员进行审查处理。实现跨省原则，有利于处理更公正客观。

    第八，对于举报信，一般先由省一家“学术监察局”进行处理。若举报人对省一级处理不满意，可再上报中央“学术监察厅”进行处理。中央“学术监察厅”对举报信的处理流程与省一级相同，即先由工作人员整理材料，然后从中央“学术监察厅”专家库中随机选择专家10人，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结论，然后由“学术监察厅”公布审查及处理结论。

    第九，若举报人对中央“学术监察厅”的有关处理结论不服，可再向中纪委申诉举报，由中纪委统一协调处理，中纪委结论一般为最终结论。除非有明显的错误。

    第十，对于参与审查的专家，国家要根据其劳动量建立补贴制度。此费用由国家统一规定标准，并由国库统一支出。

第十一，同时，对于参与审查的专家，也要建立约束制度。若发现参与审查的专家有徇私舞弊行为，也要进行严肃处理。对其处理一般由随机抽取的另一个专家审查委员会（外省或本省）进行审查处理。另外，对审查专家的处理结果可分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取消劳务补贴，退出专家库；二是取消劳务补贴，退出专家库，并通报批评；三是取消劳务补贴，退出专家库，通报批评，并降级处理（职称或职务降级）；四是有犯罪行为的，不仅要取消劳务补贴，退出专家库，而且还要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二，对于“学术监察局”和“学术监察厅”工作人员的徇私舞弊，由纪委直接调查处理。

第十三，各地州市也可根据情况自己独立决定是否设立“学术监察处”。一般高校比较多或学术研究单位比较多的地州市，可考虑设立一个“学术监察处”，下设若干科室（一般可考虑设立“自然科学研究监察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监察科”两个科室即可），配备工作人员若干名，具体隶属于当地纪委监察处。同时，也可建立自己的专家库，也可受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不端投诉案。

第十四，各县区及县级市，一般可考虑设立一个“学术监察科”，配备工作人员1-2名，具体隶属于本地纪委。其主要任务是受理本地的学术不端举报，包括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定中出现的问题、人才评选中出现的问题、本地人发表的论文或文章或著作中出现的问题等。同时也应建立起自己的专家库。另外，本县的学术不端问题，举报人也可直接向省上的“学术监察厅”或其他地区的“学术监察处”投诉。

第十五，各举报人若不满意地州市或县区或县级市的学术监察机构的处理意见，可直接再向省一级“学术监察局”举报，若还不满意省一级“学术监察局”的处理意见，还可再向中央“学术监察厅”举报。中央“学术监察厅”的处理意见一般为最后处理意见。除非有明显错误。

第十六，一般举报处理实行三环节终审制。从省一级开始的，到中纪委为最终点。即：从省“学术监察局”到中央“学术监察厅”，从中央“学术监察厅”再到中纪委，中纪委为最终点。而从地州市或县区或县级市为举报起点的，到中央“学术监察厅”为终点，中间是省一级“学术监察局”。

 

（三）建议高等教育实行培养权与考试权分立制度

 

 

目前，我国教育高考一考定终身，弊端诸多。一是加重了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负担；二是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育的均衡发展；三是对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也不利，学生一考上大学，压力和动力都大大减少，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四是不断的高等教育评估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何改进，笔者建议国家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和专科教育）应实行培养权和考试权分立制度。

所谓培养权和考试权分立，就是国家单独设立考试院，考试院应是一个省部级单位，跟教育部平级，由国务院直接领导。考试院管理所有大学（重点是本科和专科）所有科目的考试。大学老师只负责学生的上课，当然，上课老师自己也可以组织考试，但考试成绩不能成为所教科目的学生最终认定成绩，最终认定成绩应是学生参加考试院对所教科目的考试成绩。

另外，考试院的考试设计，可以是定期的，也可以是弹性的，可根据学生需要设置。另外，考试院的考试，应对所有人（不一定是大学生）都开放，任何人只要参加了考试院的考试，并取得了合格成绩，都算成绩有效。另外，有了考试院，国家应对大学的所有专业要进一步加强标准化管理，尤其是课程设置，要统一。有了标准化设置，任何一个人，即使不上大学，只要通过国家规定的某一专业所规定的所有课程的考试，就算取得了相应的大学（或专科）文凭。

另外，对大学的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也可以探讨实行培养权和考试权分立制度，但硕士和博士应更注重论文研究水平的提升和评定。另外，在硕士和博士这一块，应容许一些年龄大的资深副教授，可以直接通过论文评定考核（不再参加有关科目考试），获取硕士文凭，或允许一些年龄大的资深教授，也可以直接通过论文评定考核（不再参加有关科目考试），获取博士学位。

高等教育实行培养权和考试权分立制度，好处是：一是可以大大减轻中小学的高考压力，中小学教育就有了更大灵活自主性，学生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这也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也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三是也有利于调动全社会所有成员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四是也有利于建立人才识别的统一有效信号。不然，都是北大毕业，但水平差异很大，用人单位如何有效识别，就是一个问题。

另外，高等教育若实行培养权和考试权分立制度，也会大大降低高等教育评估成本。有了独立的考试院，对大学的评估，教学这一块，就主要看不同学校的学生考试成绩排名，这就简化了许多不必要的评估环节。另外，除了教学评估外，大学还需要进一步规范科研业绩评估。国家对大学的投入，应根据其教学业绩和科研业绩综合考核，实行挂钩管理。对业绩好的，要实行奖励制度，也可容许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对业绩不好的，要进一步规范管理，也可考虑压缩规模。

另外，有了考试院，国家对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招生照顾，也可以继续进行，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加大照顾比例，但在考试成绩认定上，应是同一标准，不能降低分数通过。是什么等级，就是什么等级，考了多少分数，就是多少分数，不然导致人才识别信号混乱。也就是在教育公平实现这方面，在培养权方面，可以对弱势群体更多倾斜照顾，国家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培养投入，但在考试权上，应一视同仁，不能搞特殊。

另外，国家设立单独的考试院后，为了防止各种权力滥用行为，国家还应在监察委下面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学术监察局，专门对教育培养权和考试权中的不轨行为以及一些学术研究中的不轨进行有效监督。

（四）建议不设重点学校

 

 

从历史看，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也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在历史的早期，古希腊大思想家柏拉图就提出了教育公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则首先提出通过法律保证自由公民的教育权利。在两千年前，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也提出过“有教无类”的朴素教育公平思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致力于寻求教育公平，18世纪末，教育公平的思想已在一些西方国家转化为立法措施，在法律上确定了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而我国自古代隋朝建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同样也体现了一种教育公平的理念。

要实现教育公平，重点学校制度就应杜绝。

    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当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明确规定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中小学校，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优秀人才，所以实施了重点学校制度。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国家曾多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不许举办重点学校，但各种变相的重点学校依然大面积存在。一些地区小学有重点小学，中学有重点中学。由于是重点，国家和地区也就在资金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都给予了较多投入。实践证明，这种在教育中尤其是在基础教育中体现重点和倾斜的思想，实质是严重违背公平原则的，应予取消。

    首先，教育是基本公共产品，公平的分配原则应是均等化。对于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均等化。在“无知的黑幕”假设下，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个原则。在第一个原则中，罗尔斯就认为，每一个人对于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和基本的权利，都应有相同的权利。这里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就属于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的范畴，所以每一个人理应都有相同的享受权利，而非一部分人的权利大于另一部分人。另外，目前，我国提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基本公共产品享受的平均化，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应是包括在其中的。

    其次，教育不公平严重违背了公平竞争精神。公平竞争包括三个方面：竞争起点的公平、竞争过程的公平、竞争结果的公平。而起点的公平是公平竞争的前提，也是公平竞争的基础。若没有起点的公平，就不会或很难产生真正的公平竞争。而教育是人进入竞争社会前的预备阶段或准备阶段，所以，教育公平是保证竞争起点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公平关键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的平等。而可行能力，主要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等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里教育就是保证实现可行能力平等的基础条件。

    再次，教育不公平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一，导致人力资源配置扭曲。重点培养模式只导致少数精英人士得到好的发展，而更多的人则失去平等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其二，对经济增长不利。在早期的经济增长中，实物资本的贡献相对比较大，但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和知识经济的扩展，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公平教育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损失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不利影响。其三，催生贫富分化。产生贫富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不公平的教育模式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其四，教育中的重点模式对学生的平等思想和道德建设也不利。在重点学校的学生，就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和自尊自大人格，而不在重点学校的学生，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和弱势心理。同时，学生在不同学校之间的对立会进一步演化为在社会上的对立，这对社会的平等思想建设也是十分不利的。其五，诱致了严重的教育腐败。一些家长为了子女能上上重点学校，有时不惜一切代价，尤其在独生子女的中国，家长给子女投入从来都是不考虑经济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拉关系，走后门，就会普遍化。近多年，一些重点学校大兴土木，楼房是越盖越华丽，而学校的一些领导，也是出国越出越远。这些腐败经费来源的基础，多半就是对重点资源的垄断。目前，教育腐败已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教育行业曾被评为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据专家保守测算，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的口袋里至少搜走了2000多亿元。2000亿！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更是许多中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这也是“重点学校”制度下中国教育的耻辱。

    第四，教育中的重点模式本质是特权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反映的是强势原则，而不是公平原则。在一个社会中，特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天赋。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特权阶层总是希望寻找一种保护自身需要的模式，而重点模式就迎合了这种需要。如在封建社会，贵族学校就迎合了贵族阶层特权的需要，这对一般老百姓本质就是不公平的。目前，一些有钱人，通过大量金钱投入让子女受到良好教育，这对穷人本质也是不公平的。同样，对于天赋特权，比如天资聪敏等，我们也不能因为学生之间天赋不同而受到不公平对待，不能因为你有天赋你就可以享受比别人多的资源。罗尔斯认为，人的自然天赋的获得类似于纯粹偶然性的“抓阄”，任由自然天赋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道德上是“任意的”，亦即人们由天赋而得到的利益是不应得的。根据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个合乎正义的社会体系，应该使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他在自然资质分配中的偶然地位或者社会中的最初地位得益或受损，而不同时给出或收到某些补偿得益。那些天赋较高的人，只有在改善那些天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状况的前提下才有资格享有由自己幸运的天赋得到的好处。由此，为了使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一种公平的机会平等，社会应该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也就是说，教育资源投入的重点，更应是那些天赋较差的学生和贫困地区的学生，而不是相反，这样就更符合公平原则。这样的道理，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家里，公平的父母总是会优先照顾弱势的子女。再比如在一个班级，我们在教育学生时，总是希望班主任和老师能公平对待班上的每一位学生，同时，给予天赋较差的学生更多的关注也是合情合理的，大家也是没有意见的。这样的道理对一个地区的所有学校和所有学生以及一个国家的所有学校和所有学生都应是一样的。

    教育如何更好体现公平，在国家宏观层面，要注重五个方面。第一，要实现教师质量和数量在各学校之间的均衡配置，不能好教师集中在少数学校。第二，要实现好学生在不同学校之间均衡配置，实行就近入学制度，或划片入学，要严格限制择校。第三，在资金分配方面，要实现各学校之间均衡配置。第四，要对贫困地区学校和残疾人学校等进行重点投入。第五，要进行教育公平立法，要通过法律规范不公平的教育行为。

教育要实现公平，在微观层面，也需要教师具体落实。为此，需要重点抓好教师队伍的道德建设。因为能否公平对待学生，更重要是一种德性。如何抓好教师队伍道德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第一，要对有道德污点的教师，必须要进行严厉制裁，不能有任何包庇纵容行为。第二，要建立教师道德挡案。要对教师的一些好人好事进行记录，如参加公益活动、捐款等，都要有一个记录和评定。第三，教师在职称评定上不仅要考虑学术水平，也要考虑道德水平。第四，要建立和完善教师权力监督机制。比如，可考虑设立家长监督委员会，通过家长和社会来监督教师。第五，对道德水平高的教师要加大奖励力度。

 

（五）建议家长签字尽可能少一些

 

 

有些中学和小学老师，要求家长对学生作业每天进行签字检查监督。此种做法看似是为了更好督促学生学习，让学生学到更多知识，让学生更健康成长，其实弊端诸多，应尽可能少用或不用。

    家长签字，其消极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因为自律意识的形成与自觉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若长期缺乏自觉活动，凡事都要靠别人督促，靠别人强迫，必然更多容易养成依赖人格，成为长不大的小孩。二是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尊意识。签字本身隐含着一种不信任。对一个人而言，信任本身也是一种荣誉和精神收益。对学生缺乏信任，将导致学生有一种人格贬低和损失感，时间久了，就容易形成自卑心理。三是不利于建设和谐家庭。家庭不同于学校，学校是非血缘的团体，而家庭是一个血缘团体。家庭的游戏规则不同于学校的游戏规则。让家长签字，实质是让家庭承担了一种社会管理功能，让家长扮演了社会管理者的角色。这种角色换位，容易更多激化学生和家长的矛盾，不利于建设和谐家庭。四是也容易催生学生的叛逆心理。对学生的管理也需要适度，应当留学生一定的自由空间。让家长签字，几乎让学生没有了自由自主的空间，这会让学生有一种压抑感，并进而产生一种反抗心理或叛逆心理。五是变相增加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为了签字，学生需要花时间找家长，家长也需要花时间应付签字。至于对签字的内容，有些家长可能根本就看不懂，签字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六是不利于教师队伍建设。有些老师让家长签字，本身也有一种推卸责任的意识。因为孩子多了家长监管，我老师的负担自然也就轻了。另外，若孩子有了问题，你家长也就有了更多承担责任的理由。所以，让家长签字，实际也是老师败德的一种表现。

当然，家长签字，在特定一些情况下，也不妨可以用一用。比如对一些学习太差的学生，或有一定智力缺陷的学生，或自我管理能力特别差的学生，不妨也可以试一试，但不能普遍用，尤其对一些自我管理能力强的学生，其产生的副作用很大。一般而言，我们应根据一个班不同学生的不同个性，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应因材施教，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总之，对于学生的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应尽可能更多给予其自由生长的空间。过多对自由的压抑，或密不透风式的管理，对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极为不利，这也是教育手段对教育目的的背叛，深层次也是教育的一种异化。对一切教育的异化行为，我们都应坚决反对或杜绝。

 

（六）解决领土争端建议搁置争议、共同保护

                     

领土争端是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产生领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和资源的问题，而且是越有资源和利益价值的领土，其领土问题就越严重。如北方四岛，由于具有重要的资源价值和军事价值，所以，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也就成了俄日关系的焦点问题。

    对于领土争端，若能通过双方和平协商或提交第三方仲裁，明确所有权，这样最好。但若这样行不通，就有三种思路可供选择。一种思路是弱肉强食，兵戎相见，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所有权界定。一种思路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就是先不急于明确所有权，而是先实现资源的共同利用和开发。一种思路是搁置争议，共同保护。

    在这三种思路中，第一种思路是不文明的，也是野蛮的，其最终结果对双方都是有害处的，不是一种双赢的选择。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既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留下了未来隐患，也为现实的发展带来了高成本。两次世界大战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而且也没有解决好领土争端问题，并且又引出了许多新的领土争端问题。20世纪90年代曾发生激烈边界冲突的秘鲁和厄瓜多尔两国在经历了战争的痛苦之后，认识到武力是达不到解决领土争端目的的。1998年2月，双方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下，达成关于边界问题的最终和平协议，10月26日，秘鲁总统和厄瓜多尔总统签署最终和平协议。1999年5月两国完成树立界碑工作，结束划界。这样秘鲁与厄瓜多尔借助国际调解，通过谈判，终于和平解决了两国长期的边界与领土争执。

    第二种思路也是一种不理想的思路。从短期看，这种思路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从长期看，这种思路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首先，这种思路并没有就领土归属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以，这种思路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而是绕过了核心问题。但核心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所以，这种思路从长远看，实质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其次，由于是共同开发，必然会引发各国相互之间的资源开发竞争，这对环境也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再次，从短期看，开发过程中双方可能不会有较大的冲突，但从长期看，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双方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这样引出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第三种思路是一种比较好的思路。首先，这种思路对双方的利益都没有伤害，容易被双方接受。其次，这种思路对环境有好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最终对世界各国都有好处。搁置争议，共同保护，将各国有争议地区统统变为绿色和平区域，这种思路就是将最容易发生战争和产生硝烟的地区，变为最具绿色和最具和平气候的地区，这既符合人类文明的方向，也是当前工业文明的现实要求。目前，工业文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人类需要建立新的绿色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文明。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酸雨、物种灭绝、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越境污染、海洋污染、野生物种减少、热带雨林减少、土壤侵蚀等大范围的和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的发展需要放缓速度，需要减缓对大自然的破坏，而各国有争议的地区，可率先实现这一理念。再次，这种思路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进程。第四，这种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方式，也具有较高的正义价值。从终极层面看，领土的所有权最终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也不属于任何个人的，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人类对领土的形成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人类只是过路客，领土是过路客的人类捡到的一个礼物，所以，这礼物理应属于过路客的全人类。从这个意义讲，任何领土之争都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具有终极的正义价值的。马克思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做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页。）不仅是土地，而且地球上的一切物质资源，包括已经被人类所利用的和尚未被人类利用的，总体上由于是不依赖于任何个人而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产生隶属关系的任何依据，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地球上资源的天然股东，每个人都有开发和保护的义务。

   目前，由于各国日益剧烈的利益竞争，要真正实现搁置争议共同保护这一思路也是很难的，但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推行这种好的思路。首先，要加强教育和宣传。各国政府都要大力推广和提倡这种处置领土争议的理念，要形成全球共识。其次，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和大国的作用，尤其是西方大国，其作用更为重要。大国和联合国要成为维护和平和绿色的主力军。再次，可在一些相互友好和摩擦较少的国家之间率先探讨这一理念的实行。第四，建议有争议地区统统由联合国维和部队统一接管，只实行保护政策，限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若开发，必须要取得有关各方的共同同意，同时，要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第五，建议多可学术研讨会，就搁置争议共同保护的具体实现途径集思广益，大家共同探讨好的实现途径和解决办法。

 

（七）建议取消校长推荐制及高校自主招生的办法

 

 

在一个没有诚信意识的国度里，规则越有弹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规则越死，就越没有人灵活操作的可能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

当然，死规则虽然有许多不合理的方面，但利弊分析，在缺乏诚信的情况下，在机会主义泛滥的情况下，总体是利大于弊，而人有更大操作性的规则，总体会弊大于利。

校长推荐制和高校自主招生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腐败增长点。一些加分项目也要尽可能取消或减少。大学可考虑实行计算机考试，计算机阅卷，计算机录取，尽可能少一些人为参与的因素。对于体育艺术类考试，要坚持公开的原则。如体育考试，考场要开放，要让学生家长也参与监督。

对于报考自愿，有些第一自愿没有录取的，第二自愿应实现计算机自动排队，力戒由招生办的人投档，否则，这中间又会引出腐败和关系。

一个国家若诚信充足，人们守规则，办什么事都好办。若没有诚信，机会主义泛滥，好事也办不好。规则太死，难免会问题很多，但在机会主义泛滥的国家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高考制度是中国目前较为公平的一项制度。有些人建议取消高考制度，这对中国发展是十分危险的。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加速晚清灭亡是起了加速作用的。重要的是要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考试的形式。

由于废除了科举考试，大批的士人没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一些有志向的青年就四处游荡，出国或走出家门四处串联，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不稳定性就增加了。

目前，公务员的考试也对缓解社会矛盾是有好处的。中国应大力推行考试这种形式，当然，前提是考试要公平和公正；否则，适得其反。

推荐制在中国应缓行。作为一个校长，是否推荐一个学生，可以有N个推荐的理由。推荐不上你，可以找到N个不推荐你的理由；要推荐你，也可以找到N个推荐你的理由。事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中国人也是善于忽悠的，若加上制度容许，忽悠也就合法化了。

 

（八）完善巡视制度若干建议

 

 

“巡视”一词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巡行视察。《后汉书·皇甫规传》：“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 明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该管地方，每年务要巡视考校一遍。” 王闿运 《常公神道碑》：“迁工科给事中，并巡视西城。”二是指目光来回扫视；向四下里看。冯德英《苦菜花》第三章：“ 王柬芝若无其事地闩上门，又叫她点着灯，他那双眼睛四处巡视着。” 郭澄清《大刀记》第十六章：“梁永生一双锐利的目光在伪军的队列里巡视一遍。”三是指官名。明设，职同巡抚。《明史·职官志二》：“﹝嘉靖﹞二十七年改巡抚为巡视。二十八年罢。三十一年复设。”

巡视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尧、舜、禹时期的天子巡狩制，即天子对各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巡察。如尧命舜摄行天子之政，舜即开始巡视东南西北四方，确立了“五岁一巡狩”制度。巡守制不失为后世巡察制度的渊源。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周三代均循此制，但天子巡狩的时间各不相同。到了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又有了“巡行”、巡县制度，国君、相国、郡守都可以巡视地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十分重视对地方进行视察，先后五次“巡行”，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

汉朝时，汉武帝创设了对地方监察的刺史制度，采用巡视的方法监察郡县，开始了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巡察地方的先例。汉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每部设立一名刺史，共十三名刺史。刺史的工作方法是“乘传周流”(“传”指公家驿站的马车；“周流”意为到处巡视)。刺史的职责被武帝钦定为《六条问事》。刺史定期巡察所辖的郡国，称为“行部”，监察郡守、国相、诸王不法行为。同时，汉代还有督邮察县制度，就是在郡级地方政府中增设督邮一职，采取巡部的方式，掌管县内官吏的监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台成为独立的监察机关。各国的中央政府不定期地派遣御史巡察地方，对地方官吏进行监察，并给御史以风闻言事的权力。

隋唐时期，隋朝采用了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御史台制度，监察御史代表皇帝出使地方，监察郡县，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性。唐初，对地方州县的监察是随时随事派遣，后来则由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察院的监察御史以“六条”巡察州县，遇有非法行为，即予以纠查。到了中宗神龙二年又明确设置了一种经常性的地方巡回监察制度——十道巡按制度。巡按使由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二十人担任，任期一年，并制定新的六条，依此纠察州县。以后改为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代表中央巡察州县。监察御史与十道巡按使的区别在于：前者出巡的时间不定，一般是地方出了大要案件时才出巡，带有皇帝敕命，具有特使色彩；后者是一种经常性的地方巡视制度，担任十道巡按使的官员可以是监察御史，也可以是其他御史甚至行政官员。

宋朝时期，地方监察机构总称为监司。皇帝可以通过监司出巡制来控制地方官吏。宋代规定，监司要在一年(或二年)内巡遍所辖地区，规定出巡时的随从人员以及出巡时在地方上的逗留时间，“无公事不得住过三日”。违反出巡制的监司官要受到处罚。

元朝时期，将全国分为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提刑按察使一人，后改为肃政廉访使，负责对所属地区路、府、州、县经常性的巡察任务。

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不定期地派出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正式确立御史巡按制度，按当时十三省行政区划分为十三道，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再从他们中选派巡按御史。从十三道监察御史中选派巡按御史十分严格，每名巡按御史的产生，都是先由都察院选出两名候选人，引至皇帝面前，请皇帝钦点一名。十三道监察御史平时归中央都察院管理，但在履行职能时又不受都察院控制，直接对皇帝负责。巡按御史职责是代天子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巡按御史代表皇帝巡视地方，又叫“巡方御史”，俗称“八府巡按”，专门负责监察，一般不理其他事务，权力极大。同时，每当地方发生重大事件，则派较高级的都御史带衔出巡，不仅行使监察权，有时也被皇帝特命兼管其他事务。兼管行政、民政的叫“巡抚”，兼管军事的叫“提督”，有的行政、民政和军事都兼管的叫“总督”。开始仅是临时性派遣，后固定设在内地或边疆地区。另外，明代各省还设提刑按察司，负责对所属地区经常性的巡察。上述方式互相交叉，相互补充，实行对同一区域进行多种巡察，构成了新的巡察体系，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清朝沿袭明制， 由监察御史和提刑按察使共同负责对地方进行巡视。稍有不同的是监察御史改为十五道，比较精简。

概括起来，古代巡视制度有如下特点：(1)出巡官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汉代刺史的秩位只有六百石，却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长官。他们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2)出巡时间有充分保证。汉武帝时的刺史，每年8月下去巡察，年底结束，有 4个月的工作时间。唐代监察御史出巡时间可达半年之久。明代巡按御史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各自的巡视区工作。从发展的趋势看，愈到后来，出巡的时间愈长。(3)长期流动，不长驻一地。无论是汉代，还是唐、明，巡视官员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 (4)出巡官员职责明确，有较完备的监察法规。例如，汉代的《刺史六条问事》、隋代的《刺史巡察六条》，两个六条成为自汉以来历代刺史和中央派到地方进行巡察的监察官员必须遵循的原则。唐代《巡察六条》比汉六条、隋六条的范围还要广泛。明代则进一步完善了出巡法规，先后制定有《出巡相见礼仪》、《奏请差点》、《巡历事例》和御史回道考察法规，划定了监察范围。这些做法既是对出巡官员职责的明确也是对出巡官员的约束。另外，职掌巡察的监察机构通常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受其他部门干扰，便于独立行使职权。

法国在中世纪末期的时候也曾实行过巡视制度，由“钦差大臣”代表皇帝去各行省巡视，钦差可以就军政财一切事项进行查勘，

为进一步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中央纪委对省（部）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职能，经中央批准，1996年1月，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作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1996年4月至1998年8月，中央纪委先后派出7批巡视组，对18个省（区）和部委进行了巡视。2000年，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成立巡视办公室，派出巡视组，对省级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2001年5月至2003年3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对8个省（区）进行了巡视。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的重大决策。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巡视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把巡视制度确定为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之一。规定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了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的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勤政的情况，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情况，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情况，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事项；（二）向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报告巡视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2003年7月，中纪委、中组部正式组建中央巡视办公室和５个巡视组，到辽宁、云南进行巡视试点，以后又逐步扩大到湖南、广西、河北等几个省市。 

巡视制度的主要内容如下：巡视制度在中央和省（区、市）两级党委建立。组织机构是巡视办公室和派出巡视组，属于正式机构，有正式编制。组建巡视办公室和派出巡视组的具体工作由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共同承担。巡视组对上级党委负责，职责是“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监督工作的具体方式是到一个地方巡视一定时间，中央巡视组到一个省（区、市）巡视的时间大致是3到5个月。巡视组可以“列席所巡视地方的党组织的有关会议， 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召开座谈会，与有关人员谈话，了解和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有关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巡视组不处理所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巡视结束后要向派出党委报告工作。巡视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将由上级党委决定是否进行调查和处理。 

巡视制度的建立，其积极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二是确实发现和督促解决了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问题。但巡视制度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如何有效保证巡视组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如何有效防止巡视组成员本身的腐败？如何保证巡视工作的长期有效性，而不是短期有效性？等等。对此，笔者认为，巡视制度建设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不固定原则。这里不固定包括：人员不固定，任务不固定，时间不固定。这里要求巡视组的机构、成员、编制都不应固定，都应是临时和变化的。反腐败犹如猫捉老鼠，而固定化的弊端是短期可能有效，但在长期内，老鼠就有可能掌握猫的活动规律，导致反腐败效率降低。因为固定化后，人员就会熟悉化，工作手段就容易被老鼠掌握。而不固定，可有效增大腐败分子的预防成本，降低腐败分子的应对能力。人员不固定，可使腐败分子失去提前进行预防工作的对象。任务不固定，可使腐败分子得对每一个工作方面都得有所准备。时间不固定，可使腐败分子处处留心预防。

二是解决突出问题原则。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矛盾的焦点，都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总是变革的，所以，每一个历史阶段的重点问题也有所不同。发展总是要抓主要矛盾，巡视工作也应体现这一要求。譬如，针对学校乱收费问题、形象工程问题、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等等问题，巡视工作可根据需要和问题的突出程度，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重点巡视。抓重点问题也就是抓纲，纲举目张，通过解决重点问题，也可带动其它问题的有效解决，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是隐蔽性原则。猫抓老鼠，一方面，要公开和大张旗鼓；另一方面，也要隐蔽进行。巡视组要到某一地方进行巡视，不应提前打招呼，而是应悄悄地去，要有突然性。这里巡视组成员的住宿和吃饭都应是独立的，当地官员不应作陪。巡视组成员开座谈会、叫人调查等，都应尽可能体现秘密性。隐蔽性能增大腐败分子的心理压力，也客观增大腐败分子的预防成本，这对提高反腐效率是有好处的。

四是利益相关原则。一方面，巡视组成员要求应是不固定的，每次巡视，成员都应不同。另一方面，在每次巡视确定巡视组成员时，应坚持利益相关原则。所谓利益相关原则，就是巡视组成员应由利益相关者担任。由于利益相关，所以其监督的积极性和效率就高。如要检查教育乱收费问题，巡视组组成人员就应由学生家长组成或以学生家长为主。要检查某单位“一把手”的问题，可抽调一些与此单位相似单位的职工参加，这样也有利于发现问题，因为由于单位相似，所以巡视成员对情况也就熟悉和不陌生。这里本单位的职工最好不要参与对本单位领导的检查和巡视，这里也要考虑到对职工本人以后工作的影响问题，但可抽调类似单位的职工参加。这里一但某人被抽调到巡视组参加巡视工作，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优先保证，不应阻拦。另外，由于巡视工作主要是针对主要领导，所以，巡视组成员最好来自基层，而不是上级部门。这里巡视组的权力体现应与巡视组成员本人的职务脱钩，科级干部也可监督地级干部。而上级监督上级，结果有可能导致“官官相护”，并且积极性也未必高，而下级监督上级，既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上级领导对群众工作负责的态度。

五是公开性原则。对巡视组检查的结果要不要公开，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坚持公开原则，或至少应部分公开。不公开，就大大降低了巡视的效率，这也为暗箱操作提供了通道。由于腐败本身就是一种阴性和隐性行为，难以见人，所以，公开本身就是一种对腐败的制约。好东西应经常拿出来让太阳晒晒，这有利于保护和消毒，也可以防患于未然。当然，由于检查结果未必就一定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有关方面要对巡视组的检查结果进行进一步核实，凡经核实确定的，就应予以公开。对其中有一些涉及重要事项或国家机密或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确定的，可暂不公开，这时可对巡视结果只进行部分公开。

六是人民权力原则。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也有权监督领导的工作。领导工作的好坏，最终取决于人民的评价。如何体现这一要求，在具体层面，笔者建议巡视工作具体的组织应由人大进行。人大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需要，可有针对性的组织进行，尤其对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应进行重点巡视。巡视工作由人大来操作也有助于权力的制衡和相互制约，对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有积极作用。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互相矛盾。巡视制度作为反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应体现自身的制度特色，不能与其它反腐败的举措混同。否则，反腐败制度的演绎也会掉入到“钱穆制度陷阱”中去

注：此建议写于2009年

 

（九）建议对少数关键干部实行业绩重奖制度

 

    发展要抓关键少数，如何抓，关键在激励。如何有效激励，一是要加大负向惩罚力度，就是严格纪律，大力反腐败，对腐败实现零容忍。一是要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就是实行业绩奖励或重奖。通过负向惩罚和正向激励有机结合，通过强力反腐败和重奖制度并举，双管齐下，最终实现激励效果最大化。

     目前，反腐败成就巨大，负向惩罚充足，但正向激励欠缺。国家应在加大反腐败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如何更好发挥好正向奖励效果，建议对少数关键岗位干部实行业绩重奖制度。尤其是对一把手，更应实行业绩重奖制度。比如针对一个城市的环境治理，可根据环境指标变化情况，对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或市长挂钩奖励。比如一次性奖励一千万，甚至几千万都可，甚至一个亿都可。

实行业绩重奖的好处是：一是会大大降低腐败的可能性。腐败主要发生在少数有权干部身上，若给他们重奖，从成本收益算计的角度看，会大大降低其腐败的动机。二是可以充分调动少数关键干部抓工作的积极性；三是对群众也好，比如城市的环境改善了，城市的每个人都会增加收益，而且收益增加的总量肯定会远远大于国家的奖励成本。比如城市的环境改善了，给市委书记奖励一个亿，这一个亿平均到每个市民身上，可能还不到一百元，但环境改善，比如空气质量改善，其每个人的实际收益会远远高于一百元成本。四是对老实干活的干部有利，可以充分调动好干部的积极性。由于少数主要关键领导干部风清气正、真抓实干，必然会带动整个干部队伍风清气正、真抓实干。在这种情况下，投机钻营的干部就没有了市场，老实干活的干部就有了大用场。

    另外，实行业绩重奖制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需要进一步完善业绩识别制度，要对突出业绩进行有效识别，否则，业绩重奖制度意义不大，反而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腐败形式。一些官员可能会通过利用这种制度设计，变隐性的腐败为公开的腐败。

    另外，强调对干部实行容错机制，好是好，但如何区分错误的性质，有一个难识别的问题。而实行重奖制度，可以规避这一问题。有错误就罚，有成绩就奖，各走各的路，是非分明，有利于规范干部管理。

注：此建议写于2015年

 

（十）独生子女背景下我军战争应对策略建议

 

    独生子女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家庭环境。和多子女家庭不同，独生子女一般在家庭中都享受的是独爱，是家里人的中心，其性格多具敏感和强自尊等特点，另外，吃苦精神可能更多与兴趣挂钩，对有兴趣的事，多吃苦都不怕，对没有兴趣的事，可能一点苦都不想吃。另外，中国文化又特别注重血缘的传承。失独，对国人而言，是天塌的大事，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

    我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从20世纪末开始，这批人开始进入军龄。据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估计，目前，我国军队的独生子女率已经不低于70%，作战部队则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争思路，需要有新的对策。

    第一，积极探索有效的国防教育方式，进一步激发青年人参军的积极性。

    第二，进一步改革军队对士兵的管理方式，应多一些民主和平等的元素，还要多一些生活趣味性。

    第三，进一步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实行精兵强军战略。尽可能以高科技和高机械化代替人工化。

    第四，在作战损失的计算上，应把士兵损失最小化作为重要的考虑变量。

    第五，对因作战而失独的家庭，给予荣誉家庭称号。同时，对其父母，要给予在旅游、乘车、职务晋升等方面的优等待遇。同时，对因失独而导致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人，应实行国家集中供养制度。

    第六，建立军队独生子女精子库。若在军队期间或作战期间，独生子女本人牺牲。国家可考虑为其解决代孕问题，补偿由国家统一支付。对此，国家应制定统一补偿政策。同时，若一次怀孕不成，可二次怀孕。另外，在代孕妇女选择上，应充分尊重独生子女家庭的意见，或以其家庭意见为主。另外，对其孩子，国家应实行集中抚养制度，一直到其高中毕业为止。

    第七，在征兵性别方面，可放宽限制，应多招一些女兵参军。在我国古代，征兵往往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生子女多数时候是可以免役的。美军中有“苏利文法案”，规定同一个家族的同胞兄弟不得都上前线。但在独生子女比较普遍的情况下，要执行这样的政策就有很大难度。为此，可在性别方面放宽一些限制，可多招一些女孩，尤其应多招一些出生在农村的女孩。现代战争，靠体力的成分越来越少，靠智力的成分越来越大，过去有些需要男兵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靠女兵也一样可以完成。

                       2017年9月13日写于兰州

 

（十一）建议干部考核取消民意测评

     

    

   干部考核总原则：第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第二，公平原则；第三，分类原则，不同行业干部应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第四，注重实绩原则。

      如何体现上述原则？

      一、建议取消民意测评程序。在我国，从实践看，民意测评误差很大，已没有什么意义。在我国，民意测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误差：第一，由于面子文化、关系文化等的影响，导致民意测评并没有很好体现公正或正义原则；第二，信息不对称导致误差很大；第三，由于嫉妒等因素，最优秀人才民意测评并不好，中庸之人往往占优；第四，导致拉票等不好行为；第五，对按规则办事的人不利。

      二、建议完善干部淘汰机制。在没有完善的干部选拔机制情况下，可从完善干部淘汰机制上着手解决问题。第一，对有重大道德问题的干部，实现一票否决制；第二，对工作有严重失职的干部，也要实现一票否决制。

      三、对事业或能从实绩进行考核的单位，干部提拔要以实绩为主。各单位要对实绩进行量化，以分数为主。考核分数排在前面的干部，要优先考虑提拔。

      四、对一些没有办法对干部工作业绩进行量化的单位，干部提拔要注重论资排辈。要优先考虑年龄大的。建议以学历、工龄为主要考虑因素。学历分可占25%，工龄分可占60%，考试可占8%，答辩可占7%。若出现相同分数，可优先考虑年龄大的。从实际情况看，论资排辈，有许多问题，但也是一种次优选择，同时也更符合公平原则。有公平，人心就顺，社会整体效率就高。

      五、一些地方行政单位以引进项目为干部考核的主要因素，这是十分错误的做法，应坚决纠正。第一，全县或全地区干部都引进项目，导致项目重复建设，效率低下；第二，导致弄虚作假；第三，对环保建设不利；第四，对建设休闲社会不利；第五，导致腐败加重。

                    宋圭武2012年12月28日写于兰州

 

（十二）建议有关部门实行弹性放假制度

 

所谓弹性放假制度，就是职工根据自己情况，自己选择放假日期，只要总天数不超过规定放假总天数即可。

如何实现弹性放假制度，比如，可以将春节、中秋节、国庆节、元旦等各种节日放假天数加总，包括所有的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加总，比如加总一共有130天。如何选择这130天假期，职工可自主选择。

    另外，在弹性放假制度下，国家就不存在具体放假安排。比如，到国庆节，国家可以庆祝，但职工都不放假，正常上班，包括礼拜六和礼拜天，都不放假，正常上班。

这样的好处有：一是提高了国家行政效率，不存在由于假期行政行为隔断的情况；二是提高了生产效率，一些生产部门可以连续进行生产；三是提高了职工休闲福利，职工在总休息天数没有减少的情况下，增加了自由选择度，有效提高了休闲时间利用率；四是平稳了消费市场，比如以往在黄金周期间，一些旅游景点爆满，而平时又冷冷清清，若实行弹性放假，就会避免这种情况；五是减轻了交通压力。六是还可进一步增加就业，因为在弹性放假制度下，有些岗位就需要多派人，在一个人休假时，以替换另一个人上岗。

当然，对学校的寒暑假等，不一定要实现弹性放假。对基于行业特点的假期，也可统一安排。但总体原则是放假应体现更大的弹性，或者给单位更大自主权。另外，为了更好实行弹性放假制度，还需要国家完善法治，要依法维护职工的休假权利，要防止一些领导对职工休假权利的侵蚀。

 

（十三）建议纪委按军队管理模式运行

 

    关系是腐败的渠道，斩断关系，也就斩断了腐败的联系渠道。在中国这样一个重人情重关系的社会，反腐败，更要考虑斩断关系问题。如何防止纪委干部自身的腐败，需要尽可能斩断纪委与社会的关系网。另外，纪委干部还需要大力提高纪律性和忠诚性。为此，建议纪委按军队管理模式运行。

    1.纪委办公地点为军事禁区。

    2.对纪委干部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纪委干部一般不能独自接触社会，想要见谁，应先申请批准。纪委干部的服装，应实行统一制，应有军队风格。在日常，对干部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军事训练活动。

    3.凡是进入纪委系统工作的干部，以后就不再调入其它部门工作，实行终身制，直至退休，但可选拔其它部门优秀干部进入纪委工作。

    4.为了稳定纪委干部队伍，纪委干部的平均工资水平，应高于一般公务员的三分之一。

    5.纪委干部到地方开展巡视或调查，应有武警跟随，整个调查过程或取证过程，都应有武警陪伴，同时，调查地点也应封闭运行，有武警看守，以免社会干扰。

    6.纪委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各省纪委、地市纪委、县纪委，都是中央纪委的派出机构。纪委巡视巡察应是全国一盘棋，各派出机构的人员，都直接应听命中纪委的领导，实行统一调度，任务统一安排。

    7.每年应主要通过考试，包括知识考试、身体素质测试，再加道德素质考察等方法，选拔一批优秀大学生进入纪委工作。

8.为了提高纪委巡视巡察工作的专业准确性，应尽可能选拔或调入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加入纪委队伍，要防止纪委人才队伍专业知识的单面性。

 

                            2017年9月12日写于兰州

 

 

（十四）建议对学校实行食品特供制度

 

 

 

食品安全是国家大事，对国家的未来更重要。

 

建议对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所有学校实行食品特供制度。

 

建立专供学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或农场，并进行专门的检疫。也就是实行固定生产、固定检查、固定消费制度。并对出现问题的食品，实行严厉的惩罚。

 

当然，最好是全社会都食品安全，但在全社会食品安全都保证不了的情况下，应优先保证学生的食品安全。

 

学生，是国家的希望。没有安全的食品，国家的希望就是问题。希望国家考虑这项制度的实行。

 

 

 

                                           宋圭武2012年10月29日写于兰州

 

 

（十五）建议将房地产行业国有化

 

                            

    这些年，房价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民生的一个大问题。如何治理房价，保持一个正常的经济秩序，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国有化。

    国有化的行业应主要是一些提供公共产品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如涉及吃、住、行的农产品、住房、交通以及教育、医疗、国防等行业可以部分或全部国有化。

    农业由于关系吃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国家对农业若国有化，也是有好处的。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是农户分散经营，这客观上增大了管理成本，一些农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如何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规模化、产业化就是一个方向。但规模化和产业化，若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配合，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向国有化方向靠拢，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房地产主要关系人们住的问题，住也是民生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对房地产国有化也符合国有化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另外，对房地产行业国有化的好处有：一是可以将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利润归国家所有；二是有利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直接调控；三是有利于国家对土地的有效调控；四是有利于控制经济泡沫；五是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当然，国有化不是万能的，国有化也存在垄断和腐败的问题。所以，在推进房地产行业国有化的同时，要建立更加公开和民主的企业管理模式，尤其要接受全民和媒体的监督，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房地产业如何国有化，这里提出如下建议：

    一、对现有房地产行业的企业国家一次性赎买。

    二、建立全国房地产总公司，统管土地开发建筑事宜。

    三、各地建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受地方管辖，由总公司垂直管理。

    四、各城市住房由各地分公司依据居民户籍按成本价或略高于成本的价格售给本城市居民。对外地居民购房可高价（因为外地居民在所在地已有住房），但价格必须是公开透明的。同时，所得利润全部归国家所有。

五、各地应制定具体的住房标准政策。

六、要制定有效措施防止居民进行房地产投资，对居民私下转移销售住房者，要征收重税或从重罚款。

另外，如丧葬的问题，也应考虑国家要加大介入的问题，要体现福利的特点，要让人们死有所葬。

总之，有所吃，有所住，有所行，有所学，有所医，有所工（工作），有所安（安全），有所葬，国家应在这八有方面要加大介入的力度，要高举公平的旗帜，把八有做好。

当然，上述建议仅仅是一个粗略的设想，若要具体化，还需要许多方面的改革进行配合。但从大方向看，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国有化，也是有许多好处的。

 

        宋圭武    2011年2月日写于兰州

 

 

（十六）建议摸底破格提拔一批业绩突出的老实人

 

提拔干部，既要考虑年轻、性别等因素，更要重视忠诚老实和业绩突出。

目前一些忠诚老实和业绩突出的人，往往由于只注重在单位埋头工作，不善于阿谀奉承，不刻意去投机钻营，而且由于业绩突出，也被周围人所嫉妒，往往提拔较慢。一些单位有些人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但在职务提拔上还不如工作十几年或几年的来的快。为此，建议中央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摸底排查，对工龄在30年或35年以上的人，长期埋头工作，业绩突出，但职务相比同龄人偏低或低一大截的，可考虑集中破格提拔一批。比如，副处的，可破格提拔为副厅，副科的，可破格提拔为副处，等等。

另外，这部分长期埋头工作且业绩突出的老实人，由于业务熟，有社会经验，而且品格正，在破格提拔后，不仅能够胜任工作，而且能够更好胜任工作。另外，由于是破格提拔，必然会极大调动这部分人进一步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这会进一步激活国家发展动力。

具体程序是：

一是要重点摸查两类人。一类是工龄在30年以上或35年以上的；一类是业绩突出的。其中业绩是否突出，要看具体的业绩事实。

二是实行各单位之间交叉摸查方法。也就是甲单位的，摸查乙单位的情况；乙单位的，摸查丙单位的情况。由于摸查的对象是业绩突出的老实人，往往靠本单位自己摸查会产生很大误差，弄不好又是投机钻营的占便宜，而实行单位之间交叉摸查，可一定程度回避这一情况。

三是摸查时间不宜过长。应速战速决，不然又投机钻营的钻了空子。

四是摸查主要是要考察实际业绩。要对被考察人实际业绩进行严密考察。其中考察业绩不能主要听人说，更重要是要具体核实，要用事实说话。

五是要基于业绩比较考虑谁是否优先破格提拔。要在比较的基础上，优先提拔业绩更加突出的。其中重点破格提拔的对象范围应是：工龄长而且业绩突出。

通过大规模摸底破格提拔一批业绩突出的老实人，好处是：一是对缓解目前干部队伍中的一些怨气有最大效果；二是对一些不作为或消极作为的人也是一种鞭策；二是对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极大促进作用。

 

（十七）建议在专业技术人才评选方面全面实行全公开制度设计

 

产业升级，关键在创新，而创新，关键在人才，为此，激活人才活力是最关键。但目前，在人才评选（比如领军人才、各种专家称号等评选）等方面存在问题还是比较严重，一些真正干活的，业绩突出的，并不一定能得到对称的荣誉和激励，而一些有关系或会拉关系的，本身没有什么业绩，却荣誉头衔不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建议在专业技术人才评选方面全面实行全公开制度设计，通过这种公开的“货比货”选拔方式，让真正干活或有能力的人才，得到最大程度利用。

所谓全公开制度设计，就是所有评选过程和环节都公开。

首先，申请过程公开。具体应将申请人的各种材料要全面公开，要接受社会监督，防止申请人弄虚作假。

其次，评审公开。所谓评审公开，包括选了那些评审专家要公开，专家投票给谁也要公开，专家评审理由也要公开。这虽然对评审专家个人有压力，但这种个人压力对社会有好处，有利于评审专家公平公正行使个人权力。

再次，评审结果公开。最后谁评选上谁没有评选上，都要公开和公示，而且要尽可能延长公示期。越是重大的评选，公示期应越长。 

另外，公示不能只公示人的名单，而是要将所有相关材料（如科研成果目录等）（需要保密的除外）都要公示。

另外，没有评选上的材料（包括科研成果目录）也要公示，好让大家与评选上的进行比较和监督。

实行全公开制度设计的好处是可以最大限度制约潜规则弊端，防止人才挤兑。

关于全公开制度设计，建议发文要求各单位作为一项硬制度推广执行，对不严格执行的，要严肃问责主要负责人。

 

（十八）建议国家禁止各种智库排名活动

 

智库是国家发展的高级参谋部。目前，各种类型的智库排名活动不少。问题是，智库到底需不需要搞各种排名活动，需要进一步斟酌，不能一切都搞排名。

 

第一，智库成果是否有价值，实践检验是最终标准，是实践客观效果说了算，不是人主观说了算。

 

第二，实践检验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甚至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有些有价值的建议，有时在短期内是很难鉴定的。另外，在短期内有价值的建议，未必有长期价值。所有，要检验越是具有重大价值的智库研究成果，越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保障。

 

第三，目前一些单位或一些团体，搞各种形式的智库排名活动，也有寻租的因素在里面。说白了，更多是在圈子内部自己给自己挂名，自己给自己穿华丽衣服。所以，所谓的智库排名，有些是后面有利益因素在支撑，而不是正义因素在支撑。

 

第四，这种更多具有无效作用或副作用的智库排名活动，最终有可能让智库竞争活动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局面。而低水平的智库一旦占据智库上位，又会严重制约决策的效率，最终形成误国误民局面。

 

第五，从实际的一些智库排名活动看，不能说一点积极作用都没有，也有一些正能量的因素，但总体看，对智库建设的促进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其副作用要远大于正作用。

 

鉴于此，笔者强烈建议国家禁止有关单位举办各种类型的智库排名活动。

 

 

 

宋圭武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写于兰州

 

 

（十九）建议确立改革底线标准 

 

    所谓改革底线标准，就是每次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应以弱势群体利益是否受损为最低标准。若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就应一票否决该项改革措施。

 

    好的改革，应是弱势群体获利最大。但在好的改革难以有效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就应守住底线标准，这个底线标准就是应至少不要让弱势群体利益受损。

 

    改革守住了底线标准，社会发展就有了底线，社会就有了稳定基础。

 

好的改革，应是弱势群体获利最大。但在好的改革难以有效推进的情况下，改革就应守住底线标准，这个底线标准就是应至少不要让弱势群体利益受损。

 

                       宋圭武2017年7月29写于兰州

 

（二十）建议国家在落后地区农村直接投资建设一批国营幸福农场

                     

    面对农村土地撂荒问题，面对农村留守儿童老人问题，面对农村社会道德精神衰落问题，面对农村贫困问题，面对各级政府债务问题，如何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建议国家在一些落后地区农村直接投资建一批国营幸福农场。

    可考虑一个乡镇建一个国营幸福农场。国营幸福农场的加入采取自愿原则。农户以土地和人一同加入。土地享受入股分红，同时，个人参加农场劳动，领取劳动报酬，实行低工资制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实行稳定就业制度。另外，年龄大的老人也可根据情况参加力所能及劳动，并根据劳动情况给予适当报酬。另外，国营幸福农场也可招募大学生就业，或本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业，为农场劳动主力军，成为农场现代职业农民。另外，一部分农场所在乡镇富裕人员也可调入农场工作，可对这部分人保留一半原工资待遇，一半靠农场创收支付。这有利于解决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严重财政负担问题。同时，通过这种途径，将部分非生产人员转为生产人员，也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若牵扯到乡镇人员不好调动到农场等问题，也可考虑乡镇整体嵌入国营幸福农场模式，同时农场负责人由乡镇负责人兼任，同时，国家对乡镇拨款整体减半。或直接将乡镇变为国营农场模式，同时，国营农场附带执行乡镇有关职能，同时，国家减少对乡镇的有关财政拨款。）

国营幸福农场经营以社会效益为主，不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主要是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幸福生产和生活的场所。在农闲时节，国营幸福农场要多举办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要充分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国营幸福农场应成为一个集幸福、休闲、稳定生活和高效生产为一体的组织。另外，国营幸福农场内部也要一定程度加强科学管理。虽然不注重经济效益第一，但也要健全经济效益考核制度，内部也要加强经济核算，要尽可能实现按劳分配和按保障分配有机结合。

从性质来看，国营幸福农场虽然名为国营，其实是一个更具合作性质的农场，同时，国家也积极参与管理，是具有一种半自治性质的农场。在国营幸福农场中，既体现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合作，也体现了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合作。

    国营幸福农场建成后，国家或有关地方政府可对扶贫有关资金或有关补贴进行整合，通过国营幸福农场进行统一管理和发放，这也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另外，国营幸福农场也可办幼儿园，或养老院。其中养老院运作模式是：老人根据其所拥有的土地产权获取入股分红，同时享受养老保险；但同时，老人也用这些钱支付一部分养老费用，用于养老院一部分费用支出。另外，幼儿园运转费用一部分来自儿童拥有的土地收益，一部分来自农场经营收入补贴。

    国营幸福农场由国家或地方政府(具体由各省直接任命或由地区一级政府直接任命)直接派两到三人具体管理，而且这两到三人的工资由国家直接负担，农场不负担任何部分。但国家或地方政府要定期考核这些负责人的业绩，优秀者要提拔，不好的要降级或处理。农场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农场负责人上面有任命权，但农场职工有投票免职权。对不称职的农场负责人，农场可通过职工投票免职。对于农场负责人是否需要进行免职，一般农场二到三年或至少五年以内应投票表决一次。

农场规模可考虑在50--200人为宜。农场产业可实行规模化经营方式，应以经营当地优势农产品为主。

国营幸福农场具体由各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各省可考虑建立国营幸福农场管理中心。同时，各乡镇对本乡镇国营幸福农场享有监督权。另外，国营幸福农场建设应由省一级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论证，各级政府配合进行建设，尤其是乡镇政府，要在土地流转、人员流动等方面进行大力配合。另外，国营幸福农场建设资金可通过中央、省、市等各级政府多渠道进行筹集，另外，扶贫资金中的一部分也开用于建设国营幸福农场。另外，国营农场建成后，除国家进行少量补贴外（包括各种农业补贴，都统一纳入到农场管理），坚持相对自主经营和相对自负盈亏原则。同时，农场部分盈利上交省级财政，由各省统一支配。

另外，为了稳定农场的经济收入，国家或地方政府要对国营幸福农场产品实行部分计划配置、部分市场配置原则。比如，某农场生产黄瓜，国家或地方政府可给城市有关消费单位定量配置销售一部分，一部分由农场自主进入市场销售。另外，国家或地方政府也要对农场产品实行严格的质量检测制度，要保证农产品的生态环保性。另外，国家或地方政府也要加大对幸福农场的技术帮助力度。

 

（二十一）建议对特别优秀干部建立延期退休制度

    干部退休制度不应一刀切，应实行灵活退休制度。对一些腐败分子，我们要严打；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应考虑提前退休或提前下岗；但对特别优秀的干部，只要身体许可，应考虑延期退休。

    人才难得。出现一个特别优秀干部，有时也很不容易。因为天下一般性质的人才是比较普遍的，而特别优秀的人才毕竟是少数。一个特别优秀干部的出现，往往是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特别优秀的干部，总是带有一些先天的素质，这先天的素质有些是不可复制的；另一方面，后天良好的实践也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所以，发现一个特别优秀的干部，国家应让其充分发挥作用，这对国家发展大有好处。

另外，如何识别特别优秀的干部，关键是要看业绩，要看其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的业绩。因为德才兼备，最终落脚点是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的业绩。没有业绩，德才兼备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国家还应进一步完善干部业绩识别制度，以防止此项制度的滥用。另外，从人数比例看，可控制在干部队伍总数的5%左右，或每年退休干部的1%左右。具体执行制度需要进一步研究设计。

 

（二十二）建议巡视工作增加专业元素

 

巡视是一把利剑，对促进工作有极大意义。但利剑也需要体现专业性，弄不好会伤到自身。目前，在巡视组人员配备上，缺乏专业元素是一大不足。这种情况导致巡视工作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对存在问题往往有诊断不准情况，或找不准关键问题，或把不是问题的问题看成问题，甚至把优点也看成问题等；二是提出的一些改进意见难免有一些脱离实际，不符合本行业特点，这也让改进单位左右为难。为此，建议巡视工作增加专业元素。具体就是在配备巡视组成员时，应充分考虑被巡视单位的性质，选择懂行的专家参加巡视组。比如，要巡视高校，可考虑在五人组成的巡视组中，配备2名熟悉高校工作的专家，或在高校工作的教授参加巡视组。再比如巡视医院，应在巡视组中，至少配备2名懂医院管理的人参加。等等。

 

（二十三）建议先从从新提拔科级干部开始财产公示

 

官员财产若要实行全部公示，必然有很大阻力，如何有效推进，建议率先从从新提拔科级干部开始财产公示，具体：

第一，从新提拔科级干部开始。

第二，以后每二年或三年递进，逐步过渡到县级、厅级等干部。

第三，拟新提拔科级干部若不愿意公示，就不再考虑提拔。

 

（二十四）建议有条件单位到贫困乡村办单位农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多年来，各有关单位围绕定点扶贫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进一步发挥好以城带乡、以工带农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发挥好定点扶贫的作用，建议国家鼓励各省城市中有条件的单位，包括一些工矿企业，到贫困县和贫困村办一些单位农场。

和农户直接投资经营办农场相比，单位办农场是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带动农业，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形式，其好处是多方面的。一是有利于发挥城市单位资金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销售优势、管理优势等多个方面的优势。二是有利于各省对农村工作的调控和指导，进而有利于进一步落实好中央农村政策。三是对贫困户的带动作用更持久。四是单位办农场，也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和民主建设及法治建设。五是有利于保障城市食品安全。六是单位办农场，也为一些企业提供了更大发展转型空间。七是有利于形成城乡协调发展和工农协调发展新格局。八是单位办农场，也有利于解决一些单位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现象，有利于提高一些单位的工作效率，有利于国家人力资源整体更有效率配置。九是通过农场建设，也有利于国家消解部分过剩产能。

    如何建设农场，具体方案设计如下，供参考：

    1.省直各单位以厅、局为单位，包括一些大企业和大学科研单位，到贫困县和贫困村直接建立示范农场，发展规模经营，发展特色产业。

    2.如何解决土地问题：荒地开发一部分，撂荒地收拢一部分，从农民手中或贫困户手中租一部分，或贫困户连人带土地一同加入农场，土地可享受分红。

    3.如何解决人员问题：长期雇佣当地贫困户农民一部分（优先考虑失地农民和租地农民以及贫困户），安排大学生或中专生就业一部分（这部分人将成为职业农民），管理人员来自投资单位。

    4.如何解决资金问题：效益好的单位，由本单位直接投资；效益不好的单位，由省上财政补贴投资，但省上享受分红收益；或者单位之间也可联合出资，按出资额享受利益分红。

    5.如何解决产品销售问题：为了稳定农场收益，建议产品销售实行：一部分市场化，一部分计划化；即一部分产品由单位自主销售，一部分产品由省上统一计划安排省内其他一些单位消费。比如，某农场的茶叶，一部分走市场，一部分，规定配销到省上有关单位，再由单位派发给个人消费。

    6.农场经营目标：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主要是解决贫困户的长期稳定脱贫问题。能达到让贫困户不愁吃、不愁穿，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教育、住房等保障即可。

7.农场规模：可大可小，从50人到500人，都可，也可搞30人或20人左右的小农场，比如养羊或养牛农场等。一些单位自己办养羊农场，不仅自己也可以消费一部分，还能带动农户脱贫。

8.农场工人总体实行低工资制。由于农场主要经营农产品，根据农产品市场特点，一般效益不可能很高（个别除外），所以，农场雇工的工资水平也不可能很高。农场雇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可参考农民在城市打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制定，可按照农民在城市打工平均工资的70%制定标准。根据甘肃情况，一般可考虑一个月2000元左右即可。另外，在具体工资标准上，各省可能会有差异。

9.配套措施：需要各省统一制定土地流转办法和雇佣农民工办法，同时，对所建农场的经营和产品生产及销售，也需要各省有关部门进行一些协调和指导工作，包括进一步完善农产品的质量检验和技术指导制度等。

 

（二十五）建议社科类课题降低资助额度，增加立项数量          

    

国家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研究项目，并通过一定程序评选，对评选上的项目每年进行资助，这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在评选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完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因道德水平不高所引起的误差。一些专家在评选时，不负责任，敷衍塞责，不仔细看课题论证材料，一沓材料，十几分钟就看完，然后凭主观粗略感觉评选。二是存在因知识研究不足所引起的误差。有些评审专家对评审内容并非一定熟悉，或有专门研究。三是存在因制度设计缺陷所引起的误差。虽然国家课题评选制度这多年一直在不断完善和进步，但再严密的制度设计，总是有空子可钻，在评选过程中，个别机会主义寻租仍然难以避免。三类误差叠加，或多或少影响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的公正评选，也或多或少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另外，社会科学类课题资助应根据自身研究特点设立资助方式，不能盲目跟自然科学类看齐。自然科学研究有自然科学研究的特点，社会科学研究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二者在课题资助方式上应有所区别。

     如何完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评选，笔者认为，除一部分外，如涉及考古等课题必须要有前期大量经费投入外，对于其余的一般项目，建议国家在总投入额逐年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在每一单个项目上，建议降低资助额度，同时，在保持每一年总资助额度不变的情况下，对应大幅度增加总立项数量。比如，假设国家某一年投入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总资助额为1个亿，目前一般项目是资助20万左右，这样1个亿可立项500个，可否考虑每一项资助额度降低到5万，同时总立项数量变为2000个。

    降低每一项课题资助额度的好处是：一是可大大减少寻租动力，一些想找关系的，想找门路的，想跑路的，一看情况不大，可能也就没有了心思；二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特点看，这对推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并不会产生实质较大不利影响。另外，通过增加总立项名额，让更多的人参与国家课题研究，好处是：一是可以减少本应评选上但却没有评选上的误差，让真正有实力的人真正进入研究范围；二是让更多人参与国家课题研究，有利于调动更多教研人员研究的积极性，最终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另外，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由于资助额度降低，也可能导致一些研究激励效果变差，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为了对在研究上有真正创新的成果实现更强激励，建议在降低每一项资助额度的同时，再考虑设立后期资助程序，同时后期资助额度应较大。这里所谓后期资助，主要是在前期课题资助研究的基础上，对大体是同一类研究问题的资助项目，比如都是研究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国家课题项目，再组织相关领域研究专家进行一次统一公开评选活动，然后从每一个同一类研究题目中的众多研究成果中选出最优秀的成果2-3项，再给予较大补充资助，比如再追加资助20万等。

另外，为了保证后期资助的公正性，一定要对后期资助评选过程实现全公开（除少数要求保密的），包括专家的评选意见、参与评选的成果等，能公开的，都应尽可能公开，让大家看，让社会充分监督。乡里人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太阳底下，潜规则也就无处藏身，只能溜之大吉。

 

（二十六）科研经费管理应和成果质量有效捆绑起来

 

    如何防止科研经费的不合理花费以及腐败，最重要是要把科研经费的投入和科研的最终产出成果质量有效捆绑起来,应以促进科研成果质量的提高为最重要目标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若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虽然设计制定十分严密，对各种情况防了又防，支出管理细了又细，但若对促进科研成果质量并没有多大作用，甚至妨碍了科研成果质量的提高，这样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设计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

如何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提升科研质量，应探索建立根据最终成果的鉴定质量划拨科研经费或进一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制度体系。对科研质量不过关的产品，应考虑收回科研经费，或考虑只划拨一部分经费。对科研成果质量高的产品，可考虑在原有基础上追加奖励或追加划拨。对存在严重问题的科研产品，比如抄袭拼凑的，弄虚做假的，不仅应收回科研经费，而且应实行重罚制度。

至于在具体的科研过程中，科研人员如何花费经费，管理应体现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不能对科研过程的经费管理制度设计太死板。因为科研过程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生产劳动，而创新性又需要更多自主性为保障。限制了自主性，必然对创新性也是一种限制。

另外，如何保证鉴定质量，提高鉴定的有效性，需要在科研最终成果评审鉴定制度设计上进一步加大公开化的力度。应把评审鉴定的公开化和成果的公开化有效结合起来。一方面，评审鉴定过程要尽可能公开化，谁评审鉴定，如何评审鉴定，意见如何，都应尽可能公开，公开会增加评审鉴定专家压力，也有利于监督评审鉴定者的行为，提高评审鉴定质量。另一方面，成果也应尽可能公开化，这有利于实现社会监督。通过公开化，一些抄袭拼凑的，低质量的，大家一看，一目了然，这对科研人员也是一种约束。另外，对评审鉴定专家，也要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相关责任追究制度。评审鉴定专家不能只享受收益，没有责任。对出了问题的科研成果，评审鉴定专家也要负连带责任。该收回评审鉴定费的，要收回评审鉴定费。违纪的要追究违纪责任，违法的要追究违法责任。

另外，为了进一步调动社会监督的积极性，建议对科研成果实行有奖举报制度。即对举报科研弄虚做假的人，若经核实，举报事实为真，应对举报人实行奖励制度，可按所举报科研项目经费的一定百分比给予奖励。

另外，要进一步加强学术科研人才的道德建设。科研问题，本质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各学术科研单位，不仅要高度重视学术人才的业务考核，更要高度重视学术人才的道德考核。对有道德瑕疵的学者，应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在职称评定或职务晋升方面，应优先考虑道德高尚的学者。在课题研究分配方面，应优先考虑让道德高尚的学者担任主持人或让担任骨干研究人员，对道德有瑕疵的科研人员，应限制使用。

 

（二十七）中国经济需要一个休养期                                 

                          

为什么需要休养？从世界经济形势看，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带动的潜力有限；从中国经济自身发展趋势看，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成就巨大，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客观需要有一个休养解决阶段。经济休养的时间可考虑5到10年左右，也就是国家“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应主要体现休养精神。如何休养，主要任务是消肿、固本、强基。另外，在修养期，国家经济增长率可调整到5%左右即可。另外，经济休养需要成本，这成本需要全民承担，因为政府负担最终也是群众负担，但富人应多承担一些。为此，建议在修养期提高财产类税收和高收入人群类税收。

 

宋圭武写于2016年

 

 

（二十八）建议选一批优秀网络评论员为人大政协代表

 

人大政协代表，如何做好代表工作，其中一项关键的工作就是要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供国家领导人参考的提案和建议。

 

从这些年人大政协代表的发言看，有一部分代表的提案和发言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有水平的。但也有一部分的发言和提案就没有任何价值，或就像开玩笑一样。还有一部分代表唱赞歌很内行，提建议却很外行。

 

目前，我国有许多网络评论者，对国家大事经常发表一些评论，并提出许多参考意见。其中也有许多优秀网络评论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但由于他们处在权力和体制的外围，他们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就得不到反映或重视，这对国家发展就是一种损失。

 

国家吸收这些优秀网络评论员为人大政协代表，好处有：一是有利于发挥他们的长处，使他们好的意见和建议能得到反映；二是对建设和谐网络有好处，国家也可以借这部分人之手，进一步规范网络建设；三是网民也客观需要自己的代表。

 

 

应规定网络评论员代表占各级人大或政协代表比例应不低于五分之一。

 

 

                                             宋圭武2011年12月25日写于兰州

 

（二十九）建设新型智库的五点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的机构——智库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加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我谈五点建议。

第一，在全社会树立两个理念。一要重视人才。重视智库，核心是要重视人才，从而树立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牢固理念。其中特别要破除官本位思想，让领导干部带头树立尊重人才理念，引领社会风气的转变。二要倡导包容。智库的发展离不开包容。从中国历史看，凡是提倡包容的时期，社会总是能繁荣发展。但包容不是纵容。包容是对善的宽容，是立足于建设，纵容则是对恶的放纵，是立足于破坏。我们提倡包容，也要反对纵容。

第二，构建好两个对话平台。一个是学者与决策者的对话平台，这是智库成果影响决策的一个重要通道；另一个是学者与媒体的对话平台，这是智库成果影响社会的一个重要通道。有了这两个通道，就能有效保障智库作用的发挥。为此，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决策咨询制度。有关重大决策，领导干部必须先充分征求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凡没有充分征求的决策，都不应付诸实施。二是要在决策者和学者、媒体和学者之间形成互动平台，举办相关的专题研讨会，使三方互相学习、互相补充，推动形成具有较高质量的发展共识。

第三，研究要立足于本土。一是研究内容要服务于本土发展。中国的智库应重点研究中国自身发展问题，或是通过对国外问题的研究，最终为中国发展提供借鉴。二是研究队伍要多考虑有实践背景的。这要求在队伍选择上，多考虑有更多实践背景的学者和人员。

第四，重点研究“本”问题。社会问题大体分为两类：“本”问题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深层次问题；“标”问题是表层的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一般有三大类“本”问题。一是关于公平与效率比较，公平是“本”问题，效率是“标”问题。在短期或局部情况下，两者可能有对立的情况，但在长期和全局视角下，有公平，必有效率；反过来，没有公平，只会有局部和短期的效率，但绝不会有长期和全局的效率。二是关于道德和知识比较，道德是“本”问题，知识是“标”问题。社会有道德规范，不仅保证了知识的生产效率，也保证了知识的运用方向。三是关于幸福和财富比较，幸福是“本”问题，财富是“标”问题。对社会整体而言，社会有较高幸福感，其本质是富裕的；反之，纵有金山银山，社会本质必然是贫穷的。对个人而言，幸福体现了内在的自我价值，而财富只是一种外在价值的体现。智库的研究重点，应落脚在公平、道德、幸福等“本”问题上，从而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第五，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也是对新型智库建设提出的五大原则要求。要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推动学术创新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要有利于推进区域、城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协调发展；要讲求绿色发展，提出的建议和对策应兼顾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满足开放发展要求，为国家形成更好开放格局建言献策；要积极推进共享发展，比如在精准扶贫等方面，加强研究投入力度，提供更多更好的政策建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02月23日；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三十）“十三五”发展建议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发展的拐点时期，能否健康平稳发展，事关国家现代化的未来。

 

为什么是拐点时期？因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矛盾的叠加期，如果不谨慎，各种矛盾就可能在“十三五”时期集中爆发。

为此，建议：

 第一，在文化建设方面，要把道德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国家应有道德建设规划。中小学要把道德建设放在第一位置。各单位都要把道德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第二，在经济方面，要把农业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工业发展速度需要放缓，要重在提高素质。要重技术创新。农业发展要重视规模化、合作化、生态化建设。经济增长率可控制在6%左右。大力发展服务业。增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

 

第三，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要把公平建设放在重要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需要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体制。要更加重视公开化的制度设计。中国政治制度总体应体现多元、公开、协商特点。

 

第四，在环境建设方面，要把青山绿水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对破坏环境的干部要实行终身追究制度。

 

第五，在社会建设方面，要更加重视社会稳定建设。要对贫困人口实行心理救助制度。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国家要加大体育方面的投入。但对体育金牌方面的建设投入要减少，要重在全民体育建设。

  

                                 建议人：甘肃省委党校教授   宋圭武  

 

                                                 2015年7月1日

（三十一）建议中央适度推行各省之间干部交流互动模式

 

 目前，探索建立各省之间干部交流互动模式有诸多好处：一是有利于打破圈子文化和熟人文化；二是有利于各省之间人才、资金、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交流；三是有利于各省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四是有利于干部素质提高；五是有利于中央大范围选拔优秀干部；六是最终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

    各省之间干部交流互动，包括学习、工作和监督互动三个方面。

    干部学习交流互动，主要是各省之间干部建立跨省互相学习制度。比如，青海省的干部，到上海市委党校培训，上海市的干部，到青海省委党校培训，等等。

    干部工作交流互动，主要是各省之间干部要有一部分跨省交流任职。比如，浙江省的干部，一部分可以到其他省份去任职，包括甘肃、宁夏等，而宁夏、甘肃的干部，可以到浙江去任职。跨省任职的干部，应包括从科级到厅级各个级别的干部。

    干部监督交流互动，主要是各省之间建立交叉巡视制度。比如甘肃的，去巡视北京，北京的，去巡视江苏等。

各省之间干部交流互动，具体操作是先由各省根据情况上报交流名单，然后由中纪委、中组部等部门统一协调安排。

另外，干部交流任职时间一般以5年左右较为合适。时间太短，容易走过场，时间太长，则容易形成圈子。

如何考核交流干部，一般在交流结束后，在干部正式离开任职单位后，由任职所在单位有关方面和群众进行综合评价考察。对优秀者和业绩突出者给予提拔，对不良者和业绩平庸者进行淘汰或重新安排。

                 

宋圭武写于2015年

（三十二）建议对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所谓弹性退休制度，就是指允许劳动者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和退休收入方面具有某种弹性和灵活性的一种退休制度。

    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益加重，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实行更为灵活的退休制度，是一个世界大趋势。

    目前，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我国是否要延长退休年龄，社会各界有不同看法。有持赞成意见的，也有持反对意见的。

    笔者认为，退休制度如何改革，应综合考虑。一是要考虑人口结构问题；二是要考虑财政支撑问题；三是要考虑参与劳动人口的生产效率问题。

    综合三方面的因素考虑，个人建议国家应对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因为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是国家劳动效率最高的一个群体，若国家要实行延迟退休制度，应首先考虑这个群体的延迟退休，这有利于国家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进一步提高国家财政支撑能力。但延迟退休也要考虑个人自愿问题，应让退休者有较大的自由选择权。这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退休自由度的增加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退休者的福利效用。二是有利于刺激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因为若一个单位管理水平不高，一些人可以通过弹性退休制度（可提前退休，然后再到另一单位兼职）进行间接抵触（类似于用脚投票）。

    如何实现弹性退休制度，具体方案设计如下：1.凡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年龄一到50岁，在50岁到65岁之间，可自由选择退休，国家一般规定65岁退休；以后可根据人口变化情况和预期寿命情况，进一步延迟到70岁退休。2.凡满30年工龄者，退休可领全额工资。不满30年者，根据工龄长短实行退休工资递减政策。工龄越短者，递减越多。3.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后，国家同时要积极鼓励再就业。

    另外，对公务员这个群体，笔者建议国家总体不应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但对特别优秀的，主要是为人民服务的业绩十分突出的，可考虑建立延迟退休制度。对简单劳动者，国家可考虑建立提前退休制度。

 

                                 2017年9月11日写于兰州

 

 

（三十三）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或对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践来认识，这时提“摸着石头过河”，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当改革处于浅水区时，“摸着石头过河”所导致的风险也不大，“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有了一定的可行性。

    但“摸着石头过河”，其代价也是沉重的。一是有可能一些人会乘机浑水摸鱼。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有权的，一些善于投机的，抓住机会，逮住了河里的大鱼，而大多数人，虽然手里也逮住了鱼，但都是小鱼。二是造成“河水”污染严重。这污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污染了人的道德之“河”，人们的道德世界走向堕落；另一方面是污染了自然之“河”，为了捞鱼，自然成了人们任意破坏的对象。

    目前，我们应提倡“乘船出海”。这“船”，就是公平正义之船。公平正义，是建设良好社会的根本。首先，公平正义，是建设道德社会的根基。公平正义，是产生优良道德的沃土。没有公平正义，道德之花就是枯萎的，道德就是稀缺产品。其次，公平正义，是产生效率社会的基础。没有公平正义，效率就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效率，效率就是异化的，就是反人类的。若一个国家，既充满道德，也充满效率，这样的国家就必定的强大的，就必定是充满希望的，也必定是能够经得起风吹浪打的。

    中国改革，目的就是强国和富民。公平正义，既是强国的基础，也是富民的基础。若没有公平正义，国家就缺乏道德，就缺乏秩序，强国就只是梦；若没有公平正义，富裕就只属于少数人，富民就是一个幌子。

    目前，我们需要建设公平正义这艘真正的“航空母舰”，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强大武器。中国人既聪明，也勤劳，若再加上公平正义的制度，中华民族必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什么是公平正义？笔者认为，公平正义应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

    在政治层面，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具有相同的选择权利，而不是少数人具有特权。就是在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方面，要更多强调机会均等，而不是一些人多，一些人少。首先，自由和权利并不是无限度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总是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必须要考虑到自己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对别人的自由和权利的限制，所以，自由和权利是有限度的。其次，对于有限度的自由和权利而言，公正的分配原则就是大家均等，不能有些人有较多自由和权利，而另一些人有较少自由或权利。

    在经济层面，所谓公平正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是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严格的按劳分配。劳动代表了一种贡献，按劳分配就是按贡献分配。这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效率原则。因为社会若不实行按劳分配，一些真正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就没有做贡献的激励，社会发展就缺少了动力。同时，不实行按劳分配，也使少数人坐享其成，社会就是奴役性的，这也是以往不合理社会的典型特征。二是社会应尽可能保证先天资源收益的平均分享。对于人类而言，先天资源，就像一个没有失主的黄金，其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收益平均分享。比如土地，就是先天资源。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做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笔者认为，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关键不在所有权，关键是要实现收益的平均分享。但由于在收益分配中，所有权具有强势地位，所以，国家要对所有权进行限制，要通过税收等多种手段，实现全民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三是人道原则。有些人由于遗传等原因，在劳动能力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不足，但这种不足不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所以，按劳分配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弥补先天资源收益平均分配和后天按劳分配的不足，就需要有人道原则做补充，其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对这种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

    在文化层面，所谓公平正义，就是要有公平正义精神，就在要在人文价值中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

 

（三十四）建议对汽车征收高额消费税

 

                               

    理由：

    一是有助于减少交通拥挤。目前，在中国有些城市，交通拥挤已是十分严重的问题。随着私家车的增加，这种拥挤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所以，限制汽车消费是一个长远措施。同时，对单位用车也要加强管理和限制。

    二是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汽车所产生的废气污染与吸烟导致的污染都是危害巨大的。对烟草征收高消费税，对汽车也要征收高消费税。国家应当对一切有可能导致污染的产品征收高额消费税。

    三是限制汽车消费对个别人福利增加不利，但对社会发展总体有利。

    对策：

    一是建议对汽车消费至少征收100%的消费税。或分排量分档次收税，这里对一些产生污染较小的汽车，可适当降低征收比例。但不管怎样，对汽车消费总体要征收高额消费税。

    二是大力发展农业和服务业。引导第二产业资金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尤其是要注重休闲产业的发展。

    三是对单位购车和用车进行限制。鼓励官员在本城市骑自行车上班。

    四是大力鼓励自行车消费，国家对自行车消费可给予补贴。

 

                                甘肃省委党校  宋圭武

                                  2010年9月23日

 

（三十五）建议将整个甘肃省列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特区

 

    发展甘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全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目前，甘肃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基本上属于倒数第一，大力发展甘肃是解决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的重点。

    其次，是解决国家民族问题的枢纽。甘肃地理位置特殊，周边地区有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等省份。将甘肃建成西部最大的经济中心，既有助于解决民族地区的发展，也有助于增加民族地区对内地的向心力。这里，解决民族问题，经济吸引力是最重要的变量。

    再次，甘肃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目前，由于交通运输的不断改善，来自运输成本方面的约束在不断减少；另外，甘肃也具有较大的资源优势。所以，只要国家能给与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甘肃发展的前景是广阔的。

    第四，为落后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目前，虽然国家有西部大开发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出台了国家对甘肃扶持的《四十七条》，但从长远看，国家对甘肃的扶持仍需要加大力度。笔者建议，应将甘肃省列为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特区，这里不仅要求国家对甘肃实行要比现行经济特区（如深圳特区）更加特殊的经济优惠政策，而且要求甘肃在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方面可实行一些特殊政策。如在政治方面，可实行更加公开化的方式，可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县级以上单位的民主选举试点，而不仅仅局限在村级范围内。等等。

 

                                  甘肃省委党校   宋圭武

                                    2010年8月30日

 

（三十六）打破铁饭碗是一种历史退步

                        

    如何看待打破铁饭碗，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认真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总体看，打破铁饭碗，是一种历史退步，不是一种历史进步。

    打破铁饭碗，本质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背叛，这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本质。社会发展，总体方向应当是社会和个人和谐统一，社会就是个人温暖的家，面对无限的生活和工作风险，社会为个人提供无限的关怀。当社会成为个人的家时，个人也就成为了社会的主人，个人也就不再是社会的奴隶，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情况。而当社会与个人相分离时，个人与社会，不是敌人，就是陌生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个人也是不负责任的，同时，个人对社会也就没有多少建设的积极性，现实的表现往往是破坏性的。目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就是每一个人温暖的家，而不是将个人赶出社会，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

    打破铁饭碗，不是提高管理效率的理想途径。一些主张打破铁饭碗的人，其主要依据就是要提高工作效率。其实，提高工作效率的途径是很多的，不一定非要打破铁饭碗。提高工作效率，关键是要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要让真正有劳动贡献的人得到其应得的报酬，而不是动辄就以辞退工作为要挟。这就跟两口子吵架一样，一方若动不动就以离婚为要挟，就不是一种高水平的处理方式。对于工作也一样，若管理者动不动就以辞退为要挟，这实质也是一种管理无能的表现。对于一些实际存在的懒惰者和消极怠工者，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处罚等手段进行管理，可以换岗或者调到合适的岗位，但不一定非要辞退。若只是辞退了之，放到社会上也是不好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就会只有局部效率，而没有社会效率。另外，对于一些严重违法乱纪的，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从管理科学发展的趋势看，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才是真正科学的管理，也才是真正有社会效率也有企业效率和单位效率的管理。

    另外，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人比效率更重要。提高效率是一方面，但效率毕竟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不是目的，人本身才是目的。若仅仅为了提高效率，而忘记了人的存在，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处理方式，本质是违背人性的。从实际情况看，铁饭碗的负作用确实是存在的，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不顾更为根本的问题，或者为了解决小问题，而引出大问题，就是不好的。

    打破铁饭碗，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建设理想社会的本义。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打破铁饭碗的社会，而是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劳动并且在分配制度上是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时，马克思也要求社会要尽可能保障每一个人劳动就业的权利，要努力提高劳动者的觉悟和劳动的自觉性，并且劳动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对劳动就业制度的基本要求。马克思反对的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和人奴役人的社会。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或者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没有铁饭碗，资本家可以随意辞退工人，这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最有效的手段，也是资本家奴役工人最无耻的方式，这是资本主义最坏东西之一，体现的是金钱对个人的极度压抑和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是严重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是国家主人的本质要求的。当然，在管理方面，我们也要借鉴资本主义劳动管理方面好的东西，但不能一切东西都借鉴，尤其是一些严重违背人性的东西，更不能借鉴。

    在现实中，我国的一些单位之所以出现人浮于事和低效率现象，关键是不正之风和特权所导致的，铁饭碗不是主要原因。一些单位领导利用各种特权和关系，进了许多关系户和不该进的人，结果导致效率不高，大家互相扯皮，单位内部矛盾重重，有关系的，有权力后台的，跟没关系和没后台的，就不一样。但问题是，若打破铁饭碗，这些不正之风和特权又会兴风作浪，吃人害人，导致吃亏的往往是一些真正实实在在干活的老实人和没有关系和后台的人，那些凭关系进来的人，本该是调整的，却反而调整不了，而且调整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在权力和关系不均衡的情况下，打破铁饭碗，实质只是打破了弱者的铁饭碗，或只是对弱者多增加了一道紧箍咒，而对于强者而言，不但打不破，反而铁饭碗有可能变成金饭碗。比如一些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一些有关系的，有后台的，不但没有下岗，反而工资又涨了，因为下岗人的工资可以加到他们头上。另外，给人造成的影响似乎是单位效益也提高了，其实单位的运转跟以前差不了多少，工资提高只是效益提高的一个假象而已。另外，在具体管理过程中，也会进一步助长不正之风，管理者这时就是神，其他人就是神的奴仆。作者在一些企业的调查中，就听到顺口溜：为了留住岗，青春献给班组长。一个小小的班组长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更高的管理者，最终的结果就是一级一级往上献“青春”，大官吃小官，小官吃更小的官，最弱势的，就是受到伤害最严重的。还有，打破铁饭碗的制度，也给一些管理者打击报复提供了一种合法的途径。所以，保留铁饭碗制度，对弱者也是一种变相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对歪风邪气作斗争，有利于巩固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打破铁饭碗，不利于提高人民的幸福度。幸福，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终极目标。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如何提高效用满足度和幸福度，偏好就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研究证明，对于人类而言，大部分人都是风险保守性的，都不喜欢风险，喜欢稳定。比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愿意考公务员，其中追求稳定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大多数人都喜欢稳定，所以，建立稳定的就业制度就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用水平。当然，对于一些喜欢冒风险的人，可以例外，可以容许辞职，但不能强迫打破人家的铁饭碗。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铁饭碗就是一种好的制度，有了铁饭碗，人就安详，自在，没有铁饭碗，人就焦虑，自卑。目前，我们要提高人民幸福度，就要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有铁饭碗，而不是相反。

    打破铁饭碗制度，也不利于建设休闲社会。打破铁饭碗，就让人不敢闲，只能不断的“忙”，使人在忙碌中忘却了自我的本质，似乎人生的意义就只剩下“忙碌”二字，“忙”就是幸福的代名词。而从人生的本质追求看，“闲”才应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亚里士多德说：“休闲才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哲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著名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柏拉图说：“诸神怜悯生来就是劳累的人们，因而赐予他们一系列的节日，并由酒神、诗神、太阳神相伴，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滋养，他们变得高大、正直。”《圣经》中写道（上帝对人说）：“你们要有休闲，才能感悟到我是神。”约瑟夫·皮柏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中也写道：“我们惟有能够处于真正的闲暇状态，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我们才能够脱离‘隐藏的焦虑’之束缚。”德国思想家席勒说：“人性的圆满完成就是美。这样的美是理性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只有当人游戏时才能完成。所以，人同美只是游戏，人只是同美游戏；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所以，休闲过程，也就是人成为人的过程。同时，建设休闲文明，可以减少竞争，可以减少人对自然的破坏，这也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目前，我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但决不能因为就业压力大，就提倡打破铁饭碗。从长远看，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让更多的人有铁饭碗。对于已经有铁饭碗的，要进一步让铁饭碗变得更稳固或有希望变成金饭碗。对于没有铁饭碗的，要尽快让有铁饭碗，最后目标是大家都有铁饭碗，而不是相反。

    目前，重要的问题不是打破铁饭碗的问题，而是反特权的问题。不能一些人有金碗，一些人连什么吃饭的碗都没有。首要的任务是要打破“铁权力”，而不是要打破铁饭碗。要让有权力的干部能上能下，要对有权力的干部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当然，不打破铁饭碗，也不是不要求加强管理，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一般劳动者的管理，这也是对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管理者的管理和约束，这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罗尔斯说，公正是社会的首要价值，若效率不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效率也是异化和无意义的。

如何让更多的人有铁饭碗，笔者认为：一是国家要广开就业门路。二是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就业，提倡大学生务农。三是征收休闲税。休闲税应根据收入水平来累进征收。但休闲税与其它税不同，它只规定公民应将收入的一定百分比用于休闲，如进行旅游、娱乐、体育锻炼等消费。若公民不进行休闲消费，国家就要将这部分收入以税的形式征收到国库。所以，休闲税实质是一种强制消费税。征收休闲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也有利于解决就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污染。四是以幸福度指标替代GDP指标。五是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产业，提倡节约，限制欲望，建设信仰文明。六是不管是公有制单位，还是私营企业，都要加强对一般劳动者劳动权力的有效保护。可以较自由解聘管理者，也就是可以将一些不称职的管理者放到另一个合适的地方，但也要让人家有工作，有饭碗，但对一般劳动者，就不能随意解聘，要坚决限制。

 

（三十七）提拔干部，要更注重成熟，而不是年轻

 

    现在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贴出公告，动辄要多少后多少后的，如70后的，80后的，甚至90后的，其实，仔细考虑，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干部应是成熟一个，提拔一个，不要人为将一些后面不成熟的提前提拔，这样对前面的人不公平。这里讲的成熟，主要是指一些有工作经验、生活阅历和突出业绩以及德才兼备的人。如一些地方提拔干部，60后有成熟的，而偏偏提拔70后的，这就不好，这样对60后的就不公平。并且若一直这样思路进行下去，80后有成熟的，而偏偏提拔90后的，这样就不断衍生出一代又一代的不公平，这对社会而言，就严重不符合正义原则。

    其次，人为将一些缺乏经验的提前提拔，对社会健康发展也不好。一方面，有成熟的人不用；另一方面，却用一些不成熟的人干重要的工作，这也是人才资源配置的误区。这样做，对社会不好，因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权没有掌握在最有经验的人手里面，这样就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同时，对提前提拔的个人也未必就真好，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工作也干不好，也不利于个人下一步的发展。

    再次，现在是和平年代，不能用战争年代的思维来推理和平年代的事。在战争年代，由于情况特殊，可以在提拔干部时将年轻因素考虑的重一些，可以考虑提前培养；但在和平年代，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和平年代，秩序是稳定和规范的，而在战争年代，到处都是跳跃和间断，没有稳定和规范的秩序，两者外在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关于提拔干部的工作思路也就必然不同。

    第四，若没有成熟的提拔干部标准，论资排辈也是有好处的。目前，提拔干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考核标准的建设，由于难以对一些公务员的工作进行量化考核，这就增加了考核建设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论资排辈也不失为是一种较合理的选择。当然，论资排辈是有许多缺陷的，但当没有最优的选拔标准时，就只能选择次优的标准。若不论资排辈，往往一些领导干部就会以年轻为理由或借口提拔一些自己的关系户，而将真正需要提拔的人排斥在外。

    第五，有些地方领导在提拔干部时将年轻考虑的很重要，其实也有个别领导在人才问题上作秀的因素，而非真的是考虑工作方面的需要。现在一些地方领导，在考虑人才工作时，由于考虑到政绩的需要，往往就突出一些特点，如年轻、文凭等因素，好像真的是领导重视人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其实背后编织的故事，往往是为领导个人的提拔提前修路或制造业绩，而非其它。

    第六，重视年轻干部提拔，并不能保证这些人上台后就真正为人民服务，关键还是制度的合理化建设。重视年轻干部提拔，落脚点是工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但若没有健全的制度，提拔谁最终结果都一样，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都有可能变得不好，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和坑害人民的人。

所以，提拔干部，笔者认为，应当遵从自然原则，就像摘果子一样，成熟一个，就摘取一个，然后让果子服务于人民的需要，这样人民吃起来口感也好，而不要在果子还在青涩的阶段，就提前摘取，结果让吃的人也难受，对社会发展也不好。而作为领导，要抓好人才，关键是要从培育好生长人才的大树方面着想，要让大树根深叶茂，能不断为社会提供优良的人才果实。有了枝繁叶茂的人才大树，社会发展也就充满了绿意，人民也就安居乐业，百业也就兴旺发达。

 

（三十八）建议有条件实行一岗两人

 

 

目前，我国就业压力大，如何有效解决就业，是一个国家和政府面临的很大难题。

 

如何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有许多学者都提出过一些好的思路和方法，如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扩大就业门路、提高劳动者素质、转移输出等，还有人提出男人就业、女人回家等。

 

笔者认为，也可有条件实行一岗两人制，也就是一个岗位，两个人上岗，这样就可解决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

 

一岗两人制，主要是上岗要采取轮换制，可半年一轮换。比如，某车间一岗位，由甲和乙两人上岗，先由甲前半年上班，乙休闲，后半年乙上班，甲休闲。这里若一天实行三班倒的，可实行六人制。

 

实现一岗两人，实质就是一个工作两个人干。否则，一个人干活，一个人闲着，这样干活的人也累，闲着的人又愤怒，社会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让两个人都有活干，都享受休闲，这就是实行一岗两人的目的。

 

实现一岗两人制，好处有：一是可极大缓解就业压力。二是鼓励社会休闲，有利于拉动第三产业发展。三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四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因为在休闲期，劳动者可通过进一步的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

 

另外，除了一些特殊岗位外，有条件的领导岗位，也可实行一岗两人制。比如有些单位的有些处室，完全可以实行一岗两人，这样也可有效解决一部分人的职务升迁问题。一些领导岗位实行一岗两人制，也有利于防止腐败问题，因为两个人也是一个互相监督。

 

实行一岗两人制，国家就可减少法定假日时间，或直接取消一些法定假日。

 

总之，实行一岗两人制，既不影响国家正常机构的运转，也不影响生产过程，还可解决就业压力，也可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所以，实行一岗两人制，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好处。

 

当然，实行一岗两人制，可能也会有些副作用，如产生工作衔接问题等，但只要通过好的制度设计，是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的。

 

实行一岗两人，这里笔者仅提出此观点和建议。中国能否实行一岗两人制，欢迎大家讨论。

 

 

                            甘肃省委党校    宋圭武   2011年10月2日写于兰州

 

（三十九）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先富起来

                          

    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这是社会的进步，因为这符合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首先，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符合公平原则。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所以，让真正的研究者得到优厚的报酬，也符合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有机统一。其次，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也符合效率原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核心变量。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在分配上得到实惠，可以有效调动科学研究者的积极性，从而也就有利于最大化提高生产率水平。这对社会和科学研究者个人，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得益最大的，应当是社会，而不是科学研究者个人。

    当然，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但并不是要让要所有有知识的人富起来，二者是不一样的概念。有知识的人，若不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和服务于社会，比如不用于教学或研究，这样的知识就仅仅是个人性的，社会和国家也就没有理由为其支付报酬。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个人的知识只有变为社会的改造力量，个人的知识才有价值，个人才有理由取得价值的分配权。

让真正搞科研的人富起来，同时，也要让假搞科研的人穷下去。搞科研的人有许多，但也有不少假搞的。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走后门，变相套取国家经费，就是假搞的。国家和社会应建立和健全科研监督机制，要让假搞的身败名裂。否则，学术腐败跟权力腐败一样，对社会健康发展危害极大。学术人没有了良知，社会就缺乏了良心的知识基础，这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是十分危险的。另外，科研工作者也要学会自律。从长远看，知识人本质就是启蒙人，所以，社会的发展，客观需要知识人的无私奉献。任何想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应当有这个心理准备。

 

（四十）中国应建立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由于地球上陆地资源的日趋枯竭，对海洋资源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很可能是海洋，而不是陆地。

    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欧洲，战场主要是陆地。未来世界大战很可能以亚洲为中心爆发。首先，亚洲各国正处于快速发展中，在发展中，就容易产生冲突。其次，由于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惨痛，亚洲人就会更偏好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再次，由于亚洲没有形成像欧洲一体化一样的协商机制，这就缺少了躲避战争手段的体制保证。第四，发达国家为转嫁国内矛盾，很可能会成为亚洲各国战争的幕后推手。亚洲国家之间一旦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发达国家很可能不直接参与战争，但很可能会成为战争的主要幕后因素。另外，在战争中，争夺的主要对象将可能主要是海洋资源的开采权。同时，战场很可能主要在海上，而不在陆地上。

    若以亚洲为中心爆发世界大战，中国将会处在外部力量合围的中心，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未来中国发展，外部环境会越来越恶劣，中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打大仗的准备。

    中国如何应对未来的危险和来自海洋的竞争，笔者认为国家要有战争和和平两手准备。第一，从战争角度看，国家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第二，从和平角度看，国家要积极呼吁保护海洋，呼吁国际社会禁止海洋开发。人类对海洋开发所引起的危险要高于陆地，同时，人类若对海洋造成大面积污染，人类将会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所以，保护海洋，禁止海洋开发或容许适度开发，是人类的一种明智选择。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如何建立强大的海军，笔者认为，中国应优先或重点发展潜艇，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笔者认为，未来战争会主要体现隐蔽性、闪电性、准确性、毁灭性四大特点。中国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就要立足于这四个方面的考虑。航空母舰虽然可以具有闪电性和毁灭性以及准确性等特点，但不具有隐蔽性，所以，发展航空母舰很可能是弊大于利，而潜艇就可以回避这一弱点。

    但中国可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一方面，要发展航母，这可以分散一些国家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要坚实发展潜艇，要形成强大的潜艇作战能力。航空母舰可以建几艘，但不宜多，而重点应放在潜艇建设上。

    中国应在南海建立强大的军事基地，而潜艇部队应成为骨干力量。有了强大的潜艇部队，就可对侵犯南海的行为进行出其不意的有效打击，让对方吃哑巴亏。

    目前，中国发展，正面临内外两方面的考验。在内部，不公平问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诸多问题正困扰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在外部，国际竞争是日趋激烈，周边国家正在加紧对我领土进行渗透，抢占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有大改革的思路。

    所谓大国，就是要体现对外性的强大力量。若一个国家没有体现对外性的强大力量，这个国家面积再大，实质就是小国。面积大，力量小，这个国家就是被别人算计的对象，就是被殖民的对象，就是被割裂的对象。多少年来，中国是一直苦于内战，而忘记了外部的威胁。当我们在做无谓的争斗时，别人却悄悄地进入了我们的地盘。

    反省历史，我们必须要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在内强素质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建设强大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是文明的竞争。文明是决定国家长远发展的核心因素。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我们关键是要培育诚信、理性、敬畏精神。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一个不讲科学的民族，一个只知道吃喝的民族，在什么时候都是没有前途的。外塑形象，就是要树立真正的大国形象，在关键问题上决不手软。若该需要战争，就干净利落的用战争手段解决。在内强素质和外塑形象方面，内强素质是根本。

                                          

                        宋圭武2011年8月1日写于兰州

 

（四十一）质疑“群众第一”观点                     

    我们强调群众第一观点，其实，仔细推敲，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观点。

    其一，什么是群众，需要明确。群众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范围，群众的范围就是不同的。由于有相对性，所以，群众也就有局部性，从而，群众的利益第一，或群众第一，实际也就总是体现为一种局部利益第一。但任何局部利益，总是要从属于整体利益。整体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第一。

    其二，所谓群众第一，在现实中，总有两种表现，或是群众的意见第一或是群众的利益第一，但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好的。第一，群众的意见第一，若群众的意见不正确，又如何？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第二，群众的利益第一，问题是，若群众的利益是不合理的，又如何？合理的利益是第一，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不合理的利益，就不能第一。

    其三，真正的第一应是：真理和正义。人类对自然界运行规律而言，就是探求真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而言，就是探求正义。真理和正义，是人类的最高价值，除此之外，别无其它。

    其四，只有真正坚持真理和正义第一，才能真正实现群众第一。由于真理和正义真正代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所以，真理和正义才是真正的群众利益，坚持真理和正义，也就是真正坚持群众利益第一。在现实中，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呼唤群众第一？真正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真正坚持真理和正义第一，所以，群众第一大多数情况就是一个幌子，而实际情况往往是领导第一或权力第一或少数人利益第一。

其五，如何真正坚持真理和正义第一？第一，建设有德性的社会，重用有道德的干部。权力是社会的中枢神经，而干部是权力的掌握者。社会要有德性，权力掌握者有德性是关键。第二，建设阳光社会，重视制度的公开化建设。公开是实现公正的有效途径。大凡与群众利益的有关制度设计，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要坚决杜绝暗箱操作。第三，建设协商社会，重视讨论和协商。有问题，就讨论，这是寻求最优解的充分必要条件。第四，建设敬畏社会，敬畏是伦理的基础。第五，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坚持真理和正义的良好环境条件。第六，建设公平社会。公平是社会发展之本。公平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文明之本。有公平，好人就有好回报，奉献精神就不稀缺。公平是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之本。有公平，多贡献就有多报酬，社会发展就有效率，物质产品就不稀缺。公平也是社会发展的制度文明之本。制度的善是社会最大的善，而制度的善，核心是公平。

 

（四十二）取消当代人对当代人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奖

 

    一是学科本身的限制。社会科学往往具有短期不可证伪或证实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当代人对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价值很难有公正的判断。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具有短期（当然也有些需要长期）可证伪或可证实的特点，比如通过重复试验，或逻辑检验等。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其正确性大多是需要社会历史过程来检验，这就需要历史实践时间来保证。也就是说，你研究的对不对，不是你说了算，而是实践说了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需要时间，并且时间越长，其价值大小就会呈现得越清楚。比如，文革时期的论文，其价值只能是经过几十年历史实践检验后，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当是的环境下，是很难产生准确评价的。而现在的研究成果，最有权威的评判，应当交给后人。千秋功过，后人评说最有道理。

    二是受利益因素的制约。当代人评价当代人的作品，往往会受到各种现实利益因素的制约。在利益面前，真理往往是软弱的。由于受利益因素的制约，就很难保证公正性能得到准确体现。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也就未必能得到客观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社会上的强者往往在评奖过程中会占据优势地位，比如有权的，有钱的，就会利用资源来左右评奖，造成评奖误差大甚至很大。

    三是从我国社会科学评奖的实际情况看，取消也是利大于弊。一是一些评奖项目成了一些人寻租的工具，如打招呼、收红包、互相评奖利用等。这些不好的行为，既污染了社会风气，也退化了学术道德。二是有些单位以评奖作为考核或晋升的重要依据，但由于评奖本身有误差或误差很大，结果导致误差进一步放大，让社会更失公正性。一些本身应当受到制裁的行为反而受到奖励，而本应受到奖励的行为却受到变相惩罚，最终是奖励了投机者，惩罚了老实人。三是评奖对社会科学自身建设也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评奖本身是希望能催生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结果是反而助长了学术浮躁和学术功利主义。学术白开水泛滥，而真正的成年酿酒和学术珍品稀缺。

    由于存在上述原因，笔者建议取消当代人对当代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奖。

    当然，取消当代人对当代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奖，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律取消社会科学评奖，我们也可以保留一些社会科学评奖，但必须要规范。

    一是当代人可以对前代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评奖，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交由后代人去评。比如前30年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放到今天来评，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应放到30年以后去评，这样评奖误差就会较小。这里问题是，可能有个评奖收益谁享受的问题。若30年后，或30年前的研究者还活着，自然获奖收益就归研究者，若已去世，可归与研究者有继承权的后人及亲属。

    二是要多一些专题性的评奖，而不是大一统式的评选。比如，可就公平问题设一个专题，然后看所有研究公平的成果，看谁的最有创新价值。当然，评委也必须是要研究公平问题的专家。设成专题评奖，也有利于评委专业化。若大一统的集中到一块，由于评委各有各的研究方向，你研究历史的，他研究经济的，你研究文学的，他研究宗教的，互相搅到一块，结果就跟外行评内行差不多，自然误差就大。

    三是要根据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特点制定不同的评奖标准。选美女是一个标准，选俊男是一个标准，两者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社会科学也是一个大家族，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学科，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学术规范特点，评选也就自然需要不同的办法和标准，不能大而统之的用一个尺度和标准。比如历史考古类的，应当是一种评选办法和标准。而经济学跟社会学的评奖标准，应当与之有所区别。另外，哲学和宗教，可以是一种评选办法和标准。而意识形态类的研究成果，应当单独用一种标准和办法。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大家混同在一块，都统一用一个标准和办法，评选结果误差自然就大。

四是要完善评选监督机制。这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完善。一个方面是评选过程要尽可能公开化。公开是实现公正的有效途径。要对评委的意见进行公开。评委也是人，也会有机会主义倾向，而公开就可以对机会主义倾向产生有效约束，而匿名评审就缺少这一点。要对评选的成果进行公开。研究成果价值大小，公开后，可以让社会公众对其价值进行再评价，这对评委也是一个监督。另一个方面是，要建立一个学术权力监督机构，要对评选过程进行全程监督。没有评选上的成果作者或申报者可以到监督机构进行申诉。若真有问题，将好的没有选上，而将不好的选上，就需要对评委进行处罚。评委不能只顾拿评审费，只顾享受收益，而不支付成本，评委权力也需要制衡。政治权力需要分权制衡，这有利于政治行为的规范；学术权力也需要分权制衡，这也有利于学术行为的规范。目前，我国在学术权力制衡机制方面尤其欠缺，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四十三）公务员工资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公务员工资如何改，既牵扯到庞大公务员队伍稳定建设问题，也牵扯到与广大群众的利益平衡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公务员队伍工资改革，应坚持如下原则。

    一是要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公务员也是劳动者，其收入分配原则也应坚持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也是体现劳动者真正公平的分配价值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坚持了人类分配的正义原则。坚持劳动价值论，要求工资必须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同岗位，工资应不同的精神。如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要求各单位内部必须要制定更加公平和更加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要真正以劳动绩效考核为标准，按劳动的质和量进行工资调整。另外，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必须要坚决反对按权分配。权力大，并不代表劳动量大，二者并不等同。

    二是要体现社会平均水平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和社会平均水平持平，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如下三项措施：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或社会平均水平；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这些措施，能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按照社会平均水平原则，同时根据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区分，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应是全社会最高。

    三是要体现风险补偿原则。公务员队伍与企业职工和社会自由创业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工作比较稳定，有些工作也比较清闲，这本身就是一种隐性收入，尤其对于风险回避者而言，稳定的价值更大。而对于企业职工和社会自由创业者而言，由于存在工作不稳定性，根据高风险高收益原则，其收入水平高于公务员，也是合理的，高出的一部分，可以看成是风险补偿。

    四是要体现体制内计划统一原则。也就是要对体制内公务员的工资要加强宏观计划管理，不能各地方各自为政，各地区之间要有一个平衡，要减少地区之间的差距。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水平，总体是合理的，但结构不合理。所谓总体合理，就是从公务员队伍总体来看，其收入所得是合理的。但在公务员队伍内部，存在结构不合理，有些人偏高，有些人又偏低，这种情况在地区之间表现更为明显，国家应重点减少来自地区公务员工资水平的差距，尽可能实现不同地区公务员之间同工同酬。

    五是要体现阳光原则。所谓阳光原则，就是收入要公开化，尤其要公开各种灰色收入。要坚决反对腐败等黑色收入。目前，大家对公务员收入有意见，最主要还是集中在腐败收入和各种灰色收入上。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远高于GDP增速。所以，要解决公务员工资公正问题，必须要规范灰色收入，要实现灰色收入公开化。

六是要体现法治原则。所谓法治原则，就是公务员收入管理要实现法治化，要更多通过法律手段来约束公务员收入。这里通过法律手段约束公务员收入，既要保证公务员队伍有一个合理收入水平，也要防止公务员收入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四十四）要注重引进国外优秀管理人才

                 

    我们既要注重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也要注重引进国外的优秀人才。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既要注重引进国外优秀技术人才，也要注重引进国外优秀管理人才。

    引进国外优秀管理人才，包括三个方面人才的引进。一是要积极引进国外优秀企业管理人才。尤其目前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国企高管人选配备方面，不能视野仅限在国内，要有全球视野，要在引进国外优秀企业管理人才方面，应有所作为。二是要积极引进优秀学术管理人才。包括一些大学校长以及二级学院院长等职位，都可在国际范围进行公开竞聘。三是也要考虑一定范围引进优秀公务员人才，以充实我国公务员队伍。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中业务性比较强的部门管理人员，都可考虑通过引进方式来解决。比如统计部门、医疗管理部门、海关部门等，都可考虑引进一些国外优秀管理人才参与管理。

    从我国历史看，一些外国人参与中国管理，有一些副作用，但大多都起到了正向积极作用，甚至有的还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在清代早期，德国人汤若望就是一个典型。汤若望在兢兢业业为朝廷服务的同时，也积极传播欧洲的科学知识，是中国早期重要的科学启蒙人。清政府对汤若望的祭文评价是：“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

    另外，康熙的科学启蒙老师、比利时人南怀仁也是如此，其官至正二品，在北京去世，去世后皇帝赐谥号“勤敏”。

    再比如，在晚清时期，英国人赫德，也是一个典型事例。

    1835年2月20日﹐赫德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1853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之王后学院。1854年5月（19岁）来华﹐先在香港接受见习翻译的培训，随即被派往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1858年被调到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1859年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于英国白金汉郡的马洛。赫德病故后，同年9月23日，清政府追封赫德为太子太保。

    赫德作为一个英国人服务于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长达50年之久。他恪尽职守，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海关在赫德管辖下，各级人员是不易贪的。当时，每个关口每放行一条船或一件货物都要经过申报、登记编号、查验、征税、复核等多层繁琐手续，而每层手续都经负责关员签字通过，互相制约。任何人很难单独放行一条船或货物。同时，海关对关员实施轮换制度。如各关负责人税务司，每三五年调关任职，对直接接触关键业务的一线关员，每半年轮换岗位，避免其与报关人员产生不正当关系。另外，在赫德管辖下，海关各级人员也是不敢贪的。各级职员如果发现谁有贪污蛛丝马迹，一旦上报税务司，必然一查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处理案件宁严勿宽。晚清年间，福州海关一位外勤关员，午夜交班后提着一条鲜鱼回家，半路被查岗的外籍副监察长遇上，立即询问鲜鱼的来源，最后查实鲜鱼是报关人员馈赠，于是，带着该关员回关写检查，嗣后，逐报上级，最后将该关员开除。

另外，赫德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评论说：“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力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他也保证了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为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参与主编《剑桥中国史》的美国学者刘广京的观点也与杨小凯近似，他认为：“赫德管理海关的最大贡献是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杜绝了清朝腐败制度下贪官对海关的扰乱。”赫德的工作也得到了西方各国的肯定，受到了各国政府的表彰。1870年，瑞典授于他VASA骑士勋章，法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葡萄牙、荷兰、普鲁士等政府，也都授于他各种荣誉。英国政府于1879年授于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十字勋位爵士，1889年授于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最高级勋位爵士，并于1893年封为从男爵。

    在近现代，澳大利亚人端纳，也是一个典型事例。威廉·亨利·端纳，澳大利亚记者出身。1903年到香港任《德臣报》编辑，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自19世纪末到将近本世纪中叶的40多年间，一直活跃在中国政坛上。从清末起，他先后担任着中国各类政府的政治顾问：从两广都督府，孙中山、袁世凯到张学良、蒋介石等。

1920年，端纳接受了北京政府的邀请，创建经济统计局，并出任局长。端纳相信，大量的、准确的经济情报，将有助于把中国推进经济现代的轨道。北洋政府似乎很是看重端纳，给这位经济统计局局长的月薪，达到了两万大洋。在那时的北京，这相当于180个5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端纳对于自己如此之高的待遇感到十分不安，他开始将自己的工资挪用到公务开支上，并且从不报销一分钱。在北洋政府的同僚眼中，端纳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傻瓜”。据说，在北洋政府拿着两万月薪，干了8年的端纳，最后不仅没有存下钱，反而倒贴了7万大洋。端纳对朋友们说到，实在不忍心给这个苦难的国家再添一份负担。     

1936年，端纳成为蒋介石政府的高级幕僚。端纳自成为蒋宋政权的顾问后，帮助蒋介石履行了一整套改革计划，包括统一币制，禁绝鸦片，建立中央银行，规范税制，严惩腐败以及后来掀起的声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等，都与端纳有关。另外，端纳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还有美国人司徒雷登，也是一个典型。民国8年（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

还有一个典型事例是国际友人白求恩。亨利·诺尔曼·白求恩（Dr. Henry Norman Bethune），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他的祖先是苏格兰人。他的祖父是医生，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母亲是传教士。他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于1938年初不远万里，突破重重阻挠，来到延安，同年6月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带领流动医疗队活跃在山西、河北两省。他总是不顾危险，亲临前线，就地施行医疗手术，从而大大减少了伤病员的死亡，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同时，他还帮助方兆元等八路军医护人员提高医疗水平，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从而赢得了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和老乡的尊敬和爱戴。在一次手术中，他的手指不慎被割破而遭感染，抢救无效，不幸逝世。1949年葬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他的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总之，从长远看，引进国外优秀管理人才，对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管理人员交流，比单纯的技术或贸易交流，对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效果会更好，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二是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人文管理精神。如外国人注重讲诚信守规则的精神对国人也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三是利于激活我国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四是也有利于我国优秀管理人才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目前，中国反腐败正强力推进，结合反腐败，也可考虑多积极引进一些国外优秀管理人才。

凡事皆有利弊，引进国外优秀管理人才，也要注意克服其副作用。这可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来解决。要通过有效的选拔制度，引进一些真正优秀的外国人才。同时，也要完善强化淘汰机制，对不称职的外国管理人才，要及时淘汰出局。

 

（四十五）以公开化推进中国公车制度改革

 

                                

面对公车诸多问题，如何改，社会各界都进行了积极讨论。从我国各地车改试点看，大致有三类模式：一为公车货币化，二为公车集中管理，三为两者模式的结合。在国外，一些国家在配备公车的导向上，总的原则是：一是坚持方便工作，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坚持尽量为纳税人节省开支。在具体规定上，各国有所不同。

中国公车改革如何进一步破冰，2014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公车改革全面启动。根据方案，2014年底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应力争基本完成公车改革；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车改革；用2至3年时间，公车改革全面完成。方案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中央和国家机关每个单位可保留5辆以内机要通信、应急用车。《方案》明确，改革后行政区域内普通公务出行方式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中央和国家机关补贴标准为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边远地区补贴标准不得高于中央和国家机关标准的150%，一般地区不高于130%，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不同地区补贴标准差距不得超过20%。

    客观看，本次公车改革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有利于大幅度减少公车消费支出，但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是有些公务员为了减少支出，有可能会取消一些正常的公务活动。二是基层公务员可能更需要公车支出，但补贴偏少，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提高公务效率。三是各单位情况不一样，有些单位需要公车少，但有些单位由于业务需要经常需要跑车，在一刀切情况下，正常公务活动就无法开展。四是如何防止变相公车消费，比如将公车消费打入其它账户，表面公车消费没有超标，但其它消费却超标，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公车问题，笔者认为，核心是公心问题。由于缺乏公共意识，自然公家的东西就缺乏爱惜的充足动力。所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公车问题，从长远看，建设民众浓厚的公共意识是根基。但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全民努力，需要着力改造文化。

    另外，从制度建设方面看，中国公车制度如何改革，笔者认为，公车制度改革要体现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特点。因为若制度改革不与文化相匹配，最终制度就是空架子，就只有形式，而无实质，最终运行的，还是原来的文化。

    在公车制度改革中，如何与中国文化相匹配，关键是制度设计要充分考虑如何有效防止人的机会主义，同时，也要有效利用中国社会面子文化的特点。为此，笔者认为，中国公车制度改革，应注重公开化特点，以公开化推进中国的公车制度改革。

公车制度改革如何体现公开化，笔者建议：一是公车标识公开化，实现各单位公车明确标识。比如，某某大学某某学院的车，就在车顶明确标出是某某大学某某学院。实现公车明确标识有利于实现单位内部和社会外部的充分监督。二是公车花费公开化。就是各单位应将每年的公车消费的具体情况实行公示。具体车干了什么，跑了什么地方，花了多少钱，谁花的，都要明确公示。三是实行总额控制、超额罚款制度。由于各单位情况不一，有的单位需要公车多，有的单位一般公车使用很少，为了平衡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可先对有关单位利用公车情况进行测算，然后按平均值规定公车使用经费，同时，对超过部分，实行罚款制度。实行总额控制，这有利于单位内部公车的机动灵活使用，同时，也有利于各单位之间的平衡。四是建立公车违规公开处理制度。若一些单位或个人，违反公车有关规定，除进行严肃处理外，还必须要进行公示，昭告天下。五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比如发生自然灾害，有些单位可能会产生公车费用过高，比如需要大面积进行救灾等，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核实，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以公开化推进公车制度改革，其好处是：一是有利于发挥中国面子文化的优势。有些人虽然背地里可能会更大机会主义，但在公开化条件下，为了顾面子，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大大减少。二是有利于让公务员真正开展公务活动。在公开化条件下，一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就会理直气壮，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会进一步提高公务员队伍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三是有利于监督非公务的公车消费活动。公车私用，在明确标识的情况下，就无处藏身。

（四十六）谨防引进人才中的腐败问题

 

落后地区引进人才很有必要，但也要预防引进中的一些不好现象。

一是引进成为领导的人才形象工程，引进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二是引进自己的关系户，然后分割高额引进费。

由于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群众收入水平低，从实际从发，要更多从激活本地人才活力方面重点解决好人才问题。比如，可考虑进一步加大科研奖励力度等。另外，要考虑建立更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等等。

另外，对引进的人才，也要建立业绩考核制度。要享受特殊待遇，就需要有特殊贡献。对引进后没有特殊贡献的，或业绩跟大家一样的，就应取消特殊待遇，或追回引进费。

贫困地区在引进人才上，需要更加务实。

 

（四十七）发展循环经济要提倡简易包装

 

                        

    目前，一些企业的产品包装有越来越奢华和过度的趋向，这是十分不好的，也不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微观层面看，过度包装具有的负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在各种材料价格都上涨的情况下，过度包装必然需要企业增加资金投入。二是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对消费者而言，选择商品主要是看内容，而不是看包装。为了包装掏钱，这对消费者而言，就是一种不必要的开支。

从宏观层面看，过度包装具有的负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增加了环境成本。据相关报道，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生活垃圾与20年前相比成倍增加，增加的部分几乎全是包装材料。据调查，合肥市每天塑料废品收购量就约有1200吨。每天废纸壳的收购量约有600吨，需要用100多辆汽车运输。一些包装是里3层、外3层，成了让人头疼的美丽垃圾，留着没用、扔了可惜。这些漂亮外衣大都取材于塑料、纸浆、藤木、金属等，不易处理，容易污染环境，而且回收难，处理也难。二是增加了资源成本。比如月饼，根据林业部门的调查，平均每生产1000万盒月饼，就要耗费400棵～600棵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树做包装盒，这相当于一片大面积森林。目前，我国虽然在有些资源总量上在世界居于前列位置，但人均资源拥有量大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所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意义十方重大。三是不利于社会道德建设。过度包装，从文化的意义看，就是一种过度形式主义，也是一种面子文化的彰显。而面子文化，本质是缺乏诚信的，同时也昭示了一种忽悠的倾向。所以，当社会泛滥过度包装时，也会殃及人文精神健康发展，这也是十分不好的。

发展循环经济，提倡简易包装应是一个切入点。除了要加强行业自律外，一些人也建议，要针对过度包装进行立法，要对生产销售过程中过度包装行为，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要在提倡简易包装的同时，应该严格规定包装物在商品价值、体积中所占的比重，要严格限制奢华包装和高档印刷。

（四十八）西部农村庭院经济大有可为

                    

 所谓庭院经济，在发达国家，主要被看作是与市场经济并列的一种经济形式，被定义为利用家庭资本和家庭成员中不付薪金的劳动力，来生产供家庭自己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家庭生产活动。这类活动主要包括有家庭食物的准备、家庭清洁、房屋修缮装饰、庭院园艺以及为其他家庭或社区提供志愿者服务等活动。我国对庭院经济的界定，主要是指农户利用自家庭院空间发展经济的一种形式，既包括自给自足部分，也包括为市场生产部分，是两部分的有机统一。

庭院经济、大田经济、劳务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三大板块，也是构成我国农民收入的三大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随着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庭院经济比重已经大大降低，但在广大的西部农村地区，庭院经济仍是一种主要的经济形式。要发展西部农村经济，必须要高度重视庭院经济的有效开发。

从西部农村实际情况看，大力开发庭院经济，有多方面的好处。第一，有利于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西部农村家家户户基本都有一个大庭院，平均占地1-2亩左右，除少数农户庭院经济效益比较好以外，大多数农户庭院经济处于粗放经营状态，庭院设计也大都很不科学，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十分低下，亟需有效开发。第二，有利于提高农村现有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从劳动力要素看，目前，西部农村也面临严重空壳化问题。一些村子青壮年劳动力严重缺乏，农户家庭劳动力主要是以老人和妇女为主。而庭院经济，由于便于就近管理和劳动，可以有效发挥老人和妇女劳动力优势。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助于促进大田流转，让职业农民和种田能手专业规模化经营大田，也提高了大田经济效益。第三，有利于规避市场风险，提高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在农民收入问题上，我们有时过多强调了增加的一面，但对稳定性重视不够。其实，对农民而言，稳定性所带来的福利效应更大。因为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弱，是全社会承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个阶层。所以，农民对风险规避必然有较大的主观需求。而庭院经济由于具有一定的自给性和自循环性，如自家养的鸡和猪，自家栽种的果蔬等，在满足市场需要的基础上，也满足自家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种自给性和自循环性可一定程度规避市场风险，提高收入的稳定性。第四，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发展庭院经济，打造一批特色小镇和特色民族村镇，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另外，通过旅游业还可以进一步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第五，通过庭院经济建设，可以进一步美化农村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如何有效促进庭院经济发展，第一，要科学规划，典型引导。发展庭院经济一定要有规范计划，切忌盲目跃进。另外，制定规划一定要体现科学原则。前期必须要扎扎实实进行大量调研，具体规划过程应由内行专家主导，不能由外行干部拍脑袋说了算。另外，规划一旦制定出来，就不能当摆设，不能规划规划，墙上一挂就了事，必须要付诸行动。应建立和完善保障规划如何落实的监督考核机制，目前这方面的制度还比较欠缺。另外，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应通过典型示范的办法有序推进。条件好的农户可先行，条件差的农户可随后跟进。另外，在落实的过程中，对规划不足的地方，也可进一步完善。另外，要坚决反对一任领导一任规范现象，不能把规范搞成政绩形象工程。第二，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由于各地资源、环境、气候等多有不同，决定庭院经济不可能有统一模式，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模式。目前，我国庭院经济已发展出多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如养殖模式、生态循环模式、园艺模式、加工模式、休闲产业模式、综合模式等，各地可互相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盲目照搬。另外，选择模式还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尤其要考虑市场需求因素。庭院经济产品，不能没有市场需求。第三，要把社会生态效益放在更重要位置。发展庭院经济，既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考虑社会生态效益。在庭院设计上，要多考虑老人妇女儿童等因素，要把生态性、休闲性、安全性、经济性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设计。第四，政府要提供好各种技术服务。除了组织专家进行课堂培训外，还应充分利用好网络微信等各种新媒体，对农户及时进行技术辅导和帮助。另外，政府还应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有关专家到农户家进行上门服务，面对面进行指导，这样效果更好。第五，发展庭院经济要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等项目结合推进，另外，也要和农民的组织化、社区化、合作化等方面的建设协调推进。

 

（四十九）农村不断出现的暴戾事件需要引起高度警觉

 

母亲杀孩子、父亲杀孩子、孩子杀父母、邻居杀邻居、留守儿童自杀、老人自杀，等等，农村不断出现的这些暴戾事件，需要引起高度警觉。

 

出现这些暴戾事件的生产方式根源是承包制生产方式。

 

承包制，让少数有背景有能力的农民致富。但让更多农民陷入无助境界。

 

一些弱势家庭，无故被人欺负。谁家的拳头大，谁家就是赢家。

 

一些弱势家庭，在市场的压力下，生产和生活沦落为底线生存方式。

 

种农不赚钱，打工虽然赚钱，但也是卖命钱。甚至有时还想找一个卖命的工作，也难。

 

农村两级分化，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

 

中国农村，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重构发展体制。

 

要唱好三部曲。具体见本人文章。

 

第一部曲。整村。就是小村并大村。第二部曲。建场。就是大建集体农场。第三部曲。改制。就是农业管理体制改为半计划半市场管理体制。

 

 

宋圭武2019年3月7日星期四

 

（五十）建议进一步完善二三级教授评定标准

 

现行二三级教授评定是三年一评，依据也是以此三年的成果为依据，此管理思路属于管理企业的思路，不符合学术研究的思路。学术研究本质是累加性的，所以，管理学术研究的思路也应体现累加性特点。比如，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按照此思路，屠呦呦只能在获奖的三年内，才有可能成为二级或三级教授，而在其它考核时间段内，屠呦呦最多只能是四级教授，这显然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另外，目前这种只考虑三年成果的情况，也导致许多人在评上教授后，反而放弃了对二三级教授的追求和努力，因为努力评上一个二三级教授，投入多，收益不稳定，还不如平时混日子，反正最差也有一个四级教授在，最后，到临近退休三年，再拼命弄一个二三级教授，按二三级教授退休就行。所以，制度的短期性，不仅对学术研究激励效果差，而且也为学术机会主义留下了较大可操作空间。为此，建议二三级教授评定办法改为：每三年一评，但考核成果应是每次都是任教授以来的成果累加，而不应仅仅是只考虑三年的。另外，这样一改，也与原来的职称评定有效衔接了起来。原来的职称评定，比如评副教授，是讲师以来的成果累加，评教授，是副教授以来的成果累加。在教授基础上，评二三级，也应是教授以来的成果累加。另外，由于二三级教授评定涉及对全省科研人员的激励，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激励，省委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建议尽快改革完善有关评定标准和条件。

 

（五十一）反腐败如何防止钱穆制度陷阱                      

 

    钱穆制度陷阱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制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结果制度越来越多，往往造成前后矛盾、执行困难，反而失去效率与效力。

    为什么中国社会有钱穆制度陷阱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社会诚信缺乏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人的诚信，主要体现在家族和熟人群体中，但在一般社会领域，却严重缺乏诚信。没有社会诚信，社会一般游戏规则就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因为诚信，实质就是守信用，守信用，核心就是守规则，缺乏诚信，必然也就缺乏守规则精神。由于缺乏社会诚信，只有家族和熟人诚信，最终必然是尽管社会一般游戏规则不断创新，但最后仍沦为为空架子，最终剩下的，还是家族和熟人群体的游戏规则。

    反腐败如何防止钱穆制度陷阱，需要有长期和短期对策。

    从长期看，国家要防止反腐败制度陷阱，必须要着力培育国民的诚信精神，而诚信精神培育，又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所以，从长远看，反腐败需要文化建设。

    从世界范围看，文化问题也是发展的重要问题。戴维·兰思德在《国穷国富》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知道，正是文化创造了所有的差异。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赞美勤劳致富，它导致了北欧经济始于16世纪的爆炸性增长。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增长与“亚洲价值观”密切相关。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说，几乎每一笔商业交易本身都存在诚信元素，毫无疑问，任何交易都有一定的时间周期，我们有理由认为，世界上大多数的经济落后都可以由双方缺乏信用来解释。阿兰·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一书中写道：一国之巨大动力应是信任，惟有在人们不为任何利益所动去藏富遮艺时，这种信任才会极大地充盈。由于互不信任，人人慎之又慎。这使参加信贷谈判的人，像大多数热那亚商人一样，谈不出什么结果来。对第三世界的了解使我坚信，被传统自由主义理论家及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视为经济增长函数的两要素：资本和劳动，实际上是次要因素；主要因素，既能给两个传统因素添上正、负指数的因素，则是第三因素，就是文化因素。信任社会是一种扩张的社会。积40年观察之结果，在我们看来，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却是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精髓。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也认为：一个民族的福利及其竞争力取决于文化特性，即这个国家固有的信任程度。高度信任的存在可以如同经济关系的添加因素，提高经济效率，减少经济学家称作交易成本的消耗。

    从中国历史看，从商到周期间，发生了一次大的文化精神转型。商代是“祭祀文化”，周代是“礼乐文化”。从“祭祀文化”到“礼乐文化”，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彻底转向。“祭祀文化”由于更看重超越界，所以其所体现的约束更偏向人的内在自觉。而“礼乐文化”由于更看重世俗人的行为规范，所以其所体现的约束则更偏向于人的外在形式。从“祭祀文化”转向“礼乐文化”，也就使国人的约束从内在转向了外在。

    由于缺乏内在约束，礼文化就容易导致面子化，约束也就容易导致面子化，最后，面子也就成了最后的约束，面子文化最终盛行。而面子文化本质是缺乏诚信的。另外，在社会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家族诚信和熟人诚信也容易盛行。因为由于社会缺乏内在约束，必然社会秩序稀缺，而在社会秩序稀缺情况下，家族和熟人可为个人提供一定程度保护功能和安全功能。

如何建设富含诚信精神的新文化，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一是要注重习俗的改造。习俗是文化的外现形式，改造文化必须要重视对习俗的改造。二是要注重社会公平建设。社会越公平，人们必然会越注重诚信。因为公平的社会，对诚信是必然有回报的，这会极大激发社会诚信意识。三是要注重国民敬畏意识的培育。敬畏是伦理的基础，也是诚信的内在保障。四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讲诚信，要带头守规则。五是要用硬手段来建设软文化。文化虽然是软的，但建设手段必须要硬。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价值观的变化往往是最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经济系统最活跃的因素，而意识形态的变革却相对滞后。西方也有关于文化变革滞后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首先使用这一概念。该理论认为，有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由此产生问题。该理论认为，一般来说，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它的各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也不一致，一般来说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

    从短期看，反腐败需要注重制度建设。

中国的反腐败制度设计必须要注意跟中国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否则，制定的制度就容易陷入钱穆制度陷阱。一是制度设计要体现随机性原则。用机会主义的制度，去对待机会主义的人格，这样威慑力会更好一些。比如，每年可通过随机抽签，检查一定比例干部工作业绩情况及个人财产有关情况。二是制度设计要体现重点关注一把手原则。由于一把手权力普遍比较大，所以，腐败主要发生在一把手群体身上，抽查也应主要抽查一把手。目前，国家可重点放在抽查地县级一把手上。三是制度设计应体现隐蔽性原则。比如，多一些私察暗访制度设计就比较好。

 

（五十二）树立典型人物的方法值得反思

 

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往往需要树立一些典型人物，从实际看，这种方法弊多利少。

 

若树立的典型人物是已经死亡的，或树立成典型人物后，不多久就死亡，这样就不会产生太大问题。如雷锋、张思德、邱少云等就是这样，因为其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小。除非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不需要这样的典型人物，如张铁生之类的，但这是另外一回事。

 

若将一个活着的人树立成典型人物，这样就面临着一个困境，这个人以后发生变化怎么办？人总是变化的，因为人是生物的人，人的各种状态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的。一个好好的人，一夜之间可能就变成罪大恶极的罪犯，这都是有可能的。若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给工作带来很大被动，就会产生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宣传典型人物的思维，其实主要是二分法，就是将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思维。这种思维是一种幼儿思维，不是成人思维。

 

有意宣传典型人物，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对待的一种不平等。在事实面前应一律平等。在平时，我们应尽可能多宣扬好事，同时，也不应有意对一些人进行重点宣传，而是大家都一样，谁做了好事，都宣传，就是罪犯，做了好事，也要宣传。

 

所以，对树立典型人物这种做法，我们需要反思，应尽可能少用。若用，就用在死者身上，因为死者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宋圭武2012年3月18日写于兰州

（五十三）取消高考制度是祸国殃民

 

    高考制度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没有高考制度，改革开放就缺乏人才支持。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一部分要归功于国家发展政策的调整；一部分要归功于高考制度所培养的大量人才的支撑。

    高考，也是目前中国社会底层群众上升的一条主要的公平通道。社会可以有歪门邪道，让一部分人通过此道去追名逐利，但至少得留一条公平的上升通道。否则，社会就是高度不稳定的。晚清取消科举制度，让一部分士人失去任何上升的通道。最终，这些士人要么出国游荡，要么就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或依附权贵，最终这些士人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带头人。

目前，高考制度存在许多问题，这是事实。但取消高考制度，采用其他制度只会导致问题更多。所以，高考制度需要改革，但不能取消。

 

（五十四）领导干部如何识人用人

    识人用人是领导干部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本领之一。识人用人错误，是领导干部所犯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之一。识好人，用好人，不仅是社会的福，也是领导干部个人的福。如何避免识人用人错误，需要领导干部守牢干部业绩主线。

    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干部在识人用人方面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因为对于一般群众，由于自己手中没有权力，必然也就没有多少追逐利益的人与其进行博弈。所以，其在识人用人方面上当受骗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而领导干部因为手中有权力，必然会有更多追逐利益的人与其进行博弈。而追逐利益的人分三类，一类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类是粗糙的利己主义者，一类是老实正直善良的人。因为老实正直善良的人也要追求利益，但这些人更多追求的是合理的利益。这三类人对领导干部而言，老实正直善良的人，由于老实正直善良，必然不玩心计，不刻意去伪装自己，也就不善于在领导干部面前表现自己，这类人也就不容易得到领导干部的喜欢；而粗糙的利己主义者，由于玩心计比较粗糙，也容易被领导干部识破，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容易得到领导干部的喜欢；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由于功于心计和精于算计，必然很善于伪装自己，又会善于抓住机会给领导干部表现自己，必然就容易得到领导干部的赏识，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识人用人容易上当也就是必然。

领导干部如何不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忽悠，一个最关键的措施就是看每个人的实际业绩，以实际业绩为识人用人的最核心指标。也就是说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还是王五，你要让领导我喜欢赏识，或要让领导我优先提拔你，你先拿出你的“活”来，拿出你实实在在的业绩来，然后大家比业绩，看谁业绩最突出，我就优先提拔谁。

以实际业绩为识人用人的最核心依据，意义重大。一是以实际业绩为最重要识人用人依据，必然是老实真正的人最得利。因为老实正直的人本质就是干实际业绩的人，本质就是希望靠实际业绩谋取自我利益的人。二是更好拟合了德才兼备这个干部提拔标准。因为德才兼备，如何衡量，实际业绩就是最核心指标。没有实际业绩，必然无法度量其德与才的水平。有了实际业绩，自然也就有了度量其德与才的关键依据。三是在以实际业绩为主要依据的情况下，不管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粗糙的利己主义者，最终都没有了市场。而最终博弈的结果必然是，不管是老实正直的人，还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粗糙的利己主义者，都需要好好去干活，好好去干出些实实在在的业绩。最终，不仅对社会发展，而且对领导个人发展，都将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因为社会有了实实在在的业绩，社会的发展必然也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发展，必然是正能量循环。另外，有老实正直的人为领导做关键支撑，必然领导所管理的事情也就容易出成绩，领导也就更容易被上级的领导所赏识和提拔。

（五十五）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对策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和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重要的国家安全相比，粮食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国无粮不稳，没有粮食安全，就必然没有国家稳定基础，发展也就无法谈起。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重大隐患，需要高度重视。从粮食供给方面看，2017年粮食进口总量已超过了我国2017年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虽然从2003-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但进口量也不断攀升。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进口13062万吨，较上年增加13.9%，进口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大豆累计进口9553万吨，稻米累计进口403万吨，小麦累计进口442万吨，玉米累计进口283万吨。从粮食需求方面来看，未来中国面临巨大需求压力。中国人口众多，2013年已达13.54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按14.3亿人口、人均消费409公斤～414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万吨～59202万吨，按照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估算，届时国内粮食供给（不含大豆）的缺口将在4000万吨～5000万吨。若按国务院公布的粮食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公布数据，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预测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达到64000万吨左右。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膳食结构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对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消费需求也会逐年递增。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粮食需求市场，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解决好粮食安全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把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低”、“大”、“差”三大方面。所谓“低”，主要是农业生产效率低，竞争力缺乏，农民种粮不赚钱，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减少，越来越多人不愿种植粮食。所谓“大”，主要是农业风险大，一是来自自然的风险大；一是来自市场的风险大。来自自然的风险主要是自然灾害。来自市场的风险主要是价格波动。而目前价格波动的风险对农民的伤害更大。价格波动导致农产品蛛网效应严重。比如西红柿，贵的时候是一斤几元，便宜的时候才几毛钱，有时甚至烂在地里也没有人要。再比如，有些农民看当时市场行情大种果树，种了七、八年才挂果，由于大家一哄而上，最终导致市场价格又大跌，一些农民又不得不大面积砍果树，七、八年的土地投资等于打了水漂，损失巨大。目前，可以说大多数的农产品包括粮食产品等都遭遇过或正在遭遇类似情况，价格能稳定的农产品很少。这种农产品需求价格的不稳定和反复波动，不仅严重造成了农业投资的重复浪费，也导致了农产品供给的不稳定性，建设现代农业，必须要解决好这个大问题。所谓“差”，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品质较差，不生态环保，质量亟需提高。

如何解决好这三大问题，需要通过合作化、订单化、生态化等众多手段重点解决。

要解决生产效率“低”的问题，重点是要推进农业的合作化建设。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不高，与缺乏分工合作有极大关系。建设现代农业，一定要努力促进小农户和现代生产方式有机衔接，要变一家一户分散生产方式为合作生产方式，要向农业的规模化和分工化要效益。如何推进农业合作化，需要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需要政府强力推进，需要建立起一些真正具有合作性质的生产组织。另外，我国农业生产的合作模式，既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也不能照搬日本的模式和欧洲的模式，应基于中国农业的各种约束变量来选择，包括人地关系协调、城乡关系协调等。综合来看，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应体现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多元混合特征，尤其要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合作形式。另外，在推进农业生产合作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收益分配制度合理化建设，要提防资本权力对劳动权利的过度侵蚀。国家应多出台一些保护农业劳动者权利的政策和法律。应实现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让更多农民享受到发展的好处，让更多农民富起来，而不仅仅是少数资本所有者获大利，大多数农民获小利。

要解决市场风险“大”的问题，重点是要推进农业的订单化建设。这里的订单化含义，主要是指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联系安排，在农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尤其是粮食市场）广泛建立稳定的供销通道（类似部分统购统销）。通过这种在大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稳定建立订单的方式，可有效消解市场需求风险波动，进而可有效提高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供给的稳定性。同时，对于订单农业部分来自自然灾害的风险，可通过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来解决，最终将农业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目前，大数据平台和互联网的普遍运用，也为大面积推进农业订单化建设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基础。

要解决农产品品质“差”问题，重点是要推进农业的生态化建设。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业现代化，核心和灵魂应是生态化。比如，有机械化，有企业化等，但若生产的农产品不能吃，或吃上对人伤害大，这样的农业现代化本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另外，有生态化，农业不仅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且也有经济效益。因为具有生态化属性的农产品，必然具有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基础。如何推进生态化，第一，在农业领域，一定要把绿色发展理念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总框架和总指导，其具体应用应结合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实际情况，体现不同重点要求，不能一个模式照搬到底。对落后地区而言，应更加突出创新理念，因为创新是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区域经济而言，应重点放在促进协调发展方面。对农业产业而言，则应更加突出绿色发展理念。第二，发展生态农业，要更加注重传统农业的优势。农业技术的开发应采取稳健原则，不要轻易否定传统的东西。所谓传统，其实就是经过多少代人检验稳定下来的东西。既然是稳定的，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里面，就不要冒然对其全面否定。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有着丰富的传统农业经验，应积极开发和有效利用。第三，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生态化方面的技术帮扶力度。国家对农业生态化方面的发展支持，既要重资金支持，更要重技术支持。从实际看，技术帮扶效果要更好。因为资金帮扶是一种间接帮扶，是否能产生生态效益，并不具有直接确定性，同时，还容易产生寻租行为，而技术帮扶则可以克服这方面的缺陷。为此，国家应探索建立和完善对农户农产品生态化技术的无偿帮扶制度。同时，国家还应积极鼓励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多下乡，多到田间地头第一线去调研，在坚持生态化总原则下，根据不同地区资源气候等情况，进行适宜当地的农业技术开发和研究。第四，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农业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农业产业效益考核指标的设置应把生态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第五，推进生态化建设方面，需要发挥好典型示范的带动作用。在全面推进生态化有困难的情况下，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先积极探索建立一些示范企业、示范农场、示范基地、示范商店等，然后通过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农业生态化建设全面推进。第六，积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以工补农的有效产业组织形式。通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的有效集聚和整合，既有利于农产品自身市场价值的增值，同时，通过产业之间的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关系，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生产品质。

另外，要建设现代农业和保障粮食安全也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这个最大制度优势。新时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利条件和必要性是：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良好技术基础，比如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宏观调控农业经济提供了极大便利；二是农产品需求不同于工业品需求，有更大需求稳定性，这也为更好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提供了需求基础；三是农业产业尤其是粮食产品的公益性特征和弱势性特征也客观要求应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实现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目的，也客观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计划管理和调控力度。

如何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一是要坚定坚持党管农村的原则，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健全党管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和党内法规，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二是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真正体现在现代农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要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要进一步创新农业经营管理体制，要发挥好计划和市场两方面的优势，要努力实现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这里中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不应理解成一切都市场化，而是应理解成在市场有效区间内（因为市场存在无效区间，比如在公共产品、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方面），要让市场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在市场失效范围内，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在实践中是选择更偏重计划，还是选择更偏重市场，这里有一个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比较问题。若选择计划，比选择市场，社会收益更大，同时社会成本更小，我们就应选择计划。若选择市场，比选择计划，社会收益更大，同时社会成本更小，我们就应选择市场。具体到产业和行业方面，我们应根据不同产业和行业特点进行选择。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如水、教育、医疗、军工、疫苗等，就应更多政府主导，应进一步加大计划管理和调控的力度。而像自行车、衣服、珠宝等产业，则可以放开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些产业，比如农业，我们可以将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可探索实行半计划半市场农业经营管理体制，也就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可实行部分计划管理和部分市场调节相结合方式。把农业（尤其是粮食）完全交给市场调节，这对一个人口大国，要确保粮食安全，是十分危险和不可靠的。四是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要把“统”的优势和“分”的优势真正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只有“分”没有“统”，或“统”空壳化。五是要努力培养一支真正爱农村、懂农业、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把最优秀和最有经验的干部派到现代农业建设第一线。尤其是要多派农村出身的干部多到农村工作或多到农村管理部门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干部的业绩考核制度，要把粮食安全列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要大力提拔人老实又善于苦干的干部。

 

（五十六）人类应禁止向地球外空间发射各种物体

人类不断向地球外空间发射各种物体，包括各种卫星以及各种宇宙飞船和火箭，有的宇宙飞船远离地球，不再回来。根据力的平衡原理，若向地球外发射物体，则应有一个反作用力作用于地球，这会导致地球偏离预定轨道，虽然发射一两个宇宙飞船对地球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但集腋成裘，千万年下去，就是大问题，最终可能导致地球转入万劫不复轨道。

　　人类理智的选择应是：尽可能在地球范围内活动。要禁止向地球外空间发射各种物体，包括向月亮发射物体，同时放慢发展速度，保护好环境，过节俭的日子，节制人口，节欲。

　　自然界的设计本身就十分巧妙。人类的无节制涂鸦可能最终为自己带来毁灭。

人类应敬畏自然。

 

（五十七）建议国家对农产品实行部分统购统销制度

 

笔者建议，在农产品领域国家对农产品实行部分统购统销制度和部分市场化制度。

过去对农产品，完全统购统销，管得太死，让农业失去活力，也不好。但完全放开市场自由竞争，也存在诸多弊端。主要问题是小生产与大市场无法有效对接。另外，对市场而言，农业产业本身就是弱质产业，让农业完全直接面对市场，必然受到伤害风险很大。

这些年，各地在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对接方面，主要是把小生产变大，走规模化、合作化的路子。大凡规模化和合作化搞得比较好的一些地方，都效果比较好。但农产品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仍然存在。另外，在保护农业方面，国家也有很多投入，也取得了很好效果，但农业的弱势性，仍然存在。

目前，一些县长、市长等，在网上开展各种带货直播活动，这对促进农产品销售，还是有一定效果，但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成长久之计。因为若市场行情不好，再起劲带货直播，也效果微弱。另外，若全国的县长、市长等，都忙于带货直播，最终大家互相竞争，未必农业总体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总体提高。

如何解决农产品销售困难的问题，是目前实现稳定脱贫和实现乡村稳定振兴的一个关键环节。为此，建议国家对农产品实行部分统购统销制度和部分市场化制度。

实行部分统购统销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乡村到城市各单位的直销渠道，防止中间不法商人的市场垄断，最终实现农民利益和城里人利益双保护。

具体方案设计如下：一是农业要实行部分计划生产。各地要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布局。比如，甲地方的苹果最好，就集中种植苹果；乙地方的土豆品质最好，就集中种植土豆。等等。要限制各地盲目重复竞争。二是对国家计划生产部分，实行统购统销。由国家按统一价格收购，同时，按统一价格销售到城市各单位。其中价格按合理利润核算。

农业计划外生产部分，则由农户自主生产，自主面对市场销售。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一是在体制方面，既发挥了计划的长处，也发挥了市场的长处。二是在收入方面，既对农村人有利，因为农产品销路和价格有了一定稳定性，收入就有了一定稳定性；也对城里人有利，因为由于中间成本降低，城里人可以低价消费农产品。三是在农产品方面，既防止了农产品的大规模过剩，也防止了农产品的大规模短缺问题，对国家粮食安全大有好处，也减少了农民许多盲目无效投资。四是在农产品品质方面，农业生产的部分计划性和农产品的部分统购统销，对保障农产品品质安全也有好处，一些假冒伪劣农产品就会大大减少，或即使出现，也便于查处。五是在脱贫方面，尤其有利于稳定脱贫。

从实践看，我国农村经济在1978-1985这一时段，总体发展好，农民收入也增长较快。其原因主要是在这一时段，国家除提高农产品价格，让农产品价格更合理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期间国家对农产品有一部分是统购统销，农民不存在卖难的问题，这大大较低了农民的销售成本。目前，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改革，建议多借鉴这一时期的一些做法。

（五十八）人类对地球要慎动大手术

 

地球，是亿万年自然进化的均衡。

而自然，本身是十分精密的。

对地球动大手术，可能会引起地球大震动。

人类应敬畏地球。不能人有多大胆，就地有多大产。

人类核心的任务，是管好自己，修理自己，或者，就是修理制度，让社会制度更合理。

人类对地球，可以有小改动，但就是小改动，也要谨慎。同时，人类对地球的任何改动，都必须要基于自然原则。

所谓自然原则，就是按照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

人类要不断认识自然，但改造自然要谨慎。

也许，人类的狂妄最终要毁灭人类，或让人类文明陷入循环。

因为人类基于狂妄，总想折腾地球，但到一定程度，地球大变脸，人类大毁灭。最终，人类历史陷入循环，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

另外，人类也要禁止向地球外空间发射任何物体。因为这会破坏地球与地球外空间的平衡，有可能让地球偏离正常轨道，陷入万劫不复局面。

 

宋圭武2020年5月28日星期四写于兰州

 

（五十九）如何一手抓经济一手防疫情的建议

 

两种建议方案：一种是扩张性的方案；一种是紧缩性的方案。（执行期限：2020年全年）

一、紧缩的方案

除防疫支出外，国家总体其它所有支出和收入实行减半策略。

第一，能减免的税收尽可能给予企业减免（总体减半征收）。

第二，所有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及军队人员）工资减半，但给予实际参加疫情防治的第一线人员，根据劳动付出给予一定劳动补贴。

第三，2020年一年内的银行利息减半。

第四，所有公务支出，除直接用于疫情防治外，其余费用一律减半支出。

第五，2020年一年，给农民每人发1000元生活补助。

第六，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在原来基础上，总体增加20%。

第七，所有房租减半征收（国家要采取强制手段）。

二、扩张的方案

实行货币扩张政策和财政宽松政策，但如何扩张，要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疫情防治。

第一，政府给复工企业直接给予补助（税收的总体一半）。

第二，给予实际参加疫情防治的第一线人员，根据劳动付出给予一定额外劳动补贴。

第三，降低银行利率。

第四，2020年给农民每人发3000元生活补助。其中贫困户可考虑多发一些，每人可发5000元。

第五，所有疫情防治费用，均由国家承担。

第六，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在原来基础上，总体增加30%。

第七，限制房租提升（国家采取强制手段）。

三、第一种方案和第二种方案比较

第一种方案虽然长期效应较好，但短期内引发萧条可能性较大，而第二种方案有引发通胀的弊端。综合比较，第二种方案为优先选择。

 

（六十）后疫情时段国内可多一些运动隔离

 

目前，我国疫情大面积已经过去，已进入后疫情时段。

后疫情时段，一是要重点防止外部输入风险；二是内部要重点防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三是要考虑陆续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为此，建议在严密管控外部输入风险的前提下，国内管控可适度放松，但应多一些运动隔离。

所谓运动隔离，一是要求普遍戴口罩；二是人与人之间距离尽可能保持在2米左右。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下，国内可逐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比如，饭店，可在人与人间隔2米以上的情况下，正常开业。或者，可多一些盒饭形式。再比如，会议，只要人员之间距离保持在2米左右，就可正常召开，不一定用视频形式。再比如，企业生产也是如此。

 

宋圭武2020年4月7日星期二写于兰州

 

（六十一）探索建立一个让说假话受到加倍处罚的制度

 

目前，一些领导干部为什么在出了问题后，老要捂着盖着，害怕曝光，谎报军情，也与一些制度设计不合理有关。

比如，一些制度设计，规定若有事故发生，就要问责相关干部或主要领导，具体规定比如，若事故导致死亡人数超过一定数字等，就免职一把手等。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会给相关干部和主要领导增加工作压力，让工作尽可能少出问题，这是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出了问题会出现瞒报和不说真话问题，这是消极的作用。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要尽可能少出问题，但出了问题，若不说真话，谎报军情，会导致更严重问题。一是谎报军情，会导致更高一级领导决策失误，这会导致更大范围损失。二是若广大的干部都普遍说真话，对扭转社会风气也大有好处，社会也更容易形成普遍说真话的良好氛围。三是对一个社会发展而言，要实现真、善、美，真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会发展，一定要高度重视说真话问题。

为此，建议国家考虑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制度，要把说真话问题考虑纳入制度设计中。一是若工作中出了问题，自然要问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二是对掩盖真相、谎报军情的，更要严肃处理和问责，要加倍处罚，甚至若导致问题更严重的，要考虑入刑问题。

 

宋圭武2020年2月6日星期四写于兰州

 

（六十二）建议国家给每位农民免费发购物卷应对危机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根据目前形势判断，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或许将导致世界经济进入类似于1929年情况的大萧条时代。在严重不利形势下，国家如何有效应对疫情危机，走出困境，建议给每位农民免费发一定数额购物卷，以刺激经济和稳定社会。

同时规定：1.购物卷要指定主要用于购买基本生产资料和基本的生活资料，不能用于购买奢侈品。2.购物卷在国外购物无效。必须要在国内消费，要主要购买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

一、从经济和社会实践方面看，通过发放购物卷这种应对疫情危机方式，好处是多方面的。

1.对促进经济增长效应好。比如，一个农民1000元，国家有农民大约6亿，总计需要资金6000亿。6000亿消费，按消费拉动乘数效应保守计算，可至少增加GDP18000亿。又因为购物卷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所以，实际拉动乘数效应要比18000亿多，估计应在18000亿到21000亿之间。

2.对缩小贫富差距好处多。尤其对稳定脱贫效果好。疫情对农民伤害最大，尤其对贫困户伤害更大。发放购物卷，可以补贴部分农民今年因打工减少所导致的收入损失。另外，也部分保障了农民部分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

3.对稳定企业生产效果好。农民通过购物卷消费，对企业也是一种保护，尤其对保护中小企业效果好。因为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基本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生产和销售。

4.对增加国家税收也有好处。企业收入增加了，政府税收也就增加了。增加20000亿的GDP，可至少增加税收1500亿。

5.对稳就业也有好处。因为企业产品有销路，就业就有需求。

6.若能给每位农民发2000元购物卷，则上述效应翻倍。

二、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发货币以及增加项目建设投资等方式应对疫情危机有诸多弊端。

1.通过降低银行利率和增发货币来应对疫情，更多获益者将是富人，而不是穷人，而且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这对穷人更不利，另外，还可能进一步刺激增加低效或无效投资。

2.通过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项目建设应对疫情，也是更多获利者是富人，而且对GDP的拉动效应要比购物卷小。比如，6000亿若用于建设项目投资，增加GDP最多估计就是12000亿左右，也就是购物卷拉动效应的二分之一左右。另外，项目建设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等问题。

3.新基建，有科技含量，国家需要大力建设，因为这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需要。但其在收益分配方面会产生一些不足，因为其主要获益者也多是富人或科技人员。另外，其在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效果也比较弱，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效果也比较弱，另外，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效果也比较弱。

4.当然，给农民发放购物卷，不是说国家不重视项目投资等，是说应在项目投资（包括铁公基、新基建等）、农民收入、稳定脱贫、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等方面，要寻求一个平衡，要各方兼顾。

三、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创新方面看，以发放购物卷作为应对危机刺激经济方式，也是对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完善和提升。

传统凯恩斯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项目建设和增发货币以及降低银行利率等方式刺激需求，应对危机。但这种刺激经济的方式，会产生滞胀、环境破坏加剧、政府负债严重等诸多问题，其本质是短期经济学，不能长期用。

另外，传统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本质也是短期经济学，也只具有短期效应。因为从长期经济实践看，在自由主义理念下，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取得稳定均衡形式，而是不断被经济危机所困扰，尤其是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更是宣告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促进短期经济增长，还是有一定作用。

如何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均衡发展，需要我们既要升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也要扬弃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需要探索建设新的经济理论，需要建立长期经济学，需要实行更加有效的经济政策，以应对世界大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为建立长期经济学提供了需要坚持的五大基本原则。

四、发放购物卷钱从何来，建议国家在项目建设投资中先拨出一部分，用于支付购物卷费用。有些单纯为刺激需求而设的项目，可停建。一个非必要的项目，可暂缓建，待疫情危机过后，再恢复正常。但对一些确实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不能停建或缓建。另外，也可通过增发货币方式解决。

五、发放购物卷，若通过增发货币方式解决，有引发通货膨胀风险。如何防止，建议国家再配套适度提高银行利率，通过抑制投资需求，消解通货膨胀风险。

六、国家以后针对出现类似武汉疫情的重大危机，或遇到经济严重疲软等问题，都可采取通过给弱势群体或农民发放购物卷的方式来应对。国家有关部门应研究将此项措施常态化和规范化。因为这种应对方式，对经济需求疲软和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两大目前存在的最突出问题，都有关键治疗作用，其效应是综合的，且具有长期性。

 

（六十三）疫情期间问责和奖励补偿一定要严肃公正

 

发生重大疫情，一定要对不作为和胡作为有关人员加强问责，同时，也要对有功人员进行必要的奖励补偿，这也是客观需要。但不管是问责，还是奖励补偿，都需要守好公平正义这个关口，不能有所偏离。

一、疫情防控问责要防止三种不良倾向

第一，要严防借问责打击异己倾向。问责也为一些干部打击报复异己提供了机会。比如，没事找事，本来很负责的干部，借故一点小事就问责人家；或者故意设局，让对方出事被问责；等等。这些故事的背后其实是一些领导要借问责行机会行打击报复和排除异己之实。对于这种非常恶劣的问责，一定要坚决制止和严厉禁止。

第二，要严防把问责搞成政绩工程倾向。问责一定要发挥真正作用，效果要产生在实际工作上，不能就问责进行问责，把问责本身搞成政绩。比如，不管问责质量，只管问责数量；或不管需要不需要问责，先进行问责再说；等等。然后大加报道宣传，说本地区本单位工作有多努力多努力，问责有多扎实多扎实等等。其实，这是把问责搞成政绩工程，为个人创造升迁的资本。同时，这种问责也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问责上的一种具体表现，是对问责本身的不负责任，也是一种推卸责任。对于这种问责，也一定要严厉禁止。

第三，要严防问责亏待老实人倾向。老实人，有埋头苦干倾向，干事不善于宣传，不善于做表面文章，也不注意留痕迹，更多是凭良心做人的人；另外，老实人，也一般不善机变，或机变意识弱，应对检查不会做表面文章，回单问题有时候也缺灵活意识；另外，老实人一般本身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很大抵触情绪，有这种心理，往往会对检查有一种心理上的厌恶感；另外，出了问题，老实人也往往更多愿意自己承担责任，不愿意推卸推诿责任，甚至把别人的责任也揽承为自己的责任。出现这些情况，就很容易让老实人成为被问责的对象。最终问责亏待了真正干活的，便宜了耍奸卖乖的，让问责实质产生负效应。

如何防止和克服上述三种不良倾向，一是对于有打击报复嫌疑的，建议给问责人以问责过后申诉机会。也就是说，等危机过后，发展进入平稳期时，被问责人可以就不良问责向有关部门或直接向中纪委或国家监察委进行申诉。若经查确有这种打击报复倾向，就要对问责人加倍处罚。二是对有政绩工程倾向的，如何防止，建议建立一个问责事后再检查制度。也就是问责之后，等过一段时间，对问责过的干部，或就针对一般问责问题，要进行问责再调查，看问责是否产生了真正实效。若查确有政绩工程倾向，有问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的，对有关责任人就必须要进行严厉责任追究。三是如何防亏待老实人问题，也要靠问责事后再检查制度（因为老实人一般自己申诉积极性不高，更多有忍气吞声习惯，需要组织去主动再检查核实）。在再检查具体过程中，要尤其注重群众对这些人的反映，并对其长期业绩要认真核实，若真有亏待，就要撤销问责，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同时，下一步还应把这些人列为重点提拔对象。

另外，除了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外，规范问责，还需要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进一步实现人格上的自觉，要心中充满正气，要满身正能量。面对问题，要更多一些担责意识，而不是推责意识，要多想自己工作中的不足，而不是习惯于找别人的不是。从长期看，若大家都多一些自责，多一份担当，最终，不仅问责必然会大大减少，而且实际工作会更有效果，工作中的问题也会大大减少。问责是短期和局部效应，而自责是长期和整体效应。要问责更精准更有实效，灵魂是自责精神和自责意识。

二、疫情期间对有功人员奖励补偿也需要立足公正原则

武汉疫情，涌现出许多感人动人甚至可歌可泣的事迹，对这些无私奉献者，甚至献出生命的人，是必须要进行奖励补偿的。但如何奖励补偿，也需要把好公平正义关口，需要立足公正原则。

如何把好公正关，关键是要依法依规进行奖励补偿工作，不能随机性很大，或盲目被舆论所左右。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比如，最近有的地方推出给抗疫有贡献医务人员子女高考加分的措施，笔者认为就有失公正原则，不是一个好的奖励补偿措施，应予纠正。

一是没有子女高考或已经高考上的医务人员子女，就不能享受到这项福利，这对这些人不公平。

二是高考是普遍性的竞争，若因为抗疫突出，就可以享受特殊政策，别的人也可以因为其它方面的突出贡献而享受这方面的奖励政策，比如有重大发明等。所以，基于抗疫突出，规定在高考方面享受特殊政策，对其他人也不公平。

三是奖励补偿必须是针对本人的，但高考奖励是针对本人子女的，这是奖励的错位，也不符合奖励的一般原则。

四是奖励补偿应更多体现为直接的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而高考加分奖励更多是一种制度倾斜性奖励，而制度倾斜性奖励很容易产生不公正问题，所以，来自制度倾斜性方面的奖励应尽可能少一些。

目前，如何对抗疫有突出贡献人员进行公正奖励补偿，笔者建议：

一是现有法律和法规已有相关奖励补偿规定的，就按照已有的执行就是。

二是若现有的法律法规缺位，就需要补充完善法律法规。但如何补充完善，需要考虑制度的长期稳定效应，也就是说不能只考虑现在的情况奖励补偿，还要考虑到后面出现类似的情况也要进行奖励补偿的问题。否则，不仅达不到奖励补偿的效果，还会引发更大的后续麻烦，让奖励补偿工作陷入被动。

三是奖励补偿必须是针对本人的。若本人已经牺牲，这时物质奖励补偿应根据遗产继承来决定归属，但奖励名分或涉及的有关权利应仍然归属本人。另外，精神荣誉方面的奖励补偿，也是直接归属本人。别人可以代为保管荣誉证，或国家有关部门也可以代为保管荣誉证。

四是奖励补偿应体现为直接的物质奖励补偿和精神奖励补偿。但制度不能倾斜，制度必须应体现普遍公正原则。

五是目前，针对抗疫突出贡献人员，如何奖励补偿，在抗疫形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建议各地区先不急于出台有关奖励政策，先集中精力抗疫，待疫情过后，再认真细致研究，出台规范政策。不然，奖励补偿很容易被当时的舆论所左右，多体现随机性和感情性。

总之，武汉疫情，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但不管情形如何，我们都应抱牢法治柱石，要守好公正性这个宝贝，这是应对危机的坚固基座。另外，有了法治，有了公正性，不仅是现在，即使以后我们遇到其它类似的重大社会自然危机，我们都能够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人民为中心打赢打好战役。为此，我们必须要大力提升全民的理性水平，同时，还要维护好中央的权威，这是实现法治和公正性的两个先决条件。中央权威是实现法治和公正性的领导保障，而全民理性是实现法治和公正性的社会基础。

 

（六十四）建议将托儿所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目前，国家有9年制义务教育，但婴幼儿教育并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这是缺陷。抓好婴幼儿教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最基础工程。为此，建议国家将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整体纳入国民义务教育体系，同时，托儿所和幼儿园整体转为公办系统。

一、整体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和公办系统的必要性

1.若不纳入容易产生高价收费。一是托儿所和幼儿园，地域垄断性强，家长只能就近送。不像孩子上大学或上中学，可以送到千里外的学校去上学，没有地域垄断特征。二是托儿所和幼儿园，在管理上有较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娃娃小，辨别是非能力弱，自我保护意识差，不知道如何有效保护自己，孩子一旦受到伤害，家长也无法有效了解。三是由于有地域垄断特征和信息不对称特征，若不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和公办系统，则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就容易产生高价收费问题。若政府要强制限制收费，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家长可能会通过地下形式缴费给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老师和管理者，最终导致实际上还是高价收费。

2.能给孩子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在义务教育和公办的前提下，由于管理者工作固定，老师工作也固定，大家都有稳定收入，出了问题也容易追究，管理者和老师自然都要更负责一些。而民办托儿所和幼儿园，由于管理者固定性较弱，且老师也临时雇佣多，总体人员流动性大，且收入不固定性也较大，这就容易导致管理上出现诸多问题。若政府要加强监管，必然监管成本很大。

3.从政府职能看，婴幼儿更需要国家关爱。一个人越往大长，尤其是成人以后，自己的幸福应主要靠自己奋斗和努力，政府主要是给其提供平等有序的竞争机会。但在未成人阶段，尤其是幼小阶段，政府有义务给予更多关怀。另外，目前，在多数孩子还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小娃娃更是伤不起，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建立起强有力的保护机制。

4.从实际调查看，根据有关信息，托儿所和幼儿园，不管是管理，还是教学质量，总体还是公办比民办情况要好。在甘肃的一个地级市，笔者了解到，孩子要上公办的，需要摇号，若摇不上，就只有上民办的，更多家长还是倾向上公办的。另外，从这些年托儿所和幼儿园出现的问题看，也是民办的居多。当然，公办的也可能出问题，但总体出问题的概率要小于民办的。

5.托儿所和幼儿园公办并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也有利于鼓励生二胎，让国家的二胎政策更多落到实处。目前，国家鼓励年轻人生二胎，但是，从城市的实际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还是养育成本太高，尤其是在孩子幼小阶段，雇保姆难，这些年有时高价还雇不上保姆。有时雇上了保姆，又不放心保姆素质，留保姆一个人在家里看孩子很不放心。因为这些年保姆虐待孩子的事时有发生。若自己照顾孩子，工作又离不开。所以，国家若能解决好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问题，会大大减轻年轻人生育二胎的压力。

二、如何落实

1.义务教育费用来源，地方和中央财政，可各承担一半。另外，国家可将大学费用中的一部分转为托儿所和幼儿园经费。

2.要严格挑选托儿所和幼儿园老师。托儿所和幼儿园老师素质，应比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素质要求更高，尤其道德素质，更要把好关。教员要尽可能长期固定，要尽可能不要临时雇佣社会闲杂人员。

3.托儿所和幼儿园不应要求规模大，可就近小规模办学，以方便群众和孩子为主。要因地制宜。有一二十个孩子，就可以办一个小型托儿所或幼儿园。

4.学校地址要尽可能选在比较安静、安全和无污染或污染小的地方。同时，幼儿园内部院子设计以及教室房屋设计和装饰等也一定要符合安全环保要求。噪音和污染严重影响孩子发育。

5.建议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自办托儿所和幼儿园。因为将托儿所和幼儿园办在单位内部，有诸多好处。一是便于安全接送。因为在一个单位内部，往往大家生产和生活都在一个大院子里，接送距离近，过马路少，对孩子也更安全。二是由于一个单位内部，是熟人社会，大家互相了解多，这样也便于有效监督和管理。

 

（六十五）高薪不是养廉的有效举措

 

高薪能否养廉，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首先，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在贫穷的基础上，在经济剩余有限的情况下，给公务员提供高薪，财力必然很难保障。若非要采取高薪制，则可能会导致两种不好情况产生。一是出现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又导致需求不足和社会不稳定性增加，最终让经济增长更乏力，让社会更贫穷。二是出现通货膨胀。在实体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要支付公务员高薪，会倒逼政府超发货币，这会诱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加剧，会让高薪变为实际的低薪。其次，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保障，高薪制也是失灵的。再次，需要一定的精神条件。在一个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精神世界里，高薪制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我国历史上的实践看，也证明高薪不是养廉的一种理想形式。如北宋，宋太祖确立高薪养廉思路，实行“省官益俸”，官俸在北宋中期以后，曾达到较高水平。但北宋的高薪并没有达到真正养廉的目的。如果我们以熙宁为界，把北宋划分为前后期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到，后期贪官赃吏大大多于前期，在俸禄往上涨的同时，贪污也越来越严重，至北宋晚期更是出现了以蔡京等“六贼”为代表的贪官集团，使北宋的政治腐败达到了极点，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再比如雍正时期的养廉银改革，只是在短时间内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从长期看，其遏制腐败效果很有限，而且在道光以后，随着国力衰颓，国家又不得不折发养廉银以充兵饷，从此腐败势头更加严重，直至清王朝覆灭。另外，非洲国家肯尼亚也实行高薪政策，议会议员平均年收入是国民平均年收入的400倍，然而，据“透明国际”研究，肯尼亚在全球最腐败国家中名列前茅。

    另外，假设高薪能养廉，也不合理，因为高薪破坏了社会报酬分配的公平原则。公务员的报酬，从社会劳动复杂的平均程度看，报酬应体现社会平均水平，不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平均水平应是全社会最高的。公务员报酬体现社会平均水平，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理想社会建设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如下三项措施：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或社会平均水平；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这些措施，能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

    如何反腐败，不是高薪说了算，应是一连串的事，需要一连串的动作，需要标本兼治。首先，需要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要有腐必反，让腐败分子不敢腐。其次，需要构建不能腐的严密制度防范体系，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再次，需要大力培育不想腐的内在精神世界。要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的人格修养建设，实现人格自觉。

    另外，为了有效激励有才能想作为的干部，为了不亏待对国家有真正贡献的干部，建议对重要岗位或有实权岗位干部实行业绩重奖制度。比如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若某干部确实成绩突出，不妨给予其个人几千万或几百万的重奖，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通过业绩重奖，可以把干部的个人利益实现与社会利益实现有机统一起来，可以让真正想为社会干事同时也有能力和权力为社会干事的干部名利双收，可以有效激活这些干部的正能量，也为实现权为民所用提供了有效保障措施。当然，实行业绩重奖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业绩识别和考核制度，能对突出业绩进行有效识别和考核，否则，业绩重奖制度意义不大。

另外，公务员职业应体现稳定性特点。公务员工资不一定要体现高薪，但工作应体现稳定性特点。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稳定性，也是变相提高公务员福利的一种途径。所以，稳定性也提高了公务员腐败的成本。另外，保障一般公务员工作的稳定性，也有利于保护公务员弱势群体的利益，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

 

（六十六）加大科研奖励是重视科研人才的有效办法

重视人才，需要多方面推动。但对科研人才（其他类人才另论）而言，笔者认为，加大科研奖励力度是有效办法。

首先，重视业绩是重视真正的人才。因为人才靠业绩来证明，有业绩的人，必然就是人才。没有业绩，人才就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就真假难辨。

其次，重视人才，目的也是要让人才出业绩，要让人才为社会有实际贡献，而不是让其背人才的名，享个人福利的实。

再次，重视业绩，会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真正的人才。因为要出业绩，就需要有真水平，这会鼓励更多人真正提高自身真实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而不是更重视获取文凭或一些虚假的荣誉和称号。

第四，如何重视业绩，对科研人员来说，就是要重视科研业绩，要把科研业绩作为享受有关福利待遇的最重要依据。

第五，如何重视科研业绩，如何激励科研人才出业绩，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科研奖励制度和进一步加大科研奖励力度。

第六，从加大科研奖励力度方面重视科研人才，是实现科研人才管理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一是满足公平原则。因为奖励对大家一视同仁，不管你是小学毕业，还是中学毕业，或是博士毕业，只要有业绩，都有奖励。而不是因为你是小学毕业，或文凭不高，就不能拿奖励，或不能享受有关待遇。二是满足效率原则。谁有业绩都奖励，没有业绩必然没有奖励，这能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

另外，需要高度注意的一点是，加大科研业绩奖励，还必须要进一步完善科研业绩识别制度和惩罚制度。对弄虚作假一定要严肃查处，绝不能姑息迁就，要让真正干活的人能享受到业绩奖励，要让真正的学者享受到真正的尊严和福利。

如何进一步完善科研业绩识别制度，需要在科研业绩考核评定方面，多一些公开化的措施。包括科研业绩的申报、科研业绩的主要内容、科研业绩的认定评定等过程，能公开的环节（除一些需要保密的），应尽可能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多一些暗箱操作的环节，必然多一些腐败的可能。

 

宋圭武2019年12月10日星期二写于兰州

 

宋圭武：二级教授，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