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很多西方人对中国都有一种刻板印象：中国就是专制的帝国加上傲慢的朝贡体系。但古代中国（明朝以前的中国，公元前约2070年——公元1368年）更久远的故事却基本被忽略了，那是一个讲述着多元文化、深邃哲思和开放文明的故事。这种对于中国的认识不但在西方当代知识界几乎完全缺席，更荒唐的是，它也在今天的中国逐渐消失。
多年来，我致力于从古老的中国故事中提炼出脉络，为未来的世界秩序构建理论基础。这个故事的特色之一就是“天下”这个概念，早在几千年前这种观念就已经在中国盛行起来。我认为它足以被视为世界体系的普遍概念：一个所有国家共同治理、所有文明共同分享并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体（commonwealth）。
天下这个概念既不是一个通往完美世界的承诺，也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愿景——这个世界经过政治重构而使其更有可能为所有人提供长久的稳定与安全。从哲学上说，它对文明冲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这个政治问题提出了一套本体论的方案。
就像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理念并不仅仅针对德国而言一样，一个普遍的天下体系也是为世界谋求永久和平，而不是中国支配他国的工具。并非巧合的是，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理念只局限于文化和宗教相近的民族之间，而没有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与其相比，天下体系的永久和平理念更适合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套理念从根本上不排斥他者，它源于中国平等尊奉各路神仙的多神信仰传统。
如果新的天下体系真有可能建成，那显然它不意味着中国价值观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相反，正如“普天之下”这个超脱的观念所暗示的那样，天下体系应该吸受并采纳一切已被证明具有普遍性的好的价值观，无论它们源自何处。
理论上，新的天下体系应该由三个概念组成：
1. 世界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 of the world）：把所有国家都纳入一个共同享有的、相互依存的体系当中，这样就不再存在排他性和外部性。这一概念部分来自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可共存性”（Compossibility），指万物归属同一个世界。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无比清晰地彰显了这种固有的相互依存关系。
2. 关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把敌意最小化（minimization of hostility）放在比排他性利益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exclusive interest）更重要的位置。这明显区别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这个现代观念。
3. 孔子最优性（Confucian optimality）：正如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达到这种平衡，就需要进行制度安排，以便所有人都同时获益。“孔子改善”（Confucian improvement）更强调互利互惠和共同富裕，而不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在此，全球新冠疫情也是一个恰当的实例：面对冠状病毒这样的传染病威胁，除非每个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
这三个概念适合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提出的跨政治或跨文化“聚点”（Focal points）定义，人们或思想最终会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天下观超越了政治（the political）这个现代概念，将政治重新定义为化敌为友的艺术，而不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卡尔•马克思，卡尔•施密特和汉斯•摩根索等人所说的政治斗争。
我的好朋友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担心天下观会导致“中国治下的和平”取代“美国治下的和平”。但这种担心并不恰当，因为在天下体系里没有君王的位置——这个体系本身就是君王。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体系就像瑞士，各个语言族群（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和其所在州几乎平等地共存于一个联邦之内，首都伯尔尼基本上只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瑞士联邦主席每年轮换权力有限，甚至一些瑞士居民都不知道当前在位的联邦主席是谁。
雷吉斯·德布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没有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造物主”概念，也没有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理念。中国哲学是宇宙论的，而不是神学的或以人类为中心的。这种哲学更偏好关联而不是对立、连续而不是断绝、逐渐演化而不是突然断裂、渐进缓和的改变而不是革命。
中国传统文化不赞同那种典型的西方二元论，后者把高与低对立起来、灵与肉对立起来、理与感对立起来、冬与夏对立起来、理念与实体对立起来、善良与邪恶对立起来、上帝与魔鬼对立起来。中国传统文化排斥这种摩尼教式二元对立理论。这种文化使得中国能够在不过度想象的前提下践行“社会资本主义”（Socio-capitalism）。这种“社会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把一党执政和市场经济这一对我们眼里的矛盾给统一了起来。
我的朋友、哲学家赵汀阳提出了一种“世界性政治”观（一种典型中式的、有机的混元宇宙观），用以解决阶级冲突或国家冲突。他称之为“天下”，也就是“普天之下”的政治观，拒绝任何关于边界、民族国家以及国际国内战争的主张。
他认为我们怎样才能抵达这个目的地呢？西方的革命理念旨在强迫具象的现实顺应于抽象的理想，他则推崇一种自我调节的秩序，这种秩序可以自发地、连续地自我更新，无需暴烈的、唯意志论式的断裂。因此，他将自己定义为反革命者，认为人为悖逆事物自然规律的做法不理性、徒劳无功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危险的。
这种思维方式与我们当前的时代非常合拍，这是一个历史服从于自然（与我们过去的做法截然相反），个体性服从于普遍性的时代。天下观接受经济全球化、生态关怀和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大流行病，把我们的星球想象成一个整体，把人类看作是一个独特的物种，将生物圈看成是最基础、最终极和无所不包的。汀阳的愿景（他的确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较难辨认的现实，这个现实讴歌阴性，看重“阴”甚于“阳”，看重江河大海甚于崇山峻岭，因为水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顺其自然而非独霸天下，随波逐流而不囤积居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宣称21世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宗教信仰的世纪。但它总归比20世纪更加女性化。20世纪的西方希望通过输出革命思想来西化“东方”。对此，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切斯特顿评价说，这是基督教目的论发了疯。（译注：目的论是用目的或目的因解释世界的哲学学说。认为某种观念的目的是规定事物存在、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原因和根据。）整场运动开始逆转方向，导致西方在接受了中医、禅宗、冥想和天人合一思想后变得“东方化”（Orientalization）。有人或许还会添加一个本质上更当代的特性——回归本源。后现代更青睐古风——比如植根于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前现代观念“天下”。
但我们所有人都下意识的更倾向于从国家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汀阳愿景中的人类大家庭是不是全球化的儒家思想的结果，以及这个许诺“永久及普遍和平”的全球体系是不是仅仅把（或多或少理想化了的）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移置到了世界其它地方？废除疆界、寰宇一统难道不正是所有帝国的目标吗？
迄今为止，西方有本事把其利益和价值观提升到全人类尊严的高度（例如人权）。现在轮到中国采用同样的方式推进其理念了——或许这是又一个霸权归位的征兆。说到底，全球宪法应该用哪种语言来起草呢？由哪个最高法院来确保宪法的执行，由谁来负责提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呢？这个世界政府的首都在哪里？目前，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就在不久前，人们还想当然的认为由一群极度资本主义的梦想家捏造的新世界秩序必须由美国主导，通行的语言必须是环球语（Globish）——一种作为全球通用语的简版英语。现在，这种暗示的新世界秩序将会用普通话来做通用语。任何联邦都必须由中央权力机关联邦政府创建。如果没有追求一体化的压倒性力量，就不会统一的整体（no unity without a unifying， dominating force）。一旦民族国家消失不见，世界就需要有一个指挥家来确保大家弹的是同一个曲谱，并让民族离心势力重新加入和声。那么“美国治下的和平”会被“中国治下的和平”取代吗？
汀阳的著作具有深远的批判视野。尽管他的政治愿景可能是个乌托邦，但他对西方的缺点和传统、对基督教的二元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摆脱思维中那些自动得出的结论。而且还会使我们西方人不再把自己当成评判普世美德的万能法官或仲裁者，而仅仅是人类多种选项中的一种，它们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这给我们上了谦卑与清醒的一课——我们西方人确实不再是宇宙的中心。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Noema》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