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国家给每位农民免费发购物卷应对危机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根据目前形势判断，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或许将导致世界经济进入类似于1929年情况的大萧条时代。在严重不利形势下，国家如何有效应对疫情危机，走出困境，建议给每位农民免费发一定数额购物卷，以刺激经济和稳定社会。
同时规定：1.购物卷要指定主要用于购买基本生产资料和基本的生活资料，不能用于购买奢侈品。2.购物卷在国外购物无效。必须要在国内消费，要主要购买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
一、从经济和社会实践方面看，通过发放购物卷这种应对疫情危机方式，好处是多方面的。
1.对促进经济增长效应好。比如，一个农民1000元，国家有农民大约6亿，总计需要资金6000亿。6000亿消费，按消费拉动乘数效应保守计算，可至少增加GDP18000亿。又因为购物卷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所以，实际拉动乘数效应要比18000亿多，估计应在18000亿到21000亿之间。
2.对缩小贫富差距好处多。尤其对稳定脱贫效果好。疫情对农民伤害最大，尤其对贫困户伤害更大。发放购物卷，可以补贴部分农民今年因打工减少所导致的收入损失。另外，也部分保障了农民部分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
3.对稳定企业生产效果好。农民通过购物卷消费，对企业也是一种保护，尤其对保护中小企业效果好。因为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基本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生产和销售。
4.对增加国家税收也有好处。企业收入增加了，政府税收也就增加了。增加20000亿的GDP，可至少增加税收1500亿。
5.对稳就业也有好处。因为企业产品有销路，就业就有需求。
6.若能给每位农民发2000元购物卷，则上述效应翻倍。
二、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发货币以及增加项目建设投资等方式应对疫情危机有诸多弊端。
1.通过降低银行利率和增发货币来应对疫情，更多获益者将是富人，而不是穷人，而且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这对穷人更不利，另外，还可能进一步刺激增加低效或无效投资。
2.通过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项目建设应对疫情，也是更多获利者是富人，而且对GDP的拉动效应要比购物卷小。比如，6000亿若用于建设项目投资，增加GDP最多估计就是12000亿左右，也就是购物卷拉动效应的二分之一左右。另外，项目建设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等问题。
3.新基建，有科技含量，国家需要大力建设，因为这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需要。但其在收益分配方面会产生一些不足，因为其主要获益者也多是富人或科技人员。另外，其在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效果也比较弱，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效果也比较弱，另外，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效果也比较弱。
4.当然，给农民发放购物卷，不是说国家不重视项目投资等，是说应在项目投资（包括铁公基、新基建等）、农民收入、稳定脱贫、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等方面，要寻求一个平衡，要各方兼顾。
三、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创新方面看，以发放购物卷作为应对危机刺激经济方式，也是对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完善和提升。
传统凯恩斯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项目建设和增发货币以及降低银行利率等方式刺激需求，应对危机。但这种刺激经济的方式，会产生滞胀、环境破坏加剧、政府负债严重等诸多问题，其本质是短期经济学，不能长期用。
另外，传统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本质也是短期经济学，也只具有短期效应。因为从长期经济实践看，在自由主义理念下，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取得稳定均衡形式，而是不断被经济危机所困扰，尤其是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更是宣告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促进短期经济增长，还是有一定作用。
如何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均衡发展，需要我们既要升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也要扬弃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需要探索建设新的经济理论，需要建立长期经济学，需要实行更加有效的经济政策，以应对世界大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为建立长期经济学提供了需要坚持的五大基本原则。
四、发放购物卷钱从何来，建议国家在项目建设投资中先拨出一部分，用于支付购物卷费用。有些单纯为刺激需求而设的项目，可停建。一个非必要的项目，可暂缓建，待疫情危机过后，再恢复正常。但对一些确实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不能停建或缓建。另外，也可通过增发货币方式解决。
五、发放购物卷，若通过增发货币方式解决，有引发通货膨胀风险。如何防止，建议国家再配套适度提高银行利率，通过抑制投资需求，消解通货膨胀风险。
六、国家以后针对出现类似武汉疫情的重大危机，或遇到经济严重疲软等问题，都可采取通过给弱势群体或农民发放购物卷的方式来应对。国家有关部门应研究将此项措施常态化和规范化。因为这种应对方式，对经济需求疲软和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两大目前存在的最突出问题，都有关键治疗作用，其效应是综合的，且具有长期性。
建议人：宋圭武：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学、农村经济、中国发展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