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深圳好榜樣,到底學什麼?

郑磊 原创 | 2020-08-11 11:58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深圳 

  深圳建市40年,從邊陲一個不知名姓的小漁村,躍居全球主要創新城市行列,成為中國四個超級一線城市之一,而與其並列的城市,都是有數百年乃至千年悠久歷史的名城,深圳甚至在2018年經濟總量上超過了她40年前的榜樣—香港,這種令人炫目的成績確實引來了全世界的關注。

  深圳如何能夠平地一躍,在短暫的時間裏成為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樣本,也是全國各地城市管理者都想搞明白的問題。於是,最近一兩年,內地許多城市興起了學習深圳,追趕深圳的熱潮。但是,似乎真正能夠理解深圳成功精髓的城市並不多,而學習了一段之後,大家開始反思,為什麼學不像,不僅沒有趕上深圳前進的步伐,反而差距越來越大了。

  各地政府派人前來深圳學習或掛職鍛煉,到底該學習深圳什麼呢?

  “大社會,小政府”

  筆者對20多年前發生的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當時,筆者就職於一家美資企業,該公司剛進入大陸,嘗試性地在深圳設立了辦公室,並派遣了熟悉中國情況的一名華人MBA擔任負責人。這名負責人當時深有感觸地對我說:“我非常喜歡深圳,這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和內地其他地方完全不同。”

  這在當時未必就是個別人的感受,今天看來,這確實是深圳有別於其他內地城市的最大的一個特點,也是很難學習之處。這六個字真得難學,因為其背後需要相應的文化和制度支撐。中國傳統文化講究集中管控,由上而下的科層管理結構,盛行“官文化”,政府成為社會管理的核心和中心,全社會一切活動聽從政府指揮,這就是中國城市典型的文化和制度基礎。

  在這種政府包管一切的社會環境中,市場必然直接受到政府管理,市場的所有參與者都需要聽從政府指揮,這樣就根本無法讓市場按照自身規律發展和運行。而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才應該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核心引擎,一個被各種行政干預束縛了的市場,必然無法展現活力。試看當下政府包辦一切的城市,市場毫無例外都了無生機。

  內地城市管理當局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學習深圳的任何做法,都很難重振市場活力,結果只能是“東施效顰”。一個正常的生態應該是社會監督政府,政府監督市場,讓市場和市場參與者在正常情況下獨立自主地發展。如果將政府權力太大,不受任何社會力量的調節,而政府又傾向於深度介入市場,則市場經濟無法建立,更談不上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良好發展。

  理清政府與市場邊界

  市場很重要,但是高效市場並不是自發形成的。這種認識除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其實已經得到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認可。市場通常是可以自行調整的,但也會出現失效,在市場失效時,政府可以適當介入,加以引導,讓市場及時脫離失效狀態。而政府也經常失效,特別是在同市場互動過程中的失效,此時就應該有來自社會層面的監督,調整政府不當的行為,由此實現市場主體、市場環境、政府管理和社會監督的有機生態。在歐美發達國家,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仍發揮著必不可少的作用,從財政政策到產業政策,以及市場監管制度,這些都是以政府為主的市場相關領域。

  政府是市場的監護人,其職責在於維護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當出現市場失效時,對其進行必要和有限度的干預,讓市場能夠高效率運作。市場失效情況經常發生,政府可以對供需失衡情況加以干預,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凱恩斯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已經被西方國家用於調整總需求,而不少發達國家也採取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對供給端發生的失衡進行調整和引導。在維護市場公平方面,西方各國都重視監管,尤其是限制過度壟斷,保持合理的市場競爭狀態。政府的上述工作需要高超的能力,也是一門經濟管理藝術,並不容易做好。這是內地城市管理者應該學習和掌握的關鍵技能。

  深圳政府過去40年,很多工作是在為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搭臺子,完善市場管理機制,降低營商成本,並通過前瞻性的城市發展規劃,通過政策傾斜,引導市場主體向著有利於城市和自身的方向發展。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深圳引導產業創新的各種政策,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等,不僅領先內地各城市,而且政府認真在執行,從戰略層面引領著城市的發展。這和許多內地城市政府直接插手市場的做法完全不同。

  政府明確自身定位

  “大社會,小政府”絕不是無政府,政府不插手具體市場活動,但要負責搭臺子,監督市場正常和有效運行,這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既有管理責任,又有服務職能,兩個方面不能偏廢,而且都是常態工作。

  有個段子說,東北地區的政府官員喜歡說“我管的企業”,山東有些官員愛說“我下麵的企業”,反映的是政府和企業之間不正常的關係。如果讓深圳政府官員說,他們可能會說“我服務的企業”。正常的企業不需要政府來管,企業經營什麼,如何經營,也不是政府該管的事情,這是企業家的工作。政府要管的是市場環境,而不是市場中的各個主體。具體說,政府像員警,負責市場的安保,確保市場能夠正常有序運轉即可。如果市場發生了政府不希望出現的問題或傾向,而又不屬於違法範疇,則政府可以通過合適的經濟管理工具,比如建立制度和制訂政策,對市場主體加以引導和督促。

  政府在市場未出現問題時,主要工作在於為市場主體提供服務。這一點對於培育創新經濟,尤其重要。市場存在交易成本,有時候甚至非常高,政府可以通過有效的市場管理,最大程度地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另外,創新活動存在成本和不確定性,以及負的外部性,政府可以提供創新扶持政策,提供公共創新平臺,將企業創新的資金門檻降低,甚至可以發起創新扶持資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向創新創業領域。這些都屬於戰術層面,深圳可以提供這樣的例子。

  深圳的很多做法首先來自戰略層面的設計,換言之,政府把大問題想明白了,剩下才是具體如何做的問題。而內地政府最大的障礙不在術的層面,而是應該明晰城市經營管理之“道”。政府應該放下“官員”身段,讓社會各主體職能歸位,全力做好政府該做的工作,提供便於企業家施展技能的市場環境。這是基本要求,在做好這一步之後,還應學習通過發展戰略和制度、政策引導市場主體的方法,既不亂為,也要有為,不斷提高城市經濟管理能力。

个人简介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SFI客座教授,行为经济学者,创新发展,金融投资专家,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荷兰maastricht管理学院mba,兰州大学数学学士 email:proph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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