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大国的三农问题

宋圭武 原创 | 2020-07-27 16:55 | 收藏 | 投票

 原文发表于《江汉论坛》(C刊)2020年6期

 

发展中大国的三农问题

             

------暨发展经济学二元理论新探索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特中心  兰州安宁区建宁路199号  730070)

 

 

内容提要:在农业发展方面,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更多把农业作为经济产业来发展,过于强调追求利润最大化,笔者认为,这不太符合农业的产业特性,应予纠正。农业产业应追求综合效益,而不应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这更符合农业的本质,也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另外,笔者认为农业现代化,灵魂应是生态化。而生态化,本质更多是自然化,并不是技术主导下的人工化。在这种情况下,用以人工主导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来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必然是有缺陷的。农业产业的体制基础应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有机结合。在城乡关系建设方面,笔者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要消除城乡二元应是一个长期过程。如何消除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理性的选择是首先要尽可能防止城乡二元差距过大,在此基础上,再探索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二元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界限内),然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再逐步向城乡一元模式过渡。在实践探索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村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建立适度二元经济社会模式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中国乡村振兴,需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关键词:发展中大国 三农 适度二元 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07

 

作者简介:宋圭武:1964.10--,男,甘肃靖远人,国家二级教授,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甘肃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三农问题、中国发展、发展经济学等方面。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发展中大国而言,三农问题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是发展的重中之重,一定要更加高度重视。如何重视,一定要立足自身国情实际选择发展模式和道路,不能盲目照搬别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模式和做法。要树立正确的农业发展思路,要探索建立适合自身国家发展实际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模式。下面,笔者就发展中大国的三农等问题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要树立正确的农业发展思路

(一)不能把农业产业主要当经济产业来抓,要更多追求综合效益

目前,在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中,有些更多把农业作为经济产业来发展,过于强调追求利润最大化,笔者认为,这不太符合农业的产业特性,应予纠正。农业产业应追求综合效益,而不应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这更符合农业的本质,也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农业要追求社会稳定效益。肚里有粮,心里不慌,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这必须是农业产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其次,农业要追求生态环境效益。农业是与自然环境联系最密切的产业。农业的果实是通过农业产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生成的。若不追求生态环境效益,农业必然就没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农产品也必然没有质量保障,农业就成为对人类存在构成威胁的产业。

再次,农业还要承担弘扬农耕文化的功能。农业产业是产生农耕文化的产业基础。弘扬农耕文化意义重大。农耕文化是一种更自然的文化,是社会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弘扬农耕文化,拓展农业多功能,不仅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共建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的具体行动。

第四,从追求经济效益看,农业产业的供给需求特性决定了农业也不大可能更多成为赚钱很多的产业,只要做到不赔钱或微利或守住基本利润就好。因为从需求看,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系数小,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基本稳定,不会随收入变动有较大变动。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若某种农产品供给数量增加,则谷贱伤农,该农产品产业必然成赔本产业,经营该农产品产业的农民必然利益受损;若某种农产品供给数量减少,则必然该种农产品价格大涨,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一部分农村人(经营该农产品的农村人)会享受到该农产品高价格的利润,而于此同时,消费该农产品的城里人和其他农村人则福利减少,总之,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少部分人受益,大多数人福利受损,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最终带动全社会价格上涨,最终全社会福利都受损。从这个经济过程可以看出,若把农业产业当经济利润产业追求,也是不现实的,除非让农产品供给数量大大减少,但这会导致全社会福利受损,而若当成非经济产业或低利润产业来发展,则最终全社会收益。

第五,不把农业产业主要当经济利润产业来抓,并不意味不重视农业投入。由于农业产业产出是综合效益,所以,客观要求我们更要重视农业投入,只不过这种投入并不一定从经济利润方面表现,但其综合收益,却是丰厚的。对此,恩格斯有清醒认识: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忘记农民、不能淡漠农村,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

(二)农业产业进步的灵魂标准应是生态化

农业现代化,灵魂应是生态化。而生态化,本质更多是自然化,并不是技术主导下的人工化。在这种情况下,用以人工主导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来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必然是有缺陷的。

这里主要是我们要认识到,技术的作用是两面的。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无限制的技术扩展本质是危险的,也是对人类存在的极大威胁,可能会让人类陷入技术所导致的一种异化状态中。恩格斯也明确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所以,在衡量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同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对农业发展的正向作用,同时还要看到其可能隐含的负向作用。

农业进步如何守好生态化,第一,要严格控制技术进步的路径,要守好生态化的大方向,不能有任何偏离。第二,农业技术的提升,要更加强调稳健原则,包括研究和扩散等,都要把稳健放在第一位。第三,要稳健,就必须要求在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上,要宁慢勿快,也就是说,研发速度放慢一些,可能更好。第四,不要轻易否定传统农业形成的一些习惯。一些传统农业习惯,是农民在几千年的探索中形成的,必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不要轻易否定。但对有些习惯,确实经过实践检验,很不合理,我们也可以改进。第五,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人员的素质,尤其要加强农业科技人员的道德建设,不能为论文而论文,要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写到人民心中,写到民族强盛的道路上。第六,探索以生态化为核心构建和完善农业产业考核指标体系。

(三)农业产业的体制基础应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有机结合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具体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需要根据具体领域而定。一般而言,我们对市场能自发有效调节的领域,应充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尽可能不干预或少干预;但对市场调节失效或部分失效的领域,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体到产业,比如服装、珠宝、自行车等等众多产业,可以让市场去充分调节;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基础性产业,比如,涉及粮食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产业,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具体对农业产业而言,笔者认为,体制基础应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有机结合较好。

农业产业实行一定程度计划体制的必要性是:一是由于农业产业更多体现综合效益,所以,农业产业必然更多具有公共产品特性或准公共产品特性,这在体制要求上,必然要求有一定的计划管理;二是我们要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也客观要求农业要有一定程度的计划调控。

目前,农业产业可以一定程度有效实行计划体制管理的基础条件是:一是农产品的需求基本是稳定的,这为计划调节农业提供了需求稳定基础;二是目前大数据等先进高科技的发展,也为实现计划调控农业提供了足够的技术保障。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业也不能计划管理太死,市场调节也要积极介入,原因是:市场有激发农业产业活力的优势,若完全计划调控农业,则会让农业发展失去部分自由活力,这对农业发展未必是好事。

但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若完全放开市场调节农业,则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蛛网模型效应必然导致农业损失很大,农民收入也会呈极不稳定状态,这很容易让农户陷入贫困状态。

为此,在农业管理体制选择上,笔者建议应考虑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有机结合为妥。

具体如何实现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有机结合,建议:一是对于大宗农产品,比如粮食、棉花、大豆、油料、牛羊肉、猪肉等,应更多实行计划指标调控,少部分可实行市场调节。二是对于一些特殊农产品,比如优质苹果、优质蔬菜、优质茶叶等,可更大程度借助市场进行调节,但也要有一定程度计划调控,不然,市场盲目竞争对优质农产品发展也是威胁,比如,假冒伪劣的问题,产品严重供给过剩的问题等等。三是要大力推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要重构基层农业生产组织,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要大力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在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户经济基础上,是很难实现计划有效调控的,因为调控成本很大。同时,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户经济,也很难完全适应市场调节,因为小生产与大市场冲突严重。四是对国家指标控制的大宗农产品或部分优质农产品,国家要建立城市与乡村的产品直配通道,要形成城市和乡村之间稳定的产品------货币流转体系。一面是,乡村的农产品直配城市有关单位和居民;另一面是,城市有关单位和居民的货币直接流入农民手中。最终,因中间环节减少,流通费用必然减少,对城市和农村都好。同时,由于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流转系统,这也有利于保护我国农产品免受国外农业挤兑。五是对国家指标控制或计划调控以外的农产品,可由市场自由调节,以弥补计划调节的不足。

二、发展中大国农村和城市关系应探索适度二元经济社会模式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是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命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只要“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发展中人口大国,由于基础薄弱,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城乡关系,需要根据自身要素特点设计发展模式。对此,笔者认为,可不妨先探索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然后,再根据发展情况,再逐步向现代化城乡一元模式转变。

(一)传统“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的相关理论及不足

最早提出“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概念的,是荷兰经济学家J.H.伯克(J.H.Booke)。什么是“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伯克在1953年出版的《二元社会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以印度尼西亚为例》一书中,是这样定义的:“社会的二元性(或二元状态)指的是一种侵入的社会系统与类型不同的本地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状态。其中,侵入的社会系统通常是高度资本主义的┄┄(二元性)是一种(社会)分裂形式。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时,就会产生这种二元(分裂)状态。”

伯克认为,发展中国家改良前资本主义农业,不能简单沿袭西方的路子,而必须根据二元结构的特点,积极稳妥地进行。尤其要重视改变人们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其工作态度。

为什么会产生“二元性”,希金斯认为,“欠发达地区表现出“二元性”的主要原因是要素禀赋与生产技术之间的互相作用:如果劳动/资本比例非常高,劳动密集、要素比例可变的部门(农业)中必定出现结构性失业。Higgins,1956年)”⑤工业投资使得国民经济出现两个部门,一个西方化的工业部门和一个生产食物、手工艺品、小商品的乡村部门。前者的生产技术相对固定,后者的生产技术是可变的。工业化一方面导致在工业部门就业人口比例的下降,一方面刺激人口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在技术可变的农业部门谋生。

如何消除“二元性”,希金斯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欠发达地区一下子投入巨额资本,用于吸收大规模的隐蔽性失业,使资本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同时,工业部门应更多采用“使用劳动”,而不是“节约劳动”的生产技术。

1954年,刘易斯发表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并在论文中认为二元经济主要特征是: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二元如何最终变为一元,刘易斯认为,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同时,刘易斯认为,在二元变为一元的过程中,若传统部门人口转移太快,会造成城市人口失业水平上升。

尼斯、费景汉在其论文《一个经济发展理论》中也提出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拉------费模式。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换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在工业部门不变工资水平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同时,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正值,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导致农业总产出减少,导致粮价和工资开始上涨。由于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第三阶段,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

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在其论文《二元经济的发展》中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但与刘——拉——费模式相比,乔根森模式认为,农业剩余才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重要条件。同时,他认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取决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由于技术总是进步的,资本积累总是增加的,所以工资水平总是上升的。另外,他认为,经济增长引起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增长,这时,经济增长超过人口增长,农业剩余产生。

面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剩余劳动,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始终是正值。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同时,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变量。同时,托达罗模式认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失业率问题不能仅靠工业的扩张,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业的根本出路。

不管分析思路如何,上述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理论,总体认为,只要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二元最终会一元化。但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各国从二元向一元转变的过程中,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国家单纯依靠自由化和市场化手段盲目推进一元化,结果导致对“二元”中的每“一元”都不利,并最终引致“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

比如,二战后,非洲经济虽然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阶段,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热带非洲城市化进程的停滞与经济社会危机的爆发交织在了一起。城市的迅速增长与贫民窟的极度繁茂并存。大量城市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是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SAPs),包括货币贬值、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各种补贴以减少财政负担、促进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出口等。但这种基于自由市场理念的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行SAPs以来,非洲国家非但没有摆脱停滞的经济增长,、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失业与贫困人口增长,反而遭遇了“去工业化”、城市贫民粮食安全、儿童死亡率上升等等新问题。

再比如,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产生了和热带非洲结构调整计划(SAPs)类似的效应。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城市贫困发生率上升,城乡之间实际工资的整体扩大,经济增长主要局限于几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农村而言,人口的高流动性,并没有对农村发展产生预期的效果,并且导致了新的贫富分化。一些在城市就业的农民,依然和农村老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应对城市就业危机。

再比如,南美,虽然城市化时间短,速度快,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少数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比如巴西超过70%的人口居住在几个少数大城市中,而智利总人口的大部分居住在首都圣地亚哥。同时,城市又存在大量贫民窟和严重的财富不均问题还有,交通拥挤、污染严重、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问题,都严重困扰城市发展。在城市出现大量问题的同时,农村发展又面临“空壳化”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主要是传统关于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的发展理论模型,有多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多的市场缺陷问题。比如对市场的盲目性、垄断性等方面考虑不足等,认为通过城乡要素市场自由流动,就能充分实现城乡发展均衡等。而实际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要素的盲目趋利性,导致城乡要素流动两级化。一方面,城市要素密集拥挤,导致“城市病”;另一方面,农村要素“水土”流失严重,农村“空壳化”,导致“农村病”。

第二,没有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比如机器排挤人的问题。如无人超市、无人工厂的出现,极大程度替代了简单劳动,这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严重挑战。

第三,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人文和资源要素情况,而是按发达国家的路子来设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型等。

第四,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本身就内涵二元化问题。因为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均衡的,必然有较先发展区,而这个较先发展区,必然会与其他区拉开差距。

考虑到上述因素,笔者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要消除城乡二元应是一个长期过程。如何消除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理性的选择是首先要尽可能防止城乡二元差距过大,在此基础上,再探索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二元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界限内),然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再逐步向城乡一元模式过渡。

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虽然从表面看,有二元不平等问题,但好处是多方面的。从区域发展角度看,由于二元有一定的分割性,从而一定程度防止了要素的盲目自由流动,这一定程度既防止了城市中生产要素的过度聚集所导致的“城市病”问题,也一定程度防止了农村生产要素过度流失所导致的“农村病”,最终对城市和乡村发展都有好处。从个体福利角度看,虽然二元分割让个体流动自由受到了一定限制,但由于社会有序度增加,最终个体的自由度实质是变大,而不是缩小,同时,社会也更体现了公正性。因为在社会无序度增加的情况下,若社会的自由度越大,则越是弱势的群体,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反成了自由的反面,个体的自由度尤其是弱势群体个体的自由度实质是缩小,而不是变大,同时,社会也更失却了公正性。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由于社会有序度增加,也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不管是城市管理,还是农村管理,管理成本都降低。另外,由于社会流动性降低,尤其是大规模聚集性流动,比如大规模春节返乡等,人流会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重大传染性疾病发生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非典”和最近发生在武汉的冠状病毒传染疫情,为啥会产生严重后果,也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有重大关系。总之,通过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最终是社会总福利增加,而不是减少。

(二)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

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需要建立一个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发展框架,需要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一,发展需要树立正确的公平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不同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公平观念。权力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意识形态上,应确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公平意识,这对指导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从体制选择上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模式,需要走本国特色的道路,既不能搞计划崇拜,也不能搞市场崇拜,同时,既要发挥好市场体制的优势,也要更好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在市场有效的范围内,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在市场失效的范围内,政府要更好发挥主导作用。另外,在体制设计上,如何发展体制优势,克服市场缺陷,发展中国家可考虑在政治体制选择上,要更多体现权力集中优势,但在经济体制选择上,要更多体现市场优势。政府在经济决策上,要更多透明化和公开化,并要有严格预算约束机制,要严格控制债务扩张。

第三,要探索建立能有效保护和提高农村土地要素生产收益报酬的土地制度。如何建立一个适度城乡二元经济或二元社会模式,土地制度设计是关键变量。设计土地制度,核心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土地制度设计不仅要体现效率原则,还要体现保障功能。如何体现效率原则,关键是要让农业生产者有更大收益,而不是土地所有者,要让农业直接经营者能至少获取一定利润或不低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农业直接经营者有了积极性,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有了重要的生产率保障基础。为此,国家应尽可能限制来自土地地租的收入。如何体现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土地所有制上,国家要尽可能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或社区所有制。因为土地私有制更强化了效率功能,但保障功能不足。与此同时,配合土地集体所有制或社区所有制,国家还应建立城市和乡村两种户籍制度(注意:这里设计的户籍制度与以往旧户籍制度本质是有区别的,旧户籍制度重点是保护城市和服务工业,而本文设计的户籍制度立足点是既保护城市和工业,也保护农村和农业)。设立两种户籍制度的目的,主要是要通过经济手段一定程度限制农民盲目涌入城市,防止“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这里的经济手段限制,主要是通过规定,凡是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就不再享受土地的任何收益,这种设计会增加农民进入城市的经济成本。好处是:一方面,有利于农村留人,有更多的人经营农业,防止农村“空壳化”;另一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民,必然是有一技之长的,或是有较丰富人力资本的。这样的人进入城市,也容易就业,因为有技术特长。同时,这些人倾向于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也较低,因为违法犯罪会导致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优势失效,这是一种成本约束。所以,这部分有特长的农村人进城,对城市就业和发展稳定也不会造成太大压力。最终形成城乡和谐发展格局。

第四,在产业发展上,要形成城乡有机分工模式。在产业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城乡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乡村可适量发展工业等,但绝不能大面积城市工业产业雷同的路子,不能对城市产业造成不必要冲击乡村应主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及休闲旅游等产业。产业组织形式选择上,面对人多地少情况,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人口大国,乡村应尽可能少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组织形式,因为这会催生农村过剩劳动力,尤其在工业和城市吸纳劳动力较弱的情况下,对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两头都不利。所以,乡村产业组织应更多体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特点。

第五,在乡村基层组织层面,要把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可探索半自治模式。具体设计是:乡村社区主要管理人员,任命权可掌握在上级手里,但免职权,可掌握在社区,也就是说,对不称职的管理人员,乡村社区群众有投票免职权。实现这种上下级权力的制衡,有助于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有利于照顾到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利益。另外,乡村治理,还要发挥好乡贤作用。要大力加强乡村社会的道德建设。要把国家政治治理和乡规民约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第六,在生活方式上,乡村社会要更多强调休闲、自然、清静。休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种财富。同时,我们也不要怕农村人“闲”,关键是要让农村人“闲”得有品味、有气质。要利用好“闲”这个时间价值,这需要政府积极组织农民,要让农民在“闲”中有更多精神生活,享受更多精神收益。因为若政府不积极组织好农民利用好“闲”,农民可能会真的“闲”得无聊,而且还会“闲”出许多不好的事情来。另外,我们要把休闲和“懒”区别开来。休闲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懒”是一种消极的自由。休闲体现人生的主动,而“懒”体现人生的被动。贫困地区由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低下,往往会催生一些“懒”现象。这本质是贫困者面对严酷环境所产生的一种麻木消极行为。乡村社会要大力提倡休闲生活方式,但要反对“懒”行为。

第七,在货币或工资收入水平上,乡村与城市应有适当差距。其中,乡村收入可能要比城市低一些。城市人因比农村人少一些休闲,要更多忙碌一些,所以,城里人收入要比乡村应略高一些,这也是一种福利补偿。但国家应把城乡各种福利差距控制在21以内或左右为目标。若超过2:1,就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再调节,要多对农村进行收入转移支付。

第八,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乡村和城市也要实行适度分割有别模式。针对乡村社会收入低,休闲较多等特点,发展中国家要探索建立低成本教育和医疗模式,不能盲目照搬发达国家模式。

第九,乡村文化建设要注意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区别性,不能完全按照城市文化建设的模式来建设乡村文化。城市社会,更多具有陌生人文化特点,而乡村社会,更多具有熟人文化特点,二者在文化建设思路上,还应有所区别。建设城市文化,一是要注重法治文化建设;二是要注重创新文化建设;三是要注重竞争文化建设;四是要注重效率文化建设;五是要注重合作文化建设。而建设乡村文化,一是要注重自治文化建设;二是要注重传统文化建设;三是要注重和谐文化建设;四是要注重休闲文化建设;五是要注重互助文化建设。

第十,乡村发展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乡村发展一定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类所体现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一是生理营养价值。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充满绿意的大地,等等要素人身体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二是审美愉悦价值。美的环境,也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美感和精神愉悦享受。三是品行成长价值。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大自然是人格形成的自然孵化器。良好和谐的自然环境,是形成质朴和谐人格的自然基础。卢梭就认为,自然状态能够恢复人的本性,唤回人的德性。另外,大自然的雄伟博大和威严神秘,还能使人进一步产生敬畏感和谦卑感,而敬畏感和谦卑感又有助于德性的进一步加固和扩展。四是社会秩序价值。大自然的运行秩序法则,是形成人类社会运行秩序法则的深层自然基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在《自然法则》一书中写道: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五是文化和文明保存价值。生态环境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物质载体。对载体的毁坏,也是对文化和文明传承的毁坏。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农村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建立适度二元经济社会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集体化和合作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各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的过程,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亦称农村集体化或合作化。

第一,轰轰烈烈的农村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虽然产生了许多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但成就也是巨大的。首先,正是集体化和合作化,才有效组织了农村生产力,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化。对此,黄仁宇先生曾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其次,也正是集体化和合作化,才充分发挥了农村劳动密集的优势,在国家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大发展。再次,通过集体化和合作化,农村社会也有效吸纳了一部分城市剩余劳动力,减少了城市人口压力。

第二,那个时候公社确实存在贫穷问题,但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外在因素所致。一是国家拿走太多,国家是以公社的贫穷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二是公社人口增加过快,这稀释了当时公社粮食产量增加的部分成果。三是对农民经营管得太死,尤其是限制农贸市场,让农民少了增加收入的渠道。也就是说,导致公社贫困的主要原因应是公社之外的因素,并不是合作化本身。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公社自身的存在形式也在不断改进中,国家也不断对公社管理体制进行政策调整和完善。

第三,有学者认为,公社低效率原因主要是农民偷懒和公社内部监督成本太高,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曾专门撰文论证指出:公社内部监督成本是存在的,但并不高昂,因为相反的因素也是存在的。主要从偷懒和监督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公社低效率应当是一个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无意义命题。一是,当时公社劳动主要是一种大田集体劳动,谁干活多,谁干活少,大家一眼看清楚,互相之间就是监督。二是,当时农村大体是一个封闭社会,社员流动性很弱,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机会主义行为必然会对自身发展产生长期不利影响,所以,理智的个体一般是不愿意选择机会主义行为的,比如偷懒等。三是,当时不断进行斗私批修,也有效抑制了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四是,当时的公社内部,各生产队在农忙时间,为了提高效率,会根据农活特点,一般会采取各种灵活承包方式,这更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五是,在农闲时间,可能农民干活比较闲散,这主要是由农业产业特点所决定的,与偷懒是两回事。

第四,还有人说公社“一大二公”问题突出,这要分阶段讨论。在大公社时期,确实有“一大二公”问题,这是公社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但在1962年以后,在小公社时期,这个问题应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在小公社时期,由于缩小了核算单位,是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大”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另外,在小公社事情,农民还是有自留地的,说“公”也不全对。实际后来稳定时期的公社土地制度,有点类似于井田制。集体土地是“公田”,个体自留地是“私田”。农民一般是先耕种“公田”,然后耕种“私田”,“私田”的收益不参与集体分配,归家庭所有。

第五,还有人说公社分配的平均主义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在大公社时期比较突出,但在小公社时期,并不是突出问题。当时小公社时期内部的农民收益分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而生产队如何分配,比如粮食分配,一般是按工分和按人口相结合。这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劳动力少的家庭,若完全按工分分配,吃饭就可能是大问题。所以,小公社时期内部在生产队层面,实际的分配原则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一种结合。

总之,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辩证全面看,既要看到其不足的方面,也要看到其优越的方面。应当是集体化和合作化的方向是对的,但在具体的实现方式和实现过程中,是产生了诸多问题的,是付出了巨大成本的,但所犯错误,应当是属于探索中的错误。同时,也说明,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是艰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另外,我们也要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探索,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人口大国探索建设适度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模式也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鉴。

三、中国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乡村振兴,总目标要求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这五个方面目标要求中,产业兴旺是经济基础。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必须要打牢这个基础,要努力实现产业振兴。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乡村产业如何振兴,首先,乡村产业振兴,重点是要振兴现代农业,这一点必须要明确,不能有任何含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加快农村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把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为什么要重点振兴现代农业,这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客观需要。“为政之要,首在足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最不能忽视的安全。尤其对一个人口大国而言,粮食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和重要,一点不能马虎。

其次,要努力实现农业产业的“三稳定”。一是要尽可能实现生产稳定。生产稳定了,蛛网效应就没有了,农业无效投资就大大减少,这等于变相增加农民收入。尤其小农户,更经不起投资折腾,更需生产稳定。二是要尽可能实现流通稳定。要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努力降低流通成本。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立更多的产品直销渠道。尤其要为小农户提供更多稳定销售渠道。三是要尽可能实现农产品价格稳定。农产品价格稳定,有利于整个社会价格稳定,也有利于农业预期稳定和农民收入稳定。(注:为了有效实现“三稳定”,国家也可考虑对部分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部分农产品实行市场化制度。这里要认识到,在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国家统购统销对农民不利,但在农产品过剩的情况下,对农产品实现部分统购统销,则对农业是一种保护。)

再次,要进一步延伸现代农业产业链,拓展产业价值空间。农业虽然不可能或不应成为经济暴利产业,但至少也要有一定利润可赚,或最好能获取社会平均利润,这就需要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和价值空间。一是要把现代农业和工业有机结合起来。在乡村,也要适度发展一些农产品加工业,包括一些五小工业等,以服务于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二是要把农业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要大力提升农产品的文化品位,要变消费产品为消费文化。要大力发展品牌农业。三是要把农业和休闲康养有机结合起来。要大力发展休闲康养农业,包括田园综合体、体验农业、观光农业等。在上述结合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最终形成农业产业与休闲旅游康养一体化发展

第四,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必须要爱农业、懂技术、经营,这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更多激活本土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如何激活本土人才,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有了这个良性循环,不能能留住人,还能吸引人,让更多高素质劳动者进入现代农业产业。

第五,发展乡村产业,需要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1.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乡村产业发展。“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要充分发挥好基层组织的先锋带动作用。乡村治理要努力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统一,要努力把三方面的优势充分结合起来。2.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稳定振兴的重要保障。发展集体经济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一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的规模经济效率和分工效率。二是有利于降低国家政策的落实成本和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方面的效率。三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乡村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四是有利于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本投资效率,而分散单个的农户在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在固定资本投资方面存在很多重置,导致固定资产闲置浪费问题也较为严重。五是有利于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建议以村为单位,建一个村经济总社,由村经济总社统筹协调村里集体经济和各种合作经济(包括扶贫车间、本村企业和本村各种专业协会等)发展事务。村经济总社负责人,由村书记或村主任担任。村里各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为村经济总社理事会成员。由村书记或村主任担任村经济总社负责人,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能有效落实中央提出的“一肩挑”问题。中央提出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但在落实过程中,涉及机构、制度等诸多方面问题,存在不少阻力和问题。而建立村经济总社,为落实“一肩挑”提供了有效组织基础。另一方面的好处是,能大大提高村级经济发展的整体有序性和村级经济整体竞争实力。3.在国家宏观层面,要进一步完善乡村产业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加大国家对乡村产业的计划调控力度。乡村产业要尽可能实现全国一盘棋,根据比较优势合理布局发展。要尽可能避免盲目无序竞争,实现有序竞争。要建立健全对农业的有效保护制度。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5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3页。

④周剑麟著,《二元经济论:过去与现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2页。

⑤周剑麟著,《二元经济论:过去与现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第1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黄仁宇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第478页。

宋圭武:人民公社低效率原因及中国农村合作问题探讨,《社科纵横》2012年第6期,30页。

 

参考文献:

1.周剑麟著,《二元经济论:过去与现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2.张桂文、徐世江等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二元经济转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

3.王大伟著,《城乡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绩效》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第一版.

4.折晓叶、艾云等著,《城乡关系演变的制度逻辑和实践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5.戴顺祥著,《唐宋时期城乡经济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6.刘维奇著,《城市化与城乡关系:兼论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之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7.叶超著,《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

8.李冰著,《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9.陈锡文主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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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宋圭武,男,汉族,1964年生,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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